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一行爱一行：两次生命的起点
——山西古交市非遗项目“岔口道情戏”自然传人王谷唤访谈

采访人：闫慧芳 受访人：王谷唤

“岔口道情戏”自然传人王谷唤，是目前山西省古交市岔口道情剧团中最为年长的，也是岔口村第一批学习道情戏的人。作为当地的道情戏名角，他深悉道情戏的起源发展与传承脉络，为道情戏的传承与保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王谷唤痴迷于道情戏，奉献于道情戏，从第二批学徒开始，他负责传授唱腔与表演技艺；他通过自身的努力保留下了珍贵的道具箱，并集齐各方力量记录和整理了几十本道情戏的剧本。随着非遗保护的不断推广与深入，“岔口道情戏”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本土民众也逐渐意识到非遗传承的意义与价值。2009年，岔口道情戏成为古交市第一批非遗项目，王谷唤徒弟冯玉娃被列为古交市非遗项目“岔口道情戏”代表性传承人。

在这次自然传人口述史访谈中，笔者着重以自然传人主体的学艺史和生活史为切入点。通过访谈认知口述对象，把握自然传人的人物个性，捕捉其记忆深刻的经历和体验，从而为自然传人建立文化档案，让自然传人能够在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身份的认同。

一、从咂手锣到学唱道情戏

闫：“岔口道情戏”作为一种民间戏曲，在当地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据了解，您是岔口道情剧团中最为年长的，也是岔口村第一批学习道情戏的。那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道情戏的？

王：我1938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排行老五，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哥哥姐姐们，他们都不幸夭折了。从小家贫，没上过几年学。8岁才开始上学，只念了两三个冬天。夏天没功夫念，因为要跟着大人下地干活儿。在我10岁的时候，村里就有道情戏了，还有专门的道情房。我是11岁不上学的，白天劳动完，到了晚上闲下来的时候就和同伴们跑去道情房看他们排练、汇演。每次我都是守在演员身边，把脑袋凑过去，偷偷地将看到的、听到的记在心里。因为年纪小，有时候也不太能听懂师傅讲的东西。起初，我对乐师手里的手锣尤其感兴趣，总是想过去敲一下。乐师听到后从炕上下来，二话不说就往我脑袋上敲几下，接着又上炕继续排练去了。唉，于是“摔给两逼斗（按：“逼斗”指巴掌），揉上两眼眼”就成了家常便饭。像这样因为淘气被打的次数，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了。

后来师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和乐师说别打这孩子了，看他真的是“爱见”这手锣，要不让他试试吧。再加上当时班子里学手锣的学徒总是拿不下来，听到师傅让我试试的话后，乐师也就同意了。他们排练“红场”的时候就让我咂手锣，令他们意外的是，我一咂居然都能对在他们的点上。师傅惊喜地说道：“这是一个‘苗苗儿’，孩子愿意学的话咱们就带上吧。”师傅问我是否愿意，我马上就回答愿意。但是，师傅告诉我还必须得到父母的允许才可以。开始的时候，父母并不同意我去学，担心我因为年龄小，吃不了这份苦。我记得父亲还吓唬我，如果我跟上戏班子了，以后就是戏班子的人了。但我当时也没有害怕，依然坚持要去学。父母拿我没办法，慢慢便答应了。

13岁那一年的冬天，我正式进入了道情班子，最初学习的就是咂手锣。当时我是班子里年纪最小的，他们都比我大七八岁。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我也确实是因为爱这个东西爱得厉害，才敢在父母的反对下坚持要学。

闫：您是从咂手锣开始学习道情戏的。您当时拜师学艺的时候有拜师仪式吗？如今，您唱道情很有名气，从咂手锣到学唱道情戏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王：我们那时已经没有拜师仪式了，但是在出去演出前，师傅（当时也是班主）会给班子里的所有人下跪，和我们说“这次去演出就靠大家伙儿了”，这不是简单的下跪，这一跪意味着从这一刻起，我们所有人一切都要听班主的。

我拜师、进团，只排了一个腊月的戏，正月就出台。我第一次出台是去娄烦（按：指太原娄烦县）演出，正月和二月两个月，开春了我们就回来了。在娄烦，我的手锣是很出名的，看戏的人经常说：“看外（按：“外”指“个”）孩儿，人倒不大，耍得可是不赖啊。”咂手锣我一直做到十八九岁，好天气还好说，遇上那坏天气，手指头冻得都要掉下来了。看着人家舞台上唱道情戏的演员唱完就可以回去烤火，我心想，他们可以唱，我咋不能唱了？我也能学啊。于是，我就开始边咂手锣边偷偷地往心里记他们的唱词。后来有一次，唱小丑的演员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上台演出，我就主动提出我上去顶，开始班主还不太相信，但是没办法，就让我上去演了。这次演出后，就经常让我帮着顶一下这个，帮着顶一下那个了。后来，咂手锣和唱道情轮换着来，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

