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革命主线与脆弱的二元性格

杜睿

摘 要：自1927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开始，丁玲在建国之前创作的小说构成了她创作中的两条主线：“性”表象的女性书写和内在隐喻的男性“党员”革命者书写。而后者，是她小说纵深化的根源所在。丁玲对共产党员的深刻记忆来自于母辈的印记和青春期革命导师的在场，这两条主线中“本我”的女性书写带着青春期的性苦闷，成长为多思的女共产党员;而“他我”的男性革命冲动则幻化为二元性格的“韦护”形象，在革命型知识分子向知识型革命者转换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党员/革命者的知识分子情怀以及不能两全的个人情感，最终在延安后期，两条主线整合、统一，形成了丁玲笔下具有独特气质的共产党员形象。

关键词：丁玲;革命型知识分子;二元性格;女性书写;革命主线

自1927年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第一篇文章，至1948年丁玲创作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学史上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得以逐渐形成。丁玲在建国之前的创作，不仅实现了文学作品的主体流变，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她隐匿其中的共产党员形象书写。学界往往从丁玲早期的女性意识与“向左转”中寻求其女性书写与革命情怀的“现代人苦恼”，但其母体根性教育与革命的潜在意识，也同样值得挖掘。在丁玲建国前的二十年小说书写中，始终有两个主线在萦绕、支配着她的写作，即显性的女性书写与隐性的革命意识。而后者，是她小说纵深化的根源所在。

在文学中，符号和象征往往是同时存在并共同影响文学书写的。象征作为一种表现手段，在其中以某种隐喻性表述或者言他性所指存在，而符号则是在象征中试图通过能指来达到某种文学描述对象的群体意义和价值。丁玲从最初发表的《梦珂》直至1940年代后期书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前后20年的创作过程中始终有两条共存并互相交织的声部：一条是作为女性书写而存在于作品中的“性”的表象，代表着她作品的“符号”;另一条是作为“中共党员”（并非革命的同路人，而是真正履行着革命义务的共产党员）的内在隐喻隐匿在作品中，并具有更强大的内在性支配着作家的书写，代表着作品中深层次的象征。在她作品中，这两个主线共同作用，此消彼长，既互相独立，又彼此交集。在两条主线内，主人公往往实践着自我内心矛盾冲突的消解和抵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她自身的创作。作为“符号”的女性书写，带有某种鲜明的性别觉醒，是通过“性”的寓意来观照革命中的中国，即用挣扎、叛逆、冲破牢笼的女性来行男性之思，完成书写之“表”;作为隐匿主线的“共产党员”革命意识，是萦绕在她周围并带给她思想改变的真正中共革命者形象之象征，从而内化为她另一个独立支配其创作的原动力，来实现其所表达之“里”。这两个主线随着她所处空间的不同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交集、整合、统一。她的小说不是按照这种同一意识展开情节、人物命运、形象性格的勾勒，而是展现有相同价值的不同意识的世界，在外在空间和内心空间中实现外延与内涵的交融。在隐匿的共产黨员这条独立声部中，随着外在空间的流变与转向，内心空间在自我革命中同时有了转变。“中共党员”内在书写与革命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在丁玲最初的创作动因中皆有迹可循，并在随后她试图由革命型知识者朝知识型革命者转换的过程中，走向纵深化。早期她与中共党员的深度接触中，达成“本我非我”的状态，并通过女性书写之表来完成坚定信仰之“主体”，最终共产党员的形象在脆弱的二元性格中形成普通的血肉情感，这是和其他卡里斯马式的党员人物有着鲜明区别之所在。

至此丁玲从早期湖南的母辈革命者（其母曼贞、九姨向警予）转向求学过程中给她精神“母体”的中共党员（瞿秋白，也包括冯雪峰和胡也频），使她对男性革命型知识者有了清晰的轮廓，这便是她内心住着的一个革命的自我和文学的自我相纠葛的“脆弱的二元人物”。而女性在性觉醒之后反而坚定地走向了一条与环境格格不入的革命之路，不断成长、壮大。在延安时期，这两条主线愈加清晰、分明，成为她“性”意识觉醒下的深层次革命动因。

