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主义时期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中的女性活动及影响
——基于以全国妇女俱乐部总联盟为中心的研究

李 婷

（西安外国语大学 旅游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19世纪末兴起的资源保护运动（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和自然保留运动（the Preservation Movement）掀起了美国环境保护史上的第一次浪潮（资源保护运动和自然保留运动目的都在于保护自然。起初，二者并无大的分歧，但20世纪初爆发的赫奇赫奇争论却使它们分道扬镳。前者侧重于对自然资源的科学利用和管理，以吉福德•平肖为代表；后者则强调自然的美学价值，主张保持自然的原貌，以约翰•缪尔为代表），是对19世纪工业化进程中自然资源被掠夺和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回应，这两场运动均离不开女性的参与。19世纪是美国女权运动兴起、女性走向公共领域的时代。美国女性组建了各种俱乐部、组织和协会，广泛参与到各类社会改革中，自然资源问题就是她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她们发起了对森林、水资源、土壤、野生物和荒野的保护活动，使自然资源保护由一场以男性精英为主导的政治运动拓展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1]。因为她们的积极行动，女性也扩大了自身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

对于自然资源保护问题，美国学者多关注男性精英的领导作用，对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不多。随着20世纪90年代学界环境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趋势，妇女环境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美国女性对环境保护的贡献逐渐得到认可。本文以美国妇女俱乐部的伞状组织“全国妇女俱乐部总联盟”（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以下简称总联盟）为研究对象，探讨进步主义时期女性对自然资源保护工作作出的贡献及其影响，期望为妇女环境史研究及现代环境保护提供一定参考。

一 自然资源的破坏及环境保护意识的觉醒

19世纪的美国经历了从农业和乡村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转变，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美国从一个地处一隅的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但巨大的发展、迅速的崛起也让美国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环境史角度看，受近代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和机械主义自然观的影响，美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建立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美国人欢呼其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资源，并在“天定命运”的驱使下向西挺进，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19世纪美国作家的许多著述深刻记录了美国遭遇的环境巨变，描绘了自然在人类文明推进下的沦丧。美国女性作家苏珊•F.库珀（Susan F.Cooper，1813—1894）的《乡居时光》（Rural Hours）便生动地展现出这些变化：

白人抵达美洲大陆后便开始开疆辟地，建设家园，变化悄然发生。斧头，铁锯，熔炉，车轮，从早到晚不曾停歇；牛和猪占据了灌木丛，野生动物四处逃窜；拉车的牛马踩着倒在泥土中的树干，野生动物逃离逐渐消失的森林[2]。

库珀的家乡曾是一片荒凉之地，工业化使它开始被“广袤、肥沃的农场”和“被踩实的道路”替代，它是19世纪工业化下美国大地发生巨大变迁的缩影。这一时期，土地被肆意开垦，森林被过度砍伐，草原放牧和采矿业的发展导致土壤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沃土良田变成荒漠，旱涝灾害频仍，野生动植物被攫取殆尽，生存环境惨遭破坏，新建的工厂排出的染料、废弃物污染了河流。在所有的自然资源中，遭受破坏程度最深的是森林。移民不仅砍伐、焚烧大量原始森林用以发展农业，而且还用于修建房屋、取暖、工业加工、修建铁路等。据统计，仅仅19世纪50年代，美国森林的砍伐面积就达到4000万英亩，相当于过去两个世纪森林砍伐总量的三分之一[3]。

除森林之外，许多野生物也惨遭灭顶之灾，一些物种濒临灭绝。商业狩猎者、户外运动爱好者和以研究为目的的收藏家们成为野生物急剧减少的罪魁祸首。在众多消逝的野生物中，最骇人听闻的是野牛数量的剧减。北美野牛长久以来徜徉于广袤的大平原上，其数量曾经有4000万到6000万头之多，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对野牛皮的商业需求导致它们被大量捕杀，几近灭绝。

年复一年，出于个人用途、利益追求、自我保护、个人乐趣和研究的目的，自然惨遭蹂躏[4]。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宣布边疆消失、森林保护区和可耕作土地面积剧减，这才真正引起了美国人的警觉。同时，唤起美国人保护意识的还有文化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思想和超验主义思想[5]。建国后，美国人将荒野和文化民族主义相结合，对荒野产生了独特的情愫，将其视作文化、精神资源和国家尊严的基础[6]。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传入美国，出现了一大批浪漫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如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1851）、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1801—1848）、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亨利•梭罗（Henry D.Thoreau，1817—1862）等。他们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形式，以欣赏的视角歌颂自然的美和价值，呼吁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唤起美国人对独特景观和荒野的保护意识。

