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哲学辩护：基于一种新视域阐释柏拉图的《理想国》

王美玲 熊登榜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扬州大学 商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0 引 言

《理想国》是柏拉图最重要、最受关注的作品之一，但有关其确切的主题，西方学界长期争论不休。它究竟是一部政治学作品、伦理学作品，还是哲学作品？柏拉图在此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著名思想史家布鲁姆(Allan Bloom)认为：“《王制》(Republic，即《理想国》)是苏格拉底真正的《申辩》(Apology)。因为只有在《王制》中，苏格拉底才充分处理了由雅典对他的指控而强加于他的‘哲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这一主题。”[1]23如果布鲁姆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理想国》的真正主题就是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辩护。综观整个《理想国》的论证层次，我们发现，柏拉图为哲学作出的辩护基于两个立足点：其一，柏拉图反复强调哲学能为城邦带来“好”(good)。根据《理想国》的说法，爱智求真的哲学家不仅拥有关于“好”的理论知识，还拥有充分的德性和人世经验，哲学家的这些特征是建构完美城邦(kallipolis)所需的关键条件。所以，哲学进入城邦是在造福人间。其二，柏拉图确认，哲学能使个人灵魂向完善上升。他坚持只有借助哲学探索，人的灵魂才能摆脱欲望的束缚，从而超出有形的生灭之物，“转向”恒在事物的领域。而与由欲望主导的城邦生活相比，追求事物本质的思辨生活才是人应该追求的“好”生活。[2]125但灵魂转向恒在领域并不意味着灵魂必然获得关于恒在事物的真理，所以哲学的终极意义不在于获得完善的智慧，而在于灵魂从黑暗的洞穴向真理世界不断“上升”，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最完善的生活。那么在哲学对于城邦的意义和哲学对于灵魂的意义之间，柏拉图更看重于谁？更进一步说，柏拉图为哲学作出的两个层面的辩护具有何种关系？本文基于《理想国》所呈现的柏拉图如何为哲学辩护的文本语境，尝试揭示柏拉图为哲学辩护的最根本的立足点，以期弥补布鲁姆解释中留下的学术空场。

1 “真理”与美好生活

古希腊哲学史家策勒尔说：“知识观念的形成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中心。”[3]89更进一步讲，苏格拉底开启了以探索普遍的、永恒的、不变的真理(aletheia)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在柏拉图看来，追求真理意味着追寻关于事物本质的真正知识，同时,只有在真正的知识的指导下，人才能生活得幸福。苏格拉底的这种知识概念与智术师的相对主义知识观根本对立。或者说，正是为了抵制智术师以“变化之物”为基础的意见相对主义，苏格拉底才竭尽全力探索一种以“永恒真理”为根本的知识观。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先来分析《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和智术师忒拉绪马科斯之间的讨论，以此揭露哲人与智术师之间的云泥之别。根据文本，在考察完克法洛斯和珀勒马科斯的正义观点后，苏格拉底以真理为基础继续省察了忒拉绪马科斯关于正义的现实主义立场。根据苏格拉底的描述，忒拉绪马科斯显得极为激进，他如“野兽”一般急切地将正义定义为“统治者的利益”。可是，值得留意的是，无知的统治者由于并不拥有分辨真实的好与虚假的好的知识，所以，在牵涉到自身最高利益的方面可能会犯错。换言之，为了避免产生不利的结果，我们需要知识来规定自身的真实利益。这里，《理想国》第一次提到“好(agathos)和知识”的主题，而“好和知识”正是人获得幸福生活的必要基础。

上述讨论表明，苏格拉底和忒拉绪马科斯谈论的焦点此时从力量(权力)转向了知识，忒拉绪马科斯接受了苏格拉底关于“好和知识”的观点，并将正义重新定义为“真正强者的利益”。事实上，忒拉绪马科斯这一现实主义的考量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苏格拉底通过讨论“知识”得出的一些积极结果，特别是将正义同有利之物联系了起来。所以，此时忒拉绪马科斯和苏格拉底的正义定义实际上存在某种共同的“知识”基础，即他们都承认正义是有关知识的利益。可是根据“利益的本性”，根本的困难在于：种类繁多的利益存在不同的分析结构，那么哪些利益会比其他益处更正义？针对这一问题，哲人会选择一个更高的尺度——“善”的视野作为评判的标准。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拥有关于“好”的知识，才能对不同利益进行甄别，才能成为不会犯错的“真正强者”。由此可见，苏格拉底与智术师，甚至与整个前苏格拉底学派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拥有真正关于“好”的知识。简言之，他有关于“好”的哲学理论学说。

