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生产视野下的新自由主义批判

郁 欣，李 阳

20 世纪70 年代末，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它以市场自由为原则，极力推崇个人自由，并且反对国家干预。它为资本积累开辟出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同时也铲除了先前阶级斗争的基础。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生前最后一篇网络文章中说：“新自由主义现在是一种霸权哲学，几乎整个政治光谱上的人都认同它。”[1]这种“霸权哲学”被很多学者视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是至今，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地位依然没有受到威胁。我们该如何认识它的这种顽强性？“生命政治”①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是在18世纪末出现的一种全新的权力技术，不同于以往“使人死”的权力形式，现代权力不再控制死亡，而是控制死亡率，它是一种“使人活”的权力，它针对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类别的人”。出生率、死亡率、寿命等人口问题是生命政治学针对的首要目标，为了使人活，为了降低偶然事件对人的影响，提高生命的价值，权力就越来越有权利干预生活的方式。而且，所有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都与此联系，如果不把肉体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中，不调整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这个概念必然指向的生产因素，在奈格里和哈特这里得到了发挥。（biopolitics）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福柯说过：“一旦我们知道了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治理体制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掌握生命政治学了。”[2]31可见，在诞生之初，生命政治这个概念就包含了对自由主义这个“合理性框架”的历史分析与批判。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沿着这一方向，回到了马克思，提出生命政治生产的概念，深入到生产领域，探讨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并对其作出批判。

一、从生产的角度领会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对生命政治生产的治理术

哈特和奈格里一直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正如奈格里自己谈到的那样：“我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我仍然如此。那么，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里，有一个创造性的概念，它既体现为生产的过程，也体现为再生产的过程——既体现为商品的建构，也体现为生命的发明。在马克思那里，活生生的劳动是历史性存在的创造性母体，并且，随同历史性存在，它也是一切创造性的母体。在马克思那里，就如同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是由生产建构的。”[3]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生产在哈特和奈格里这里同样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

两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一直以生产为基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底层认识这个世界，从人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开始。当下，诸众能做什么？他们已经做了什么？我们需要对诸众的热情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关键是要从两方面抓住生产的社会本质：诸众（multitude）如何生产？生产了什么？”[4]78

在两人笔下，生命政治生产的主体被称为诸众，诸众的生产即生命政治生产。他们认为，在20 世纪后半叶出现了社会类型的转变——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转变——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劳动类型的转变——从工业劳动到生命政治劳动，这种劳动的转变对理解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至关重要。

生命政治生产还有一个近义概念——非物质劳动，这两个概念的侧重点略有不同，能够相互补充。在《诸众》中，两人详细描述了这两个概念：“非物质劳动即一种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比如知识、信息、沟通、关系，或者情感反应。……我们大体上把非物质劳动分为两个形式，第一个形式涉及智力和语言的生产，比如解决问题、符号和分析任务、语言表达。这一形式的劳动生产出观念、符号、代码、文本、语言图形、图像等产品。第二种形式的非物质劳动，我们称之为‘情感劳动’。不同于只涉及精神现象的情绪，情感同时涉及身体和精神。悲喜等情感透露出了整个有机体的生命状态，表现出身体特定状态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思维模式。情感劳动因此是一种生产或者操控比如放松、幸福、满足、激动等情感的劳动。”[5]108

随后两人提出了生命政治生产的概念，与非物质劳动相互补充。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启发，“马克思认识到资本的实质是一种社会关系，或者说，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剩余价值创造而导致的对社会关系持续不断的再生产。将资本视为社会关系，这就为我们分析生命政治生产提供了第一个关键启发”[6]101。具体来说，生命政治生产指的是：“我们认识到‘非物质劳动’是一个较为模糊的用语，把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新劳动形式理解为‘生命政治劳动’或许更好，这种劳动不只生产出物质产品，还生产出关系，最终生产出社会生活本身。生命政治概念也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的传统区别变得更加模糊。”[5]109

