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笔记与诗词关系探论

胡鹏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浙江 杭州 310058)

在元、明以降直至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1](自序P1)说的传统文学代胜观视阈下，宋代文学的一代之胜自然非词莫属。此种并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天建构话语，近来已逐渐为学界所解构。实际上，宋人自身的认识中，本朝文学成就足以夸耀前人者实乃文言散文。欧阳修在《范文度摹本兰亭序》中即云：“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2](P189～190)杨万里为乡贤刘才邵《杉溪集》所作序开篇也自豪地说：“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3](P3350)南宋初布衣倪朴《筠州投雷教授书》则称“而后宋之文超汉轶唐，粹然为一王法”[4](P92)，连金人王若虚都不得不承认：“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5](P434)可见上至文坛领袖，下至乡野秀才，乃至敌国文士，对文言散文在宋代文学中的突出地位是有绝对共识的。宋文众体俱备，就中尤以“多达1000余种，5000余卷”[6](P3)的笔记(1)关于笔记涵义的界定，学界目前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传统四部分类法中，笔记一般分属史部的别史、杂史、传记类，子部的小说家、杂家类等，而往往统摄于《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中；但由于现代西方学科划分体系视阈下的“小说”概念与中国传统“小说”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术语使用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淆乱不清，治丝益棼的情况。为免葛藤，笔者参考前贤时彦的相关争鸣，将本文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著述体式上分条记录，丛脞成书，内容上篇幅短小，以纪实性为主，间涉虚幻的文言随笔。本文中凡因引文、行文需要而使用的“笔记”“笔记小说”“小说”等概念，皆指此文体。为人所瞩目。笔记一体自魏晋南北朝时代所谓的“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肇始，中经唐、五代潜滋暗长，作者与作品逐渐增多，至宋而呈井喷之势，遂由附庸蔚为大国，成为重要的文章体裁。既然散文才是宋人自承的一代文学精粹之所在，那么宋词、宋诗，是否便与宋文尤其是其中的笔记文体势同冰炭，彼此毫无瓜葛呢？众所周知，一种文体的生、住、异、灭自然不会是在真空中进行，必与同一历史时期文学园地内的瑶草奇葩争奇斗艳，生发出千丝万缕的关联。笔记是诗词作品文本的渊薮，可以据此校勘异文，勾稽本事，作为文献之宝库；更进一步，笔记也与诗词批评专著的生成交涉甚深，诗话、词话，实乃笔记孳乳之力，是笔记诞育了这一从著述体式到内容题材都极富中国文学批评特色的典型形式；另外，“以笔记为诗”“诗化笔记”，彰显出二者文体互渗的审美取径。梳理清楚笔记与诗词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客观全面把握宋人诗文创作、理论批评的特点，避免局限于一类一体的考察，因而忽视了对作家作品的整体性观照，以致厚诬古人。兹分疏如下。

一、笔记是诗词作品文本的渊薮

“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7](P986)蒋士铨在《辨诗》中的慨叹，可谓一举道破宋人面对唐诗这座艺术高峰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欲超越唐诗，势必要对前人诗歌的语词、意义、结构等悉心揣摩，以求知己知彼。同时，宋人又极具理性精神和独立意识，不甘心为唐诗所范围，他们师古的目的乃在创新，力图摆落唐人的束缚而自铸伟词。因此，作为杂录读书偶得、师友闲谭、道听途说的宋代笔记，便往往记载大量唐代典范诗词文本，又时时不忘表彰本朝文坛的菁华之作；或者嘲戏那些并不成功的败笔，商榷炼字炼意的更多可能，以此来显示自身学养、诗心的优越。笔记中诗词的身影在在可见。宋、元、明、清历代大型诗词选集、总集，往往都从宋人笔记中爬梳文本以充帙。据宋娟统计，唐圭璋先生编著的《全宋词》“所引105种宋代笔记中，共有96种文献辑录词作683首”[8](P12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也大量采录笔记中著录的作品。笔记可以称得上是诗词文献的渊薮。