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担心自然资源的整体恶化以及破坏性消费方式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了进步主义时期，对自然的关怀的理念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宣传和认可，并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女性接受并采用了与19世纪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类似的观点看待周围环境，将女性的慈爱运用于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美国文明的维护之中，推动了森林、水资源、土壤、野生物和荒野的保护以及国家公园的建立。

二 进步主义时期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中日趋活跃的女性活动

美国女性是进步主义时期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她们或通过探索和研究自然来唤起民众保护自然的热情，或加入某个妇女组织，对自然资源进行实地保护。总联盟主席莉迪娅•亚当斯•威廉斯（Lydia Adams Williams）曾指出，保护自然资源是女性的天职，她们“通过教育民众，保护每个家庭和孩子赖以生存的资源免受掠夺和破坏”[7]。

许多女性深入西部荒野，探索自然的奥秘，传播资源保护理念。艾丽斯•伊斯特伍德（Alice Eastwood，1859—1953）是一位女性植物学家和资源保护主义者。她穿越荒野，收集标本，撰写了大量著作、文章和小册子以敦促加利福尼亚人保护当地的物种，将毕生精力奉献于自然研究与保护中。鸟类学家弗洛伦丝•M.贝利（Florence Merriam Bailey，1863—1948）收集了大量有关北美鸟类的信息，撰写了50多篇有关鸟类的文章及多部畅销书籍，并发起了一场保护鸟类的运动。女性摄影家、博物学家及作家吉恩•斯特拉顿•波特（Gene Stratton Porter，1863—1924）从1895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经常深入荒野，拍摄栖息地中鸟类的活动，并用图片的形式将鸟类的习性生动地展现于公众面前。这些女性拉近了自然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公众对自然的了解，唤起了他们保护自然的情愫。

更多的女性选择成为妇女组织的成员，在自然资源保护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妇女俱乐部（Women’s Clubs）是进步主义时期女性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媒介。妇女俱乐部成立之初就设立了种植树木、修建社区公园、保护自然景观的项目。哥伦比亚特区妇女俱乐部联盟（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是 第 一个通过资源保护决议的妇女组织，其引领着其他妇女俱乐部加入全国资源保护运动中；总联盟也将自然资源保护列为其工作重点之一，先后成立了林业委员会（a Forestry Committee）、航道委员会（a Waterways Committee）和资源保护部（a Conservation Department）。到1908年，总联盟已经成为全国资源保护大会的重要成员；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于1908年通过了资源保护决议，并于第二年成立了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妇女河流与港口大 会（Women’s National Rivers and Harbors Congress）的目标就是推动有价值的内陆航道和港口的发展，保护森林及其他自然资源，确保相关的联邦及州立法的通过[8]。1900年到1916年间，全国超过200万名女性参与到了自然资源保护中。

在所有自然资源中，森林是女性最为关注的资源，这也符合当时美国资源保护的背景。在全国林业运动迅速开展的情况下，各个女性组织对当地的森林资源进行保护，并对联邦政府的林业保护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各州妇女俱乐部在总联盟的带领下加入到森林保护的潮流中，发起了森林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建立了多个保护项目，将森林保护工作向社会基层推广。到1910年，283个妇女俱乐部报道，她们已向各州及联邦立法机构提交了有关森林火灾立法、重新造林免缴税、示范林拨款等方面的信件和请愿，而与此同时，250个俱乐部活跃于鸟类和植物保护运动中[1]62。

女性还十分关注动物保护问题。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保护野生物的意识和活动才逐渐出现，而女性是重要的推动者。在所有受保护的动物中，鸟类是女性重点保护的对象。她们不仅观察研究鸟类的习性，还撰写了大量有关鸟类的著述，推广鸟类的美学价值和实用价值。当时，用鸟儿羽毛作为服饰装饰品的时尚导致19世纪的美国每年约500万只鸟、全世界每年约2亿只鸟被捕杀[9]，而这也刺激了鸟类保护意识的觉醒。一场以女性为主体的旨在保护鸟类的奥杜邦运动（the Audubon movement）诞生，打击了羽毛时尚传统，遏制了羽毛贸易，成为进步主义时期资源保护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奥杜邦运动是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一场鸟类保护运动，以当时成立的奥杜邦协会为标志。奥杜邦协会是美国的民间鸟类保护组织，第一个奥杜邦协会成立于1886年，以著名的鸟类学家、博物学家和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的名字命名。女性在奥杜邦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进步主义时期，随着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环境保护浪潮的到来，女性的自然资源保护活动也达到了高潮。在获得选举权之前，俱乐部女性主要利用自身的组织技能和道德权威影响资源保护事业。对儿童和民众的恰当教育是她们开展资源保护工作的重要手段。她们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方式，建立了教育年轻人、宣传资源保护习惯的项目，唤起了更多人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她们前往受保护区域，实地调查被破坏状况，形成特定的保护机制，呼吁民众和政府的支持；她们还进行游说进言，同工业人士、立法者、国会，甚至总统直接对话，并向议员施压，推动环境保护立法的通过。女性的社会影响力受到很多政治家的关注，他们试图争取妇女俱乐部的支持，以更好地达成保护自然资源的目标。