由此可见，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不止强调生产结果的非物质性，还强调新劳动类型对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或者社会主体的生产。那么这种生产对资本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即规训体制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契合，现代治理发展出了工业生产特有的机械化特质。在他们看来，马克斯·韦伯关于现代治理的描述深刻地刻画出了现代治理的机械化特质。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现代官僚治理的本质就是通过知识进行统治，它消灭了先前治理形式的非理性特征，依靠知识树立起治理的合法性。这个治理体系里的成员拥有知识，与“无知”的人口相分离，不过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是专业且有限的，只负责根据理性执行任务，而且他们同时与财产分离。因此，他们方能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在理性的基础上调和阶级矛盾。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现代治理体系还拒斥情感。在韦伯看来，情感带来的问题不止在于它会扭曲治理理性，还在于它是无法计算的，而现代治理只考虑能够计算的社会要素。他指出：“官僚制度发展得越完备，它就越‘非人化’，在成功消除公务职责中那些不可计算的爱、憎和一切纯个人的非理性情感要素方面就越是彻底，这就是它得到资本主义肯定的特殊本性。”[7]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现代管理制度对可计算性的执着，和资本对价值的要求是一致的，对两者来说，不可计算性都是一种威胁。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工业劳动的主导地位向生命政治生产转移后，人类主体性的生产成了价值创造的中心，资本对客观可计算性的要求却依然执着，“资本依然要求工人的身体和思想要转变为商品：能被买卖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客观特征对于资本运行和利润创造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资本家的想象依然停留在大工厂中，那种工业机械支配工人的主客关系里面”[4]132。然而，对生命政治生产来说必不可少的主体性拒绝被计算，涉及智力和语言的生产无法被计算，涉及情感的生产更是不可计算。把这种主体性当作劳动力买卖，还会损害他们作为活劳动的生产力，而且与在工厂中生产的工人不同，这种主体性的生产是在社会合作中完成的，具备了一定的自治能力。

在新的生产条件下，资本日益抽象于真实的生产过程，昔日工业社会中作为生产组织者的资本家被金融泡沫裹挟着，飘到了天空中，幻想着一种股市里的“生产”。生产社会化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产者间的合作日益具有自治性，他们生产出的产品价值日益脱离资本的计算尺度。与此同时，他们也生产出自己的社会关系，生产出了社会生活本身，新的主体性逐渐具备了自治和反抗的能力。

因此，资本对劳动和它创造出来的价值逐渐失去控制，与工业劳动相契合的现代治理术无法应对生命政治生产条件下生成的新主体性及其抵抗，这时作为一种新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就登场了。

二、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新剥削形式及其治理结构

那么，新自由主义如何应对生命政治生产带来的挑战？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它依靠的主要是一种新的剥削形式，以及支撑这种新剥削形式的治理结构。

（一）新的剥削形式

生命政治生产引发的抵抗运动，让工业制度和与之相匹配的规训制度难以为继，因此，新自由主义必须采用新的剥削形式，为资本积累创造新的条件，同时瓦解抵抗运动的基础。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新剥削形式的产生即金融资本代替工业资本主导地位的过程，发生于20 世纪70 年代。1968 年前后，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改良体制受到抵抗，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只能靠增加财政支出和提高国家债务等方式，来满足各种抵抗运动提出的要求，国家债务的节节攀升终于引发财政危机。

而“解决财政危机只有一个方法，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反复使用这个方法，那就是将公共债务转移到私人银行，在各个过程中，将公共治理体制转变为金融市场统治”[4]160。为应对公共债务危机和国家治理危机，新自由主义通过金融体制，完成了对国家的改造。如此一来，新的剥削形式也就粉墨登场了。

他们把这种新的剥削形式称为“剥夺共同性”，共同性（the common）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地球生态系统的财富，比如石油、天然气等各种原材料；另一部分是生命政治生产中劳动者通过合作生产出的社会财富，比如数据、文化产品、公共服务等。具体来说，金融对共同性的剥削能够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转移模式，把公共财产比如铁路、通信系统等转移到私人手中；一种是榨取（extraction）模式，榨取社会生活和自然世界中的价值。第二种形式更能体现出当下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重心。

