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责任下的“情”“义”书写
——评梁晓声的《人世间》

韩正路, 方维保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一、引 言

2019年8月，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凭借其多达一百一十五万字的鸿篇巨著《人世间》(三卷本)而获得茅盾文学奖。这部呕心沥血、饱含深情创作的长篇小说，彰显了作家丰富的人生积累和健旺的创作活力。“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1]作家梁晓声将创作聚焦于其熟知的中国东北地区，以凝练真实的笔触展现社会转型期的平民生活，建构起涵盖知青、工人、官僚等不同社会人群的北方现实主义世界。《人世间》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平民区——共乐区为故事背景，以周氏三兄妹——周秉坤、周秉义、周蓉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并围绕周秉坤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展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芸芸众生相，刻画了从这里走出的十几位平民子弟坎坷起伏的一生。作家借助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展现了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新世纪的今天，新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在《人世间》中，爱情线和友情线是贯穿整个叙事的、并行发展的两条主要线索，爱情和友情书写蕴含着民间道义的丰富意味。

二、富有传奇性的爱情书写

《人世间》中关于爱情的书写，主要围绕周秉坤、周秉义和周蓉三兄妹的恋爱经历来展开。兄妹三人的爱情之路跌宕起伏、坎坷曲折，极具传奇色彩。他们的爱情与婚姻也彰显出三人迥然不同的性格特征、价值选择和人生追求。“作家梁晓声持续地坚持一种分明的道德立场，在文体上表现的是粗犷，悲壮，偏爱营造情感高潮场面的浪漫戏剧风格。”[2]《人世间》里主要人物的爱情之路虽然充满着时代和个人的悲剧性色彩，但是浪漫感人的浓郁情调却也为作品增添了特有的诗性和韵味。然而，作品中的浪漫又并非是乌托邦式的短暂激情与炽热，它包含着持久的责任、担当与道义，是感性与理性兼容的现实性产物。

大哥周秉义是一位典型的平民家庭培养出的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和好干部，他与高干家庭出身的郝冬梅之间的爱恋虽是源自他们高中时代产生的纯真好感，而这份感情却是以他们共同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具有浓厚的政治化色彩。对文学作品的探讨和电话交流是他们简单而唯美的恋爱方式，新婚期间的短暂激情也只包含着昙花一现的些许浪漫。周秉义和郝冬梅之间的爱情虽然出于两性之间的情感本能，但他们更多地是为了迎合特殊的官僚身份和相似的知识分子使命感而结合的。二人之间的爱恋是理智的、充满神圣性的，并不以占有对方为目的。作为具有责任意识的他们，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情怀始终超越于感性粘腻的爱恋层面之上。小说中的周秉义有次为了顺利拿下退役巡洋舰钢材改造的合同，与舰队司令的女儿奥里娅有了情感的邂逅，妻子郝冬梅在短暂的伤感后马上对丈夫为公为民的举动给予充分的谅解。他们之间的爱情自始至终受着某种道义的规范和命运的安排，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混杂了除两性之间情感之外的同学、同事的情感因素，是一种类似于“革命+恋爱”的固化模式。周秉义和郝冬梅之间的爱恋也可视为政治信仰、同学情谊和恋人情愫等多重因素的叠合式拼加，他们脱离了寻常意义上的郎情妾意般的如胶似漆，在明确自我的责任、使命和人生价值的基础上，将彼此的情感推向一个崇高的境界。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周秉义和郝冬梅之间的爱恋难以经受时间的长久考验，感情基础并不牢固。在周秉义生病去世后不久，郝冬梅便很快另结新欢。小说的尾声这样叙述道：“九月下旬，郝冬梅给周蓉发了条短信，说自己将在‘十一’当日结婚，希望周蓉做伴娘。”[3]而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标准的“红二代”。由此可见，周秉义和郝冬梅之间的婚姻只是民间的一种政治性联盟。郝冬梅和周秉义注重的是政治基础上的“门当户对”，而不是感情层面上的难舍难分。

