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因素及实证研究

韩小威，李 瑞

（长春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2015 年，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明确2020 年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目标。2020 年6 月20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表明：截至2019 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人均资源、总流通人次、书看文献外借册次、群众文化机构设施建筑面积、群众文化机构开展活动次数和服务人次都有一定的增长。这些数据虽然肯定了目前我国改革文化服务总建设的成果，但是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不仅要对设施或者活动的数量、服务人次进行考量，更多的是要考虑基本文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其服务对象——社会公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以及社会公众是否能够便捷获取文化服务，真切地享受到文化服务带来的文化体验。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并分析影响现有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因素。此外，2017 年1 月23 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推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中明确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综合文化站等是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承担对象。据此，本研究将这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作为本次研究的载体，利用可及性理论探究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间的匹配程度，探究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影响因素，以求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有建设成果进行有效的评价，更为促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高质量发展助力。

一、研究现状及问题提出

学者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具较强的时效性，国家的政策制度发展对其研究有重要的影响。戚晓明等（2020）在对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以往研究的梳理中证实了这点，间接地说明了政策制度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完善与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此外，公共文化服务的学术研究注重关注需求者的满意度。何昀等（2018）指出城乡“二元”结构间的满意度影响因素有一定差别[2]。目前，对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王秋（2018）发现村民对服务的知晓度、参与度影响了其满意度[3]，王文锋（2019）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还受到供给层面的财力人力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产出等因素影响[4]，贺彦煜（2019）认为农户自身特征和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内部两个层面细分都影响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5]。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和实践引入经济领域，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研究趋向于从供需匹配视角出发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探究。袁锦贵（2015）指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问题主要有服务供给与精神需求错位，以及服务供给与需求结构的脱节[6]。安彦林等（2016）以供给和需求为视角分析公共文化服务现状，以求为实现其供求间的均衡[7]。侯雪言（2020）研究发现，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和供给模式是影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供需失衡的重要因素[8]。除此之外，部分学者分析特点人群或细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供需问题，如陆自荣等（2014）瞄准外来务工人员探究影响其参与的因素[9]；毛雁冰（2018）聚焦于农村这一特定区域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影响因素[10]；余敏（2020）着眼于找寻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因素[11]。

供需视角下，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吴理财（2014）正式将可及性理论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12]。王前等（2015）以服务体系和服务对象间的“适合度”明确界定了可及性的内涵，并详述了评价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四个维度[13]。姜亦炜（2019）在对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定义中延续了“适合度”这一概念，并进一步指出从服务距离、时间、内容、方式等方面综合衡量民众与公共文化服务间的适合度[14]。虽然“可及性”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但是进一步对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理论层面，如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评价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概念等，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因素的探究较少，基于定量分析的研究更是鲜少可见。基于此，在学界有关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评价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影响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因素，并通过调查数据进行论证，为进一步全面评价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二、研究假设

可及性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更多的是在公共卫生医疗领域，对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研究还较少。代佳欣（2017）提出影响可及性的因素主要是“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15]。笔者主要基于这一思想，结合可及性的概念内涵分析影响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在供给层从公共文化设施政策制度、公共文化财政政策、供给系统的信息公开、供给系统服务时间公众对其的满意程度，以此衡量其便捷度和及时性；需求层面指个体的需求特征，如收入水平、愿付交易成本、受教育程度，以此来分析需求者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性和接受度。

有学者关注到公共政策对可及性的影响因素，如张思锋等（2011）新农合政策对卫生服务可及性有影响[16]；代凯等（2020）将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与形势的变化视为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重点方向[17]。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政府不仅出台相关政策和制度建设图书馆、社区文化中心、文化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还制定了文化活动安排和服务费用的财政扶持政策，如2020 年6 月4 日国务院印发的《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在制度层面减轻公民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经济压力。政策的改变会影响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总量，减轻公众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经济压力，但政策是否能够有助于增加公众的公共文化服务接受度，则与公众对政策的认同程度有关。冯献等（2020）研究中提到，“可及性”概念本身包含服务需求者对于已有服务获取、满足程度的主观判断[18]。因此，提出假设1：公众对公共文化设施政策的满意程度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假设2：公众对公共文化资金扶持政策的满意程度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