譬如现今收入各版小学语文教材、腾于众口的李白名诗《夜宿山寺》，就是经由宋人笔记的记录才得以保存流传下来的。此诗其实一直未曾进入宋、元、明人各种李白诗歌全集、选本之中，直到清人王琦集注《李太白全集》，方据赵令畤《侯鲭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周紫芝《太仓稊米集》《竹坡诗话》等的记载，撷入该书卷30《诗文拾遗》中，并拟题为《题峰顶寺》。[9](P1416～1417)王琦所据的《侯鲭录》卷二“峰顶寺李白题诗”条云：

曾阜为蕲州黄梅令，县有峰顶寺，去城百余里，在乱山群峰间，人迹所不到。阜按田偶至其上，梁间小榜，流尘昏晦，乃李白所题诗也，其字亦豪放可爱。诗云：“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或云王元之少年登楼诗，云：“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10](P69)

王元之，即宋初著名诗人王禹偁。本条纪事中，并非赵令畤辗转获悉的词句，而是小字自注的文本“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为现今小学教材里所采用，并标注为李白之诗。鉴于绝大多数国人的文学文化基本常识都来自于中小学语文教材，可以说，这首诗已经构成当代中国人国学知识储备的基底性要素。李白此诗原貌究竟如何，赵令畤已不敢确定。不过，王琦所采，并非本诗最早的记录，从史源学角度来说存在重大瑕疵。首先记录李白这首佚诗者是远远早于赵氏的王得臣。王氏《麈史》卷中“诗话”条有一则轶事云：

南丰曾阜子山尝宰蕲之黄梅，数十里有乌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壮，梁间见小诗曰李太白也：“夜宿乌牙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是太白所书耶？取其碑(笔者按：整理本作“牌”，误，据别本改)归于丞相吴正宪公。李集中无之，如安陆石岩寺诗亦不载。[11](P48)

曾阜字子山，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生平仕历难考。因与北宋中后期激烈党争中的核心人物曾巩、曾布为从兄弟，他很难不被牵连，多半是一个沉沦下僚不得志的低阶官员。因此发现李白诗碑后，曾阜选择了送给当朝丞相吴充，恐怕有希冀汲引的用意。然而吴充生性渊默，《李太白文集》的第一个宋刻本也在吴充去世当年的元丰三年(1080)刻成，处于生命最后历程又深陷政治斗争漩涡的吴氏，自然不可能热衷于一首诗的归宿如何。王得臣虽不敢确定碑上文字是否李白手书，但明确记载此诗的发现过程以及诗碑最终下落，且其为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正在黄梅县左近，又与曾阜、吴充同时，故所述之事当得其实。可惜的是，当代几部权威的李白诗集注本如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郁贤皓编著《李太白全集校注》均认为此诗乃宋人伪造，托名李白。各版小学语文教材教授给幼童的更是不准确的实际署名王禹偁而非李白的诗歌文本。张培锋先生在仔细分析宋人所有关于此诗的笔记小说、地志史料之后发现，宋人并未否认李白曾作过此诗，只是与部分宋人拟作发生了混同纠缠，从而产生种种歧说，并进一步呼吁：“应该根据宋人王得臣、刘宰、赵子崧、王象之等人的记载，确定《夜宿乌牙寺》诗为李白之作，并恢复其诗的本来面貌。”[12](P55)可以见出笔记在廓清诗词文献谜团上的特殊作用。

李白之作外，宋人于杜诗特为留心，蒐集辑佚，考辨正误，品评轩轾，不遗余力。笔记中有关杜诗的讨论多如繁星，兹举一例，以概见其余。龚颐正《芥隐笔记》“杜诗古今本不同”条谓：