金融资本是这种剥削背后的主要资本形式，因此，利润也不能够再称为利润，“我们可以用资本主义地租（rent）取代利润，来理解对劳动力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积累。利润主要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内部活动而得以生成，地租则通常被理解为剥夺的外在模式”[6]105。马克思曾经认为，资本家就像战场上的将军和乐队指挥一样，确保工人们在工厂生产的过程中相互协作，但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生命政治生产中，工人间的协作并不由资本决定，他们自主地在社会中生产，资本家们不需要介入生产中，他们从外部寄生在生命政治生产上，通过衍生品等各种金融工具剥削共同性的价值，从而获得“租金”。金融衍生品则是金融资本剥夺共同性价值的主要工具。上文提到过，在生命政治生产条件下，劳动产品的价值难以或者无法被传统的计算方式所计算，而金融衍生品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计算劳动产品的价值。

哈特和奈格里选择“榨取”这个词，也是为了突出一种从内部剥削到外部剥削的转变。他们认为，随着“利润”转变为“租金”，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如今已经不适用了。马克思的剥削概念主要指的是在工厂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剥削在生产过程内部完成，但是当下的剥削过程和生产过程趋于分离，“从远处进行榨取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只是把生产主体看作一个抽象的群体，趋于把社会生产的成果看作一种天赐之物。他们只专注于衍生品市场和套汇策略，不再是熊彼特描述的那种组织生产，创造新组合和发动劳动合作的主角了”[4]171。金融与这种剥削方式的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间接为榨取活动提供资金，另一方面，它直接通过房屋贷款等债务手段，榨取底层人民和中产阶级的社会价值。

（二）劳动者的“企业化”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把凯恩斯主义当作靶子，极力反对它对福利国家和经济管控等政策的主张。他们主张回到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推崇自由市场，推崇个人自由至上，减少政府干预。但是，在福柯看来：“（新自由主义）治理干预的密度、次数、积极程度和连续性都不比在其他体系中来得少。”[2]192相比之前的治理模式，新自由主义与它们有本质上的不同，它并不是直接干预市场，“它要在社会自身的网络和深度上对社会进行干预”[2]193。社会成了新自由主义治理的目标，这种治理将以竞争机制为核心的市场调节原则推广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构建出一个由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组成的企业社会。但是，这个“经济人”不再是古典经济学中描述的渔夫和农民间平等交换的形象，而是一种“企业之人”或“生产之人”的形象。

福柯认为美国新自由主义中最值得关注的东西就是“人力资本理论”，这个理论能够完整地诠释出这种“经济人”的“企业”特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批评古典经济学家将劳动问题看作一种对时间变量的分析，他们重新分析了劳动，发展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这个理论“从劳动者的角度，用经济学观点将劳动分解，劳动包括一种资本，即一种本领、一种能力；如同他们所说：这是一种‘机器’；另一方面，这是一种收益，即工资，更准确地说工资总和；如同他们所说：这是一种工资流”[2]296。当劳动被分解为资本与收益两方面后，劳动者本身就表现为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自己负责投资，自己负责生产，自己就是自己的收入来源，甚至当劳动者消费时，他都是在从事一种企业活动，因为在消费时“个人在他所持有某种资本的基础之上，将生产出自身的满足”[2]296。

哈特和奈格里完全认同福柯的上述观点，不过他们认为这种“企业之人”的形象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发明，而是它对日益具有自治性的生命政治生产形式的扭曲解读和侵占。他们进一步对福柯的这一观点进行了解读：“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你成为企业家的自由和你管理自己的自由，带来的结果就是不稳定和贫困。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最恶毒的一面，并不在于它关于财产所有者或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论述，而是在于它对工人们和社会底层成员们的自由的欢呼。”[4]209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推崇的个人自由充满了虚伪性，社会成员的这种自由是不能受到稳定工作雇佣、不能受到福利机制服务、不能受到国家援助的自由，是只要你还有能力、你还活着你就要独自管理自己生活的自由。

他们还认为，在科技的推动下，“企业之人”的形象变得更加深入人心，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价值的榨取也变得更加直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需要通过一个手机就能完成各式各样的自我管理，比如在餐厅的自助点单，在便利店自助结账，在加油站自助加油。通过这一系列的自我管理，“新自由主义在它的底层建立起了一种个人机构，一种个人自我管理的结构，在这里面你很难把自由和束缚区分开来”[4]211。而金融资本榨取社会生产的价值时，依靠的正是这种自我管理，以及生产与合作的自我组织。“企业之人”的社会价值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榨取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资本免于承担责任的自由，也看到了“企业之人”的自由，一种受到奴役的“自由”。

（三）国家的“去民主化”

