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叙事·女性叙事·身体叙事
——盛可以小说论

金松林，马 爽

（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安庆246011）

在当代文坛，盛可以堪称异数。她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却凭借自身努力成功地从一名普通的打工妹逆袭为知名作家。2001 年底，她毅然结束在深圳长达七年的奋斗，怀揣着文学梦想，只身去了沈阳。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她激情喷涌，快速写出了《水乳》《活下去》（后更名为《北妹》）等著名小说。2003年4月，她荣膺“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这一奖项既是对她前期创作的肯定，也是对她未来的期待。随后几年她果然不负众望，相继写出了《取暖运动》《道德颂》《时间少女》等重磅小说。与前期作品相比，这些作品风格更加冷峻，语言也更加犀利，具有卓尔不凡的品质。李敬泽在评论盛可以的这些作品时说：“她几乎是凶猛地扑向事物的本质，在这个动作中，她省略了一切华丽的细致的表现性的因素，省略了一切使事物变得柔软的因素，她由此与同时代的写作划清了界限，但她也在界限之外获得了新的力量，那就是，她更直接地、不抱任何幻想地呈现了我们混乱的经验和黑暗的灵魂。”[1]其作品敢于直面生活现实，表现十分真切。

盛可以的小说主要取材于她所熟悉的城市和乡村生活，重点刻画了一系列命运多舛的小人物，其中尤以女性形象居多，如《北妹》中的钱小红和李思江，《时间少女》中的西西，《无爱一身轻》中的朱妙，《道德颂》中的旨邑。这些形象具有共同的特征：她们都来自社会底层，没有令人称道的家庭背景，除了自我奋斗，几乎没有其他出路；在这个欲望丛生的年代，她们又被各种各样的事物所诱惑，被欺诈，被凌辱，甚至成为他人掌中的玩物；在遭受种种打击，特别是在认清生活残酷的真相以后，她们中的少数人——这些人和其他人相比，具有比较强烈的性别意识——也会以身体为“武器”向传统道德和性别政治发起攻击，挑战男性权威，追求个性独立。因此，在盛可以的小说中，底层叙事、女性叙事和身体叙事总是相互融合，彼此渗透，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创作特色。

一、底层叙事

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就将创作笔锋对准底层人的生活，如池莉、方方、刘震云。他们的小说不追求虚构，而是尽可能地还原生活，以极端写实的方式呈现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进入新世纪，这股潮流更是波澜壮阔。《当代》《十月》《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刊物纷纷开辟专栏，集中推出底层叙事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平民的日常生活和底层的困厄境遇，以其直面现实和直抒胸臆的平民美学倾向，使文学与普通社会保持了应有的勾连，并在一定程度上与那种时尚化的写作倾向构成了一种抗衡。”[2]但是，“由于作家背景、写作目的、美学追求的不同，其基本价值追求或品位也是迥异的”[3]。有些作家是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讲述底层故事，他们既同情底层人的遭遇，又批判他们的昏聩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这类作家的普遍心态。部分作家意识到了这类创作存在的问题，于是转换身份，将视点下移，尝试站在底层人的角度来讲述底层故事，但是由于他们无法消除情趣上的隔膜，所叙述的故事通常会走样。因此，这些叙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叙事”，充其量只是一种代言而已。真正的底层叙事应该是由底层人所讲述的底层故事，这种形态的叙事无论从创作主体，还是叙述对象上都具有“底层”的意味。不过，这类作家在当代文坛实属罕见，盛可以就是其中难得的代表人物之一。

她出生于湖南益阳，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底层人的生活和情感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故乡是她的文学起点，也是她创作的源泉。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写过很多故乡人，他们几乎走进了我的每一部作品中，比如《北妹》中的钱小红，《道德颂》中的旨邑，还有很多短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只不过他们有的进了城，有的还在乡村。乡村的生活就如一口炖锅，揭开锅什么都能闻到，什么都能看到。”[4]如生活的困顿，生命的卑微，人性的贪婪、自私和残忍，各种欺凌、挣扎和欲望，这些东西在她的小说中一览无余。她丝毫不加掩饰，也从不美化它们，相反，她总是着力揭露其中隐藏的痛楚和卑污。她透露自己的这一手法主要借鉴于先锋作家余华，后者对生活的冷静观察和冷酷书写曾使她获益匪浅。