公共文化服务与医疗卫生领域所提供的服务有一定的区别，它更需要提供服务的机构进行一定的宣传和推广来增加公众对其的了解，促使公众参与其中。正如王前（2015）在对农家书屋可及性的评价研究中提到的，对于农村书屋服务而言，村民的知晓度是影响可及性至关重要的因素[19]。Jean-Frederic Levesque 等（2013）研究发现，医疗服务的可接近性与服务需求者能否公开透明地获取服务信息有一定的相关性[20]。因此，提出假设3：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构信息公开的满意度正向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

公共服务的服务时间一般是公众获取其服务的关键，服务的时间设定和服务时长都直接影响公众对文化服务的体验。研究中，学者们会选择公众对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时间评价作为一个衡量满意度的因素。Tijs Neutens 等（2012）研究发现，重新安排公共服务设施的开放时间可以显著的改善个人公共服务的可及性[21]。由此，提出假设4：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服务时间的满意度会正向影响其可及性。

与作为安全需求的公共医疗卫生需求相比，文化需求属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会在自己的生存环境比较完善，甚至是物质生活富足之后才寻求文化需求的实现。虽然我国现有的电视、广播、读书看报、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参与费用较低甚至是免费的，但是民众获取和接受这些服务的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附带成本，因此公众的收入以及交易成本和愿付价格对其参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可及性的概念本身出发，将交易成本以交通费用、进入费两个层面衡量公众获取服务的便捷性。由此，提出假设5 和假设6，即公众的收入状况会影响公众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公众对接受公共文化服务愿付的交易成本会正向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

公众的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与自身的认知、爱好、欣赏能力等存在联系，这些能力归根到底受需求者文化素养的影响，而个人的文化素养最根本的培养途径就是接受一定的教育。而且，公众的文化素养会随着其教育水平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安彦林等（2016）在分析公共文化需求的影响因素时也提到了，居民受教育程度对其文化需求的重要性[7]。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会决定是否接受公共文化服务以及接受的服务类型，并影响服务过程的感知和服务评价，进而影响其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由此，提出假设7：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会正向影响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

三、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笔者通过研究分析制定出调查问卷，并在长春市各地方经过问卷星在线发放，共收回合格问卷211份，覆盖了城市、城镇、农村地区。在SPSS23 中对问卷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形成表1 和表2。其中表1 是问卷所反映的自变量状况，表2 则根据王前、吴理财教授关于公共文化可及性的评价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这一因变量的测量及描述，其中可及性结果取各维度均值。

表1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单位：%

表2 因变量描述性统计 单位：%

（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影响因素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系统性分析，本次研究也仅是一次探索性的尝试，将性别、年龄、常住地作为控制变量从含有供给政策环境、供给机构环境的供给层面，以及含有收入水平、受教育层次、愿付成本的需求层面进行因素探究，并将性别、年龄、常住地设为控制变量，在SPSS23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5 个模型的具体数值结果，具体内容如表3 所示。

表3 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影响因素模型

“模型一”单独将所有的控制变量引入模型，结果表明这四个变量在此次研究中，与因变量“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之间没有显著性，这也就从数据上肯定了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成果，即我国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是面向全体人民的文化服务，是每个公民都可以获得和享受的。

“模型二”将“设施建设政策”以及“财政扶持政策”引入模型中，这两个变量主要反映了公众对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设施建设政策满意程度及财政扶持政策满意度。公众对于政策的态度决定了政策的普及程度、实施过程的难易度以及政策成果的完成效果等。该模型验证了“假设1”以及“假设2”，证明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政策满意度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产生正向影响且具有显著性（0.414***）；资金扶持政策的公民满意度也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0.355***）。