图宾根学派同样意识到了这一重要问题，他们强调“未成文学说”的结论也证实了柏拉图关于“好”的一些核心思想。“未成文学说”认为理念并不是柏拉图哲学的最终目的，事实上存在比理念更为根本的本原——“善”。根据图宾根学派的考证，柏拉图曾在学园里讲授《论善》。而“那些来听柏拉图《论善》讲课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形：在此之前，每个人都以为会听到通常关于人的福祉的指导。但是，他们听到的却是关于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的讨论。最后竟然是这样的命题：‘善是一’。”[4]123就此而言，在柏拉图这里，“善”是超越于一般道德意义之上的“最高本原”，一本身就是善本身，一的本质就是善。这样一来，把握最高之“善(agathos)”(1)在本文中，为表述方便，agathos有时表达为“善”，有时表达为“好”。的哲人才会在涉及有益于世人及其他任何事情时，除了思考什么最优、什么最好，别的什么都不思考，故而帮助世人过上美好的生活。

对于“善好”的强调一直都是苏格拉底哲学知识的核心主题，他在《斐多》中讲述自己探究“万物原因”的经历时也强调了“善好”这一“神的赠予”。根据苏格拉底的自述，在转而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他曾对阿纳克萨戈拉的“心智论”抱有希望。但当阿纳克萨戈拉将万物得以形成秩序的“心智原因”归为大气、清气、水等“最为精致、纯粹的物质”时，苏格拉底批评这样的说法“太过漫不经心”。在苏格拉底看来，将万物维系在一起的是“好和约束”，“好”才是万事万物的原因。因为正是“好”安排万物形成秩序，“好”让每一事物安置得最好。所以，这一切的“善”“好”都是哲学这一“理性的赐福”带来的馈赠。

2 哲人与城邦幸福

“真理与美好生活”的关系从来都是柏拉图对话的核心关切。根据柏拉图的看法，哲人之所以要将城邦改造成完美城邦，正是因为他想把“善之真理”带给民众，从而使民众获得美好生活。因此，能使民众生活得幸福的“完美城邦”便成为了柏拉图为哲学辩护的立足点之一。从这一点出发，苏格拉底基于城邦为哲学辩护的行为就在下列措辞中达到了高潮：“除非有某种命运的必然性使哲人成为城邦的君主，或君主和权贵真诚、恰当地热爱哲学……，否则城邦政体和人都不可能摆脱恶。”[5]201就是说，只要在兼备政治权力和哲学知识的“哲人王”的统治下，城邦和个人就能摆脱永无宁日的“恶”。不过，令人困惑的是哲人为什么能统治城邦？从这个问题出发，苏格拉底和格劳孔一起探讨了哲人适于统治的原因。

首先，哲人拥有关于事物本质的理念知识(eidos)。苏格拉底相信，哲学家是热爱智慧，热爱观赏真理的人，爱智求真的本性使他们不会故意接受任何虚假。[6]139-147如此一来，哲人是与“真”最接近的人，只有他们有能力抓住永远按同一本性存在的东西，从而把握关于永恒实体的理念知识。另一方面，哲人王不仅能够“独善其身”，而且还会“兼济天下”。苏格拉底讲得很清楚，哲人王在和神圣秩序交往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沾染了一些神性，因而能够在凡人可能的范围内变得“守秩序和神圣”。此时，“守秩序”的哲人王还会指导城邦设法尽人类最大的可能“模仿”从永恒存在那里获得的“神圣秩序”，由此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城邦。在这个意义上，追求事物本质的哲人王凭借自身擅长的理念知识，既能订立城邦关于“高尚、正义和善”的标准，也能最好地捍卫城邦的法律生活制度。

其次，哲人掌握治理城邦事务的丰富经验。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家在经历近十五年的严格教育之后，其中的学习优异者要被迫接管城邦的领导岗位，以便积累实践工作经验。就此而言，擅长于“静观沉思”的哲人不仅拥有关于事物本质的理念知识，而且具有处理现实事务的实践知识。因此，哲人在充当“城邦画家”进行工作时，就能借助不同的知识不时地向两个方向看望：他既可以依靠理念知识看向正义、美的本质，又可以凭借实践经验看向城邦，并且将“人类的生活方式”努力塑造于城邦，使城邦具有“人的色彩”。这无异于是说，哲学家之所以适于统治城邦，是因为哲人参照“原本的神圣模式”进行模仿时，同时又使城邦拥有了“非神性的人的正义”。

