侦查“打、控、防”三位一体的犯罪治理思维转变

王雯慧

（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3）

一、侦查“打、控、防”一体化基础概述

（一）基本内涵

侦查“打、控、防”一体化是一个整体，包括了侦破工作和救济工作，涵盖了三个方面。侦破工作主要指公安机关及时立案侦查破获，逮捕犯罪嫌疑人，对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救济工作指全面服务于被害者，更加注重被害人群的感受。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具有武装性和暴力性，其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缉捕犯罪嫌疑人、制止违法犯罪活动。在传统社会里，其传统警务模式只是单纯的打击犯罪，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这种模式早已不适应公安工作的需要。新型警务模式更侧重于去服务人民，真正做到警力下沉、警力前移、服务人民。不仅是对犯罪活动进行斗争，而且是对一切侵害人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的行为作斗争。“打、控、防”体系的建立，是综合刑侦、技侦、缉毒、交警、反诈骗、社区民警等多个部门的力量和资源，利用大数据、互联网，进行有效打击、控制、预防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各个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在最大程度上真正实现在萌芽中扼杀犯罪苗头的目的。

（二）构建“打、控、防”一体化的必要性

在传统理论思维中，基于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等方面的原因，犯罪行为与其息息相关。由于犯罪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政府在面对复杂的犯罪情况时，更注重对犯罪的打击和管控，而相对忽视了预防和后期救济的作用。但威尔逊和克林的“破窗理论”认为，治安问题往往起源于社区衰败和失范，治安防控的起点在于防止社区衰败。［1］受“破窗理论”的影响，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打击犯罪的重点逐渐转化为预防和救济，例如，刑事司法预防、社会救济、犯罪情景预防等方面。这些方面与“破窗理论”中的内容相呼应，更加重视犯罪预防和事后救济方面。［2］在5G时代下，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信息传播飞快，犯罪手段也几乎到了日新月异的阶段。各种新型犯罪方式和手段也逐渐产生，新型犯罪方式、手段呈现出了隐蔽化、非接触式犯罪，在这个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和受害者不认识，全程没有接触，犯罪所选定的对象都是随机性、任意性的。通过制造虚假的网络链接，通过支付宝、网上转账等方式，将受害者的钱财转出，而唯一能提供有效信息的IP地址、收款方的信息全都为虚假的，这对侦查人员的工作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再加之借助一些伪造的基站等高科技工具，作案时间、地点变化之快，使犯罪活动更加隐蔽。

用以往的传统方式显然已经落伍。寻求新的思维、新的思路、新的办法是因时而动的必然选择。在传统社会，打防并举是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如今的动态社会中，“打、防、控”一体化是一种具有针对性的新思维方式。综上所示，侦查人员从打防并举的理念出发同时也要转变思维，预防犯罪，从源头上进行治理。

二、发展过程中的障碍

（一）侦查思维转变的障碍

思维是人脑中的高级认识活动，侦查思维是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对大脑中有关案件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和加工。它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充分了解犯罪事实，有利于侦查人员的实践并且对侦查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众所周知，思维定式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这种思维定式引导侦查人员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做出决策。［3］传统调查思维与大数据调查思维的主要区别在于决策的基础。传统的调查思维更多的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而大数据调查思维则注重对数据的解读。例如，传统侦查思维和大数据侦查思维都会应用到类比推理中，即侦查思维中，侦查人员根据已知的几个刑事案件和另一个刑事案件的相似属性，推断出这些案件中可能存在其他相似属性。传统侦查思维和大数据侦查思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或者几个专家对案件进行分析讨论从而得出结论，耗时耗力；但后者是通过云数据分析，在众多的数据中进行筛选，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特征以及行动预测的过程，高效且方便。

（二）缺乏有力支撑

首先，在技术方面，我国的公安信息化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数字化警务（2005年以前）、网络化警务（2006-2012年）、合成化警务（2013-2017年）、智慧警务（2018年以后）。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些较为发达的城市外，其他大部分区域的发展效果差强人意，例如对智慧警务认识意识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发展经费不足等，这都成为阻碍智慧警务进程化的障碍。只有弥补技术方面的不足，才能有力推动智慧警务的发展。其次，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对于智慧警务人才的培养和建设机制落后、缺乏专业的人才、无法满足实战的需要，这也成为阻碍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观念转变欠缺

在过去，在进行犯罪侦查活动时警察给人的感觉是难以接近、害怕，以至于警察在开展工作的过程受到阻力，警民关系不和谐等一些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除了打击犯罪以外，警察承担了更多的“服务”工作。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出发，服务人民，投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解决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如果小问题不及时解决，日积月累，终会演变成大问题。侦查“打、控、防”三位一体的战略思想中包含了服务理念，侦查机关的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有利于改善警民之间的关系，塑造人民警察的形象，真正实现警民一家亲。

三、建议和对策

（一）意识形态的转变

大数据背景下，侦查思维应当随之改变。侦查的目的在于发现线索，研究犯罪规律。被誉为“大数据之父”的维克托· 迈尔-舍恩伯格曾提出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它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数据上以此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4］大数据运用犯罪数据去计算，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件，从而能够发现潜在的未知危险，起到真正的预防作用。侦查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将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预测性思维打破传统思维，使侦查变得更为主动。

（二）加大科技投入

智慧警务在建设过程中，实质上是一次科技的实践，即将新技术运用到实践中来。配合指挥中心的命令，结合侦查工作的实际运用，加大无人机、视频监控、移动警务、人脸识别等技术的投入，为侦查人员在快速反应，处理违法犯罪活动时提供有力的保障，减少警务人员的伤亡。智慧警务的推进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阶段性的工程。

（三）完善体制建设

在纵向体制上，需要建一个指挥部门，纵向体制也相当于是一个综合信息部门，第一时间获取有效信息，上传下达。将上级命令迅速传递下去，将下级反馈及时提交上去。在横向体制上，综合不同警种、多个部分，集中力量于一体，在面对突发情况时能做到“及时应战、从容应战”，及时处置，减少人民群众的财产损失。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社会的变革催生出了新型犯罪，对人民财产安全、社会治安、国家稳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也要求侦查机关需要加速信息化、智慧化改革。侦查“打、控、防”三位一体的战略思想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侦查机关运用视频监控、GPS定位、人脸指纹识别等现代科学技术去及时发现、制止、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同时通过大数据去预测出可能犯罪的结果，及时加以预防，使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损害降到最低，由之前的被动出击转变为主动进攻。此外，警察的工作理念向“服务”方面转变，在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过程中更加注重群众的感受，及时向需要帮助的人民群众伸出援助之手。［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