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小说的文化侨易书写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

王 娟

安徽新华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230088

引言

作为21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同属两个世界，他深谙“和而不同”的东方哲思，西迁的侨易经历又造就了其国际化视野。石黑一雄有意识地平衡多元文化间的互动与融合，擅长将笔下人物投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来探讨个体、民族与世界的关系。近年来，伴随民粹主义、新干涉主义、强权政治等霸权思潮逆流而动，种族冲突、经济衰退、病毒扩散所带来的人权乱象、经济困局、安全危机凸显出世界范围内文化“侨动”条件的巨变。从战败后的日本帝国，到解体的大英帝国，作为跨境侨易主体，石黑一雄敏锐感知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深刻意蕴，揆情审势地在“国际化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出了逆全球化绝不可为的价值判断，“共同体”（Community）成为其作品中逐步创变、积极推动的文化诉求与审美图景。《我辈孤雏》《莫失莫忘》《被掩埋的巨人》等代表著作均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其在文化认知层面对主体身份、伦理价值、民族发展的“共命运感”与“共同体”愿景。石黑一雄通过审视、追踪文本中侨易主体在空间上位移、在思想上变易，重现其迁移行为背后“变”与“不变”的本质，阐明作品中超越二元对立、建构共同体认知的动态文化侨易过程。同时，作为“他者共鸣”与跨文化认同的典型范本，石黑一雄核心文化观印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后全球化时代的理论适用性，也为我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新思路。

1 班克斯身世之谜:侨易身份的“和”与“合”

何谓侨易？叶隽先生在《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中将其定义为：侨为迁移，易乃变化，侨易“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创生......又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1]19-20。对移民族群而言，迁徙活动仿似一局在恒定与流动、想象与建构、怀念与追逐间辗转、变化的跨界文化对弈。詹姆斯·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将移民迁徙视作一场“文化的旅行”，并指出“跨越自我与他者的流散性表达以连续与断裂、本质与定位、共性与差异间悬而未决的历史性对话为特征”[2]。在对话中前行，在行走的旅途中，在流动与聚合的往复中，不断寻找、重构、修复、确认侨易路线，直至最终抵达心灵的家园。有学者曾指出：“作为流散作家，石黑一雄热切而悲悯地描绘着尽管伤痕累累，人们依旧在为精神寄居找寻着归家般的安宁。”[3]石黑一雄在2000年出版的第5 部长篇小说《我辈孤雏》中，主人公班克斯正是围绕身世之谜展开了一场跨越中英两国的寻根之旅。上海作为侨易源点与出生地，对于孩提时代的班克斯，是“似家非家”般的存在。在租界之内，班克斯的家是一座拥有精心修剪的英式草坪、带许多格纹栏杆阳台的白色大宅，屋内有受人景仰的母亲、喜欢自吹自擂的父亲，不苟言笑却督促其刻苦学习的阿妈李梅，以及亦师亦友的菲利普叔叔；然而在租界之外，运河对岸满眼都是“拥挤的低矮屋顶”“死尸随处堆积”“苍蝇嗡嗡萦绕”，还有“身上佩剑随时砍人头的军阀”[4]62-63。同处20 世纪30 年代的上海滩，家内家外判若天渊般的图景对其带来的视觉冲击与心理隔阂是强烈而又深刻，出于安全考虑，班克斯进入上海市内的区域侨易行为是被父母严格管控的。在跟随母亲走出租界时，小班克斯因为“害怕瘟疫会越过那弯细流飘过来”，只能“紧紧屏住呼吸”[4]62，以至于在成年班克斯的记忆中，始终认为“上海富裕与贫穷、安全与危险地区被严格区分，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英国”[5]。尽管“和而不融”的家园在场，上海英属租界的边界与帝国殖民者造就的鸿沟却让小班克斯俨然成为“夹缝中”处于失根状态的独行侠。

侨化过程是多种文化交感、多层阶段交互的显性运动，且彼此转化、相互渗透。文化侨易的核心主旨为因侨而易，而“易有三进：一为变易、二为交易、三为简易”[1]4-8，即在地理位移中，个体意识直面异质文化时所创生出变化、相交、守道的三重渐变、转化过程。班克斯真正意义上的侨易位移是从双亲离奇失踪事件开始的，顿然成为孤儿的他只能背井离乡，讽刺的是，班克斯对即将前往的故乡伦敦一无所知，而渐行渐远的他乡上海还滞留着不知所踪的父母，这次返乡之旅注定是一场“合而不亲”的重逢。从同学奥斯本脱口而出的“怪胎”、罗杰·布伦瑟斯的嘲讽“他想当福尔摩斯，未免矮了点吧”，再到姑妈的描述“他一去就是好几个钟头......就这样整天自己一个，不理别人”[4]11-12，可以窥探出班克斯初到伦敦时，与新环境直接缺乏亲密感，从而保持着一定的社会与心理距离。“模仿可能是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自发、自愿或不自愿的......，口音和举止的模仿就是无意识的”[6]。为了与周遭“水乳交融”，班克斯不自觉地模仿着学生们站着交谈时的肢体语言、语句转折、手势与口头禅，试图弥合与外界屏障间的群体性差异。成为侦探后，班克斯一度仿照奥斯本，通过穿梭于晚宴、午餐聚会、鸡尾酒会来建立人脉，出人头地。从上海到伦敦、从少年到青年、从孤儿到侦探、从被排斥到被接纳，班克斯通过小心翼翼地模仿、不着痕迹地完成了侨易过程中的“变易”。然而，上述显性、物理性变化并未改变其流动的身份属性，不知所踪的上海、童年、父母与未解的身世之谜仍然是使班克斯内心深处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