一、“性”的表象与脆弱的二元人物

丁玲与革命的关联，从她儿时开始就已经存在，这种关联来自于母辈的“根性”影响和记忆，是伴随着她一生而存在的，同时也内化为一种“原动力”印刻在她脑海中。她作品中多数形象都是独立、叛逆、个性鲜明且多思的女性，这些女性形象正是她儿时在母辈那里得来的，而“母辈”形象中还有一个非常强大且隐匿的主体——革命的中共党员形象。而男性共产党员形象则往往充斥着革命与士大夫不能两全的痛苦、纠结，正是她最早接触到的男性共产党员瞿秋白的化身。在丁玲七岁时，母亲结交了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家的向警予，思想逐渐趋于民主和革命化。之后在她早期求学时代，又认识了不少中共党员——1921年丁玲到常德岳云中学读书时，就与杨开慧是同班同学，1923年来到上海，认识了对其影响至深的瞿秋白。因此从一开始丁玲走上文学道路就有两条不同的主线，两条主线在不同时期或隐或显，早期作为“符号”的女性书写与“性”（指性别）之思一直显在，另一个“主线”革命的意象与潜在书写虽一直隐匿却是丁玲创作的内在象征。

1927 年处女作《梦珂》让丁玲成为“一出台就挂头牌”的作家，随后她又接连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日》等作品，这一时期她的作品通过女性的视角（预设一个女性主人公，梦珂、莎菲、阿毛等人）去看待当时的环境和社会，这些作品看似是对五四性别解放的回应，打上性别符号的烙印完成个体对欲望实现的怀疑与绝望，但是如果细读文本，就可以看到丁玲在发表处女作《梦珂》时恰好是大革命失败时，是中共面临的低潮期，文中看似是小资产阶级女性的苦闷与彷徨，实则是“对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其中梦珂拿起钢笔细细地写下去的几行字“我淡漠一切荣华，却无能安睡，在这深夜，是为细想到她那可伤的身世”，依稀带有萌动着青春期知识青年的未来之思。到1928年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恰好是丁玲母亲的好友向警予（丁玲称之为九姨）被捕遇害的时期，向警予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创始人之一，对丁玲母亲曼贞和丁玲本人的影响甚大，丁玲曾说道：“我小时候受我母亲的影响和向警予的影响是较深的。”{2}向警予的遇害对她内心的震荡可想而知，她在《我所认识的向警予同志》一文中，难掩对这位九姨的崇敬和怀念之情：“自然，一个时期内，我并没有很好地如意地探索到一条真正的出路……正在这时，大革命被扼杀了，在听到许多惨痛的消息的时候，最后却得到九姨光荣牺牲的噩耗。这消息向霹雳一样震惊了我孤独的灵魂，像巨石紧紧地压在我的心上。……我想起我母亲桌上的几本讲唯物主义的书和《共产党宣言》，就感到她的存在的力量。”{3}向警予的遇害让丁玲从革命的潜意识中挣脱出来，开始审视革命，审视自己。在梦珂、莎菲、阿毛身上大量充斥着的性苦闷，与想要冲破菲勒斯的牢笼、完成自我救赎有极大关系，《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女主人公薇底，《他走后》的女主人公丽婀，《野草》里的野草，都有“性”欲望表象下想要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愿望。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大革命失败之际，这类既叛逆于旧世界，又徘徊于革命斗争门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可能长久地停留在这种中间状态的。“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在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不是向左，就是向右，所谓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4}另一方面，她从母体中获得的革新和新生的力量，已经在内心扎了根，于是内心的愤懑和震荡使得隐匿其中的另一条主线逐渐清晰和明确。虽然早期的几篇小说均未以显在的叙述设立革命性人物，但不可否认其中隐藏着母体反抗，与“革命”因子有着朦胧而微妙的联系，这种朦胧就是处于青春期的革命知识者的迷茫，当向警予的遇害让她从青春期中挣扎出来，伴随着另一个人物——瞿秋白的影响，而逐渐趋于清晰和明了。

同时这一时期她与早期中共党员瞿秋白的接触，在她内心深处构造了一个革命型知识者的男性党员形象，激发了她精神“母体”的内在动力，即无法两全的“脆弱的二元人物”{5}，从而创作了第一个共产党员形象“韦护”，这一形象一直伴随着她对中共党员（男性）形象的理解，成为她笔下“中共党员”形象的直接来源。虽然《韦护》写作时间是1929年，但实际上真正与之内心发生关联时间是1923年，她在其中开始第一次对中共党员的轮廓有了较为清晰的勾勒，而不是只在青春期的萌动中带有“母体”幻想，因为当时她已经萌生了入党的想法。