如《野蛮生长》就堪称《活着》的“姊妹篇”。余华的小说《活着》以简短的篇幅讲述了主人公富贵一家七口的意外死亡，可以说整部小说完全是由“死亡事件”连缀而成的。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其中既有富贵本人的原因，但更多的还应归咎于社会，特别是有庆之死直接缘于为县长太太输血抢救，凤霞之死缘于分娩时医院竟无医生值岗，因为“文革”将他们打成了“牛鬼蛇神”。在那个特殊年代，在凶蛮的政治和权力面前，底层人命如草芥。盛可以的小说《野蛮生长》写的也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故事的讲述者李小寒出身农民家庭，她的大哥李顺秋因在“严打”期间和同村青年一起下河捕鱼被政府诬陷为“流氓团伙犯”，获刑八年，回家后再也没有找回尊严；二哥李夏至本是全家的希望，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才华横溢，但由于思想激进死于非命，最后连尸首都没找到；嫂子肖水芹精明能干，一心想把家搬到城里，做个体面的城里人，可命运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她因为患上癌症无钱医治而沦为了暗娼，最终投湖自尽。她的女儿线线为寻找她下落不明；姐夫刘芝麻为了摆摊谋生，在与城管的冲突中误用竹签刺死了对方，被判死刑；大外甥女被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男友分尸；小外甥女被同学轮奸后跳楼身亡；姐姐李春天在家破人亡之后也彻底崩溃了。这些人都是日常生活中的无辜者，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他们之所以遭遇厄运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权没钱没势，遇事只能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六子之死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在广州街头被当成“三无人员”送进救治站，却被救治站的人活活打死。“反正打死也没事，这里死个人就像死只蚂蚁一样。”[5]护工队队长乔飞燕随口说出的这句话恰好道出了底层人卑微的命运。

盛可以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她痛恨那些只有泛滥的抒情而不触及真相的作品。她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被表象遮蔽的世界里苟且生活，如果被禁止打探真相，被强迫遗忘历史，忘记我们所置身的时代是怎么延续而来的，正常的生命感受、正常的写作伦理和说真话的勇气就渐渐不那么清晰了。”[6]212‐213她之所以坚持写问题，揭疮疤，不殚于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甚至暴露人性的卑污，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作品饱含力度。这种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既提升了其小说的品质，同时也使它们和时尚的写作区别开来。她虽然没有接受大学教育，但是丰富的社会经验不仅弥补了她知识上的缺陷，而且使她看得更加深邃，更为透彻。

她明白底层并不是完全固化的，而是流动的。那些活在底层的人总想往高爬，有的人失败了，有的人却成功了。对于成功者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脱离底层社会，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底层。不过富有意味的是，他们却以“上层人”自居，进而鄙视、践踏甚至玩弄底层人。在短篇小说《致命隐情》中，盛可以塑造了刘文化这一人物形象，他原本也是个农民，但自从当上了农场长之后便欲望膨胀，勾引人妻。被现场捉奸后，他慌不择路掉进粪坑，染上皮肤病，最终一命呜呼。另一篇小说《鱼刺》更像是“黑色幽默”：主人公张立新在县自来水厂奋斗多年，好不容易才坐上了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他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可在办公室，特别是在年轻的打字员赵燕玲面前，他却威风凛凛，并且迅速地将她“发展”为情人。不料，一根小小的鱼刺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丢了，情人没了，老婆也提出了离婚。他多年的奋斗，瞬间化为乌有。由此可见，底层人的生活飘摇不定，即便你通过努力成了底层人中的“上层人”，稍不留神，就会让你失去一切，重新回到生活的起点。这就是现实的残酷性，对于每个栖居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你无法逃避，无法拒绝，只能默默地承受。