相对于大哥周秉义，妹妹周蓉则具有不受羁绊、灵活自由、桀骜不驯的独特性格。美丽、果敢、坚定、独立、勇于反抗的周家二小姐是自由女神、爱神、美神的三重化身。文学书籍中“不自由，毋宁死”的思想从小就渗透进这位才女的骨子里，然而她的爱恋最终还是在现实的磨砺和责任的驱使下被打上了浓厚的双重化标记。观察周蓉经历的两段爱恋，我们不难发现，“‘知识女性’在追逐‘自由’的过程中，既伴随着叛逆与反抗，也伴随着理性与独立。周蓉的‘任性’主要体现在‘爱情至上’的人生信念，而她的理性和独立则体现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对待爱情‘无怨无悔’的态度。”[4]早期的周蓉和来自北京的“右派”诗人冯化成之间产生了诗意般的爱恋。从迷恋冯化成写的诗歌而与其互通信函，到下放山区与之结婚生子，再至识别出冯化成这样一个落魄诗人的虚伪本质而与其分离，周蓉的爱情美梦最终被残酷的现实锤击得支离破碎。这一阶段的恋爱是诗，诗也是恋爱。周蓉将自己的青春之恋寄托在了诗里，沉迷于冯化成用诗粉饰过的华丽表层，这是感性基础上的浪漫之爱，也必然要承担不理智带来的种种伤痛。后期的周蓉在经历了情感的阵痛后，逐步摆脱了少女时期的纯情和感性，而拥有了一份母性的责任和担当，并在久经风霜后收获了与蔡晓光的沉静、伟大、理智的永恒之爱。从诗意到现实的爱恋选择，彰显出的是一位桀骜不驯的现代女性在感性和理性双重因素驱使下的情感波动。周蓉对冯化成和蔡晓光的爱虽阶段不同，但是都渗透着超越单纯爱恋的同情和责任的情感要素，它表现出自由知识女性特立独行式的道义宣言。

与哥哥周秉义和姐姐周蓉不同，周秉坤没有读书的潜质。从木材厂、酱油厂工人，到《大众说唱》的责任编辑，再到饭店副经理，他在父母身边过着相对普通的工人生活。他的人生经历折射出的是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普通大众的命运沉浮，他的感情经历所展现的也是老一辈北方男性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他与郑娟的爱情既不同于周蓉与冯化成那种源于才识的欣赏，也迥异于周秉义和郝冬梅之间青梅竹马式的暗许，他们之间的爱恋起初就充满艰辛的历程，具有拯救与被拯救的浓厚的悲壮色彩。周秉坤对于郑娟的爱恋起源于他内心的情欲。郑娟的美丽、卑微、柔弱的气质起初激起的是周秉坤潜在的男性的欲望，他希望在郑娟身上获得激情和性爱来弥补自己内心的孤独。当周秉坤第一次见到郑娟时，便对郑娟产生了难以克制的性冲动和性幻想：

眼前的郑娟有张娥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楼梦》中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恓惶，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怜香惜玉起来，周秉坤当然也不能例外[5]。

而当郑娟主动把自己的身体无保留地献给自己的这位恩人后，周秉坤潜在的男性责任意识和同情心在一刹那油然而生。他变卖家里唯一值钱的一对玉镯救济郑娟一家，努力挣钱给予郑娟更好的住处，帮助郑娟失明的弟弟谋得生存技能，让郑娟与骆士宾的儿子周楠获得平等的父爱……他以怜悯的情怀赐予郑娟宗教般的神性之爱，这种爱也得到了郑娟的真诚无私的回报。她不仅对丈夫周秉坤没有丝毫的物质要求，还自始至终给予周秉坤家的温暖和情爱的满足，帮助照顾病成植物人的周母，甚至对周家的其他孩子们也是如同己出，从而将自己打造成了具有神性色彩的“好妻子”和“好母亲”形象。周秉坤和郑娟之间的夫妇生活是东北普通穷人的现实爱情写照，二人在婚姻路上分担责任、彼此搀扶，谱写出的正是人世间最为动人、最具宗教传奇色彩的底层大爱之歌！作家梁晓声曾经自述过：“当我的命运和这些人同命运的时候，我要写这些人；当我的命运已经超高于这些人，已经从贫苦的层面上升起来的时候，我更有义务这样做。这才是写作和我们热爱写作热爱文学热爱文化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6]对周秉坤与郑娟的爱恋书写正体现出作家梁晓声对底层民众生存的现实关照和情感呼应。