三 总联盟与自然资源保护

总联盟成立于1890年，是美国重要的全国性妇女组织。它由代表各方利益、践行各类理念的地方妇女俱乐部和州级妇女俱乐部联盟组成，其目标是“加强世界范围内各类妇女俱乐部之间的交流，让它们对比工作方法以促进互助”[10]。19世纪末，总联盟的关注内容已十分广泛，涵盖了文学、艺术、市政服务、教育、自然资源、家政经济、食品、工业、童工、立法等方面，其关注范围也由地方、各州上升至联邦层面。

在总联盟的所有工作中，自然资源保护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这既符合资源保护运动维护美国人精神价值和国民性格的爱国主义特点[11]，又体现出女性组织对自然的关怀。最初，总联盟重点关注森林和水资源问题。随着资源保护运动和自然保留运动的决裂，其工作从资源保护转向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双重保护，自下而上地推动资源保护运动的开展。

（一）总联盟对森林与水资源的保护（1890—1910）

进步主义时期，资源保护运动在全美轰轰烈烈地开展。总联盟最早关注的自然资源是森林。早在1896年举办的第三届年会上，总联盟就通过了一项名为“国家森林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决议，支持保护哈德逊河河岸的帕利塞兹（Palisades）悬崖地[12]71。该决议被分发给国内1500个妇女俱乐部。决议的通过表明总联盟开始将资源保护纳入其工作议程。

资源保护运动初期，总联盟的保护工作主要由各州的成员俱乐部推进。新泽西州妇女俱乐部联盟率先成立了林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同总联盟和其他各州联盟林业委员会的合作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缅因州妇女俱乐部联盟除了支持缅因大学的一项林业计划外，还为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和卡塔丁山州立公园的建立而斗争；在宾夕法尼亚州，妇女俱乐部联盟在米拉•L.多克（Mira L.Dock，1853—1945）的领导下加入到森林保护工作中。1897年10月，多克带领本州女性通过了一项森林保护决议，受到各地妇女俱乐部的支持；她还资助有关森林的公共演讲、游说州政府调配资金；多克还和宾夕法尼亚州林业委员会及美国林业协会（American Forestry Association）等男性组织合作，游说森林债务法案和水域保护法案的通过[13]。

随着各州林业保护运动的有序推进，一些州俱乐部联盟先后成立了林业委员会。在1902年举行的第六届年会上，总联盟林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其目的是加强对联盟成员的教育，推动林业工作的进行，引导林业保护运动向立法和其他行动方向发展。这也是总联盟正式将森林保护列为其工作重点的标志。总联盟理事会任命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玛丽•芒福德夫人（Mrs.Mary Mumford）担任林业委员会主席，委员由各州妇女俱乐部联盟林业委员会的主席或各州妇女俱乐部联盟理事会指派的成员担任。到1906年，全国各州妇女俱乐部联盟均成立了林业委员会。这些林业委员会在总联盟林业委员会的领导下共同致力于森林保护工作。通常，它们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开展工作：督促各俱乐部学习林业和树木管理的原理；庆祝植树节，发起树木研究及植树活动，监督破坏树木的行为；与本州的林业管理部门合作，为其提供建议，并获得其支持；加强学校教育和公众教育，在公立学校开展有关树木的阅读、写作、辩论、歌唱等活动并向学校提供自然读物，以唤起孩子们保护森林的意识；通过与公众当面交流、开办流动图书馆、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为各类会议提供研究框架和信息等形式宣传森林知识[14]。

