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汪 艺

(云南民族大学 国际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三岛由纪夫是日本近代享誉世界的文坛大家，其历经大正、昭和两个时代，亲身经历了日本社会剧烈变化的动荡时期，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缩影。随着战后西方文化的大量流入和本国固有文化的节节败退，日本传统价值观开始逐渐动摇，天皇制度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作为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一员，三岛由纪夫经过与迷惘、困惑的挣扎，开始了作为一名日本人的觉醒并萌发了“文化寻根”的意识，从而追求日本文化的一脉相承，激发了其文化层面上的民族主义，由此开始了与文化民族主义的相知相遇并与其达成了契合，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尤其体现在三岛由纪夫的后半期文学之中。

一、何为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民族主义的定义和民族主义一样，目前尚未被广泛认可和普遍使用，但是从其本身特质而言，将其理解为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却是惯常的用法。关于文化民族主义，日本学者吉野耕作将其定义为“民族的文化自我认同意识缺乏、不确定，在受到威胁时，通过文化自我认同的创造、维持、强化，争取民族共同体再生的活动”[1]12。铃木贞美则将其理解为“这里注重的不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侧面，而是民族主义的文化侧面。……‘民族文化’或‘国民文化’观念所代表(体现)的，正是所谓‘文化民族主义’。”[2]19

本文所谈及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参照日本学者吉野耕作、铃木贞美等成果的基础上而形成，即国家的文化意识欠缺或是不稳定的时候，为了维护精神文化而产生的具有保守性质的思想原理，对内以维护国家统一、对外以保持和强化其独立性为目标，具备文化统合和文化标识的作用，主要涵盖精神和生活两个方面。当然，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因袭传统文化，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其内涵也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是“广义上的传统之发明…传统发明之指称的是文化诸要素作为‘传统’的重组且被赋予新的含义”[2]22。

二、三岛由纪夫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背景

日本战败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日本并推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全日本广播《终战诏书》，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颁布了《人间宣言》，颠覆了人们以往天皇万世一系的“现御神”地位。新制订并于1947年5月3日实施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国家的象征，只能扮演“纯粹仪式上的角色”，也就是所谓的象征天皇制。同时，冷战的影响也波及到盟军占领下的日本，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实施的“道奇路线”政策，反倒使日本陷入了“道奇萧条”的金融危机，并相继引发了轰动一时的“下山事件”、“三鹰事件”等。政治上的“逆向路线”也开始抬头，《读卖新闻》从1951年11月2日开始围绕“逆向路线”开始了系列连载。1960年的安保运动也把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斗争推向了顶峰。以这些社会事件、运动为背景，日本迎来了激进主义的季节，“战后日本历史的进程，就是在美式民主主义和保持象征性天皇制的二元政治体制下展开的”[4]283。

受到这些激进主义的煽动和影响，三岛由纪夫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开始出现了过激化，他认为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对日本实施的民主改革是对美国价值观、世界观的复刻，是美国长期战略的必要部分，这些以美国价值为基准的民主主义理念与日本水土不服，充满了伪善。许多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欧美的文化事务也都全盘接受，他们天真地排除了国家立场，甚至忘记了军事占领这一残酷的事实。三岛由纪夫认为：随着国家立场的丧失，日本极有可能也会出现国民意识乃至国家根本的丧失，日本国民在盟军占下会丧失自主性和主体性而陷入到从属美国的境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日本文化极有可能会出现断层的危险，于是三岛由纪夫开始猛烈抨击盟军的占领政策。盟军在当时为了实现占领目的也开始重视起娱乐活动，其规定作为日本传统戏剧的歌舞伎在上演的时候必须接受审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排除歌舞伎题材中宣扬武士道和复仇的主题。但这样一来，歌舞伎中自江户时期以来的古典就被排除在演出对象之外。对于GHQ所实施的歌舞伎剧目分级，三岛由纪夫说道“可怕的事态已经到来。丸本物名作全军覆没，这实际上是一个致命的禁演命令。言论自由走到了尽头。”[3]234

对三岛由纪夫而言，盟军占领引发了日本文化的危机，关乎日本传统甚至日本民族的存续。在危机关头，三岛由纪夫不由自主地站在保守的立场并试图以一种极端的姿势唤起日本国民的觉醒。三岛由纪夫认为，如果不能回复到原有的轨道，日本特有的精神、感性、知性都会遭到腐蚀，日本文化也必定会从根开始腐烂。也就是说，随着日本国民意识的觉醒，三岛由纪夫从蜂拥而至的西方文化中深刻感受到了危机感。为了维护民族文化的连续性、独立性和统一性，他开始反抗西方文化并努力清晰地表明民族意识，由此开始了与文化民族主义的邂逅，并在其后期文学作品中具体表现出来。