在盛可以的底层叙事中，还有一类令人惊愕的作品，这些作品指涉的不是外在的社会问题，而是人的内心世界，确切地说，是人性之恶。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赖特丝毫不怀疑人的本质是善的，但他认为只要有一定的土壤，人们内心的善也会转变成恶。在小说《喜盈门》中，盛可以就透过一个儿童虎虎的眼睛描述了人性变化的过程。他的曾祖父快死了，所有亲人都回家奔丧。可是等候数日，老人仍未断气，子孙们便采用各种方法——断粮，断水，甚至求助于迷信——劝他早死，可他依然如故。最后，虎虎的父亲用安眠药毒死了他。他的死带给亲人们的并非悲痛，而是欢乐，他们把他的丧事活活演成了“人间喜剧”。小说的标题明显具有揶揄和反讽的意味。在另一篇小说《香烛先生》里，盛可以塑造了一个智障的儿童李九天。这个孩子虽然相貌古怪，却心地善良，尤其热衷于丧事。方圆百里，只要有人去世，他都乐于帮忙，由此获得了“香烛先生”的称号。可是，当他的弟弟出生后，他感觉母亲对他的爱少了，便对弟弟怀恨在心。后来他利用捉迷藏的机会，让他的弟弟躲进棺椁连同死人一起被活埋了。这两部小说虽然篇幅短小，却深深触及了人的灵魂。盛可以认为“恶魔性是来自人性深处的根本之欲”[6]211，这种原始的欲望只能被暂时压抑，而永远都不会消失。只要有机会，它就会显露出来。

盛可以总是在不断地拒绝平庸，以防自己的写作陷入某种套路。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她对底层的开掘并不局限于苦难，而是拓展到了包括人性在内的更为宽广的领域，多方位展现了底层人的生存景观。然而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对底层的关注会自然而然地带上性别视角，即从女性的角度来观看这个社会，来描述这个社会中的女性形象。因此，在她笔下，底层叙事和女性叙事是密不可分的，女性叙事甚至是她底层叙事中最精彩的部分。

二、女性叙事

因为历史传统、性别政治、生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女性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她们相较于男性而言，更像是底层人中的底层人。从上世纪60 年代开始，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运动此起彼伏，却并未彻底扭转她们的社会地位，她们仍然是被欲望化和物化的对象。在这个物欲丛生的年代，这种状况更是不容乐观。盛可以尽管否认自己并不是个女权主义者，但她的写作却明显带有批判的意味，她对男性中心主义及其文化的揶揄、嘲弄和反抗，同女权主义作家的写作毫无二致。她习惯把自己身处社会底层的经验对象化到文本之中，并且通过塑造一系列鲜活的女性形象，集中展现她们的生存困境以及走出困境的可能。

在小说叙事上，她反复征用“乡女进城”这一文学模式。这一模式的出现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动密切相关。大家知道，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起步于上世纪80 年代，90 年代获得了迅猛发展。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的加剧，大量农民——当然也包括农村妇女——远离土地，到城市谋生。他们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反过来，城市也改变了他们。“农耕文明的陋习使得城市文明对他们鄙夷不屑，而城市文明的狰狞可怖又衬托出了农耕文明的善良质朴。”[7]当作家们涉足这一题材，便会自然而然地采用同情与怜悯的笔调来处理笔下的人物和事件。盛可以也不例外。

在小说《时间少女》中，她以少女西西为核心探讨了乡女进城的命运。西西是个弃婴，她的生母邓文艺（绰号“邓县长”）年轻时和镇上的一个男青年相爱，两人山盟海誓，男孩后来当兵去了西藏，从此杳无音讯。邓文艺生下西西后，便将她寄养在乡下，远赴西藏寻找男友，最后无功而返。邓文艺回到兰溪镇后就疯了。西西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她长大后也去了兰溪镇，在一家米豆腐店打工。她在那里遇见了英俊潇洒的傅寒——老板娘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傅寒占有了她的身体后，由于嫌弃她是乡下人就远走高飞，把她抛弃了。西西被老板娘骗到县城做了流产手术，回到兰溪镇便臭名昭著。她在落魄中弄清了自己的身世，日夜寻找疯母邓文艺，当她找到时，母亲已冻死街头。很明显，小说巧妙地设计了两条线索，明线是西西的爱情悲剧，暗线是她母亲的爱情悲剧。这两条线索叠加在一起，充分表明乡女进城困难重重，有时她们的期望值越高，付出的代价就愈加惨重，根源就在于乡村赋予了她们贫贱的身份。