《韦护》可以说是丁玲对中共党员形象建构的类像认同，是她笔下的“韦护”这一人物自我独立的声部，独立地进行着自我对白，不受制于作者，并在其中展示了中共党员的另一面：即非“卡里斯马”式的人物。和早期蒋光慈、叶紫、茅盾等笔下的中共形象迥异，“韦护”有着鲜明的二元性格，并在其中互相共存，构成了一个复杂、多面的血肉之躯，中共党员的形象和作为一个“人”的多面性呈现在眼前，洲之内彻认为新文学关于“人”的书写存在着两难，即一方面把追求个人主义作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标志，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话语的困境又使得探询超越个人主义的途径成为必然。{6}于是在1929年丁玲书写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形象跃然纸上，并不断展现出人物自身内心的对话：

韦护穿一件蓝布工人服，从一个仅能容身的小门里昂然的踏了出来，那原来缺乏血色的脸上，这时却仍保留着淡淡的一层兴奋后的绯红，实在是因为争辩得太多了，又因为天气太闷，所以呼吸急促得很。他很快的朝那胡同的出口处奔去，而且在心中也犹自蕴蓄着一种不平。他觉得现在的一般学者，不知为什么只有直觉，并无理解;又缺乏意志，却偏来固执。一回映起适才的激辩，他不禁懊悔他的回国了。在北京的如是，在上海的如是，而这里也仍然如是。你纵有清晰的头脑，进行的步骤，其奈能指挥者如此其少，而欠训练者又如此其多，他微喟着举起那粗布的袖口，拭额上的汗点。{7}

这是作为革命者的韦护，在面对中共初创期的繁杂时所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忧郁。

他（韦护）在自己身上看出两种个性和两重人格来！一种呢，是他从父母那里得来的，那一生潦倒落拓多感的父亲，和那热情、轻躁以至于自杀的母亲，使他们聪明的儿子在很早便有对一切生活的怀疑和空虚。因此他接近了艺术，他无聊赖的以流浪和极端感伤虚度了他的青春……

人并不是超然的东西，但是，得有动力，譬如我们就是架机器吧，我们有信仰，而且为着一个固定目的不断地摇去。可是我们还缺少一点燃料啊。{8}

在《韦护》中，革命者和知识分子（文学家）的身份交织在一起，并在其中影响着他的思想，甚至会让他感觉到痛苦和纠结，常常处于脆弱的二元性格。他的两面性，不仅是与革命型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同时他的真实性又在于，和蒋光慈、胡也频、茅盾等人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所表现的一批忧郁、轻狂的党员形象不同，韦护是以瞿秋白这一真实的早期共产党员形象进行的自我对话和剖白。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情绪和追求与革命的信仰、中国士大夫意识，成为革命型知识者所特有的，或者说是丁玲对共产党员的幻化。《韦护》不仅展现了作为革命型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士大夫意识，还有面对情感不能两全的矛盾与纠葛，当韦护与丽嘉的感情和革命事业产生龃龉之后，韦护并未大无畏地割舍内心情感，而是在痛苦纠结中艰难抉择。她没有对共产党员的形象做高大全的解释，而是让他们在普通人的情感中拥有革命信仰，在荆棘中曲折地走向光明。

《韦护》之后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若泉和望微的革命者形象的单一出现，可以看作是韦护的延伸。他们都是以革命型知识者的身份出现，并且都很忙碌，很瘦，但精神都很亢奋。“若泉很忙，参加了好几个新的团体，被分派了一些工作，同时他又觉得自己知识的贫弱，刻苦地读着许多书。”{9}望微“还看几份别的报，有时还要写一点东西，起草一些什么计划大纲，工作大纲之类的”。{10}丁玲在其中既展現了恋爱的主线，同时又有革命的主线，但是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环境下革命+恋爱的书写仍有不同，蒋光慈、茅盾、叶紫、胡也频等人的共产党员形象的凸显往往是以弱化女性来完成，通过单一的主线来塑造男性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而韦护、若泉、望微，却是带有脆弱的二元性格的人物，其中革命的力量与他自身的文学特征、士大夫意识交织在一起，并通过安插在其中的情感，表达中共党员的多面性。

