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剧论中的“言情”与“教化”的美学思想
——以《西厢》、《拜月》、《琵琶》为例

邵陇军

引 言

“言情”与“教化”是古典剧论中的两大固有命题，贯穿戏剧发展脉络的美学思想，在不同的时代呈现不同的姿态。在戏剧美学中，各具特色的二者又出现统一的现象。在封建思想的束缚下，戏曲剧本展现着符合时代印记的社会面貌，作为戏剧史上杰出的三部作品，“《西厢记》和《拜月亭》无愧为中国古典戏剧中‘言情’的代表之作，而《琵琶记》则亦不失为‘教化’的典范作品。”①三部杰作包含了情理的关系，是剧论家们探索情理关系的关键。在戏剧理论、戏剧创造空前发展的明代，对于“言情”与“教化”的考量是资本主义思想萌芽的初探。复杂的政治思想，传统政治思想的高度发展和各种“异端”思想的萌生，反权威、反正统。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和以情反理的时代主题高举大旗，在世人最受欢迎的戏剧演出、戏剧理论层面率先交锋。纵观明后期的杰出戏剧剧本，并无明显的界定标准，反而呈现出二者统一的一面，这无疑是古典戏剧理论的伟大突破，为前清戏剧理论、戏曲创造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一、“教化”

“教化”最初的涵义是教育感化，其本身是伦理学命题。在激烈动荡的先秦，礼崩乐坏下通过美德形式进行伦理教育是一个趋势。先秦荀子在《王制》中曰：“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儒家德礼即“教化”的体现。而在古典剧论中，由于戏剧是一种广受社会各阶层重视的娱乐方式，将其赋予“教化”的内涵既符合统治者的利益，也符合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戏剧地位始终在诸般文学中处于不被认可的地步，即使是广为流产的经典作品的作家，亦被人惋惜。从“教化”的现实作用来看，“教化”是一个政治性概念，是与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维稳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化”是一个德育性概念，德才兼备的育人思想，以德治国的治国理念，都是“教化”与德育密切相关的体现；“教化”还是一个社会性概念，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和传承，是融化在骨子里的一种精神。

夏庭芝在《青楼集》率先提出戏剧“教化”的思考，他称“宋元原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而杂剧为‘君臣、母子、兄弟、朋友’关系上‘皆可以厚人伦，美教化’”②。可见一些戏剧剧论家开始关注戏剧的“教化”价值，亦是对戏剧发展的一种彼时性现实思考。在古典戏剧作品中，“教化”的典范作品当属高明的《琵琶记》，高明本人亦是高举“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至此，“教化”的戏剧性表达被推向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越来越多的作品及思考涌现而出，如丘濬的《无伦全备记》，邵灿的《香囊记》等，都是“事关教化”的作品。可以说，在宋元戏剧发展的最初时期，“教化”是其高扬的一个旗帜，这既是戏剧为提升自己美学地位的思考，亦是其影响广泛的政治需要。而到了明代，文人士大夫逐渐意识到“教化”并非戏剧最基本的表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个性解放和婚恋自由。晚明是一个尚情的时代，从政治到文学，言情的痕迹随处可见，追求个性解放，抒发真情。《乐记》云：“情动于中，故行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声乐之始，源自情，真情的表达与流露成了时代的主旋律。明代以言情而闻名于世的汤显祖，他的“临川四梦”以极致之音，唱极致之情。《牡丹亭题词》曰：“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以清晰的态度表达了情、理的抉择。这种抉择背后，是明代市民思想崛起，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号召，并不是偶然。基于此，一场讨论就此展开。

二、《西厢记》

元杂剧盛行初期，王实甫一部《西厢记》开历史之先河惊艳世人，旗帜鲜明地将“真情”竖立在封建虚伪礼教的对面，一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流传百年，成了“真情”的真切表达。明中叶以后，“言情说”开始从理论到实践两方面发展，“言情”与“教化”的激烈争锋拉开帷幕。明中后期，汤显祖成了中国戏曲史上的一面旗帜，“临川四梦”高扬“情”的主旋律，“情”的内涵包罗万象。汤显祖对戏曲的品评是细致的，是全面的，一篇《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将“言情”与“教化”的领悟体现的淋漓尽致，论及“言情”，汤显祖好不避讳的提出：“使天下之人无故而喜，无故而悲。或语或嘿，或鼓或疲，或端冕而听，或侧弁而咍，或窥观而笑，或市涌而排。乃至贵倨弛傲，贫啬争施。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无情者可使有情，无声者可使有声。寂可使喧，喧可使寂，饥可使饱，醉可使醒，行可以留，卧可以兴。鄙者欲艳，顽者欲灵。”论及“教化”，汤显祖明确表达：“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事其亲，敬长而娱死;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