最后，除了掌握知识之外，哲人还拥有不少于其他人的“德性(arete)”。“arete”代表“卓越”，在古希腊语境中，这种“优秀品质”可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两种。根据《理想国》的文本，苏格拉底式的哲人拥有非常多的理智德性，他们“节制审慎、视野广阔、英勇无畏……”值得留意的是，苏格拉底以“节制、大度、勇敢”德性为例，证明了哲人“理智性的优秀哲学本性”超越于民众“一般性的道德德性”之上。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当某人的欲望完全倾注在一件事情上时，他对于其他任何事情的欲望就会减少。所以，一心追求存在领域知识的哲人会非常节制，他没有兴趣关注那些会受生成毁灭影响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热爱智慧的哲人会将视力“转向”永恒实体进行“哲学沉思”，而拥有这种“静观沉思”灵魂的哲人，必定是一个大度、思想宏伟的人。并且，因为沉迷于“静观沉思”的哲人不会执着于人类有限的生命，他们认为生命太渺小，无需给予太多关注，因此，苏格拉底断言，大度的哲人也一定是勇敢的。也就是说，哲人具有的杰出哲学本性是哲人统治城邦的必要前提。

基于上述分析，“理想国”关于“哲人适于统治”的理由已经变得相当清晰：其一，哲人拥有关于事物本质的理论知识。其二，哲人掌握处理城邦事务的实践知识。其三，哲人具有伴随探索真理而产生的诸多德性。正是上述理由构成了建设完美城邦最重要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坚持“苏格拉底式的哲人王”是最好的统治者，他是使现实城邦变好的救世主。因而人类要有正义和幸福，则哲人必须统治。

然而，前述“哲人有益于城邦”的观点却遭遇了阿德曼托斯的控诉。他质疑，将哲学学习时间拖得很长的人，或者成了怪人，或者成了对城邦无用的人，不仅不会有益于城邦，甚至还会给城邦造成危害。事实上，柏拉图深知，当时给雅典城邦造成危害的其实是智术师派，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之所以受到控告，也是因为他被城邦误认为是不懂真理的智术师。受到控告后的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明确表示，自己并不同于“寻求地上和天上之事，将弱的说法变强”的智术师，莫勒图斯等人对自己的指控是基于城邦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诬蔑，且这种恶意在短时间内很难消除。于是，面对阿德曼托斯代表城邦提出的“质疑”，为了避免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再次发生，柏拉图踏上了为哲学“正名”的公开辩护之路。

这种辩护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应中达到了顶峰。首先，苏格拉底用“航船比喻”回应了阿德曼托斯关于“哲人无用”的质疑。根据《理想国》的说法，航船上有两类本性相反的人，一类是拥有谋事能力却没有知识的水手，另一类是拥有真正知识，却由于专心研究天象而被指控为不中用家伙的航海家。面对水手最终控制全船的情形，苏格拉底争辩道，之所以会有“哲人无用”的诽谤，主要原因在于城邦不用哲学。因为就像生病了要去找医生治病一样，任何恳求被统治的人也要主动找那些有能力的哲人进行统治，而不是相反。故而具有优秀杰出天性的哲人并非真的无用，事实上，哲人拥有的知识对城邦是有益的。

在此之后，苏格拉底继续前行，设法回应阿德曼托斯“哲人是怪人”的挑战。苏格拉底坚持，“低劣的怪人”只是抛弃哲学的“伪哲人”而非真正的哲学家。他强调，培育一个适合最优秀本性“生长的环境”极为重要，但这些在城邦内施行“奇怪教育”的“伪哲人”，不断抨击潜在哲人的私下教育，因此败坏了大多数潜在哲人生长的“适宜环境”，潜在哲人被逼离开了哲学，最终变成和智术师一样不能哲学地看问题的“伪哲人”。柏拉图总结道，实际上，正是这些智术师式的“伪哲人”像“强盗”一样强占了哲学，像亲近孤独的少女一样亲近哲学，才给哲学招致了骂名。因此，这些智术师式的“伪哲人”才是城邦真正的敌人，而为城邦带来正义和幸福的哲学家则是人民真正的朋友，由此，哲人在城邦中必须拥有自己的位置。

3 哲学与灵魂提升

上述哲学之于城邦的意义已经表明，苏格拉底正以知识、道德、德性等诸多名义在城邦面前为哲学辩护。他相信，城邦在哲人王的统治下一定能够摆脱灾患，实现城邦正义。不过，对于洞悉人性的柏拉图而言，他同样清楚地看到，这一最好的城邦体系是具有“神性”的，也就是说，所有现实的政治行动都有人性不可消除的限度。因此，在清楚看到现实城邦绝大多数人的疯狂和愚蠢之后，哲人会舍弃有限的城邦事物，“转向”个人灵魂的提升，而哲学之于“灵魂的完善”便是柏拉图为其辩护的根本立足点。