到1908年，女性们通过俱乐部建立了广泛的活动网络，并受到大多数男性林业管理者的认可和支持。拥有6000多名会员的美国林业协会在其官方期刊《林业与水利》（Forestry and Irrigation）上开设专栏，刊登妇女俱乐部的工作报告，大力宣传其林业工作[15]。同时，男性林业管理者也邀请女性加入其组织，共同解决林业问题。1915年美国林业协会第34届年会上，总联盟资源保护部主席埃蒙斯•克罗克夫人（Mrs.Emmons Crocker）当选为该协会副主席。这是女性首次在男性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大大激励了俱乐部妇女的资源保护的信心[16]。

除森林保护外，水资源也是总联盟关注的重点问题。水资源问题在1902年到1904年间真正进入总联盟的视线，最初主要由林业委员会负责[12]91。总联盟于1902年年会上通过了两项决议：遵循内政部部长的提议——目前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水资源保护、西部贫瘠土地改良及那些建立家园、构建社区的人们的安居乐业更重要；敦促国会修建必要的水库和水利工程，吸引大量成功的美国公民在荒漠地带安家[17]。1907年，为了响应美国政府的水资源保护政策，总联盟成立了航道委员会，专门致力于推动水利、洁净水及更廉价、更便捷的交通事业的发展。建立之初，航道委员会主要从事水资源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俱乐部妇女走向学校，将内陆航道保护知识传授给教师和学生，推动了学校师生和媒体的通力合作。同时，委员会还非常注重立法对于河流保护的重要性，其成员通过影响立法的方式敦促相关法律的通过。它也认识到河流灌溉的关键作用，因此对各州河流管理问题予以支持。很快，水利宣传和保护活动在39个州、619个俱乐部开展起来，其包括建立图书馆、社区洁净水计划和滨水区卫生计划等。俱乐部女性通过演讲、会议、竞赛、报纸宣传和发放小册子等方式向学校引进资源保护教育[1]63。

随着资源保护运动迅速展开，总联盟的自然资源保护范围也随之扩大。总联盟于1910年第十届年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林业委员会和航道委员会合并为资源保护部，并增加了一位鸟类保护代表。总联盟内部资源保护机构的整合表明，它对自然资源的兴趣从重点强调森林和水资源扩大到对更多自然资源的保护。为了更好地落实资源保护部的计划，负责森林、水资源、土壤、鸟类、渔业、其他野生物及食物生产等具体事务的小组委员会成立，并交由专门的人员加以管理。

（二）总联盟与公园建设以及自然资源保护运动的日渐式微（1908—1920）

成立前20年，总联盟倾向于采用实用性资源保护理念（practical conservation），积极支持平肖的资源管理理念，但1908年到1913年发生的赫奇赫奇大坝争论逐渐改变了总联盟的资源保护轨迹（赫奇赫奇大坝争论肇始于1908年，围绕是否为了旧金山市的用水问题而在赫奇赫奇峡谷建造大坝而展开。以平肖为代表的资源保护主义者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提倡对自然的有效利用，支持大坝的修建；而以缪尔为代表的自然保留主义者则从自然本身的利益出发，希望保护其完整，因此对大坝建设持反对态度。二者就大坝的修建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也由此开始决裂。最终，该争论以资源保护主义者的胜出而结束）。此后，总联盟转而支持以缪尔为代表的自然保留主义者，秉承理想化的资源保护理念（poetical conservation），在州立公园和国家公园建设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practical conservation” 和“poetical conservation” 这 两个概念援引于Priscilla Massmann的博士论文A Neglected Partnership: 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 and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1890—1920）。

在有关赫奇赫奇大坝的争论中，缪尔通过演说、信件、报刊杂志及国会游说等形式反对大坝的建立，强烈谴责将峡谷商业化的行为[18]。总联盟对缪尔的提议表示支持，认为大坝的修建破坏了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在1909年1月美国众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超过50名女性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其中，塞拉俱乐部的女性领袖指出，工程技术人员已确认至少存在14个其他可用的水源，并请求对其进行全面调查[19]。时任总联盟林业委员会主席的杰茜•B.杰勒德（Jessie B.Gerard）发出倡议：“保护赫奇赫奇峡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敦促俱乐部妇女通过写信或面谈的方式向国会议员施压，迫使他们反对修建大坝的提案，并支持修建国家公园的所有提案。”[20]1910年2月，总联盟通过了反对修建大坝的决议：“我们发自内心反对对赫奇赫奇峡谷进行不必要开发，请求总统和内政部长取消目前的许可，敦促所有参议员和众议员，特别是公共土地委员会的委员们阻止任何允许侵入国家公园的法案的通过。”[21]随后，这份决议的复印件被提交给总统、内政部长和代表总联盟妇女的国会议员以及公共土地委员会的委员。