三、底层关怀下的友情书写

综观《人世间》这部巨著，作家不仅立足于对不同人物的性格透视，展现了各类传奇爱情的风雨历程，同时也在细微处记叙了人们之间久经岁月磨砺的真挚友情。这种友情的建立既是来源于点滴生活的积累，也是时代发展促使个人做出的理性的选择，它在光阴的流转中彰显了人与人之间宝贵的温情。“小说将静态恒常的‘神性’与在时代翻涌中不断变化的‘人性’进行对比，将‘人世间’最普遍的神性指涉——善，这一信仰凸显出来。”[7]《人世间》中的友情书写是一种“好人文化”的现实折射，是民间群体抱团取暖式的仁义追求，包含着同情、忠诚等传统的价值观念。“好人文化”维系下的友情书写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中打开了一扇人性的窗口，它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民间责任理念支撑下的道义担当，是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的善意写照。

《人世间》中的友情书写一方面体现在周秉坤与曹德宝、肖国庆、孙赶超、乔春燕、吕川、唐向阳、常进步、龚宾等同一阶层的底层劳动人民之间。这些人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原因常年聚集在一起，也由于存在某种共同的利益取向而抱团取暖。“民间并不掌握官方的权力，松散的个体要想伸张正义，只能依靠缔结集体同盟的方式方能获得有效的实施权力。”[8]他们面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压力和特殊窘境，只能在点点滴滴的生活日常中互帮互助，因之在岁月的变迁中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好人代表周秉坤，面对好哥们儿工作和生活上的困境，这个缺心眼儿爱认死理的人总是竭尽全力相助，哪怕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在所不惜。当自己的工作境遇优于工友们的境况时，他甚至会因为彼此间的“不平等”而呈现出负罪和内疚感。特殊的时代环境使得周秉坤这样的城市底层青年只能像父辈那样依靠江湖情义争取别人的好感，以便在自己陷入窘境时也能够获得他人的帮助。他始终不愿割断自己与工人阶层的精神联系，总能够探析到阶层发展的困境并为其思考出路。

梁晓声曾经谈及自己关于“义”的理念来源：“东北人家，十之八九为外省流民落户扎根。哪里有流民生态，哪里便有‘义’的崇尚。流民靠‘义’字相互凝聚，也靠‘义’字提升自己的品格地位。”[9]东北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民风形构着作家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仿佛特意把周秉坤塑造成勇于担当、乐于牺牲的道义楷模，让作品闪现出民间正义的光辉一面！然而，这种哥们义气所支撑的友情在所难免地包含一些江湖道义的成分，它是特定时代下的生存境遇迫使人们做出的明智又无奈的选择。在小说的结尾，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金钱的诱惑和权利的驱使逐步冲击友情的堡垒，周秉坤和朋友们之间除了春节期间短暂的相聚，平时忙于生活的奔波而很少再见面。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着每个人敏感的神经，周秉坤与共乐区“光字片”老朋友之间淳朴单纯的原初友谊也在时代变迁和个人利益的抉择面前，日渐疏远。作家借助对人物的心路历程的演变折射出整个时代的人性之变，同时也在岁月的静谧流淌中深情地缅怀昔日的纯真与美好！

另一方面，《人世间》的友情书写表现在周秉坤等人与曲秀贞老太太、白笑川、邵敬文等长辈之间的交际中。而这种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友情往往又是建立在不同阶层基础上的。从“文革”到改革开放长达几十年的过程中，周秉坤等人对曲秀贞老太太的态度，从一开始的误解与不满，到后来对老太太充满尊重与敬佩之情，这种深厚的友谊实际上是一种官民之间的帮扶所促就的。每一次周秉坤和他的朋友遭遇困境和祸患，曲老太太总是利用手中的职权让他们化险为夷。当然，《大众说唱》的编辑白笑川和邵敬文也利用手中的职权对周秉坤等人在生活和工作上给予了充分的帮助。这种基于不同阶层之间的照顾与帮扶，既体现了作品于人间烟火之处彰显的道义与担当，也凸显了底层社会的道德理想主义，是带有民粹的味道的。