三、三岛由纪夫文化民族主义的内核

三岛由纪夫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受激进主义煽动而产生的对于增强国民意识、回归日本传统、维护独立性和连续性的认知，也是对所处时代所采取的行动回应。三岛由纪夫在深深植根于古典和传统的基础上与西方文化相抗争，契合时代发展并努力实现对传统的再创造，从而形成了其特异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一)文化概念上的天皇

“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是三岛由纪夫所有思想的核心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主要产物。三岛由纪夫的天皇观思想主要从文化出发而与政治甚少牵连，他在《文化防卫论》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三岛由纪夫在《文化防卫论》中首先介绍了日本战败后和辻哲郎和津田左右吉所主张的“天皇·皇室是文化共同体统一的象征”这一观点，进而强调“‘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日本文化的历史性、统一性、全体性的象征’。‘保卫日本文化，势必归结到保卫天皇。’”[4]288。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三岛由纪夫对于“政治概念上的天皇”的回避以及对反对西化的态度。三岛由纪夫认为文化本身就是极易被破坏的、柔软的、敏感的危险之物，所以急速的西方化就会使日本文化受到侵蚀而带来危机感，让人们感受到文化的断层。天皇自古以来就是日本文化的中心，即使时代变迁，上代文化的遗风依旧得以不断传承，皇室也依旧受到特别的尊崇。在三岛由纪夫的认知里，历代天皇大多都爱好学问和文艺，而且自身也有一技之长，这种实际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被逐渐固定下来，成为皇室存续的传统和独特的标识。这种传统和标识在日本以外的皇室当中不存在的，是日本独一无二之物。于是，日本就从中确立了其独特性，只有这样的日本才能成其为“日本”。在日本历史上，善用政治手腕、以军事成就伟业的天皇并不是没有，但是更多的天皇是各个时代的学者、歌人、艺术家的翘楚，这也是国民皇室崇拜形成的一大要因。三岛由纪夫认为：天皇“不受政局繁杂的事物所累，这恐怕是其中的一个理由。把日本皇室从政治的观点来理解的做法是错误的”[5]70。三岛由纪夫还从体现日本“风雅”美意识的《古事记》着手来阐明天皇是文化的共同体，“夹杂在宫廷诗的‘风雅’和民众诗的‘仿风雅’之间的所有日本近代文化乃是无根之草的营生。和传统的断绝正是和乍一看是平凡的风雅的断绝，而日本的近代中像幽玄、花、空寂、闲寂这样真正展现美的原理一个也没有出现。如果没有天皇这个绝对的媒介，诗与政治就只有陷入完全对立的状态，最后以被政治吞掉诗的领域而告终”[5]77。由此，三岛由纪夫得出结论：“产生这种独特性的新生文化的母胎，正是既高贵又平凡的风雅文化，文化的反独创性的极致、古典主义的极致的秘库就是天皇。而且正统的美的圆满性和伦理的起源，在不断的美的激发和伦理的激发的灵感中，就有天皇的意义”[5]78。

在《文化防卫论》中，三岛由纪夫把天皇视为民族与国家的绝对媒介并作为文化反独创性的极致、古典主义的极致秘库，意在强调民族与国家的非分离就是要恢复“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内以维护国家统一性，对外以保持、强化其独立性的目标。三岛由纪夫反对人格化天皇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其在1970年5月23日的报纸《SUNDAY毎日臨時増刊》如是说道：“天皇发表《人间宣言》以来，日本的国体就崩坏了，这也是战后所有道德出现混乱的原因所在。为何呢？天皇不可能是人，至少对我们日本人而言必须是神一般的存在”。

日本文化还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文化的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更是其中要义。三岛由纪夫把这种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视为“文化概念上的天皇”的两大要素，时间的连续性与祭祀相关联，空间的连续性就是容忍政治的无秩序。所谓的政治的无秩序，其实质就是一种最深的情色主义，与自古以来的神权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粘合相呼应。“天皇的本质在‘祭祀’，在于以无私的姿态不断为天下安宁祈愿。明白这个道理，掌权者也就认为没有必要去夺权。”[3]80，恢复“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更是迫在眉睫。而当下实行的美式民主主义和保持象征性天皇制的二元政治体制必定会破坏日本文化的整体性，其内含的时空联系也会因此而断绝。