以总联盟为代表的女性和自然保留主义者极力反对大坝的修建，但他们仍无法改变政府官员和专家们以科学管理和有效利用资源为主导的理念的统治地位。虽然女性的声音非常强烈，但由于缺乏选举权，其主张被轻而易举地忽视。最终，赫奇赫奇法案雷克法案（the Raker Bill）于1913年12月19日在国会获得通过，并由威尔逊总统签署生效，自然保留主义者的活动以失败告终。第二年，缪尔去世，赫奇赫奇争论结束。

尽管自然保留主义者保护赫奇赫奇峡谷的目标未实现，但这进一步促进了民众资源保护意识的觉醒，而总联盟也加快了创建公园的步伐。在加利福尼亚州，妇女俱乐部联盟谴责男性出于商业利益而砍伐红杉林的行为，发起了创建红杉林公园的活动。在此过程中，俱乐部妇女发动全国的妇女俱乐部，并和本州的男性组织全国拯救红杉联盟（Save the Redwoods League）通力合作，充分利用舆论的作用，向国会施压，推动了宏堡县红杉林州立公园（Humboldt Redwoods State Parks）的建立。在佛罗里达州，一场保护天堂钥匙（Paradise Key）的公园运动正在发酵。在该州妇女俱乐部联盟主席梅•曼•詹宁斯（May Mann Jennings ，1872—1963）的领导下，建立大沼泽地天堂钥匙联邦森林保留地的决议于1905年获得通过[22]。詹宁斯向州长和其他政客推销公园理念，并说服立法机构批准公园的建立；她还在全州范围内开展巡回演讲，带领俱乐部妇女发起募捐活动[23]。在俱乐部妇女的推动下，1916年，占地4000英亩的皇家棕榈州立公园在佛罗里达州建立，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鸟类、花卉和野生物保护区。

赫奇赫奇大坝争论之后，总联盟及各级妇女俱乐部在横扫全国的公园运动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总联盟的250万名妇女团结起来，在公园建设中找到了为美国民众谋求福祉的机会。通过总联盟的资源保护部，这些女性还积极支持国家公园管理局（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的成立，促使美国更多的自然景观得到了保护，推动了管理局工作的顺利开展。

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源保护运动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1920年到1922年间，总联盟内部几个委员会重组，资源保护部被取消，应用教育部（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Education）成立。自然资源处成为其中的一个分处，自然资源保护也成为总联盟工作的一小部分。20世纪20年代，自然资源处的工作重心包括控制森林火灾、建立州立公园体系、支持保护动植物立法的通过、进一步美化林肯公路、拓展花园俱乐部的工作、支持五大湖加入海洋航道工程、支持在科罗拉多河修建顽石大坝的法案等。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妇女选举权的成功获得，总联盟的工作重点转向影响国会立法方面，自然资源处之前的许多工作交由立法部接管，女性的自然资源保护活动逐渐式微。

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运动和自然保留运动是19世纪工业化下自然资源遭到浪费、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产物，女性是这两场运动中重要的社会力量。她们以俱乐部为媒介，通过教育宣传、调查研究、项目实施、游说进言等方式，将自然资源保护的教育项目和保护项目固定下来；同时，她们还加强了政治家与民众的联系，为各项政策赢得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总联盟作为全国妇女俱乐部的伞状组织，从建立之初以教育为目的到进步主义时期投身于各项社会服务，对这一时期及之后的政治立法和公众教育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不仅领导200多万女性在森林、水资源、土壤和野生物保护以及公园创建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主导了资源保护运动的发展方向。她们使得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由男性领导的、效率与保护并重的政治运动，而且还赋予其更加丰富的人文内涵，使其成为一场为人类福祉奋斗的广泛的社会运动。通过总联盟的工作，女性的市政改革精神得到了加强。俱乐部的工作方法和组织方式使她们实现了获得广泛知识、参与社会事务的目标，其影响力也深入社会及政治领域，体现出19世纪美国女性由家庭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的社会趋势；而这些女性同各级政府官员和公众密切的接触，也为女性1920年政治权利的获得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许多组织和男性政治家开始重视女性的力量，为她们提供支持并同她们紧密合作。平肖在其著作《为资源保护而战》中论述了女性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并赞颂了她们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我认为（保护自然资源的）部分工作落在女性的肩上（绝不是一项小工作），她们要保证孩子们能享受这些资源，使它们不受任何人的控制，不因浪费而遭到破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