“穷人和他的精神和道德意志的高尚性在中国文化伦理中有着宿命般的关联。这种关联在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中得到了赓续，中国无产阶级‘先进性’更是在阶级性高度上将穷困和理想主义的道德进行了更为致命的铆合。”[10]曲老太太等人对周秉坤及其朋友的帮助照料，不仅是源于友情层面的感性触动，更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责任意识与道义的理性驱动，它充分彰显了“红一代”革命女性心系底层工人的群众思想和高贵品质。但是，这种权势下的帮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官僚主义的色彩，“托关系走后门”的陋习在作品中层出不穷，它折射出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不良风气。作家在揭露人性光辉的同时，也在作品中渗透了潜意识的道德批判。

四、群体帮扶下的道义宣扬

《人世间》一方面叙述了周秉坤、周秉义、周蓉三兄妹截然不同的爱情经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周秉坤和曹德宝、吕川、孙赶超、唐向阳、龚宾、常进步，曲秀贞老太太等人之间的纯朴友谊。然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书写，小说深沉的情感基调下总包含着道义的内核，它融入小说的两类情感的交叉式叙事中，为《人世间》中的理想化爱情和友情增添了浓厚的理性色彩，也建构了这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特有的温情与感动。

“情”和“义”始终是贯穿《人世间》这部作品最为核心的两个要素。爱情、友情和道义成为人物与人物之间、故事与故事之间的黏合剂。《人世间》宣扬的正义姿态、利他原则、责任意识、忏悔精神，都从多维层面建构特有的“善”“好人”及“义”的准则。作品“透过周家人物的命运轨迹，描摹出‘好人文化’从传统的‘孝义’观到现代‘道义’观的转化历程”[11]。尽管作品中大三线工人周志刚对女儿周蓉的宽容和关爱也在细微之处表现出了亲情的伟大，并给读者心灵深处留下了无限的感动。但是周氏三兄妹的爱情叙事和周秉坤与好友之间的友情叙事却是两条叙事的主线。这两条主线就像两架并驾齐驱的马车，揭示了爱的不同面貌，在个体生命的漫长历程中彰显出了民间道义的担当，并于历史发展和时光流淌中展现出了久未磨灭的温暖、责任与善良。

作家梁晓声用心感悟人性人情，细致观察普通人的生活，精妙地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在“情”“义”的两类书写中表现出强烈的民间责任意识和深刻的悲悯情怀。作家借助不同人物的命运走向，展现出了新中国走过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岁月。从群体的奋斗到社会整体的稳进提升，梁晓声完成了他对中国社会五十年变迁的脉络透析。同时透过对日常生活细节和人物内心的细致描写与观察，也揭示出了时代转型下的百姓生活和人性之变。

“‘当代文学’就是用‘人民’、‘工人阶层’、‘群众’这些概念，赋予论述的权威性，来压制所有的不同的声音的。”[12]对底层工人、知识分子、人民干部等各类群众的审视和关注成为《人世间》聚焦的重点。小说中刻画的周氏一家人，从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到德才貌兼备的周秉义和周蓉兄妹，再到扎根社会底层、为人刻板固执的周秉坤，虽然个性不同、学养有别，但是都在不遗余力地去实践着我们的传统美德。他们自尊自爱、坚忍不拔，用梦想点亮希望，用善良和真情去传递感动。《人世间》中的有关爱情和友情的道义伦理的叙述，凸显了作家对于传统优秀的道德伦理的肯定。同时，由于作家书写的是底层社会的情义，因而也带有对底层人民精神品格的肯定意味。