石黑一雄曾在访谈中直指小说主题，“对我来说，孤儿恰是一种隐喻，展现出在无人保护下走出气泡的状态”[7]。重返上海是班克斯为寻找父母所作出的必然侨易选择，也是走出灰色地带、完成自我身份“交易”的一次“和”与“合”。《国语·周语》将“和”字引申为和平，即“乐和则谐，政和则平”。班克斯的悲惨身世则是源于世界不和。在歌舞升平的华懋饭店，上海精英伴着舞曲用看歌剧的望远镜心照不宣地旁观着在日军炮火下中国邻居在运河对岸的苦难；在寻找关押父母院子的过程中，班克斯置身于日军屠杀现场，目睹了瓦砾中成堆的白骨、炸断的四肢，却无法改变失去父母的小女孩被日军带走的命运；在得知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不仅是贪图暴利，更希望“让中国人混乱，耽溺于毒瘾，更无法妥善治理自己的国家”[4]333的殖民心态时，作为寄居在殖民帝国的旁观者，班克斯才顿悟到依靠任何刑侦技能都无法真正伸张正义、惩恶除奸，因为真正的罪恶来源于战争与掠夺。石黑一雄借用班克斯手里的一把放大镜，以小见大地折射出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两次世界大战、日军侵华的罪恶行径，同时直指帝国主义奉行的弱肉强食、赢家通吃的丛林法则是导致世界动荡、失序失和、人们颠沛流离的罪魁祸首。班克斯只有走出保护性气泡，直面帝国殖民的恶行，认识到和平之象是构筑个体家园的坚固基石，其侨易身份才能从中真正得以安顿，从而达成文化交易。

在父母离奇失踪后，班克斯被一路护送至伦敦。这次迁徙背后的侨易动机在于母亲希望儿子逃离殖民风暴的漩涡，这暗合了东方传统的“移乡避仇”之举。《周礼·地官·调人》记载，“凡和难，父之仇，辟诸海外”。在古代东方律法中，如果父母触犯律法被杀，其家中直系亲属子女会被君主赦免，以施恩典，但为防止仇杀，被赦者需移居外地落户，此举又称之为“和难”，指仇恨的和解。班克斯的“和难之路”始于原谅他人，终于自我和解。当得知如父如兄、号称禁烟斗士的菲利普叔叔竟是绑架母亲的帮凶、是助纣为虐的“黄蛇”时，班克斯没有选择用子弹终结恩怨，这绝非出于软弱或妥协。作为殖民战争的受害者，他不愿与刽子手为伍，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复制仇恨。菲利普的自白“谁也不配杀我，我这条命，只留给你”，以及一连串动作变化别有深意，如“拭去额头的汗珠”（wipe some sweat from his forehead）、“盯着我看”（watching me）、胸口“上下起伏”（moving up and down）、“沉重的呼吸”（heaving breath）、“用疲惫的声音说”（said in a weary voice），班克斯觉察到菲利普已然成为心事重重、饱受折磨的老人，直面过去本身就是最严厉的自我判罚与赎罪。在突然得知母亲从“反鸦片英雄”沦为“军阀情妇”、自己引以为傲的个人奋斗史源于母亲忍辱负重的血泪史、姑妈的遗产实为鸦片利益分红，班克斯的心理变化也可从石黑一雄的描述中窥探一二。“掩上耳朵......大叫”（covered my ears......shouted out）、“感到恶心，想要逃开”（felt a revulsion,and tried to move away）、“站了好久......背对他”（for a long time,I went on standing......my back to him）、“转身向他，相当平静地说”（turned to him again and said,quite quietly）[8]，上述一连串的反应变化实为班克斯霎时间的自我和解，他不再纠结于身世之谜，而是平静地面对不堪而虚幻的自我，勇敢地重新开始寻找。所谓“简易”，大道至简，其根本性在于“不易”，即“不变”“守静”。这类似于哲学意义上运动与静止的辩证关系，尽管“变易”在侨化中生生不息、无所不包，但是“守静”始终以某种恒定形式存在。石黑一雄将班克斯的“简易”与“守静”内化为找回母亲、找回身份、自我和解的意愿，这也是其守初心、守正义、守使命的道德指向。