“教化”典范《琵琶记》和“言情”杰作《西厢记》、《拜月亭》的孰优孰劣争论就此展开。无论是“教化”的教育感化，还是“言情”的抒发真情，都将戏剧作品的创作、戏剧作品的评析从“教化”转向内在情感的体现。李卓吾在《焚书》卷三《杂述》中有这样的表述：“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扼。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已喷玉吐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而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李卓吾的表述是基于对《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的比较而论述的一条普遍规律。元末明初贾仲明称《西厢记》为“天下夺魁”，其代表了元代爱情剧的最高水平，即使是放在世界戏剧作品中亦是毫不逊色。莺莺、张生勇敢的追求婚恋自主，红娘的出谋划策，与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守旧展开的激烈矛盾冲突，塑造了崔莺莺这个性格多面、丰富、真实的人物，是中国戏剧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形象之一。张生的志诚，一改前代秀才中举必弃糟糠的传统，而是最终以大团圆结局，这恰恰是明朝那个时代的呼唤。《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老夫人、红娘十里长亭送别张生的情景，莺莺一人主唱，内心的纠结和困惑，对未来的期待与恐惧，真实的反映在莺莺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柔情中，成了曲家绝唱，引起无数人的共鸣。正是这敢于挖掘人物内心的表达，正是这善于直戳观者内心的真情，世人对《西厢记》爱不释手。《拜月亭》作为“四大南戏”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名剧，将蒋世隆和王瑞兰，陀满兴福和蒋瑞莲这两队青年人在颠沛流离中的离合悲欢展现的淋漓尽致，以真情冲击着封建门第观念，以真情诉说真爱。被称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高明以南戏故事《赵贞女蔡二郎》为原型进行改编，蔡伯喈从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三不孝变成一个辞试不从、辞婚不从、辞官不从三不从，从不忠不孝转变为全忠全孝。“事君”与“事父”的冲突，这是对“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自我否定，可见高明自身对于“教化”与“真情”的流露也无法完全把握，这亦是封建社会、封建道德本身存在的弊端。《西厢记》和《拜月亭》是“言情”的代表之作，而《琵琶记》则是“教化”的典范，这是其主题的宏观划分，作品本身之间作为杰作并无优劣之分。

“言情”与“教化”的激烈交锋，是时代的必然。从作品本身来看，“言情”与“教化”差异明显，在表达个人真情、人生抉择、戏剧结局尽显不同。从思想层面而言，“言情”是对“教化”的反驳，“言情”思想异军突起于明代，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个性解放潮流盛行的时代，是对“教化”固化思想的冲击，亦是戏剧理论家试图寻找一条新的路来延续戏剧表演、戏剧创造的繁荣。追求个人最真实最原始的情感，而不是被伦理思想所束缚，表现在最基本的层面而言就是婚恋自由，爱情剧作为广泛受观众喜爱的题材之一，融入“言情”的思想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明代的戏曲创造极度繁荣，戏曲声腔的流行，戏剧作品的繁荣，戏剧思想的交锋，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百花齐放，百花争艳。在戏剧史上，《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三部作品不仅仅是从其宏观主题的讨论，更多的是作品的人物与思想。王世贞在《辞藻》中评《拜月亭》时称：“无词家大学问，一短也；既无风情，有无裨风教，二短也；歌演终场那个，不能使人堕泪，三短也。”王世贞从辞藻、演出、教化三个层面对《拜月亭》作出评价分析，亦是一种解读。李卓吾在《焚书》卷三《杂述》之《杂说》中称：“《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可见，明代社会在戏剧理论方面已是百家争鸣之势，对于作品的解读全面深刻，这是一种繁荣的呈现。

三、《琵琶记》

“言情”与“教化”的激烈争执并未引起二者的分裂，反而是促进其融合，呈现出一种相容的状态。李卓吾在《焚书》卷三中称：“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情即理，情释理是中国戏剧创造中的一个特征。《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婚事确定之后，迫于老夫人的压力，张生不得不新婚之际别娇妻，进京求取功名，这是一种妥协，是个性解放过程中积极入世的传统体现。《拜月亭》中蒋世隆应考，状元及第时被王尚书招赘为婿，亦摆脱不了封建思想与封建官僚的束缚。个性解放被放大后的突出呈现，在“教化”的背后资生“言情”，二者互为一体，互相吸收，这种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传统。再看《琵琶记》，赵贞女的不离不弃和蔡伯喈的不忘糟糠，亦有讲述真情的层面，亦是以大团圆为结局。在整个戏剧史上，“言情”与“教化”始终处在调和与统一的趋势当中，当一方稍加凸显时，占据主动而呈现不同的主题，其实仔细阅读不难发现背后的另一层涵义。以情反理、以情释理是明代社会的一个潮流，汤显祖的《牡丹亭》通过亦真亦幻的形式强烈的表达着个性解放、以情反理的时代主题，但却处处可见其“教化”的痕迹。“教化”基于“言情”，“言情”传递“教化”，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融合共同塑造了璀璨的中国戏剧史。

事实上，任何一部戏剧作品都是通过舞台空间的瞬间感受和文本阅读的静态感悟影响一个人的，剧本是永恒的，舞台是瞬间的，舞台呈现剧本，剧本架构舞台。《西厢记》、《拜月亭》、《琵琶记》三部作品仅仅是中国戏剧史的一个缩影，在戏剧理论和戏曲创造快速发展的明代，这三部作品自然而然就成了世人重点考量的对象。但无论是“言情”还是“教化”，都充分体现了明代戏剧创作和研究的自觉性，由零碎走向系统，由案头走向专业，由创造联系演出。反观当下，无论是戏剧演出，还是影视剧，都需要新时代“教化”与“言情”的有机结合，文明时代更需要优秀的作品来讲述真情。如今，快餐文化的冲击和短视频时代的影响，致使影视剧出现不符合历史真实、行为习惯恶俗的现象，极大地违背了艺术作品的本质；另一方面，古典戏剧的赏析与演出仅仅局限于专业领域和部分少数爱好者，国粹的丢失和保护的困难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好作品往往经得起解读和推敲，以拥有普世价值观的剧本，演绎具有榜样性的作品，引导社会的风气，矫正社会的方向，这种千百年来由古典戏剧扮演的角色需要新的引领者。“教化”与“言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时时刻刻关注和解读的主题，赋予时代内涵，继承优良传统，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注释：

① 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89.

② 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修订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