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学术文化史的一本“总账”
——《江苏艺文志》评介

◎孟彦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875）

地方志中，多有艺文志；晚清、民国，随着图书、目录学的发展，以及地方意识的强化，为充分反映本地学术文化发展的面貌，不少学者已力图摆脱方志，编纂独立的本地学者著述目录和有关本地历史的图书目录，如李小缘《云南书目》、方树梅《明清滇人著述书目》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山东人著述目录》《安徽文献书目》的编撰。改革开放以后，出版了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如《两浙著述考》《皖人书录》等；同时，随着全国普查古籍、编纂善本书目，各地开始组织编纂、出版本地的文献书目，如《山东文献书目》《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中州文献总录》等。作为文化大省和经济大省的江苏，是较早着手进行这一工作的。1987年即开始组织编纂、并于1994—1996 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江苏艺文志》。该书面世二十年后，2014 年又着手增订，2019年凤凰出版社推出了该书含作者索引共计13卷28册的增订版。

《江苏艺文志》是以该省内的行政区划为单元进行编撰，即“以每一省辖市及其属县为一卷”，通俗地说，就是以设区市为单位，进行分卷编撰。此次增订，又根据现行省内的行政划区，调整了分卷，原扬州卷中分出泰州卷、淮阴卷改称淮安卷并分出宿迁卷，形成目前苏州卷9册、无锡卷4 册、南京卷3册，镇江卷、常州卷、扬州卷各2 册，泰州卷、南通卷、淮安卷各1册，盐城卷与宿迁卷、徐州卷与连云港卷各合1册的样貌。以地为单元编撰，可以非常直观地反映出各地的文化学术发展的情况。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完成后，夏鼐即撰文加以分析，其中即有出生地一项，江、浙二省占了42%。以《江苏艺文志》的篇幅而论，苏州一地即有9册，占了全省的近三分之一；再加上无锡、南京、常州、泰州，则占三分之二。这是以书为径的分类编撰所不易显现的。

每卷之内，“以年系人，以人系书”，即以生年为序（生年不详或生活年代不详，则据其活动年份或相关文献，排在大致相应的位置）。著录的原则，“一是求全。凡本省籍人士著、编、注、评、校勘、增补、翻译，以及重要的校刻之书，不论存佚，均加收录”。“二是求实。材料务必信而有征”。

此次增订，包括“订”和“补”两部分。“订”，是改正以前的错误；“补”，是增补内容，主要包括增补作家、小传、著作、版本等，一些著作还增补了简要的提要。旧版在每书下都注明了存、佚、未详，以方便读者对书的流传的了解。增订版不再标“存”，而是具体著录了现存书的馆藏；著录为“私藏”者，也是编纂者曾目验、确实存世的。这样著录的准确性，就远比依据如售书目录等来推测其仍然存世要确切得多。同时，著录的下限，也由旧版的1911年延展至1949年9月30 日之前去世的苏籍作者。

各省艺文志或文献书目，在著录上，有的只收存世的著作，如《山东文献书目》；有的则是存、佚并收，如本书。存、佚并收，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本地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面貌。本书对已佚书的勾稽，花了较大功夫。除正史艺文志、各种目录书以及方志艺文志等较为集中的材料之外，还旁搜笔记、序跋、传记资料等，大大扩充了收集范围。这就为学者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线索，为量化统计等分析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对旧志著录的错讹如同姓名人物及著述的辨析，为我们利用旧志提供了方便。如张羽，明代即有数人；《静居集》《静庵集》为洪武时苏州张羽；《东田遗稿》为弘治九年进士泰兴人张羽。另外，“以人系书”的体例，客观上也要求编撰者对作者生平要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一些“小人物”的生平，材料甚少。因某条笔记或某篇序跋提及该人曾有过某书或某集，该人即需加以著录，并排列到大致相应的位置。这就需要编撰者花许多功夫，进行勾稽排比。但勾稽出的这样的“小人物”数量越多，对我们了解某个时期的学术文化面貌就越有用。本书所收明清，特别是晚清、民国的学人及其著作，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线索，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以说，越是研究晚近的历史，本书的用处就越大。

全书按分卷编册，没有总的册次序号。南京卷一收录了旧版的赵国璋《江苏艺文志·前言》、此次增订版的《说明》以及全书的《凡例》。每卷卷首有该卷的《引言》，对本卷的编撰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其中苏州卷《引言》最为详尽，指出了本卷在前贤、旧志基础上的推进，如作者乡里籍贯的考证、同姓名人物及其著作的辨析、生卒年的考订、著录版本的考证，以及对旧志缺漏、讹误的订补等。这些工作，其他各卷也一定是照此进行的。南京卷末，附有全书的“主要参考文献”（标为“一般部分”）；各卷卷末，又有该卷的“主要参考文献”。

赵国璋先生在旧版《前言》中说，为达到“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的目的，全书完成后拟编《书名分类索引》。增订版有作者索引，倘将来能继续完成书名分类目录（可仅作传世书目）的编制工作（即使不作索引），则更佳；同时亦可将全书编纂说明、凡例等集中置于此册。版本著录，同一系的版本，可以合并为一条，而不必分立成多条。如郑若庸《类隽》，“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的都是同一个底本，即万历六年汪珙刻本；这两个影印本，接续在原刻本条下，称此二丛书据此影印即可，不必再单独分出两条。有些集子，“四库全书”本列为一条，又将其从“四库”中抽出，以诸如“四库唐人文集丛刊”“四库明人文集丛刊”等名义印制者，又另作一条；其实，这就是同一个版本。有些版本著录得颇嫌繁杂，如权德舆的集子。这类情况，或许可以适当合并，不仅节省篇幅，更有利于读者了解版本的流传和系统。著者小传，特别是一些“小人物”，也可以略示其撰述依据。人名、书名等专名，文字规范可略放宽，如《卷盦书跋》的“盦”就不必规范为“庵”等。

此次增订，虽然将下限延至1949年9月30 日，许多民国时期的作者及论著得以收入。但诚如《苏州卷（增订本）·后记》所言，像曹元弼，虽然逝世于1953年，但其主要著述均完成于清末、民国；“清末民国间苏州籍人士占据主要地位的‘南社’及‘鸳鸯蝴蝶派’的不少成员因卒于上述的时间下限后，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清末民国时期不少公共机构编纂的图书，也因体例所限无法收入”。这恐怕也是各卷普遍存在的情况吧。希望能以“补编”的形式，将这些著作编入（可界定为编纂或出版于1949年10 月1日以前），以完整呈现江苏的文化风貌。于避疫中翻阅目录，随时可以拿起，随时可以放下，却可增广闻见，实在是一个消磨时间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