在班克斯的侨易行动中，石黑一雄暗藏了一系列“合”的意象：在“萝丝黛庄园”与失散母亲的重逢，对已故红颜知己莎拉的怀念，考虑接受养女詹妮弗的邀约，与家人同住。上述情节均释放出重合、团聚之温暖。《管子·霸言》有云：“合则强，孤则弱”体现了聚合众力、协同合作之意。班克斯在深入大杂院探寻父母下落时，石黑一雄着笔墨描写了势单力薄、两面受敌的两位中国军官周中尉、马上尉依然在奋力抗日，尽管语言不通、任务不同，出于“我自己也有年迈的双亲，我完全能体会您心中的焦急”[4]282，两人尽力协助班克斯辨识大杂院内部地标、地形和前往东炉、西炉的路线，递上手电筒并告知其应对意外的策略。这一段偶遇是对“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的最好注解，也寄托了石黑一雄对于合力、合道、合势、合众的文化隐喻与希翼。“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游走在故乡、他乡、异乡间，历经侨易身份的起、承、转、合，石黑一雄通过书名中“我们”以及“孤儿”的复数表达体现出对“和合共生”身份观的深刻认同：不仅只有班克斯是孤儿，没有世界范围内的持久和平和普遍的安全，任何个体或民族都无法独善其身。即是说，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在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和衷共济的大格局下，移民的侨易身份才能聚合与统一。

2 克隆人生命之殇:侨易伦理的“义”与“利”

在跨文化的迁徙与密切交往中，除了时差、语言、心理认知、社会风俗制度等巨大差异外，伦理观的承继问题是跨界移民无法回避的深层结构矛盾。当本民族世代相传的伦理观无法支撑文化新场域里的自变与因变时，这种流变与对抗会令侨易主体无所适从，从而产生焦虑感。伦理焦虑的核心在于欲望生产，而欲望的根源来自利与义的分配、择别，与链性关联。利益、契约、交易是构筑西方伦理体系的价值基础：《圣经》中的《旧约》《新约》均是上帝与子民的盟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毫不讳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利益”“交换倾向于出于自利的动机”这一事实。东方伦理则自古尚义：《论语·里仁》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 梁惠王》里“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墨子·贵义》里“万事莫贵于义”；曾在日本社会盛行的“义利两全论”“公益私益论”均体现了对道义、仁义、正义的价值认同。作为移民作家，石黑一雄的义利观也是在不断博弈、侨易、调和中逐渐创变，寻求“重叠共识”。在《莫失莫忘》中，石黑一雄将科学与伦理、私利与公义之辩投射在散落人间克隆人的命运走向里，通过凯西、汤米、露丝所历经的三重侨化义利空间：黑尔舍姆—村舍—康复中心，展现出克隆人生存的漂泊处境；提取出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围绕义利之辩而产生的集体焦虑、病态心理与伦理困境，并转向对人类终极命运、“义利统一”生态伦理的思索和探求。

黑尔舍姆是克隆人从实验室胚胎进化为尚未开化的仿人类后聚居的第一个侨易空间，其功能属性看似是栽培优秀栋梁的教育基地，实则是由校长艾米丽、导师露西、杰拉尔丁、护士特丽莎等“园丁”构筑成的培育人类私利的温室，为生命基因的无限复制、移植提供一臂之力，凯西等人已沦为人类凝望下的欲望占有物。马克思指出“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是物本身所固有的，虽然羊未必想得到，它的‘有用’性之一，是可作人的食物”[9]。物的有用性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即使用者的需要，人类需要克隆人捐献活体器官，以保证他们的孩子、配偶、父母、朋友免除绝症的吞噬，对死亡的恐惧让人类萌生出培育、生产、改造乃至消尽克隆人的私欲，利益生产构筑了黑尔舍姆空间中“有别于外部世界标准与对象，特权与剥削并存的内在经济机制”[10]。拍卖会、交换活动、艺廊选画等活动作为特权控制手段，旨在灌输、强化凯西等人的物化商品意识，并暗示了活体器官交换的合规性。活体捐献得以开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将克隆人视作无个性化机体......认为克隆人缺乏某种内在性，其衡量标准取决于真诚的爱、真实的表达以及艺术性的创作能力”[11]。作为似人非人般的侨易主体，克隆人在黑尔舍姆空间内不仅复制生物基因，也拷贝出人类的欲望之心，铅笔盒谎言中露丝的虚荣心、私自翻看登记册行动背后凯西的嫉妒心，以及要求交换币做补偿的功利心，集体围攻夫人从而满足好奇心，提示凯西等人已受侨易环境影响开启了道德维度上的变易。巧妙的是，石黑一雄没有选择单向度地渲染私利，附和人类偏见，而是更倾向于展现克隆人在侨易过程中闪耀出的道义之光、人性之美。凯西为偷看行为感到内疚与自责，露丝赠送磁带来弥补凯西的失落，而汤米的一句“长大了”，既是提醒克隆人群体需恪守使命，也是对人类应有道德正在沦丧的警示。