其实，如果仅仅基于哲学改造城邦的作用就不假思索地认为《理想国》的主旨是规划一幅正义城邦的理性蓝图，那么，我们必然会与柏拉图本人的意图失之交臂。沃格林在评述《理想国》时就曾指出：“柏拉图实际上是致力于考察人的灵魂，灵魂的真正秩序端赖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亦即对神圣智慧的爱。”[7]68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忽略无关紧要的枝节，揭示苏格拉底的核心意图：只有凭着对神圣真理“善”的爱欲，才能获取哲学的真理。因此，为了进一步展示哲学之于灵魂完善的意义，苏格拉底意在向同伴们讲述著名的“三个比喻”，并借此正式探讨对灵魂完善不可或缺的善的重要意义。

在“太阳喻”中，柏拉图形象地表达了善与太阳之间的类比关系。根据苏格拉底的描述，正如生成世界的太阳是我们具有视力并且使事物可被看见的原因，存在世界的善本身便是我们拥有辩证思维并且使事物可被认识的原因。苏格拉底认为，善作为可知事物“是与存在”的原因提供者，这样的关系意味着，不仅可知事物的存在之实体得益于善，而且善凌驾于通过辩证思维得到事物“是什么”的理念知识之上。也就是说，善作为诸理念之本原，是一种极不寻常之物。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存在之“善”与生成之“太阳”同样重要，善本身高于诸理念而存在。

“线段喻”关于感觉领域与理智领域的区分对应于“太阳喻”关于生成世界和存在世界的区分。在“线段喻”中，感觉领域的存在物是影像和自然物，理智领域的存在物是数学事物和理念，与这四类存在物对应的灵魂认识能力分别是想象、信念、思维和思想。苏格拉底认为，只有理念才是真正真实的存在物，因而只有关于理念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理念和关于理念的知识是通往善的最重要阶梯，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善本身位于诸理念之上，只有借助关于理念的知识并且通过辩证术探讨诸理念，灵魂才能最终达到对善本身的认识。不过，苏格拉底仅仅凭借比喻展示何为善本身，并且没有具体展示灵魂向它上升的技艺，这已经让我们看到，灵魂借助理性向善本身上升的情形是极其艰难而复杂的。正是这种艰难而复杂的状况引出了第三个比喻——“洞穴喻”。

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洞穴”最初被用来比喻人之本性有无受过教育的状态。缺乏教育的囚徒从小被锁链束缚，只能看着墙壁上呈现的各种“影像”并将它们当作实物。在他们的后方燃烧着一团火，火与他们之间有一条通往洞穴外的路，沿路筑有一道矮墙，不断有人拿着雕像、人工产品从矮墙后边经过，他们其中有些人在说话，另一些则默默无语。柏拉图认为，正是这些人造物的“影像”以及某些人发出的声音制造了最初“以假乱真”的洞穴世界。不过，关键的问题在于“解放”——将囚徒的灵魂解放至洞外的真理世界，而出离洞穴的囚徒直视到“太阳光”之后就能理解“善者的本质”，成为“拥有真理”的哲人。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拥有真理”的哲人一定会牢记格劳孔那句告诫：“我们是在向正义的人发布正义的命令。”因而为了偿还城邦的“培育之情”，到达可知世界的哲人会重新返回洞穴担任城邦世界的统治者，将从洞外获悉的“真理”带入城邦以促成人类城邦的内在统一。“洞穴喻”在这个部分的意图：从表面上看，哲人王的统治对于城邦而言既是可欲的又是可能的，城邦在哲人王掌握的“真理”统治下会趋于完善。[8]207此时，这个结论引发了格劳孔极大的政治热情，他迫切想知道“哲人王如何能出现在城邦中”？