王仲言自宣城归，得杜甫诗三帙。有南唐澄心堂纸，有建邺文房印，沈思远印及勑赐印，笔法精妙，殆能书者。试考一二诗，多与今本不同。如《忆李白》诗：“白也诗无数，飘然意不群。清新庾开府，豪迈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话斯文。”《九日》诗乃云：“今朝醉里为君欢，笑倩旁人为正冠。”及“再把茱萸仔细看”。又“芹泥随燕觜，蕊粉上蜂须”，“宫草霏霏随委佩，云近蓬莱常五色”，“酒醒思汗簟，已近苦寒夜”，“长贫怪妇愁”，“雨映行宫辱赠诗”，“骑马谁家白面郎”，“不通姓字麄疏甚”，“忍待江山丽”之类，不可概举也。[13](P94)

王仲言即前揭王得臣的侄孙王明清，著有《挥麈录》《玉照新志》等著名笔记。“建邺文房”为南唐后主李煜藏书画作品所押印。王氏所得殆为南唐古抄本杜诗，惜乎这一记录未被宋人校勘杜诗所吸收，晚至清人仇兆鳌纂《杜诗详注》，方予重视。宋人笔记中，声称印本与抄本、稿本文字不同的条目极多，上引“杜诗古今本不同”之后不数叶，还有一条“东坡真迹”涉及苏轼词：

东坡《四时》词《冬》词云：“真态生香谁画得，玉奴纤手嗅梅花。”真迹乃云“玉如”，墨庄谓意方全。予见孙昌符家坡朱陈词真迹云：“半依古柳卖黄瓜”，今印本多作“牛依”。或迁就为牛衣矣。[13](P116～117)

此“四时”词，调寄《玉楼春》。“墨庄”指张邦基，其《墨庄漫录》卷七云：“刘延仲尝见东坡手书本，乃作‘玉如纤手’，方知上下之意相贯，愈觉此联之妙也。”[14](P198)“半依古柳卖黄瓜”，乃坡公《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中句。此类刊本与稿、钞本文字不一，其原因或因传抄过程中有所讹误；或因刊刻上梓时手民不够慎密；或者是作者初稿始写就就哄传天下，而编纂文集定本时有所改削；甚至是有人恶意伪作，苏轼就在《答刘沔督曹书》中不无气愤地说：“然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15](P1429)在判定诗词文本原貌时，需要多方考辨，不可一见人称稿本如何、一本作某，就遽为改易。宋人笔记为此提供了更多可资参考的宝贵材料。

宋人笔记中载录前贤及本朝文人所作诗词作品甚夥，固然可以据此校勘异文，勾稽本事，作为文献之宝库，实际上更包括了丰富的诗词鉴赏与批评实践的内容。笔记与诗词批评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二、笔记与诗词批评专著的生成

学界普遍认为，诗词批评的专门著作，即诗话、词话，均滥觞于宋代。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考》之“《六一诗话》”条中曾下断言：“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亦可称欧氏)矣。”[16](P13)郭老下此结论，一个重要的依据便是欧阳修《六一诗话》乃首部以“诗话”命名此类纯粹论诗的著述。嗣后，司马光作《温公续诗话》，自序曰“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纪事一也，故敢续书之”[17](P274)，表明祖述欧公之意。从创体的意义上说，郭老论断自非无据。然而欧阳修之前，早有涉及诗歌本事辑录、诗词文献考订者。唐人孟棨有感于“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18](P4)，即不了解诗歌创作的特定背景、关涉的人物事件，就无法准确理解诗作的本来意涵与真实情志，故于光启二年(886)完成《本事诗》一卷。五代入宋的孙光宪所撰《北梦琐言》以及陶穀《清异录》，都包含不少涉诗条目。即使欧公本人，其所撰《归田录》《欧阳文忠公试笔》《笔说》等笔记作品中也颇有论诗文本，甚而与《诗话》所录条目互见，仅详略不同而已。郭先生虽然指出欧阳修“诗话体”的开创之功，也每每苦恼于诗话与笔记其实难以严格区分开来：“而诗话之与说部，遂亦混淆而不易犁别。”[16](P155)又云：