在另一条主线中，“性”苦闷的女青年在革命的裹挟中也在逐渐成长，丽嘉和美琳从个人情感中慢慢挣脱，她们逐渐找到了一条独立之路，甚至与男性成为革命的同路人。

二、隐匿的革命主线与女性共产党员的成长

到1930年左右，丁玲对隐匿其中的革命主线开始与女性书写、女性意识觉醒有了较为清晰的界限，即女性在经历革命洗礼之后开始加入革命，而男性在革命低潮期仍是一个带有二元性格的革命型知识分子。当单一的韦护在自我建构中完成中共党员的早期形象塑造时，隐匿的革命主线逐渐浮出水面，这不仅在于母辈（母辈在这里不仅指母亲、向警予，还包括以精神导师身份出现的瞿秋白等人）的精神指引带给她的早期中共党员的真实形象，也在于胡也频的牺牲让她对革命有了更为坚定的选择。1923年只有19岁的丁玲就有了入党的想法，随后她虽然并未入党却也未中断与中共党员的关联，离开瞿秋白之后，她到北京认识了胡也频和冯雪峰，这两位同样具有文学才华的革命者，依旧延续着瞿秋白的二元性格，在革命者与文人之间徘徊。四年以后的1927年她写出小说《梦珂》，虽然早期以女性“性”的表象为主，但其思想中隐匿的革命意识一直都在，她要“代替自己给这个社会一个分析”{10}。1930年代丁玲思想所谓的“向左转”说法并不准确，丁玲来自母体的革命意识一直都存在，胡也频的牺牲，让丁玲作为女性的独立意识与作为革命者的意识有了交集，隐匿在她身上的革命力量被激发，并同时在场。在《从夜晚到天亮》中，她有过一段自我独白：“我不应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把握着，正确的，坚忍地向前走去。不要再这末了，这完全无价值。”{12}一篇看似自述的文章，其实蕴含了她最隐秘的思想，即坚忍地向前走去，朝着共产党员的方向走去。“此时丁玲这种选择本身也确实不是由外界的强加，而是根据自己的意识进行的。由于身为知识分子切身感受到现代人的苦恼，选择革命，不仅是从把文学看作‘自我表现到‘遵将令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现代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我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如何克服自我分裂的苦恼。”{13}《从夜晚到天亮》写作完成两周之后，紧接着完成了《一天》《某夜》。虽然丁玲在这一时期极力摆脱她所谓的“革命+恋爱”的情节，但是革命型知识者的立场一直都是丁玲笔下早期革命者的“符号”，并在这个“符号”上打上转向底层民众的象征。《一天》中的陆祥，相比若泉和望微，已经开始接近工农大众的实际工作，但他仍然是“站在文化上的，我们给他们文学教养，我们要训练我们自己，要深入到他们里面，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好好地慢慢地来吧”{14}的文化人;《某夜》中的被捕牺牲的革命者在听到“没有经过审判而被宣告死刑的时候，他没有像另外一批同志们保持镇静，而因一阵剧烈的愤怒和心痛以致失去了知觉。他是一个热情的诗人，忠实而又努力”。“他这个年青的人，强忍住欲狂的，将要破裂的绝叫，牙齿用力咬着嘴唇，在一种不能发泄的盛怒之下，禁不住地打着战，凝住了那被恨火烧的发痛的眼光”{15}，这位被捕牺牲者同样是一个带有革命热情和幻想的文化人。

革命政权需要的是一体化的革命话语大生产，而所谓的“革命话语”的大生产又是“以‘大众的名义独占了‘革命的合法性资源”，“大众”成为革命的代名词，加入共产党的丁玲迫切想要改变自己的原有话语，因此这期间丁玲曾经短暂地转到普罗大众中去来表现革命。但群像书写显然不是丁玲所擅长的，在1931至1932年间集中创作的包括《水》《消息》《法网》《夜会》《多事之秋》《奔》《无题》《团聚》等多篇小说不过是为工人的身份转向革命话语寻找一种合法性资源的支撑，很快她就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个主线上的革命书写。

