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民俗学视域下民俗博物馆非遗保护
——基于烟台民俗博物馆的个案考察

邹明华 滕云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2488)

非遗保护近年来一直热度不减，这一方面离不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倡和国家的重视，另一方面，与民众保护传统、守望乡土的热情密切相关。但遗产化实践中的非遗面临着相对复杂的文化语境，且具有活态传承的特点，想要达到理想化的保护状态并非易事。非遗保护专家陈岸瑛教授指出，脱离了使用者和接受者的非遗，最终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表演，没有再创造的非遗，无法长久地“活态”下去，有些品种可能会被某种社会新趣味选中得到发展，但绝大多数可能难以摆脱成为历史的命运。(1)《作为活态传承的非遗，如何活到今天》，https://m-news.artron.net/news/20170613/n1036724.html。事实证明，确有许多非遗项目面临这种窘境。

21世纪以来，美国公共民俗学的学科理念与经验被译介到中国，启发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者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中国的非遗保护实践。公共民俗学的基本理念是民间立场，从公共民俗学的角度讨论民俗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可以在未来更好地规避“非遗过度博物馆化”“砸钱非遗”等弊端，有效地避免文化他者与传承主体之间的错位，为非遗保护与活态传承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

一、坚守民间立场的公共民俗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共民俗学在美国兴起。美国公共民俗学的发展历经波折，初期不但遭受致力于纯学术研究的学院派质疑，还往往与应用民俗学相混淆。直至上世纪80年代，公共民俗学才逐步跳脱致力于“以民俗学知识解决社区问题”的应用民俗学的影响，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协作式地方合作，区别于应用民俗学“自上而下”的主导型社会实践。[1]两者之间的界限也愈发清晰，前者是社区疑难问题的解惑者，后者是社区文化传统的服务者。

公共民俗学的学科定位随之明确。关于何为公共民俗学，有如下几种定义。“作为公共部分的民俗学而为人所知的公共民俗学，是在学院学术之外，应对民俗的展示和记录、复兴等方面的尝试。”[2](P826)美国著名民俗学家罗伯特·巴龙认为，公共民俗学是“民俗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在民俗发生的社区内外的实际展示和应用，它是在与传统被展现的社区成员之间的对话和合作中进行的”[2](P826)。具体而言，公共民俗学者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运用多样的手段全方位地记录和传播民俗文化；二是开展诸多具体的公共文化实践，向公众展示社区内外的民俗传统，由此达成文化传播、公众服务等目的。

公共民俗学者服务于博物馆、州县的艺术委员会、文化遗产组织等文化机构，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与社区成员及传统承载者共同合作，组织博物馆策展，举办民俗文化节，规划文旅等公共文化活动。史密森民间生活节和密歇根民间生活节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史密森民间生活节创立于1967年，至今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活态文化遗产展演的典范。公共民俗学者与被研究、展示的社区代表共同讨论关于民俗、文化遗产的观念，完成活动主题的商定。在节日来临前1～3年，民俗学者、音乐文化学者和其他文化专家组成的团队会对每个节日项目涉及的主题进行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节日的展示内容主要包括音乐舞蹈表演、职业领域的民俗生活(工作技艺)、工艺品以及饮食习俗。传统文化的传承人、地方学者以及史密森博物馆馆长都会面向公众进行演说。节日鼓励民众与传承人的互动，学习各种手艺，品尝传统食物，与他人交流。为了更大程度地还原传统生长的文化环境，组织者还搭建了一些自然背景,包括一条从华盛顿纪念碑到国会山的赛马跑道，一个用40英尺高的竹子和纸质形象构造的印第安人的村子，一片日本的稻田和一个新墨西哥的土砖市场。(2)安德明：《美国公众民俗学的兴起、发展与实践》，《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迪姆·罗仪德、饶琴、汪多维、吕东玉、王爱仪：《史密森民间生活节：公众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例》，《文化遗产》2008年第3期。密歇根民间生活节也是如此，前期准备工作花费数月乃至数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珍贵技艺都在节日期间得到展示。