至于说诗话与笔记，则更为混淆而不易犁别。此即章学诚所谓“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者也。盖诗话原始，本有笔记性质。欧阳修于《六一诗话》卷首自题语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司马光续之，亦云“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曰资闲谈，曰记事，可知本为杂著之体，不过所谈为风月，所记属文艺耳。[16](P186)

可以看出在认定《六一诗话》创体之外，郭先生仍不免进退失据，无法斩绝剖判诗话与笔记文体的纠葛。事实上，后世流传的许多宋人诗话，原本并无其书，乃是从笔记中辑录而出的专著，如《东坡诗话》，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就揭穿其成书缘起：“皇朝苏轼号东坡居士，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之，成二卷。”[19](P601)此书并非苏轼自撰，实为“好事者”从苏氏所撰的诸多“杂书”——也就是非收入诗文别集的众多单行本笔记作品中纂辑而成。又如清人曹溶所辑类书《学海类编》中收有一部题为宋释文莹所撰的《玉壶诗话》，亦是从文莹所撰笔记《玉壶清话》(一名《玉壶野史》)中辑录论诗之语而成；洪迈《容斋诗话》也并非洪氏自撰，实为后之好事者从其撰《容斋随笔》五集中拣出涉诗条目都为一集而已。更有一些文士编次诗话类书，也大量从笔记中采摭条目。阮阅《诗话总龟》前集48卷45门，后集61门，皆分别采笔记小说之书一百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60卷，其资料来源除因党争因素导致阮阅《诗话总龟》摒去未录的元祐诸人诗话外，还包括“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20](P1)，明言笔记小说是重要源头。总而言之，欧阳修具有开辟之功的《诗话》，“当然是诗话体著作，但更应与《笔说》《试笔》《归田录》一起，共同归属为欧阳修的笔记作品”[21](P73)。欧阳修、司马光两部《诗话》之后紧接着出现的模仿之作《后山诗话》《西清诗话》《临汉隐居诗话》《乌台诗话》等等，大多只谈论诗歌创作本事、记录诗歌文本异文之类的“诗事”，尠有论及诗歌语言锻炼、章法结构技巧等“诗艺”方面的内容。“此类诗话，实为记诗、记本事之笔记”[22](P12)，都应该被视为笔记的一种。

词话的情形如何呢？由于词的兴起较晚，北宋前期，知识圈层对词的谈论甚少，仅散见于个别笔记、诗话、书信序跋之中。前揭孙光宪《北梦琐言》曾记载五代时和凝喜作词：

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23](P135)

《北梦琐言》入宋后续有修订，但孙光宪卒于太祖乾德六年(968)，故最晚于此年也已定稿。此时宋朝刚刚建立不足10年，这可能是宋人第一批论词之语。由南唐入宋的郑文宝撰有《南唐近事》，成书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其卷二载：

元宗嗣位之初，春秋鼎盛，留心内宠，宴私击鞠，略无虚日。常乘醉命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进酒。花飞唯歌“南朝天子好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四。上既悟，覆杯大怿，厚赐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固不当有衔璧之辱也。”翌日，罢诸欢宴，留心庶事，图闽吊楚，几致治平。[24](P220)

又曰：

陶穀学士奉使，恃上国势，下视江左，辞色毅然不可犯。韩熙载命妓秦弱兰诈为驿卒女，每日敝衣持帚扫地，陶悦之与狎，因赠一词名《风光好》云：“好因缘，恶因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明日后主设宴，陶辞色如前，乃命弱兰歌此词劝酒，陶大沮，即日北归。[24](P255～256)