国家同样是新自由主义改造的对象，这种改造是通过一系列的“去民主化”过程实现的，目的是让国家不再成为阶级斗争的场所，让资本主义的发展摆脱阶级斗争的威胁。

正如新自由主义的个体自由是一种幻象，它对国家干预的排斥同样是一种障眼法。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如果没有政治秩序和管制，经济市场就不会存在。如果自由市场指的是自发、自治且不受政治控制的市场，那么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神话”[5]167。那些高唱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赞歌的理论家们，并不排斥政府干预，只不过他们要求的是一种不同形式的政府干预。因此，新自由主义需要对国家进行改造。

新自由主义改造国家的策略就是“去民主化”。20 世纪60 年代末出现的社会抵抗和解放运动，强烈冲击了凯恩斯式福利国家的规训制度。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学生、女人、有色人种等各种“社会边缘群体”，亨廷顿把这种现象称为所谓的“民主瘟热”（democratic distemper），他认为它让国家治理体系备受煎熬，治愈它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国家“去民主化”，让专家掌权，削弱“社会边缘群体”的权力和参与——让边缘回归边缘。亨廷顿的这一诊断代表的正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的看法：“凯恩斯国家必须被摧毁，因为面对社会需求的洪流，它的防御十分脆弱，让资本和它的规训体制处于危险境地。”[4]157

首先，新自由主义要对公共领域“去民主化”，让曾经是国家治理中心对象的公共财产转移到私人手中，弱化公众对公共财产的决策权。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危机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危机的发生往往十分突然，但是新自由主义总是能够“转危为机”。娜奥米·克莱因提出了“灾难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用来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利用灾难——无论是军事或政治上的人为制造还是因为环境灾难而自然降临的——的帮助实现了公共产业、公共福利结构、公共交通网等的大规模私有化”[6]103。

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哈特和奈格里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如何通过公共债务等金融手段扩大剥削范围，如何通过紧缩政策进一步榨取公众的价值。“危机后，资本会改造社会和政治领域，让工人和穷人为危机买单。资本会引进新的自动化手段，提高生产力，同时也提高失业率；它还会让贫困加剧，让穷人的生存受到威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降低相对工资；废除先前保护工人的法律；最重要的是，资本把危机转变为机会，进一步私有化公共服务和产品。”[5]200这个过程不仅把曾经作为国家治理对象的公共领域转移到了私人手中，加剧了资本对社会价值的榨取，削弱了公众的决策权，同时还打击了公众对凯恩斯式政府的信念。

其次，新自由主义要让国家治理本身“去民主化”，让经济理性渗透进政府管理和决策之中。福柯曾指出：“在传统自由主义那里，人们要求政府尊重市场形式并对其放任自由。而在（新自由主义）这里人们把放任自由转变成不要对政府放任自由，要以市场规律的名义来评定和评估每一个政府行为。放任自由转变了，并且市场不再是政府自我制约的原则，它是一种转而与之对立的原则。它就像一个竖立在政府面前的永久的经济法庭。”[2]326市场成了衡量政府管理和决策的唯一标准，政治理性成为被经济理性决定的对象。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经济理性成为主导依靠的是一内一外两种途径：从内，政治逐渐被市场同化，两者的兼容性变得越来越强。“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注意到了企业制度结构和国家办公部门的结构如何变得愈发相似，也注意到了企业如何愈发地嵌入进公共机构。”[5]168这能解释西方政治中出现的很多现象，比如企业领导人和政府领导人的位置经常可以轻易互换，政府决策经常受到合法政治献金的影响等。此外，在全球化进程的帮助下，资本总是能够寻求到更低的生产成本，空前的资本流动性总是能够规避传统国家结构的管控。面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和跨国企业撤资的威胁，政府不得不依靠经济理性做出决策。

三、无法维系的新自由主义

上文提到过，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受到危机的打击，还对危机加以利用，那么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的资本主义是否就从此摆脱了危机？哈特和奈格里的回答是：

“事实上，在当代新自由的经济体制内，危机和灾难成为更加重要的杠杆，可以用来对公共财产进行私有化，并实施资本主义积累的新机制。但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危机都是一样的。虽然客观性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积累来说有一定作用，但是主观性的和政治性的（或者也同样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对资本确实是一种实在的威胁。这种危机在当下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中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管控模式无法再掌控劳动力新的技术构成所具有的力量；事实上，资本主义管控正越来越成为生命政治劳动生产力的阻碍。”[6]103