“模型三”将“信息公开”及“服务时间”两个变量引入模型，这两个变量主要反映了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状况，其信息的公开是否及时、全面、公众可接受，以及其服务时间安排是否符合公众对其基本需求的要求。通过分析可知，“信息公开”及“服务时间”对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0.1777***、0.257***），“假设 3”和“假设 4”得到了模型的验证。同时，数据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的进入使得“设施建设政策”和“资金扶持政策”的影响力减少，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模型四”继续引入需求特征层面的“月收入”“交通费用”“进入费用”三个变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公众的生活中其收入会影响其精神文化，因此将“月收入”变量引入模型。此外，将公众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交通费用”“进入费用”两个变量表示愿付交易成本引入模型，更进一步探究个人需求层面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月收入”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立目标符合，作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要满足的是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文化需求，自然要尽可能少受到公众收入的影响，即“假设5”没有通过验证。“交通费用”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正向影响且影响达到显著性（0.130***），“进入费用”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有正向影响也达到了显著性要求（0.202***）。“交通费用”和“进入费用”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影响验证了“假设6”，其中公众的愿付成本中进入费用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影响较交通费用大。

“模型五”引入“学历层次”变量，探究公众的学历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学历层次”变量对基本公共文化可及性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两者之间没有相关性。与此同时，在引入“学历层次”变量后，其他变量也并未发生变化，“假设7”没有得到验证。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目前，长春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水平满意度仅有64.9%，这说明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是十分有必要的，针对性探究影响可及性水平的因素势在必行。此外，长春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切实做到了面向全体公民，并没有因为公民的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居民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部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系统各因素对其可及性影响较显著。公众对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相关政策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正向影响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此外，随着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机构的信息公开程度、服务时间安排因素对可及性产生正向影响，政策层面的影响虽有减少但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在需求特征层面分析中，公众的收入状况未对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产生显著性影响，这与我国推行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免费或低收费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公众在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所要支付的交通费用和进入费用显著影响其可及性。此外，研究结果说明，公众的学历水平对于其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没有相关性，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面向的是全社会无差别的服务。

（二）对策建议

1.宏观政策制度方面

由于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其发展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宏观政策制度对其供给和管理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要从完善文化政策制度入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运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广泛收集民意，聚焦公众最关心的基本文化服务，制定针对性的发展政策，防止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空转”，浪费人力物力资源。此外，要做到文化政策“落地生根”，加大基本文化服务相关政策的宣传和推广力度，组织政策解读活动促进其透明度的提升，使得公众能够及时、有效地理解政策推行的目的，提高公众的接受度和反馈回应。最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接收者是社会大众，大众对于政策的满意度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在文化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关注群众反馈，做好政策评估，为接下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供建设性的指导。

2.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构方面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构直接为社会大众提供基本文化服务及产品，其系统内部管理会影响公众获取其文化服务的质量。由上文可知，公众对于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信息公开程度、服务时间的满意程度正向影响着公众的服务可及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进行信息公开的过程中，要结合大数据时代公众接收信息的规律，及时准确有效地传播机构内部各信息，建立多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促进本机构内部信息公开渠道的多元化和科学化，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内部的信息库。另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时限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紧跟社会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如城市地区要尽可能与上班族的时间有明显的不同，满足其接受服务的需求；在学校附近的图书馆要增加学生课余时间的服务时长；在农村地区的农家书屋应根据农闲农忙阶段进行服务时间的安排。最后，要更加注重线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各服务机构根据自身特点建立线上文化服务活动，保证文化服务的便利性和时效性。

3.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特征层面

虽然我国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免费或者低价提供，公众的收入并不会很大地影响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取，但是在研究中证实了公众在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时的愿付成本正向影响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公众获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所愿支付的交通费用和进入费用等愿付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关联。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快推进和落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标准化进程，使其交通更具通达性、收费更加标准化；另外，要增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对公众的吸引力，加大文化服务的宣传力度，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提升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公众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参与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