史密森民间生活节是一个向民众免费开放的服务性民间文化展览，且是以社区为本位，全世界的艺术家、表演者以及其他传统代表共同参与，因此受到了民众的广泛关注，每年吸引过百万的游客，同时对美国社会各界乃至国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国家纷纷效仿，开展类似的节日活动。公共民俗学的理念与实践也被译介到国外，为中日等国民俗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经验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民俗学者在实践的过程中时刻践行“对话与合作”以及“还俗于民”的基本理念。节庆活动并非由政府和学者一手操办，而是基于大量的田野考察，在与社区成员及传统承载者的对话协作中开展和实施。他们拒绝应用民俗学家“自上而下”的方法，不再以社区代表的身份干预文化实践，而是与社区成员及传统承载者平等合作。在策划展演的过程中，公共民俗学者始终与社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坚守民间立场，最大限度确保传承人的文化主体性，尽可能避免文化他者身份带来的外部干预。他们协助传统承载者选定表现其文化传统的方式，保证表演活动的有效展示和传承，以此帮助传承人发声，从而引导区域民众欣赏理解民俗，使其远离濒危及消失的命运，进一步实现记忆重构与文化认同。

以史密森民间生活节为代表的公共民俗学实践活动同时还具备如下特征：首先，文化展演不限于当地民俗，而是包容多样的文化形态，吸纳世界各地的优秀民俗文化参与；其次，民俗事象的活态展演方式和高度还原的生长环境，将非遗的展示空间与生长空间相对接，做到了社区民俗传统与社区景观的有机结合。公共民俗学引导下的理念与文化实践，或许能为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启示。

二、烟台民俗博物馆非遗保护现状

博物馆化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民俗博物馆即载体。民俗博物馆的藏品可分为两部分：以民众日常生活使用的民俗器具、手工艺品为代表的具体的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以民间传说、民间技艺为代表的抽象的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传统博物馆理论的影响，我国民俗博物馆在发展的初期多沿用考古及艺术类博物馆的策展方式，擅长以陈列实物、设置解说展板等形式策展。在博物馆展示的语境中，民俗往往被塑造成“被凝视”的对象，和生活实物、图文影音、艺术化场景等一同构成“群体印象”的公共文化图景。[3]但民俗博物馆藏品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能完全套用考古与艺术类博物馆的策展方式。随着反思与探讨的深入，大部分民俗博物馆所采用的单一的静态展陈方式由于无法满足非遗活态展演的需要而广遭诟病。目前，越来越多的民俗博物馆开始采用动态的、回归民众生活的保护方式来延续非遗的生命力，这是博物馆层面非遗保护的新思路。

烟台民俗博物馆是隶属于烟台市博物馆的一座小型综合性民俗博物馆，占地3500平方米，建筑面积1459平方米，馆内设有10个展厅，包括近代家居陈设系列展厅、妈祖文化展厅、胶东旧时风物展厅、马少波艺术生涯展厅及不定期开放的特展厅。它同全国许多地方性民俗博物馆一样，依托古建筑改建而成，因此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烟台民俗博物馆已有百年历史，其前身是光绪年间福建商贾集资建成的福建会馆，又称天后行宫。2012年，福建会馆被正式辟为烟台民俗博物馆，并对外开放，成为烟台地区保存、陈列民俗藏品，弘扬地区民俗文化的专门机构。

烟台民俗博物馆非遗保护主要体现在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妈祖信俗的保护和传承上。烟台民俗博物馆在保护弘扬这一世界级非遗上做了很多努力，极大地促进了妈祖信俗在烟台地区的发展、传承。在策展方式上，它并未局限于旧有的场馆模式，更类似于传统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的结合，由此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非遗保护实践。

(一)民俗文物藏展处

万建中指出，物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流传过程中的结构内核。[4]在讨论某一非遗的保护传承时，其物质载体是不容忽视的。烟台民俗博物馆依托地域神话传说等文本，通过妈祖信俗景观塑造与再生产的方式传递文化意义，使民众得以在一系列的文化景观中完成对地缘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进而强化地域文化认同。烟台民俗博物馆围绕妈祖信俗展开的物象景观叙事，主要包括庙宇建筑、神灵塑像、民俗藏品三部分。

烟台民俗博物馆由天后行宫改建而成，它本身就是妈祖信仰影响下诞生的文化景观。近代烟台开埠后，来烟进行南北贸易的福建商贾在此建造天后行宫，以便随时祭祀妈祖，祈祷海航顺利，加强乡谊。可以说，烟台民俗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信仰”，妈祖信仰赋予烟台民俗博物馆这一景观以文化内涵，烟台民俗博物馆又是这一信仰传播传承的物化和见证，它的矗立是妈祖信仰在地方传承的景观标识。