述乐工杨花飞以词谏南唐中主李璟及陶穀作《风光好》词本事，均不涉及词的艺术层面。即使似此单纯纪事的条目，都不甚多。朱崇才先生曾统计此期词话数量，得一百三十余则，在宋金元词话中“仅占不到7%”[25](P19)，可见寂寥程度，且都杂置笔记其他条目之中，非笔记无以自存。直至有宋立国百年有余的元丰初，可视为词话的专书才步武诗话而兴。宋人最早的词话乃杨绘《本事曲》，吴熊和先生认为其“系仿孟棨《本事诗》而作，有为词备史乘之意”[26](P282)。书虽已佚，但从近人辑本及他书引录来看，均为记事的笔记之文。沈括《梦溪笔谈》中有论词之声律者十余条，集中在卷五《乐律一》、卷六《乐律二》中，涉及词体的产生、词牌与内容的合离、“大遍”“摘遍”“大曲”三者之间的关系、部分曲调如《柘枝》《霓裳羽衣曲》《法曲献仙音》的演变以及词人本事等，虽不无舛错，但赅括了词学研究的诸多面向，南宋初王灼《碧鸡漫志》、宋末元初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方能继其学术。除此之外，晁补之《骫骳说》、吴曾《能改斋漫录》中辑出的《吴虎臣词话》、朱弁《续骫骳说》等等，约略与其他载录诗话、词话的笔记相若，只不过条目多寡而已。词话的演进历程与诗话相类，总不能脱笔记的范围。

要之，诗话、词话等诗词批评专著的生成，实乃笔记孳乳之力，是笔记诞育了这一从著述体式到内容题材都极富中国文学批评特色的典型形式。

三、诗词与笔记文体互渗的审美取径

中国古代历来讲究文体正变之分(2)中外文论中，“文体”含义多方，童庆炳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的‘体’‘文体’既指文类，也指语体、风格等。西方的style一词可以翻译为文体、语体、风格、文笔、笔性等，内涵也很丰富”，“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页)。本文认可童先生这一定义，但鉴于后文所引述宋人批评话语中的“文体”一词，大致相当于现代文论体系中的“文类”范畴，且学术界对于所谓“文体互渗”观念的推阐，也主要基于“文类”的概念而进行，含义较为狭窄，故本文将从“文类”意义上使用“文体”一词，以免出现与古籍引文不一致的情形。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云：“我们认为文学类型应视为一种对文学作品的分类编组，在理论上，这种编组是要建立在两个根据之上的：一个是外在形式(如特殊的格律或结构等)，一个是内在形式(如态度、情调、目的以及较为粗糙的题材和读者观众范围等)。”见(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8～229页。笔者下文的论述也将在《文学理论》对文类的描述框架下进行。。文字著于竹帛，必选择恰切文体而为之，否则即视为变体、破体。宋人文体观念极为严明，王应麟《玉海》卷二O二《辞学指南》中曾记载前辈学人倪思论代王言作制的一段话，常为后人所援引：“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27](P3805)这里所谓“体制”，即是现代文论术语的“文类”之义。倪思要求选文制词，首先要确定好使用何种文类，如果文类选择失误，那么就算声律、对偶精工贴切，也不能算作“文”。张戒也说：“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28](P65)这里的“文体”也是文类的意思。文类选择为第一要务，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倒在其次。以上不仅是倪思、张戒个人的看法，其实也代表了深受杜甫“别裁伪体”思想影响甚深的宋人文体观念的一般认识。北宋初姚铉选编《唐文粹》，于诗、赋止取古体，凡五七言近体诗、四六律赋皆摒弃不录；南宋吕祖谦编《古文关键》、真德秀编《文章正宗》，也惟古为正，变体不与。然而宋人“一方面极力强调‘尊体’，提倡严守各文体的体制、特性来写作；一方面又主张‘破体’，大幅度地进行破体为文的种种尝试，乃至影响了宋代文学的整体面貌”[29](P64)。宋人诗词创作与笔记撰写之间，也绝非泾渭分明，秋毫无犯，而是呈现出“以笔记为诗”“诗化笔记”的文体互渗、交相辉映的审美取径。