而另一条女性书写的主线中，丁玲不仅让女性从自怨自艾的“性苦闷”中挣脱出来，走向社会的洪流，还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与中共党员的在场有了短暂交集。《某夜》中走在第二排的一个女同志，“有时用力像生气似的摇摆着她多发的头，因为风总把她的短发吹覆在她的额上，她的眼上了……”{16}。《田家冲》中的三小姐，仍带着知识女性的温柔和气，但是已经说服着大哥，“怎么会打不赢，你们有那么多的人？从这里望过去，再走，再望过去，无止境的远，所有冒烟的地方，那些草屋里的，那些打谷场上的，那些牛栏边的，所有的強壮有力的，都是你们的人呀”{17}，“你还不懂，因为我们现在更接近了，我们是‘同志了。”{18}三小姐的举动不仅说动了青年农民大哥，而且还让处于青春期的幺妹融入到革命中去，带动了全家人。“这家人比从前更热闹，更有生气了，在这美丽的冲里，这属于别人的肥美的土地;不过，他们相信，这不会再长久了，因为新的局面马上就要展开在他们眼前了，这些属于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新局面。”{19}《母亲》中曼贞和夏真仁挣脱开女性的枷锁，于女性独立之上建立革命之路，夏真仁“有绝大的雄心，她要挽救中国。她知道一个在家的小姐是没有什么用的，……她以为要救中国，一定先要有学问，还要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20}而和夏真仁是莫逆之交的曼贞，同样没有被家庭的琐事而磨灭了意志，反而是愿意为了孩子们生长在一个光明的世界里，跟着夏真仁一起商议革命。女共产党员（革命者）的形象成为莎菲出走之后坚定的选择，也是女性在性别觉醒之后的“人”的觉醒。梦珂、莎菲们从懵懂地寻求前进方向到丽嘉、美琳等女知识青年的思想转变，直至加入革命、了解革命，并带动革命的夏真仁、三小姐和侧面一写却已然大无畏的女烈士，这一过程也是女性的成长过程。丁玲对女性书写毫无违和感，实际上源于她自己内心的观照，是她真实的自叙传。海蒂·哈特曼在《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不快乐的婚姻——导向更进步的结合》中所说：“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婚姻就像大英法律所描述丈夫和妻子的结合一般：二者合而为一…… ”{21}因此丁玲笔下女性的显性在场并非是民族、阶级解放中的一种剩余的能指，而是在中共革命中起着同等重要作用的角色，是伴随着中共党员从革命型知识者向知识型革命者转向的同路人。她小说中的两条主线，女性书写与中共党员的形象再造并非只是情感上的关联，还是革命意识上的纽带。两个独立的声部通过隐匿或改造女性意识从而加入革命的洪流，以期实现女性与民族的双重解放。

她短暂地刻意融入工农大众的写作，在大众脸谱里隐匿着革命的因子，但这种没有具体能指的书写被带着革命政治的美好想象与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很快放弃，她在延安的书写中找到了可以抒发革命的共产党员形象。于是在延安时期无论是女性与革命的结合（陆萍、贞贞、陈阿婆、黑妮），还是二元性格的文采，爱而不能两全的程仁，和具有文人气质的何华明都找到了自己的地位。这一时期丁玲小说中“一种是试图接近文学主流的革命话语，一种是无法根除的源自内心的女性启蒙话语。这既是丁玲接近革命的结果，又是作者于创作中对于自我的坚守。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糅杂与碰撞，促成了其后丁玲小说的某种独特风貌”。{22}

三、两个声部的整合与知识型革命者的初显

1936年11月丁玲到达延安，与中共党员及领导干部近距离接触。空间叠加对丁玲的创作产生了新的认知，特别是对男性革命者/党员的形象在近距离的了解中加深了印象，这一革命者形象既不同于早期直接深入到革命中去的胡也频、叶紫、蒋光慈等人，也完全异于后期与农民长期生活在一起的赵树理小说中实干型共产党员形象，丁玲一到延安便参加红军，深入前线，拓宽了自己的创作。同时她对中共党员的认知也从革命型知识者转向知识型革命者形象，即从知识分子的视角转向了革命者的视角。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从革命型知识分子到知识型革命者的转变，并未脱离革命者的知识情怀，与真正的实干家仍有较大差距。这一点从她在延安时期所塑造的其他共产党员形象可见一斑。初期《一颗未出膛的子弹》中一个十三岁的小红军，也是受过教育的，他熟练地背着革命术语，知道红军的使命是什么，知道革命是为了什么;《压碎的心》中陈旅长，虽然并未正面描述，但他是走到哪里都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可以打胜仗;《入伍》中的杨明才，是一个对“新闻记”（知识分子）有点崇拜的勤务兵，对跟随他的新闻记表现出了十足的耐心;《县长家庭》中的县长一家，在革命信仰和血缘亲情之间无法割舍，特别是县长对唯一的女儿所流露出的情感，正是带有复杂情感的革命者。丁玲在左联时期短暂的工农群像书写只是在胡也频牺牲之后的短暂情绪转向，是对自己加入共产党的回应，当她再一次从被动的情绪中挣脱走向主动的革命诉求时，她“母体”的革命意识与早年的根性记忆仍是被唤醒了的。这一时期她在红军队伍中捕捉到的革命党员，身上仍具有细腻情感和纠结的二元性格。除了红军还有农民干部，《夜》中的主人公何华明被认为是具有“两个生活意识世界的生活感情矛盾”的农民干部，他身上所具有的双重意识世界，已经超越了作为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干部的思想境界。在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自我内心的二元性格，既有作为情感的冲动，又有作为干部的规约。原本应当是存于革命型知识者的内在纠结，却真实地发生在一个农民新人身上。而在不久之后处于强大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同样的矛盾和冲突发生在了农民革命者/党员程仁身上。可见，丁玲对男性党员的书写虽倾向于革命者但仍未脱离“二元性格”。