馆内妈祖塑像共有两尊，一尊位于妈祖文化第一展厅，另一尊位于行宫大殿。大殿内放置高大的妈祖塑像，她头戴凤冠，身着华服，双颊丰润，两侧有童子相侍，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作为民众心中的视觉符号，妈祖以女神的形象呈现在民众面前，彰显立德慈爱的人文精神。每逢特定的时间节点，有大批民众前来进香朝拜，祈祷人安年丰。妈祖文化展厅内陈民俗藏品和文献典籍，相关藏品均收自民间。颜色亮丽、细致精巧的手工艺品，是信徒供奉妈祖时制作的；木船模型是海航者乘风破浪的缩影；典籍则记载了妈祖信仰、天后行宫与烟台的渊源。这些具体可感的物象是民间技艺与智慧的体现，无声地讲述着不同时代的民俗故事，延续着民众的民俗文化记忆，使得无形的非遗具备了可参观性。信俗催生物象，民众当下的记忆得以保存；物象唤起民众的集体记忆，勾连古今，推进信俗的传承。民俗博物馆的物象景观承载着区域的历史与文化，从馆内到馆外，延展信俗的叙事空间。烟台民俗博物馆通过传统的展陈方式建构地方性话语，旨在向民众传递有别于他处的地方性知识，以强化地域连结，助推妈祖信俗在地方的传播传承。

此外，展厅内还设有现代化的多媒体设备，以纪录片的形式向民众展示历年妈祖祭典的盛况，实况转播和专家解说有效弥补了静态展陈的缺陷。“云上共祈福”线上妈祖文化节于2020年4月15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成功举办，获得了民众的一致好评。

(二)活态非遗传承场

要使非遗得到有效的活态传承，根本在于让非遗进入民众生活，仅以片段的形式向民众展示非遗的某一侧面，是远远不够的。刘晓春指出，“本真的文化只能是当地人感受的、体验的、实践着的、具有历史性的日常生活。”[5]信俗类非遗的保护传承应当做到对接现代生活与特定时空的仪式活动，民众作为信俗的传承主体必须参与其中，信俗需要在民间“活起来”。

天后行宫即承担祭神祈福等功能的神圣领域。旧时，每逢妈祖诞辰和得道升天这两个重要日子，船民们都要在此演戏贺神，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如今，这一神圣的信仰空间已然转变为兼具收藏、展示、记忆功能的地方性民俗博物馆，成为弘扬优秀地方文化、保护传承活态妈祖信俗的重要场域。烟台民俗博物馆会在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辰举办内容丰富的妈祖文化节，包括春祠祭典，头香进献仪式，妈祖绕境祈福，京剧、舞狮、莆仙戏表演等活动，宏大的展演规模和庄严的仪式感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如此广泛的民间参与也充分印证着妈祖信俗的深远影响与巨大的民俗价值。今天的祭典不再像上世纪一样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更意在宣扬妈祖文化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内核。虔诚的信众、来访的游客和各项仪式的参与者共同构成了信俗的传承主体，在特定的时空完成仪式建构。烟台民俗博物馆助推妈祖信俗在当代的活态延续，传承优秀非遗精神的同时，也在密切福建、台湾、烟台两岸三地的交流，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感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妈祖信俗能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离不开祭祀仪式、民间习俗和相关传说故事诸方面的传承，对妈祖信俗进行有效保护，也应当涵盖上述三部分内容。烟台民俗博物馆并未局限于传统的文物思维，仅保存民俗事象中易于呈现的部分，而是将博物馆这一单一的妈祖文化藏展处打造为建构文化认同、延续地方文化传统的非遗交流平台，承担起保护传承妈祖信俗的责任。在这个过程中，它坚守民间立场，注重社区民众的感受与需求，既以图文影音、代表性实物等现代公共文化生产的惯常策略向民众无声地展示妈祖文化，又针对信俗类非遗的特性进行“就地保护”，将社区民众的生活现场融入博物馆策展，做到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具体的物质态藏展相关联。民俗博物馆不再是一个独立于现代社会的历史记忆场所，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进入民众生活，成为现代民众生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烟台民俗博物馆充分依托地域文化资源，助推妈祖信俗的活态保护与传承。遗憾的是，在非遗保护工作中，烟台民俗博物馆的表现并不尽人意，常设展中未设有非遗展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俗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烟台市文化部门经常举办诸如非遗大课堂、非遗精粹展演、非遗文化长廊等活动，加强对非遗的展陈和宣传，但作为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窗口，烟台民俗博物馆也理应发挥自己的专长，让非遗成为民俗博物馆的常驻军，这也是博物馆层面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首要前提。