她们通常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正规职业，进城之后要么像西西那样出卖体力，要么出卖色相或身体。在小说《福地》中，盛可以刻画了许多来自农村的女性形象。她们为赚钱养家，出卖子宫，非法从事代孕工作。为了防止她们中途逃脱，基地制订了十分严厉的惩罚制度。在管理人员看来，“她们就是单纯造人的工具”[8]，当然也是他们发泄自己的淫欲和赚钱的工具。在这部小说中，女性完全被异化和物化了，她们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身体的某个器官，或者说她们已被降格为身体的某个器官，作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导致她们长期处于屈从的地位。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女人——特别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经常被简化为性，成为他们欲望和占有的性对象，如《野蛮生长》中的刘一花，《北妹》中的李思江，她们都是在男性的要挟下被迫献出了自己的身体。类似遭遇在其他女性身上也或有发生，她们中有些人便自甘堕落，成为“三陪”、妓女和暗娼，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造成的。

对于女性而言，成为人比什么都重要。也就是说，她们必须赢得自己的主体地位。作为女性作家，盛可以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她在小说《尊严》中刻画了吴大年这一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的底层妇女形象。她刚出生，她的父亲由于受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影响，想把她溺死。吴大年从小便带着对父亲的怨恨长大，后来草草嫁人。在婆家，她又经常受到丈夫和公公的欺辱。小说开始她挨了公公的揍，想让丈夫张子贵出面让公公道歉。不料，张子贵打马虎眼。吴大年一怒之下离家去了县城，先后在餐馆、茶楼打工。张子贵到县城找她，却失手打死了人，逃回乡下。吴大年目睹了他作案的过程，回家后便以此为由让丈夫和公公向自己低头。她的父亲也在她的软硬兼施之下，意识到自己当年的错误，服毒自尽。就这部小说的情节设计来说，虽然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吴大年的包庇行为以及她对父亲的诅咒，但是在这个人物身上，作者明显寄托了自己的信念，那就是女性要想赢得自己的尊严，就必须奋起抗争，尽一切可能去颠覆男权政治。

三、身体叙事

为了阐扬这一性别观念，盛可以在她的作品中基本将男性他者化了，即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建构男性形象。在她笔下，男性人物很少有真诚、善良、果敢的，他们通常显得虚伪、骄横和冷酷。她认为对于女人来说，在这些雄性动物那里可以找到性，而根本找不到理想的爱情和婚姻。“假如所有家庭的屋顶都是露天的，用摄影机从上面俯拍，随便就能拍到这样的镜头：男人在一个房间用手机（网络）调情，女人在另一个房间追看韩剧（或者做琐事）。这就是绝大部分人的婚姻真相。”[9]盛可以在小说中还揶揄道：“有时候，觉得婚姻是只避孕套，它使原本交融的肉体产生隔阂，心灵产生分歧，使好端端两个和睦、相爱、友善的人，走向水火不容。它把人搞得精疲力尽，最终却不一定有个美好的高潮。”[10]身与心的割裂、灵与肉的分离是两性间残酷的真相，“爱的不可能性”便决定了两性之间的追逐只能是一场欲盖弥彰的欲望游戏。

欲望最原初的形式就是性爱。可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在赤裸裸的市场和金钱法则的影响下，男女之间越来越趋向于有性无爱。他们的结合或者遇合，主要源于性方面的吸引，或者说他们追求的只是简单的身体欢悦。盛可以在都市生活多年，对现代人的情感经验了如指掌，她感慨地说：“在深圳这种大的都市里生活的女性，面对的竞争和压力是更大的，她们更加孤独，因此对感情是更加渴望的，而在深圳恰恰丧失了这些东西。”[11]这就是现代人的情感困境，她们一方面渴望爱情，另一方面却找不到爱情。因此，对于一些都市男女来说，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如同逢场作戏。盛可以有部小说，名为《取暖运动》。对于主人公刘夜和巫小倩来说，爱情从一开始就是缺席的，他们走在一起，完全是为了满足彼此的生理需要，即便是频繁“热身”，也没有“摩擦”出爱情。所以，他们愈爱愈快活，但也愈爱愈堕落。盛可以评价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嫖客”和“婊子”，他们不但缺乏精神层面的交流，更重要的是两人都丧失了给予对方爱的能力，“只得把原本属于精神范畴的爱情，转移至肉体领域”[12]。对爱情的怀疑甚至否定渗透在盛可以几乎所有的著作中，这就使她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意味。