五、民间“情”“义”的另类书写

梁晓声的《人世间》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关注底层人物命运、书写民间情义的现实主义长篇巨著。两篇小说均以文学青年作为主要人物，在表现“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和时代变革中凸显“史诗”化的手笔和气魄，且以自我生活体验过的故乡世界来建构特有的文学背景，使作品打上了浓郁的准自传色彩和宏大性标记。两部作品的情义书写都以人物的悲惨遭遇表现出特有的沉郁、雄浑的悲剧美学风格，然而在故事背景、思想意识和地域文化等层面，《人世间》的情义书写与《平凡的世界》相比却展现出了另类化的特性，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小说叙述的故事背景来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将创作聚焦于中国的陕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以朴实壮丽的手法描摹陕西地区色彩斑斓的乡土风情。小说主要人物孙少平和孙少安的爱情经历折射出的是乡土民众的情感纠葛，孙少平与金波等人的友谊则表现出乡间民众在苦难境遇下的情义相助。其中的爱情、友情和道义书写蕴含的多是乡土民间的醇厚质朴和特有的诗性意味，以单纯化的情感渲染了乡间情义下的丰富人情美。而梁晓声的《人世间》则是以其自我熟知的中国东北地区为故事背景，专注于书写城市底层民众的人生波折。小说中周氏三兄妹的传奇爱恋和“好人文化”影响下的友情叙事渗透了复杂的责任、利益、道德等要素，都市尘俗化的色彩和气息更加浓厚。

其次，从小说的思想意识来看，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情义书写“主要是接受了儒家思想，注重社会现实，对生活持积极入世的态度”[13]。小说讲述的都是平凡世界里的平凡人物，这些人物大多是典型的矛盾复合体，集结着贫穷与坚韧、自卑与自尊、反抗与妥协等多重缠绕性的因素，他们的爱情和友谊往往受着多方力量的左右和控制，且与人物的理想、初衷背道而驰。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虽与省报记者田晓霞两情相悦，但在残酷的现实下只能去做煤矿工人，娶一位工友的遗孀为妻。小说里的爱情和友谊自觉遵循着阶级规律的制约和规范，蒙上了一层格外深厚的现实化外衣。而梁晓声《人世间》则更多的是渗透着佛家思想的要素。群体化的情义书写超越了阶级和贫富层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理想化的要素更是点缀其间。小说没有赋予人物更多的英雄般的想象与渲染，也放下了激昂宣泄式的情感表露和道德说教，周秉坤“神性”化的爱情和友情经历的背后彰显的是佛家普渡众生的救赎要义。

最后，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来看，《平凡的世界》中的情义书写相对于《人世间》而言，更多地具备了浓厚的区域文化魅力。《平凡的世界》中出现的陕北民间艺术以其特有的风采和魅力为小说的爱情叙事增添了浓郁的浪漫气息，例如在描绘孙少安和田润叶之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纯美爱情时，作家有意穿插了陕北信天游的歌声：正月里冻冰立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想起我的哥。而梁晓声的《人世间》虽也在叙述东北地区的传奇爱恋，但是却摒弃了东北区域文化元素的韵致，放下了壮丽崇高的情感维度，偏向于在细微处凸显人物的人性人情美，其平静凝练的叙事风格更为明显。

六、结 语

总的来说，长篇小说《人世间》立足底层，坚持平民视角，书写出草根青年的奋斗和拼搏历程。作家梁晓声在创作中始终站在沉默的大多数一边，深刻体察东北底层民众的点滴生活，精妙地表现他们的悲喜哀乐。他就像是一个大时代的见证者与转述者，以老者的姿态将从前的故事讲给年轻人听，旨在展现沉潜于岁月深处的宁静与美好。因此他作品中的人物更加贴近现实，他的叙述更为平静，人间烟火之气也更为浓厚，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故事的紧张度。《人世间》立足于城市底层平民的视角来透视东北地区的时代发展进程，梁晓声正是以隽永凝练的笔触打开了历史的另一扇窗口，勾勒出远离庙堂的广阔的民间社会。悲悯的情怀、激烈的戏剧冲突和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使得《人世间》具备了巨著式的现实主义魅力和风采，作家梁晓声正是借助一个个可亲可近的人物全景地展示中国社会的广阔发展进程。虽然《人世间》不可避免地沾染世俗的色彩和隐晦的黑暗，但是作家梁晓声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平凡的人物形象塑造、纯真的感悟，真正在悲欢离合中，抒写出了永恒的情怀与真诚的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