延安时期，对共产党员的描述已经开始了高大全的建构，特别是“讲话”之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思想确立之后，“歌颂光明”压倒了“暴露黑暗”，共产党员逐渐脱离了有血有肉带有个人情感的普通人，而趋向于能够解决问题的实干家、充当人民公仆的说理人，甚至是毫不动摇的“牺牲者”，这些形象在赵树理、马烽、西戎、甚至是同时期获奖的周立波《暴风骤雨》（赵玉林、郭全海）中均有体现，建国后直至文革逐渐演变为卡里斯马式的人物。当暴露黑暗或被批判、或被改造，革命的力量与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情结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早期的共产党员“韦护”实际上已经在新的革命中不能适应了。丁玲不得不在新的指导下完成知识分子的“翻心”{23}书写。但是在丁玲内心深处，知识分子与革命的结合始终相伴随，这不仅是来自精神导师瞿秋白的强大影响，还有对革命者的一种政治想象。如果说早期对男性共产党员的形象塑造带有“他我”的影子，着重于单个党员二元性格与思想斗争，那么“讲话”之后的丁玲带着自我思想改造的任务深入到农村之后，亲身经历了土改风波并就此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多个共产党员形象同时出现。陈涌曾指出：“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出现之前，中国还没有像这两部作品一样的、从整个作品来反映农民土地斗争的作品，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无疑是我们文学史上的新的现象。”{24}农民土地斗争，实际上的一场暴力的辩证法，土地改革必然涉及到拥有多数土地的地主与没有土地的贫雇农之间的暴力斗争，但这其中的组织者（上级人物）和管理者，需要权衡并组织协调的人是实际上的核心人物——党员。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在普罗大众的书写中对共产党员形象描述最为具象、人数最多的一部长篇小说，是“讲话”之后丁玲真正让自己深入到普罗大众中的政治选择。和左联时期，她主动转变自己的写作题材而靠近普罗大众的群像刻画不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实带有政治强压下的被动改造，虽然从土改体验到小说写就都在河北涿鹿縣完成，但她的思想却定格在延安。她在其中塑造了多个党员形象，有上级派来的知识型党员文采、工作组成员杨亮，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张裕民，程仁等。相比阶级斗争激烈的两个阶层，土改工作的组织者、倡导者和推动者才是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如果不是有共产党的支撑，就不会有农民的翻身运动，也不会有土改的顺利进行。可以说，“讲话”以后的延安书写越来越趋向于卡里斯马式的光辉形象，“讲话”明确提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学生出身的干部应通过思想改造走入工人农民，被指摘为暴露黑暗的丁玲，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以自己亲身经历的土改斗争而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暖水屯这个地方，在指导土改斗争的关键时期，引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暴力斗争的，是来自共产党员干部。在这个土改斗争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文采和农民新人的程仁成为小说中具有典型代表的党员。文采显然是丁玲安插在其中的一个“韦护”式的人物，“文采同志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生得颇有风度，有某些地方很像个学者的样子，这是说可以使人觉得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是富有一种近于绅士阶级的风味”{25}。丁玲在《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中曾经谈到对文采这个干部的来源，“文采就是个知识分子，他的一切活动，可以说都有其出处，我现在想用故事来烘托人物，不是用心理分析来写人物了”{26}。绅士阶级恰是“韦护”这类人对自己的二元性格的自白，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士大夫（绅士阶层）的一面，并且是一个十足的知识分子。文采“博览群书，也喜欢同人谈论这些书籍”。“韦护”式的共产党员从瞿秋白身上剥离出来，已经变成一种符号的所指，即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的代表，既包括文采，也包括程仁。程仁不是知识分子，却因为自己党员干部的身份而远离了地主钱文贵的侄女黑妮，又从内心深处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当决定对钱文贵进行清算时，程仁的情感在其中仍有波澜，他在心里想到“他发现自己从来说不娶黑妮只是一句假话，他只不过为的怕人批评才勉强的逃避她”{27}。可是当他想到自己作为农会主任，却不能以身作则，情感与革命的理性，产生了冲突，“不要落在群众运动的尾巴上，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28}。如果说“韦护”这一形象是青春期的丁玲对早期共产党员形象的想象与再造，那么二十年之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党员形象的知识分子化，就是丁玲对共产党员形象的自我认定，虽然这种认定在丁玲口中是贬义的。丁玲在写文采这个人物时是有意要对其脱离群众的形象进行贬低的，为的就是摒弃其身上的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干部形象，但在书写过程中，文采这个人物逐渐按照人物本身的节奏，朝着“韦护”二元人物发展。在介绍老董时，小说中写道：“虽然因为他是里峪的人，可以熟悉些，但主要还是由于已经有了文采几个人，让他跟着当向导，也可以学习学习。区上对于文采是做到了十分敬重和完全相信，老董也就带着他的依靠心理，一道来了。”{29}老董虽然是老革命，却思想简单，无法独立完成土改任务，而文采则不同，他是从区上下来指导土改工作的文化人，这和张裕民一类的土共产党员群体（还有李昌、张正国、赵得禄等）有着本质不同，与其说是共产党员，不如说是一个个急迫地想要翻身的农民。丁玲在其中以文采这个区上下来的务必要“翻心”的共产党员为主轴，串联起想要翻身的农民/干部与地主乡绅之间的土地改革斗争。