程杰先生最早提出“以笔记为诗”的观念。他关注到范成大的诗歌与其撰笔记、方志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即“有可能把笔记写作的趣味和作风带到诗歌创作之中，使他的诗歌显出一些特殊的风貌”[30](P52)。马自力、王朋飞则在程文的基础上，从“以笔记存诗与以笔记证诗”“宋诗创作、体裁及体例之笔记化倾向”“以笔记代诗”[31](P113～116)三个层面，沿程文开创的方向进一步拓殖。“以笔记作诗”的美学转向，昭示着“诗歌美学主题由主观情感世界向世俗日常生活细节的深刻变迁”[30](P55)。这一点在陆游《入蜀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卷五乾道六年(1170)九月十四日所记：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谓油口也。汉昭烈驻军，始更今名。规模气象甚壮，兵火之后，民居多茅竹。然茅屋尤精致可爱，井邑亦颇繁富，米斗六七十钱。知县右儒林郎周谦孙来，湖州人。游二圣报恩光孝禅寺。二圣谓青叶髻如来、娄至德如来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馀，阴威凛然可畏。正殿中为释迦，右为青叶髻，号大圣，左为娄至德，号二圣，三像皆南面。予按，《藏经》驹字函娑罗浮殊童子成道，为青叶髻如来，青叶髻如来再出世，为娄至德如来，则二如来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梦二神人言：“我青叶髻、娄至德如来也，有二巨木在江干，我所运者，俟鄯行者来，令刻为我像。”已而，果有人自称鄯行者，又善肖像，邑人欣然请之，像成，人皆谓酷类所梦。然碑无年月，不知何代也。长老祖珠，南平军人。寺后有废城，仿佛尚存。《图经》谓之吕蒙城。然老杜乃曰“地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盖玄德、子明皆屯于此也。老杜《晓发公安》诗注云“数月憩息此县”。按，公《移居公安》诗云“水烟通径草，秋露接园葵”，而《留别公安太易沙门》诗云“沙村白雪仍含冻，江县红梅已放春”，则是以秋至此县，暮冬始去。其曰数月憩息，盖为此也。泊弭节亭。驯鸥低飞往来，竟日不去。[32](P204～205)

而同时所作《公安》诗则谓：

地旷江天接，沙隤市井移。避风留半日，买米待多时。蝶冷停菰叶，鸥驯傍橹枝。昔人勋业地，搔首叹吾衰。(县有吕子明旧城。)[33](P150)

“地旷江天接”，即承上引笔记中“老杜乃曰‘地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而来。“买米待多时”，则是“井邑亦颇繁富，米斗六七十钱”之语。“鸥驯傍橹枝”，为“驯鸥低飞往来，竟日不去”之改写。“昔人勋业地”“县有吕子明旧城”，都是“寺后有废城，仿佛尚存。《图经》谓之吕蒙城”的韵语表达。只有“搔首叹吾衰”似乎无着处，但其实也是因考辨老杜“数月憩息”公安县，引起了异代同悲之情。“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34](P779)老杜是悯时伤怀，叹息兵燹于国家、于自己带来的伤痛之深。放翁也是面对金人南牧“兵火之后，民居多茅竹”的社稷倾覆、面对自己年近知天命却仍碌碌无为的早衰华发，而扼腕长叹不已。除了笔记中对青叶髻、娄至德如来的讨论外，《公安》一诗几乎就是九月十四日笔记的整齐化、格律化翻译。诗歌固然有情感的抒发，但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的刻画。

所谓“诗化笔记”，包含以下两个层面的涵义。其一，笔记中插入诗词韵语，呈现典雅化趋势。张耒《明道杂志》记载钱勰与苏轼的一段对话曰：

钱穆内相本以文翰风流著称，而尹京为近时第一。余尝见其剖决甚闲暇，杂以谈笑诨语，而胥吏每一顾问，皆股栗不能对。一日，因决一大滞狱，内外称之。会朝处，苏长公誉之曰：“所谓霹雳手也。”钱曰：“安能霹雳手？仅免葫芦蹄也。”葫音鹘。[35](P12)