显然，新自由主义为应对生命政治生产所做出的这些改变，并不能化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

第一，新自由主义的控制机制与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相互矛盾。资本痴迷于价值的可计算性，在生命政治生产的条件下，资本需要从“共同性”外部量化出它的价值并对其进行榨取，但是社会生产的价值有很强的不稳定性，而且正日益脱离资本主义的价值计算方式。也许资本家能够大致计算出工业和农业产品的价值，但是情感、观念、图像、信息等社会产品一般是拒绝这种计算的。

这些“共同性”的本质是开放和共享，资本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停地开发出金融衍生品等各种计算工具才能把它们据为己有，就算如此，“共同性”的价值总会溢出资本家开发出的各种计算形式。

而且如果资本因为无法控制价值榨取的程度，强化对生产的控制，生产力就会降低，从而导致社会“共同性”受损，资本的生存反而会受到威胁。比如，“若要生产新的科学知识，过去科学行为所生产出的相关信息、方法和观念就必须对广大的科学共同体开放，同时，在不同的实验室和研究者之间，应该通过期刊、会议等中介，建立高度发达的合作与流通机制。当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它必须成为共同的财富，将来的科学生产可以将其作为起点”[6]107。科学界知识的共享可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但是资本对“共同性”的占有会破坏这种良性循环，阻碍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作为一种“人生产人”的生产，生命政治生产在生产出共同性的同时，也生产出新主体性，资本一旦染指主体性的生产，就会“破坏共同性并腐化这个过程，从而让生产力萎缩”[6]213。

哈特和奈格里十分重视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资本的构成有两层意思：从价值构成上看，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物质构成上看，资本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前者和后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马克思把由后一种构成决定并反映其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他们尤其看重《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这段话：

“已经存在的物质的、已经造成的、以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以及科学的力量，以及人口等等，一句话，财富的一切条件，或者说，财富的再生产即社会个人的富裕发展的最重大的条件，或者说，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8]

他们认为这段话里包含了革命的可能性，在今天这种生命政治生产的条件下，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不变资本日益植入生命之中，或者说活劳动日益被整合为不变资本。“固定资本是关于过去的体力和智力劳动的记忆和仓库，它正日益嵌入进‘社会个人’，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着迷的概念。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资本失去自我实现的能力的同时，社会个人就争得了自主。”[4]115

这种资本有机构成的转变在数据算法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比如当我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索时，我们会得到数据算法给出的搜索结果排名，然而算法计算排名的根据却是用户点击链接的次数及其在链接中停留时间的长短。用户的注意力和判断力的价值就这样被整合进了数据算法中，当我们在感叹算法的智能时，让我们感到惊讶的不是数据算法，而是人类的智力本身。

虽然从目前来看，资本依然在有效地榨取着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资本构成的改变在主观上增强了劳动的力量。“生命政治过程不仅限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再生产中，同时也为自主的过程提供了潜能，这个过程可以摧毁资本，并且创造出全新的未来。”[6]102工人不再是资本用来改造自然和生产商品的工具，他们把生产工具和知识整合进了自己的头脑与身体。他们是一种正在生成的全新主体性，他们通过集体合作，获得了自主生产的能力。这意味着一种倒置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过程，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无法遏制这种新主体性的生成。

结语

不同于众多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制度批判的西方左翼学者，哈特和奈格里是他们中为数不多仍然从生产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学者。他们的生命政治生产概念凸显出了劳动特征的新变化，比如知识生产劳动、情感劳动等，而且他们还强调了这种劳动对社会生活本身的生产，分析了它可能带来的政治效应。从这个概念来理解新自由主义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发，他们的分析中所透露出来的乐观情绪也体现出了独特的理论魅力。

但是如果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分析新自由主义的不可维系时，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只关注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当下，劳动者之间的自主合作固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具有反抗力量的新主体性依然停留在两人的想象中，我们看到的现实依然符合马克思的描述：“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双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9]现实中，技术和资本的结合日益紧密，相比起那个模糊的新主体性，劳动者们通过自主合作生产出的更多是压迫他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