“再生产性是生产性想象力的平铺直叙”{30}。《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看似是多个共产党员群体出场，实际上在文中仍是以文采为主的革命型知识者领导下，“在地性”的农民（包括土共产党员）与地主劣绅之间的斗争和清算。文采身上的绅士阶级风味和程仁对地主侄女爱而不得的情感，都有“韦护”的影子，或者是韦护分裂出来的两个人。“讲话”以后众多文学作品渐行渐远，丁玲没有朝着卡里斯马式人物迈进，文采最终离开暖水屯去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中，但是他身上仍无法脱离二元性格，带着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去新的环境磨合适应，这也是丁玲对自我的批判和改造。

在女性书写的主线中，丁玲依然处于“性”的表象下的女性性别意识与革命意识的矛盾书写之中。阿婆、贞贞和陆萍、黑妮作为性别的意识与作为人的革命觉醒完美地结合起来，这也是两条主线在女性与国家民族之间找到的契合点，是三小姐们在丁玲笔下的具象化。《新的信念》中的陈阿婆，是一个为了革命工作主动与“性”的耻辱割裂开的老年女性，她在小说中似乎总是自我对白，叙述着自己与女儿、孙女的惨痛经历，试图激起群众的革命意识。《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原型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萧军的《延安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一个从侮辱中逃出来的女人，一个在河北被日本虏去的中年女人，她是个共产党员，日本兵奸污她，把她携到太原，她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做了很多的有利工作，后来不能待了，逃出来，党把她接到延安来养病——淋病。{31}

丁玲在其中并不仅仅是表达对女性贞节枷锁、肉体与精神双重打击，而且让其在人物自我支配中，选择了相信光明。贞贞与“我”的对话，表象上是作为两个女性的对话，实际上是作为共产党员的革命隐喻。贞贞所表达的革命意识，是通过自我内心的对话以及与“我”的对话完成的，这一对话一方面是带有对女性“性”意识自我认同与他者背叛的割裂，另一方面则是贞贞作为共产党员这一革命身份的道路选择。“性”的认同是表象，而真正隐匿在其中的是深层次对革命工作的看法。贞贞最后说：“我还可以再重新作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别人说我年轻，见识短，脾气别扭，我也不辩，有些事情哪能让人人都知道呢。”{32}通过贞贞与“我”的对话，贞贞个人性格沿着一条抛却性别的“他者”意识之路大踏步前进，即女性除了与性别抗争之外，还有更为宏大和紧要的工作——作为一名革命者，而这个身份却不是“人人都需要知道”的，即是被隐匿在性别之中的真正的意识。女性的革命事业往往是要与“性”相互联系，而群众对带有性病的女人充满敌意时，实际上是对革命者自身的怀疑。因此贞贞在“不需要人人都知道”的身份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和光明的未来。这一点，同样延续到在医院工作的陆萍身上，陆萍的出场是作为漂亮的助产士和中共党员的双重身份，想要弃医从文的陆萍身上，背负着“党的需要”的光环，她一方面是富有幻想的人，从上海大城市而来，带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孤傲，另一方面却是接受过“抗大”洗礼的党员，是服从党的需要的人。陆萍在医院中作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外来助产士，不仅被误会与医生郑鹏之间有暧昧情感，同时被批判为有着小资产阶级意识，与知识分子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的帽子，弃医从文之路被阻拦（知识分子之路被怀疑），而性别的贞节观仍在继续，“女性+共产党员”的身份不仅让贞贞、陆萍遭受来自性别的反抗，还需要为自己革命事业带着更为沉重的铁箍，她们的不被理解正是她们作为年轻女性的身体与革命者身份之间的龃龉。而黑妮，则是丁玲笔下农村女青年的代表，她同样有着革命意识，虽然丁玲克制了自己，没有丰富黑妮的人物性格，却不失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农村女性代表。陈阿婆、贞贞、黑妮看似是农村女性，但在思想上已然超越了一个农村女性对“性”的贞节观。黑妮不同于丽嘉和美琳，她是从一开始就有着反抗意识的女性，即使着墨不多，但仍可以看出其作为独立女性的自我成长。到最后批斗她的伯伯钱文贵时，她也仍是畅快的，不带个人感情。当程仁看到她那么开心时，自己竟然不理解。虽然黑妮不是党员，但她在丁玲笔下被塑造的觉悟已经超越一个共产党员。贞贞、陆萍的女共产党员形象相比男性共产党员的知识型革命者向革命型知识者转向之后的阵痛，更具有决绝的希望。因此才有了“新的荆棘”之后不为人人都知道的“新的希望”和“艰苦中的成长”。