(二)文武两道

“文武两道”是以“文化概念上的天皇”为坐标的延伸，是对《文化防卫论》中所强调的“菊与刀”关系的捍卫。所谓“文武两道”，原来是指在从事文事和武事、学问和武艺的同时致力于二者的学习并且二者皆优秀之意。该词最早出现于三岛由纪夫1968年8月在《中央公论》发表的《文化防卫论》一文，但当时仅仅是借用“文武两道”这一概念而未加以详述，有关“文武两道”一词的详述则是出现在两个月后在《讲谈社刊》上发表的《太阳与铁》。三岛由纪夫之所以提出的“文武两道”，主要是其对由盟军所支配而发展起来的日本文化感到了某些缺陷，“日本近代文化人的肉体锻炼不足，以及仅仅是通过疾病和药品对肉体抱有兴趣的倾向，不仅让日本文化积弱，也限定了其题材和视野。我对明治以来所有的纯文学中连一个剑道场面都没有而甚感奇怪。日本近代文学作品的登场人物大多脸色苍白、肌体不健全，宛如‘饿鬼草子’在近代文学中飞扬跋扈”[5]54。战后盟军对日本所进行的系列改造，使得日本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不断被侵蚀、矮化和弱化，也就是日本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所具有的日本精神在此过程被剥离并被外来的西方价值填充。这样一来，日本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就逐渐丧失元气而呈现病态特征。在三岛由纪夫的认知里，文化本身包含着静态和动态两种因素，而正因为有了这两种因素的存在，文化的生命连续性才得以维持下来。如前所述，在盟军的占领政策下，日本所有的文化活动都必须接受严格审查，作为传统文化的剑道、武士道因此被严格禁止，文化仅仅作为静态而残存而与死尸无异。这对深受武士道经典著作《叶隐闻书》等日本古典影响的三岛由纪夫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追溯日本历史，受到中世和近世武家社会几个世纪的洗礼，尚武和王朝风雅一并成为日本传统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三岛由纪夫主张：“在战后所有价值颠覆的时代，也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才应该复活‘文武两道’这个古老的名目”[6]55。对三岛由纪夫而言，武士道这样的行动精神才是日本民族真正的标签，是真正的日本精神。于是，三岛由纪夫开始对“文武两道”抱有特别的关注，通过在《文化防卫论》中论述菊与刀的关系，对一个新的特异精神领域“文武两道”有了初步认识。“所谓文武两道，……并不是肯定现状和维持现状，而是对维持自身的革新的同时产生和形成的”[5]53-54。在此基础上，三岛由纪夫把日光浴的太阳和健身杠铃的铁作为自我改造和磨炼肉体的工具，并在《太阳与铁》一文中仔细阐明。他使用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这一奇怪的比喻来形容“文”和“武”的关系，进而指明“这种对极性对自己的包容，总是准备把相对抗的矛盾和冲突包容在自己的内部，这正是我的‘文武两道’”[6]55-56。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三岛由纪夫如何致力于填补肉体问题和精神问题的背离，让现实、行动、生活的肉体价值与想象、语言、艺术的精神价值相融合正是“文武两道”的焦点所在，也就是在艺术与生活、文体与行动理论之中使“文武”这一始终对立的欲求合二为一并达成平衡。通过“用语言描绘肉体和用肉体描绘语言”这样一种秘方，三岛由纪夫意识到作家仅仅作为观察者置身于想象、语言和艺术而脱离现实、行动、生活是无法到达事物的本质，于是他开始寻求由观察者到行动者的转变并进入到肉体系列价值当中。

更进一步，三岛由纪夫把“文武两道”中的肉体和死亡相联系，“所谓‘武’就是落花，所谓‘文’就是培育不朽的花。不朽的花就是假花。这样，所谓‘文武两道’就是落花和不落的花兼而有之，这是人性最相反的两种欲求及为实现这种欲求的两个梦，把这两个梦兼于一身就是‘文武两道’”[6]56。三岛由纪夫视不朽的花为生、凋谢的花为死，也就意味着死是生的终结的同时也是新生的开始。死和生融为一体，使得“文武两道”也从中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对现实行动产生绝望的三岛由纪夫常将自己的理想假托于自己在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致力于向读者澄清这样一种现实：当今日本依旧有人努力凭借尚武之心唤醒民族意识和反抗外来文化侵略。在抗争的过程当中流血牺牲在所难免，但为了日本文化的延续和日本的未来，这种流血牺牲并不是悲剧，而是无上的光荣。这样一来，流下的血就化身成花，即便花凋零，它也不是无用之物，而成为提供滋养的肥料。也就是说，这种牺牲孕育着新生，是新生的循坏而至。对三岛由纪夫而言，牺牲、流血都是瞬间产物，所有的无上光荣和辉煌也都只存在于那片刻之间，因而他一直致力于保存这样一种美的瞬间并探求永生之道，也就是对于不朽的花的追求。作为文人的三岛由纪夫巧妙运用在艺术世界寻觅到的有效方法，使用语言描绘美的瞬间并使之永远保存在作品的世界中，成为“文”和“武”结合的范例，“文武两道”由此获得了恒久的行动动力源。