从那个时候开始唱道情戏，一直到现在，一辈子都在干这行。多次演出后，不论是在当地还是娄烦一带，一说到我的名字，爱看戏的人基本都知道。

二、痴迷于道情戏

闫：道情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历史悠久，表演形式丰富，极具地方色彩。岔口道情戏发展至今，颇受欢迎，这一地方戏曲最初是如何流传到岔口一带的呢？

王：小时候，我听师傅聊到过，道情戏的发源地在陕西。道情戏这个剧种是道人发明的，也就是道人念教的道歌，后来传到民间，民间唤为“道情戏”。有段时间，道情戏被认为是迷信。

首先，企业的资金结构不合理，地方性债务较为严重。目前，我国很多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市场变化能力较弱，并且很多产品处于产业链的中低区段，经营模式过于粗糙。并且大型国有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多数偏重于大规模的投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来进行融资，这就容易导致企业的资产负债杠杆率较大[2]。

我们村的师傅是从娄烦请过来的。当时正赶上古交南龙沟村七月里闹红火，师傅在那里带着道情班子唱戏。我们村里有俩人去南龙沟看戏，边看边和南龙沟村的人说，这戏种真是不赖啊！对方问，你们想学吗？这里就有个师傅，你们要是想学，就让师傅跟你们去。这俩人直接就答应下来了，把师傅从南龙沟带回了村里。回村后，召集村里的年轻人，只要愿意学都可以跟着师傅学。

就这样，从1949年的冬天开始，岔口村的道情戏出世了，道情戏班子也开始成立了。

闫：您是1938年出生，13岁时正式进入了道情班子，也就是说1951年开始学习道情戏的。您说“过去道情戏被认为是迷信传统”，那么岔口道情戏是否经历过传承的中断？

王：岔口村的道情戏从1949年冬天出世，一直唱到了1966年，然后就停止了，没有人唱了。道情戏当时被认为是迷信，村里的红卫兵商议要烧掉道情戏的道具箱。因为我当时任贫协主任一职，红卫兵的连长提前找我商议烧箱子的事情，我一听就急了：“疯了吗？以后村里的年轻人再想继续，没有道具怎么办？大家伙儿摊钱也摊不起啊！”当年置办这些道具都是我们自己花钱，在过去，出去演出挣的都是米，只能是用卖米的钱来买牛，再把牛卖到煤窑，这样才攒够钱到省城去买服装和道具。道具箱子就是这样置办回来的，所以我很不愿意毁掉这些箱子。于是，我就偷偷做了个决定，把道具箱子悄悄地藏起来，放在库里不再出露了。

那段历史结束后，道情戏又出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老一辈的不能继续唱了，因为他们装扮出来不像那回事了，也不好看了，所以就叫年轻人来学，我们负责教。当时是农业社时期，招了一批孩子挣上工分学道情戏。孩子们都特别愿意学，因为他们都不想在大冬天又冻又饿地去地里干活儿。教了40天左右就出戏了，正月里到娄烦演出。娄烦人爱道情戏，师傅又是娄烦的，所以道情戏在娄烦一带很受欢迎。

闫：道具箱能够被保留下来，多亏了您当时的这一举动。岔口道情戏有了物，又有了人，这中间离不开您对道情戏的真爱。听说，您说过“我13岁就开始学上道情戏了，一辈子就喜欢这个，你就不要拦着我唱道情戏了，我要活到老唱到老”。您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琐事等是否对您的这一爱好产生了影响？

王：我是21岁结婚成家的。刚开始，我爱人的家人不支持我们在一起，觉得我是唱戏的，当时民间总说“王八戏子”。但是我爱人不顾父母反对，坚持和我在一起，她觉得我有一门技艺，凭本事吃饭，跟着我不会吃苦。

我原本有6个孩子，其中5个女儿和1个儿子，儿子是最小的。但是，儿子18岁那年遭遇事故离开了我们。中年丧子，我整整躺了一年，这一年里我什么都不想去想，什么都不想去干。后来剧团里的几个人来开导我：“谷唤啊，你不能就这样躺着了，你躺着咱们的道情戏怎么办，孩子们还等着呢。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起来吧，一起把咱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道情戏撑下去。”几次的劝说，让我爬了起来，这次是道情戏救了我，我又重新开始唱道情戏。

闫：兴趣、天赋、信念，使您在道情戏中得到新生。通过与您的交谈，我深深地体会到，您将道情戏视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为了道情戏，您付出了很多，但也收获了很多，几十年如一日，依然痴迷于道情戏。现在，岔口道情戏成为当地的非遗项目，这对您而言，也是一种坚持的回报吧。