“葫芦蹄”又写作“葫芦提”“葫芦题”“葫芦啼”，意为糊涂，因是直录口语，故形于书面，用字多不同。钱勰此处使用俗语来回答苏轼，说自己哪里算得上是霹雳手，只能免得糊涂罢了。虽使用当时俗语词汇而十分谐谑，但用字面的“蹄”对“手”，却既工稳，又幽默，可谓口灿莲花，妙趣横生。这里，钱勰实际上将俗语词汇进行了文言化的转换，使之符合对仗的要求，谑而不虐。再举陆游《入蜀记》的例子，其卷六云：

(乾道六年十月)十一日，过达洞滩。滩恶，与骨肉皆乘轿陆行过滩。滩际多奇石，五色粲然可爱，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书者。犹见黄牛峡庙后山。太白诗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欧阳公云：“朝朝暮暮见黄牛，徒使行人过此愁。山高更远望犹见，不是黄牛滞客舟。”盖谚谓：“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一朝一暮，黄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欧阳公自荆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虾蟆碚、黄牛庙诗者，盖在官时来游也。故《忆夷陵山》诗云：“忆尝祗吏役，巨细悉经觏。”其后又云“荒烟下牢戍，百仞塞溪漱。虾蟆喷水帘，甘液胜饮酎。亦尝到黄牛，泊舟听猨狖”也。晚泊马肝峡口。两山对立，修耸摩天，略如庐山。江岸多石，百丈萦绊极难过。夜，小雨。[32](P213)

陆游过长江中著名的险滩达洞滩、黄牛滩一带，并不仔细描摹山势如何陡峭、滩涂如何曲折，而是在笔记中插入李白、欧阳修之诗，借助脍炙人口的前贤名作，便将峰峦连肩翥翼、江流迂回阻跻的实况形容一尽。文段骈散相间，落落有风致。

其二，笔记借鉴韵文的语言系统，熔铸意象群落，散字单行中呈现音声朗练、绮丽摇荡的语体风格，营造出韵味隽永的抒情意境。陈世骧注意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关注诗艺中披离纤巧的细项经营，音声意象的召唤能力，如何在主观情感与移情作用感应下，融和成一篇整全的言词乐章(word-music)。”[36](P8)运用此道最成功者，莫如苏轼《东坡志林》卷一“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37](P13)

东坡此条笔记，语言浅近如白话，然实谨严有法，谐婉畅达。二、三、四句，均为四言短句，明显受到四六骈体的影响，东坡精于对策，四六骈赋文笔一流，大者为策论、为疏奏，小者为绝句、为笔记，自然气韵流走，不烦绳削。五、六句散行，以破板滞。七、八、九、十句，若去掉语助之“于”“如”，则为“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中庭。庭下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两个五言句，两个六言句，诵来若歌诗然。东坡下二语助字，则摇头晃脑之态不得发，免得因音韵协畅而致熟滑之弊。最后自问自答，内外表里，天地人心皆清白，大块无言，二人独闲，生机化境，皆出自这似是白话其实是读来不觉其为文言的语言所创造的氛围里。此条笔记用仅仅用84个普普通通、老媪能解的汉字，却营造出情感层次丰富的审美意境。有研究者总结为“是宁静的，更是热烈的”[38](P89)。“宁静”诚无误，“热烈”未必然。东坡实际上是将宁静与悸动这两根线绾合成既充满张力又浑然天成的一股绳，塑造了一个动静相宜的精神世界。地点是承天寺，佛门清凉之地，使人心如止水。时间则是万籁此都寂的朗月高挂的夜，加上一个不需提前约定想见就能去见的静静伫立的人。这是宁静的境界。然而紧接着的“积水空明”，打破了这种宁静。月光如水的空明，是表里俱澄澈，清净无杂念的内心向外演化的过程。唐宋时期广为士人信仰的佛教月光童子，便是修习水观而得脱尘俗。所以此时的东坡表面是静态的欲辨已忘言，内心反而是浓烈的动态的禅悦欣喜。禅悦绝非“热烈”。又其下“水中藻荇交横”，似乎是一种客观状态的陈述，但下文“盖竹柏影也”的一个“盖”字，“演绎了苏轼从迷幻‘醉月’状态中猛然惊醒的细微心理轨迹”，“交代了苏轼一刹那间的知觉回归”[38](P88)，也是一个从静态向动态质变的过程。这是最普通的幽静的景致，这是最真醇的动人的情谊。可以说，东坡以如椽巨笔，化诗语诗情入笔记，成为宋人笔记中的神品。