我们还需要注意，三岛由纪夫“文武两道”的能量来源是“太阳”，这是日本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也为日本传统文化正统性提供了佐证。太阳神信仰是日本人原始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太阳神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上代文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在两书当中有关太阳神的神话占据了主要地位，天照大神就是日本的太阳神，“天皇氏族在统一日本的过程中，为了确立皇室的正统性，…把太阳神升格为皇室的祖先神”[7]111。《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作为日本传统文化源头和正统，也就为“文武两道”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

(三)二元对立统一

“二元对立统一”是对“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文武两道”延续，是三岛由纪夫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又一核心构成。“二元对立统一”萌生于日本文化传统，被视为日本最古老文学的《古事记》最早体现出了这一思想，“天照大神与建速须佐之男命二者之间构成了整个古事记神话系统中最为典型且突出的二元对立结构”[8]33。虽然来源于传统，但“二元对立统一”也淋漓尽致体现了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对于传统的创新，其中的开放性和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尤为人知。正是基于开放性，日本在积极吸收中国文化、朝鲜文化、印度文化乃至欧美文化的同时保持着对外来文化的好奇和憧憬而使之成为日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但在此过程中，日本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接受，而是根据实际通过自身的主导、选择、融合和保守来吸收、接受外国文化。日本文化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保留了基于民族、历史、审美等独特价值创造出的主体精神，也受到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吸收、消化外来文化，但二者并不相悖，彰显出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二元对立统一”性格，孕育出“冲突→并存→融合”这一日本独特的发展模式。日本不同历史时期所提出的“和魂汉才”、“和魂洋才”正是这种模式的高度展现。

既然“二元对立统一”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质之一，醉心于日本传统的三岛由纪夫自然也深受其影响，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文化概念上的天皇”中的时间与空间、“文武两道”中的文体与行动的“二元对立统一”所体现的二元对立统一关系，也就不难理解三岛由纪夫本人积极主张民族精神的同时在生活上的西化和对希腊塑像人体的向往。这些思想形式上虽然对立，但内在却是一个有机的构成，和三岛由纪夫本人的目的相一致、协调、融合。自从日本被美国将军佩里用舰炮打开大门并结束闭关锁国政策后，这种“现实状况孕育了强化天皇权威、驱逐外强威胁的尊皇攘夷思想”[10]36。三岛由纪夫自身在文化上被称为攘夷者，但即便攘夷者也并不是对所有的外来文化持否定态度，也有可能穿着西装，用其本人的话来说：“我在文学上努力的接受西方的方法，到底也仅仅是一种手段”[9]645。三岛由纪夫和其他保守民族主义者不同，他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并把其用做自己的外在装饰，呈现出一种积极的保守主义者形象，“和川端两人一用持重一用张扬的极端方式，维护着日本的传统文化”[10]33。当然，这种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以不危及日本传统文化内在本质为前提，一旦发生冲突，三岛由纪夫必定会用“和”来进行反击并力求达成最后的平衡，“如果把西欧化…乃至近代话等同于西欧化，这其中最具国家本质的东西就是纯粹性，这种纯粹性是无法被西欧化的”[9]646。这里所说的纯粹性，指的就是日本的国体和传统文化，也包括三岛由纪夫本人大加赞扬的神风连精神，目的都是要保持日本的文化主体的纯粹性。虽然三岛由纪夫用西方之物反击西方并不如林房雄般坚决，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攘夷的讽刺般的力量。三岛由纪夫既持有“用西方之物反击西方的攘夷论”的观点，也存在“所谓文化，一旦折中就会堕落”的想法，毕竟他是作家而不是思想家、理论家，有时候在处理的时候会贪图方便。

总之，三岛由纪夫的“二元对立统一”扎根于“冲突→并存→融合”模式，注重以日本民族为主体，在日本固有的世界观、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把外来文化思想作为二者化合的媒介并使内外动因相互作用。同时，比起思想，三岛由纪夫接受外来文化时更注重于技巧的吸收，其“日本化”操作和“日本心”不言自明。在表达自己对日本传统的偏重和对日本文化执著的过程中，三岛由纪夫也时常运用外来文化对传统进行创新并使之达成平衡状态，“二元对立统一”的性格特征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

四、结论

为了对抗战后美式民主主义和保持象征性天皇制的二元政治体制和谋求日本文化整体性和统一性，作为觉醒知识分子一员的三岛由纪夫开始了他的文化寻根之旅。他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文化层面，通过一种极端的姿态去追求、渲染日本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进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即“文化概念上的天皇”“文武两道”和“二元对立统一”，并把其作为行动模式在文学中加以实践，使得其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保守、激进、异端的形态而备受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