丁玲对共产党员的形象塑造自始至终都无法脱离母辈的革命记忆与青春期的精神导师影响，而这也成为丁玲在创作中最为“根性”的书写。她在其中始终有两条主线在书写：对女性的“本我”（性表象的女性成长之路）与对男性的“他我”（革命主线）。女性意识一直以来都是丁玲创作中的显性存在，而革命意识则是支撑其创作的隐藏动因。因此在丁玲的小说中，女性书写与革命书写两条路线是从最初的矛盾、交集直至走向延安后期的整合、统一。一方面是作为革命型知识者的韦护、望微、若泉的男性在逐渐成长中走向文采式的党员干部;另一方面是阿毛、丽嘉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成为贞贞、陆萍式与环境仍旧格格不入的女共产党员。其中还有一类人，非常值得关注，即丁玲在1930年代塑造的工农群像，这群人在被压迫之后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土生土长”的工农共产党，最终依靠党的力量得以翻身。这两条路线，从最初性的表象中整合、统一，由革命型知识分子转向了知识型革命者，丁玲小说中对共产党的塑造自始至终都没有走向高大全的牺牲者形象，或者卡里斯马式无所不能的人物，也没有成长为游刃有余的实干者，无论是韦护还是文采这类带着士大夫影子的知识分子，或是何华明、程仁这类超越农民情感的新人，都是在个人情感与革命事业中徘徊、抗争的普通人，这也是丁玲笔下共产党员形象的最重要的特质。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央编译局编译：《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502页。

{2}参见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3}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摘自《丁玲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4}宋晓萍：《倔强的灵魂—谈丁玲小说中几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2期。

{5}“脆弱的二元人物”出现在瞿秋白《多余的话》中，他说，他自己身上仍然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

{6}{13}贺桂梅：《知识分子、革命与自我改造——丁玲向左转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7}{8}丁玲：《韦护》，摘自《丁玲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第43页。

{9}{10}丁玲：《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摘自《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第314页。

{11}丁玲：《我的创作生活》，摘自《丁玲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2}丁玲：《从夜晚到天亮》，摘自《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页。

{14}丁玲：《一天》，摘自《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页。

{15}{16}丁玲：《某夜》，摘自《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363页。

{17}{18}{19}丁玲：《田家冲》，摘自《丁玲全集·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8页、第397页、第399页。

{20}丁玲：《母亲》，摘自《丁玲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21}海蒂·哈特曼：《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不快乐的婚姻：导向更进步的结合》，摘自《女性主义经典：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二十世纪本土反思》，女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66页。

{22}袁盛勇、王珍：《女性意识与革命意识的艺术表达——以丁玲小说语言为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23}即打破原有的书写模式，改造自己的内心，重新在工农大众中创作出大众文艺。并非指小说中让农民翻身又翻心的书写。

{24}陈涌：《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人民文学》1950年第9期。

{25}{27}{28}{29}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摘自《丁玲全集·第二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第244页、第247页、第124页。

{26}丁玲：《关于自己的创作过程》，转引自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3页。

{30}[法]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7页。

{31}萧军：《延安日记·上》，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32}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摘自《丁玲全集·第四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地理视域下的延安文艺”（项目编号：2019J07）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项目编号：18ZDA2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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