当然，尽管存在着诗词与笔记文体互渗的艺术特征，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双向互动在规模与质量上是可以等量齐观的。从宋人的创作实践上来看，我们必须承认，援笔记的写作技法、审美追求入诗歌，毕竟要远多于反向操作。这固然是由于文必有体，破体须有限度，不能失去本来文体的艺术特色，恰如王若虚所谓“定体则无，大体须有”[5](P427)；也与笔记创作的目的有关。众所周知，宋人往往自我表曝著“小说”的目的在于“补史”，如郑文宝叙其《江表志》三卷曰：“方国志则不足，比通历则有余，聊补足以俟来者。”[39](P259)谦称虽然不足以与国志相颉颃，但能够补将来史书之阙。魏泰自序《东轩笔录》也径称“异时有补史氏之阙”[40](P1)。同时，“到了宋代，因为文人党争的厉害，常有借笔记小说作政争的工具，互相捧场，互相污衅”[41](P11)，而且笔记中在在可见的“故事”叙事，实际上还充当了“祖宗之法”叙述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广泛地被阅读与回应，又“构成了宋人阅读世界的一块大陆，是建构其知识结构的生力军”[42](P83)。其所承担的政治叙事功能、知识生产功能，都在客观上导致了笔记与诗词的分野，同时也是向其体制正体的回归。毕竟，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文言散文更多的是一种实用性文体，广泛应用于叙述、议论，而诗歌不论律古，总要受格、韵的束缚，凝练有余，自由不足，不能如文那样汪洋恣肆，尤其不能如笔记遇有可写便随意写去。“以笔记为诗”，可以成为宋诗艺术特色重要的一个面向，“诗化笔记”则“不能形成一种以诗为文的创作风尚和方法”[43](P146)，只能作为笔记文体风格学的一个有益补充。

通过上述较为细密以至于颇嫌繁冗的论证，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宋人笔记与诗词的交涉存在着三个层面逐步递进的关系。基底层是文献文本层面。诗词因其特殊的体式与体性，自然不能成为涵括笔记文本的有效文体；笔记则以其庞杂的整体性知识，时时裨补着诗词文本的缺失与讹误。中间层是理论批评层面。诗词文学批评专著诗话、词话的生成，完全是靠着笔记的孳乳才得以开启，随着诗论、词论逐渐微细化、专业化，其与笔记的体性诉求发生了分野，最终分道扬镳。然而，诗词渐成专门之学后，反而有了反哺笔记的可能。笔记写作的趣味和作风浸润到诗歌创作之中，当然能使诗歌显出一些特殊的风貌；通过在笔记中插入诗词韵语，使之典雅化；通过借鉴韵文的语言系统，熔铸意象群落，使散字单行的笔记呈现音声朗练、绮丽摇荡的语体风格，营造出韵味隽永的抒情意境，笔记也自然而然地融入进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之中。叶圣陶先生为吕叔湘编选的《笔记文选读》作序，称其“专选写人情、述物理、记一时的谐谑，叙一地之风土，那些跟实际人生打交道的文字”[44](P6)，吕叔湘先生对此很认同，不仅几乎原文照搬这句话进入自序中，还表示“随笔之文似乎也本来以此类为正体”[44](P2)。这一点确实道出宋代笔记的特出之处。清人笔记以学术笔记见长，明人笔记与小品文难以分判，惟宋人笔记充斥“跟实际人生打交道的文字”，便与发摅实际人生喜怒哀乐的诗词一道，渟蓄着幽远绵长的脉脉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