三、烟台民俗博物馆非遗保护的公共民俗学实践路径

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笔者在对烟台民俗博物馆进行调研考察时发现，烟台民俗博物馆地处繁华的中心街区，馆外车水马龙，而馆内人烟稀少。即使不收取任何费用，不少市民也从未去过民俗博物馆。大部分受访者的评价是“民俗博物馆没什么好看的”“不符合预期”“场馆建筑还不错”。笔者认为，出现该状况的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烟台民俗博物馆本身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失去了民众观赏，博物馆就难以发挥其职能。对此，我们应当结合非遗保护的现状，借鉴公共民俗学文化实践的理念与经验，思考博物馆层面存在的不足，以科学有效的路径推进非遗保护传承。

由于国情与文化语境的差异，完全照搬美国式的公共文化实践在我国并不现实，但“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与社区紧密协作、尊重文化传承人以及反思自身带来的文化客体化”[1]的工作理念和活动组织方式，为我国民俗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实践提供了启示。黄龙光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民俗学路径，可以从遗产记录、遗产评估、遗产教育、遗产开发、展示展演等方面来考虑。[6]在我国，遗产的记录评估与开发等工作，由政府部门和各级文化馆的专职人员组织实施。就博物馆层面而言，民俗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应在“服务民众，坚守民间立场”的大前提下，努力做好非遗教育、非遗保护宣传、非遗资源共享三方面工作。

(一)还俗于民

从公共民俗学的视域看，博物馆形式的非遗展演确是公共民俗学文化实践的重要路径之一。就笔者的观展体验而言，烟台民俗博物馆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为博物馆而博物馆”倾向，仅仅机械地响应政府筹建民俗博物馆的政策，未能满足民众的需求。究其原因，仍是未能坚守民间立场，在具体的实践中缺乏与社区民众及传统承载者的沟通，这同公共民俗学力求与社区进行“对话式协作”的目标相距甚远，自然难以达成“还俗于民”的目标，这也是我国民俗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俗博物馆多为各级政府出资筹建的公立民俗博物馆，极小部分是由地方民俗精英创办的私立博物馆，政府因而具有绝对的话语威权，这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极易造成精英视角与民间立场的错位。美国公共民俗学者通过田野调查了解和学习社区内的民俗传统，建立各种各样的教育项目和资料库，用于帮助民众维持传统，并向政府部门提出保护这些传统的最佳方案。[7]我国民俗学者往往以特派专家的身份参与组织评估，并做出基于精英审美立场的选择与判断。尽管学界一再强调进入田野的文化他者应当保持价值中立，但在具体实践中，作为保护对象的传承主体和非遗技艺还是极易被去主体化，受到更多的限制。民俗博物馆展示什么，如何策展，往往由策展专家一手操办，缺乏与社区民众的充分交流，民众立场的民俗策展难以实施，这有悖于公共民俗学“还俗于民”的宗旨。

周星教授在探讨公共民俗学在中国非遗保护实践中存在的可能性与危险性时指出：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成长，或者说，中国民俗学旨在增进国民福祉和传承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推动上述社会生活空间的生成和逐步扩大，但它也可能被权力同化、异化而失去学术的自主性和尊严感，甚或沦为糟糕的文化行政的帮闲。[8]一方面，民俗学者参与由国家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公共事务，诸如民俗博物馆的建设，可以从专业角度为民俗博物馆的设计陈列建言献策，从而更好地推动非遗的展演与共享，满足国家、时代、民众对民俗和非遗的需求；另一方面，民俗学者在参与相关的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与文化行政权力的博弈，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学术视域的独立自主性。目前，我国大部分民俗博物馆的实践模式更类似于应用民俗学的理念，采用行政手段实施自上而下的强制保护举措，致力于为社区解决“非遗濒临灭绝，文化传承断绝”的问题。民俗学者在其间主要扮演着社区代言者一角，在梳理选择民俗文化事象的过程中往往反客为主。