王：回想过往，其实我就是爱“这个东西”爱得厉害。实际上，过去我们的路很艰辛，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了道具箱，这么多年里也不断地新换了服装、道具。眼看着一切都齐全了，但是，2016年正月从娄烦演出回来的那天晚上，道具箱被偷了，我们的心血没了。后来我们几个老演员商议，决定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和村里做生意的老板拉赞助。没想到，对方一听我们的来意，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出钱为村里道情戏剧团重新置办了道具箱。但是好景不长，2017年9月的一个晚上，道具箱又被偷了，这次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去开口请求帮助了，就这样，道情戏剧团没办法再去演出。后来，还是之前那位老板听说了道具箱丢失的事情，主动找到我们，并出钱置办了最好的、最齐全的道具箱。

经历了两次道具箱丢失的风波，剧团的人开会商量要派专人好好看住这些宝贝，也一定要把“岔口道情戏”热热闹闹地传承下去。

三、传承之“变与不变”

闫：“岔口道情戏”发展至今，与过去相比，如今的传承有了哪些变化？

王：过去，“岔口道情戏”都是师傅口传身授，没有本子。排戏的时候，首先是师傅和学徒一起围坐在道情房的炕上，师傅会教每一个学徒每一场戏的唱词，等到学徒们在炕上都会念词了，就下地排练动作。师傅在地上念着调儿，边唱边摆动作，我们叫这是“黑场”，也就是“黑拉儿”；“黑场”结束后开始“红场”，也就是把乐器加上，等到“黑场”和“红场”都熟悉了，这场戏就算是排完了，然后就开始排下一场戏。现在则变成了口传和书写。剧团会带上一个专门写的人，师傅念，这个人都写下来，然后演员们就各自拿上属于自己角色的词来学。当今人们的文化层次提高了，演艺人员有了这样的变化，也很正常，当然，道情戏的核心没有变化。

道情戏传承有序，谱系清晰，演员有了新变。“岔口道情戏”到现在已经是第六批了，我是第一批学的。第一、第二批道情戏学徒都是男性，第三批开始也招收女性，但是这批闺女们，学会以后唱了三年就出嫁了，演员凑不齐了，导致无法演出。第四、第五批的时候还是有闺女们想学，当时并没有考虑太多，还是继续教了，可是演员凑不齐无法演出的情况再次发生。眼看着道情戏剧团越来越办不起来，所以从第六批开始不得不改变了收徒方式，只收男性和儿媳（按：已婚女性）。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不愿意学的儿媳们，我们就会给她们做思想工作，她们也逐渐接受了道情戏。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会说“王八戏子”，一般不会让学唱戏、响工，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学习这些了。

记得以前我们演出的时候，台下看戏的人觉得我们唱得或者演得精彩的时候，他们从台下扔上来烟或者钱，这是一种台上台下互动的方式，我们台上的演员遇到这样的情况，表演也都会更卖力。而现在，年轻人大都喜欢上网、看电影、看电视等，都没有多少人喜欢看道情戏了。

闫：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剧团年轻成员大都进城打工谋生，春节期间才返回家乡；同时，道情戏的演出具有节日性，只有春节和村节演出才更为频繁。现在还有人主动来学习“岔口道情戏”吗？

王：现在，老百姓也越来越重视民间文化，特别是春节和村节期间，剧团成员会自发组织起来，义务在本村演出。因此，“岔口道情戏”才能一直传承下来。

现在选演员也是和过去一样，主要看个人意愿，而且农村剧团和国家剧团在选人上也是有区别的。这个人只要愿意，如果嗓子不行，就换到武场，武场不行就换到文场，就这样来回调换。

我有两个女儿是第六批跟着学道情戏的，虽然她们是闺女，但是女儿和女婿为了方便照顾我们老人，儿子走后，他们就搬来岔口村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也正是由于他们长期住在我身边的缘故，所以也就收女儿为徒了。“岔口道情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规矩：花戏原则。比如我虽为女儿们的师傅，但还是有讲究的，作为父亲，我不能教她们道情戏中的花戏，她们需要向其他的师傅拜师学习。

闫：虽年事已高，但您的嗓音依旧这般铿锵有力，浑厚自然，动作也是灵活自如。对于“岔口道情戏”，您热爱着，坚持着，是位朴实的文化传承者，非遗传承的初心不变，实属珍贵。请问您对“岔口道情戏”的发展有什么期许？

王：我从小没读多少书，也没什么文化，但就是一辈子爱“这个东西”爱得厉害。道情戏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站起来了，我不希望“岔口道情戏”就这样中断了。现在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把我一生学到的全部教给孩子们，给他们置办好演出道具，尽力帮助孩子们把道情戏继续传承下去。我想，我的过往经历无非就是择一行爱一行，秉承这份热情和坚持。非遗发展也应当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