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培育哲人王是揭示将灵魂从黑夜转向白天的“真正哲学之路”，而这条真正的哲学之路仅仅是一条灵魂不断向上探索的道路，因为人永远不能到达具有神性的“可知事物的顶峰”。[9]160-185也就是说，洞穴外太阳散发的“至善之光”其实并不能被直视，否则迟早会弄瞎眼睛。因而为了防止对善本身的观看会搞瞎自己的灵魂，苏格拉底主张要“再次起航”[10]390。苏格拉底在《会饮》中还讲述了异乡女先知第欧提玛帮助自己开启“第二次起航”的教诲。她使苏格拉底认识到，爱若斯(eros)作为珀若斯(丰盈神)和珀尼阿(贫乏神)之子，是处于有智慧与没学识之间，有死的人与不死的神之间的“居间大精灵”。她强调，正是爱若斯的这种“居间状态”使其成为热爱智慧者，总是欲求有智慧的神和没学识的人都不爱的最美好之物——智慧。[11]4-13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由于爱若斯并不分享智慧，所以它才需要去欲求这一美好的东西，而神本身就是智慧的，是拥有“好东西”的幸福者。其二，没学识的人既不美也不好，却自足于这种“无知”状态，所以他们并不欲求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因而，只有介乎有智慧和没学识之间的爱智哲人，意识到自己“需要且尚未拥有”智慧才会去“追求”智慧。苏格拉底坚持，只有这种“爱欲”(eros)才是实实在在的美和完满，而这种爱欲追求的最高状态就是哲学。

柏拉图在其他文本中对“善”的考察再次证实，对于洞穴囚徒而言，灵魂提升如此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直强调“没有善不行”的苏格拉底似乎并没有给出“善是什么”的确定性回答。实际上，我们仔细考察囚徒灵魂的上升之旅，会惊讶地发现苏格拉底其实并没有交代过“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也没有透露过这位曾经的囚徒最终是否获得了真理。基于上述事实，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柏拉图的真实目的：在这趟灵魂之旅中，重要的只是灵魂“向上”的方向而已。至于旅程的终点——“善”本身，由于其非实在且高于实在的特性，拒绝向“属人的智慧”显现自身，因此我们凭借“属人的智慧”看到的仅仅是它的“轮廓”。因为散发至善之光的善本身是具有神性的，非实在且高于实在的特性使它隐匿于人智之外，拒绝向“属人的智慧”显现自身。换言之，为了彻底实现对善本身的观照，哲人王需要跨越人智的范围，但这一点受到了人性自身的限制。也就是说，哲学改造城邦的“哲人王”构想从根本上便不可实现，因此无法获得“至善真理”的真正哲人，只能永远漂泊在“趋向”真理的旅途之中。[12]5

毫无疑问，柏拉图并不否认对真理的追求要考虑灵魂爱欲的差异性。他主张爱欲本性与人性本身同在，如此一来，我们便可借助对话者拥有不同自然天性的结论，进一步考察苏格拉底同时利用哲学的两种不同定义为其做辩护的行为。一方面，对于具有形而上学哲学心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将哲学表述为某种具体的观念形态。洞穴囚徒在出离洞穴上升到澄明之境之后，掌握了关于真正善的知识，并将从洞外获得的这种自以为“是”的真理带回城邦甚至改造城邦。另一方面，对于爱欲智慧的真正哲人而言，苏格拉底又揭示了这一灵魂上升之路本身的困难以及哲学与城邦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哲学就其本质并不是某种教条学说，哲人究其本质也仅是处于“居间状态”的追求智慧之人，而非真正拥有智慧者。在这个意义上，审慎且有分寸感的哲人会谨记神谕，既不会无限上升僭越到纯粹的至善领域“直视”善本身[13]10-17，也不会沦落在洞穴之中“沉溺”于为所欲为的虚无，而是恪守属人的智慧“居间而思”。

4 结 语

不同于学界过去对《理想国》诸多非灵魂层次的关注，本文坚持哲学之于灵魂完善的意义才在柏拉图的思考中占据更重要位置。[14]212在看清灵魂的永恒性质和所有政治行动的限度之后，审慎的哲人会选择与城邦事物“脱钩”，将目光从哲学改造城邦的构想“转向”个人灵魂的提升，以期实现超越城邦秩序之上的灵魂正义。[15]49-57为此，本研究在分析苏格拉底利用哲学在形而上学和追求智慧不同层面的定义为其辩护的同时，也指出柏拉图坚持辩护的真正落脚点在于哲学之于个人灵魂的完善。然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灵魂探索对象“善”的超越性和城邦有限的“属人智慧”之间不可调和的紧张，所以哲人并不能真正出离洞穴掌握神圣的真理。就此而言，柏拉图相信，哲学带来的真正好生活只存在于个人灵魂的有限上升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最终得出结论：哲学的终极意义并不在于是否获得完善的智慧，而在于一种超越人的局限、向着光明世界“上升”的行动。这种从黑暗洞穴向真理世界的“上升”，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人的完善生活，而这种完善生活就是哲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