对此，我们应当借鉴公共民俗学的相关经验，反思在我国非遗保护实践中民众话语的缺席问题。就民俗博物馆层面而言，在前期田野调查和策展设计中，需保持与社区民众和传承主体的密切交流，尽量做到博物馆展演与民众生活相对接。在具体的策展过程中，做到活态展演，将非遗融入民众现代生活，而非某一片段的局部展陈。可以采用生态博物馆、民俗文化街、VR线上博物馆等模式，将一个个非遗项目视作文化景观，运用博物馆的思维展陈，而不局限于博物馆的固定场馆。可以在展演非遗项目的同时展演其生长环境，遗产传承人也能从隐秘的后台站到表演的前台，从失语的被代言者转为直接向观众发声的讲述主体。[9]

此外，将民俗博物馆作为非正规的非遗教育基地，是一条有效的实践路径。这包括已在多地举办的“非遗进校园”活动，以及技艺类非遗传承人驻馆，在馆内开设非遗主题研学、非遗课堂等，吸引民众前来观赏学习。非遗的展陈宣传不再是一种静态的、教科书式的默读，而更注重参与和体验，民众与传承人在互动与交流中完成传习行为，能够给予文化传承主体更多的话语权，从而实现更大程度的文化民主。实践表明，活态的非遗活动往往更受传承人和民众的欢迎。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非遗面临的可能失传的窘境，有利于挖掘培养潜在的非遗传承人。

(二)非遗交流与共享

作为地方性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社会的传承变迁过程中，是为地方社会的人们共同传承并享用的。从这一意义来理解，在它尚未超越地方社会成为遗产之前,就已经具有了广泛的公共性，而在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中，公共性更多地体现在地方性文化超越地方社会，为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人们所承认，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象征。[10]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具地方性和公共性二重特性，它既被某一地方的民众集体创造并享有，又是全人类共享的文化财富。

公共民俗学指导下的文化实践突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吸纳世界各地的非遗参与展演，在无形中建立了一个小型文化参照系，帮助社区在同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完成了对自身文化独特性的认识和价值重估，其公共性特征也在一系列文化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凸显。

在目前的非遗保护实践中，民俗博物馆往往仅展演地方非遗项目，过度强调非遗有别于他处的地方性特色，而未重视其作为世界性公共文化遗产的文化共享意义。非遗共享不应仅面向地方民众，展演对象也不必局限于地域文化。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区域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促使非遗不再热衷于内部审视，而是积极向外部拓展，越来越多地寻求展示与交流的机遇，成为可被不同社群共享的文化资源。区域特有的非遗可以跨越地域边界，从狭小的原生空间进入更广阔的公共空间参与展示，进行文化间的交流与表达。非遗以地方文化代表的身份参与国家乃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展演，在与不同文化的比照中收获认同，也有助于反向推动地方非遗的保护传承，由此激发非遗传承人及潜在传承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形成非遗传承的良性循环，既降低文化同质化的风险，又增强地方民众的认同感与文化自信。

四、结语

民俗博物馆是展示地域民俗文化事象，承载民众集体记忆的公共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传承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国民俗博物馆仍是主要借鉴传统考古、艺术类博物馆的理念与经验，以专家为主导策展，展陈方式单一，缺乏基于民间立场的审视与交流，民众几乎不能拥有对“自己生活展示”的选择评判权。烟台民俗博物馆也存在此类问题。虽然在妈祖信俗的保护上，烟台民俗博物馆的表现可圈可点，真正做到了让民众参与其中，让非遗成为民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就非遗的整体保护而言，其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目前，许多民俗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加以呼吁和改善。公共民俗学“还俗于民”“对话与协作”的相关理念、实践以及自反性传统，如果能同我国国情及文化语境相结合，或许能在未来的探索中寻找到更为有效、更有活力的非遗保护路径。

总之，民俗博物馆应让社区民众和传承主体充分参与文化实践的各个环节，同时依托地方民俗文化，立足藏品特点，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方式来努力提升吸引力，优化展示效果，让更多的民众愿意主动地走进民俗博物馆，承担起民俗博物馆保护、传承非遗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