她批判的对象既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物化，也包括女性自身的物化，当然还有使男女关系发生异化的社会环境。在方法上，她主要以女性的身体为“试金石”，以此挑战、拆解进而颠覆男权政治，暴露社会以及人性的卑污。她的一些作品也由此染上了身体叙事的色彩，如《道德颂》和《无爱一身轻》。在《道德颂》中，旨邑不顾一切地爱上了有妇之夫、东北某知名大学的教授水荆秋。她爱得非常热烈，也十分堕落，甚至不乏献身的色彩，但结果证明她不过是水荆秋手里的玩物。在《无爱一身轻》中，作家兼设计师的朱妙也像旨邑一样，主动将自己物化了。她勾引市国土局局长方东树，同时又游弋在海归青年程小奇和摄影师许知元之间，她希望在这些男人身上找到爱情。可事实表明，这些男人觊觎的只是她鲜活欲滴的身体，而不是她这个人，所以她无论怎样努力也获得不了自己渴慕的爱情，反而只是累累伤痕。作品中另外几个女人（龙悦、古雪儿和林芳菲）的遭遇也大抵如此，她们都没有逃脱爱情的厄运。当然有失必有得，“理想中爱情的破灭让她们在承受苦难的同时成熟起来，对两性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男性的认识也摆脱了想象，她们看清了长期以来视为精神和心灵依靠的男人的虚弱和卑怯。”[13]

在《水乳》和《北妹》中，盛可以更是以犀利的笔法，让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以身体为“武器”向男权政治即父权制发动攻击。“父权制文明要求女人保持贞操；人们多少公开地承认男性有满足性欲的权利，而女人要禁闭在婚姻中：对她来说，如果性行为没有受到法规和婚配的许可，就是一种错失、一种堕落、一种失败、一种缺陷；她应该捍卫自己的贞操和荣誉；如果她‘屈服’，如果她‘堕落’，她就引起蔑视；而即使人们对她的征服者加以责备时，仍然夹杂着赞赏。”[14]对于这种极不平等的性与性别观念，盛可以深恶痛绝。因此，她塑造了苏曼、钱小红这类独立不羁的女性形象，她们有非常强烈的性别意识，敢于同父权制抗争，能够遵从自身的欲望，并且懂得享用身体的快感。比如苏曼，她就认识到“把男人和女人绑在一块儿，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很乏味地解决生理需求，把爱做得像嚼渣，这就是结婚”[15]，所以她勇敢地走出家庭，游弋在不同男人之间，充分享受身体的快感，但从不依附于任何人。钱小红也同样如此，她虽然出身社会底层，却敢爱敢恨，不怕冒犯传统的伦理道德。有人评价这一角色时说：“她最使我们惊讶的地方就是毫不羞涩地直言欲望并积极寻求来自异性一方的满足。她的欲望与她傲人的乳房一样来得真切自然。”[16]在她大胆奔放的欲望面前，那些与之接触的男性形象无不显得粗俗、笨拙、猥琐。盛可以通过塑造苏曼和钱小红这类大胆泼辣的女性形象，成功地挑战了千百年来累积而成的男性权威，对传统的性别政治进行了严厉批判，其目的就是要彻底颠覆它，进而为女性赢得她们应有的地位，这一努力几乎显现在她所有的作品之中。

四、结 语

在新世纪日益勃兴的女性文学中，盛可以凭借自己的创作已拥有一席之地。她的小说粗犷凌厉，巧妙地将底层叙事、女性叙事和身体叙事融合在一起。就其作品所表现的深度而言，已经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她的写作自觉疏远了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日益泛滥的“私人化写作”和“美女写作”，既不向商业文化低头，也不向主流群体靠近，拥有不俗的品质，但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她的创作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譬如，她的部分小说还具有“实验”和“探索”的性质，在技法上并不娴熟。她作品中某些人物的性格也缺少变化，甚至存在“模式化”和“脸谱化”的弊病，尤其是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她擅长借爱情和婚姻来解剖人性，特别是揭示男性的自私和卑劣。她对爱情和婚姻基本是持怀疑论的，有性无爱的两性关系在其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普遍的怀疑论倾向无疑放大了生活的阴暗面。谭五昌在评价其小说时说：“如果一部作品完全失去了向善、向美、向上的力量，那它的文学美感力量自然也会减弱乃至消失。”[17]如何提升作品的精神品格和审美内涵是她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过她已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所以她的未来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