克隆人迁移至村舍的侨易语境是其在开始活体捐献前，需要走出隔离状态，适应人类社会。村舍中的谷仓、锅炉、落水管等物件与诺福客之旅标志着克隆人逐步脱离动物性，继而迈向人类世俗社会。不同于黑尔舍姆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式的利益依附，村舍场域下克隆人与人类社会呈现出多边利益博弈。冯· 诺依曼等人开创的西方博弈论强调经济策略选择中利益的最大化，而侨易学中“博弈原则”将世界描绘为“互为棋子、棋手”式的不解棋局，其中“过程是复杂的，也是竞争与互助的间隔进行......主要的制约因素是利益的分配问题”[1]75-77。寻找原型的过程，恰是克隆人欲望的生产过程，求生欲望驱使他们开展一系列的利益博弈行为。一方面，他们想要窥见未来、窥见与原型的代际关系。露丝甚至开始幻想高档、开放式办公室，凯西逛遍二手商场寻找丢失的磁带，同学克里茜公开情侣可延期捐献的消息，都传达出克隆人群体对生命的期待。与此同时，克隆人还必须直面残酷的现实真相：你得去垃圾堆里翻，去阴沟里找，那才是我们这些人的出身之地[12]186。对克隆人而言，造成其侨易身份在过去与未来间相博弈的症结恰是“生而赴死”的宿命。面临死亡，克隆人并非一味消极，他们用实际行动在守卫、抗争生命权。汤米和凯西谈论找寻夫人、核实延期捐献消息，就是积极求变、用行动抵抗死亡、否定私利压制的表达。死亡意识是区别人与动物的重要标准。讽刺的是，正是因为生命受到死亡威胁，人类才创造了克隆人；而人类通过占有、杀戮克隆人，继而无惧死亡后又被赋予了“兽性”。黑尔舍姆中面对捐献“懂也不懂”的克隆人尚存“动物性”，而自主寻找生命本源则开启了克隆物种“人性”的端倪。通过侨易身份的逆转，石黑一雄在文本中暗示了生与死、人性与兽性、变易与不易间泾渭分明的道德底线则是在生命价值体系中义与利的博弈。人类“唯我独尊”，以道义为代价，赢得永久生存权；克隆人“有情有义”，却以身体为代价，丧失了生存之可能。无论对由动物演化来的人，或由人创造出的动物来说，生存权既是最大化的社会现实利益，也是最核心的精神道义，两者应为互为彼此的共生体，任何打破义利平衡的生命交易都是徒劳无功的。

康复中心是克隆人侨易归宿的终点站。凯西以护理员身份从他者视角往返于各大康复中心，在目睹器官移植的骇人过程和克隆人所不能承受之重的同时，也揭开了一块人类谋求私利的遮羞布。康复中心的核心功能不是治愈患者，解除病痛，它实质上是收割克隆人器官的欲望机器与屠宰场。这一血腥过程类似于巴塔耶笔下原始的活人献祭活动：在复活节前后，祭司将一年前挑选好的、英俊年轻的战俘作为祭品，在金字塔顶将其跳动的心脏挖出举向太阳，以此祭拜太阳神为人类带来光明。同上，克隆人的器官移植不仅被物化，还被加印上神圣性的表征；血淋淋的杀伐在不同的空间场景下被侨易成从“肉体之死”到“精神之生”的狂欢。为了保证“祭祀物”的最佳状态，在祭祀前，“人们竭尽所能地为他提供雅致和豪华的生活......他会得到与神所获得的一样的敬意”[13]，恰如活人祭祀中刽子手对殉难者的抵偿心理。康复中心存在的价值就是用看似人道、文明、舒适、安详的仪式对待“祭品”：大多数捐献者会受到表扬；或收到手写信以示感谢；亦或在第三次捐献后，配备单人间。但是，在看似一所有情有义的避风港金斯菲尔德康复中心里，轮椅无法出入房间、浴室紧缺、缺乏供暖设备等细节却揭露了人类假仁假义的虚伪。与此相对应，仁义之心在康复中心内外以“重逢”的方式铺展开来。露丝、汤米与凯西的重逢是情义的忏悔：“我把你跟汤米分开了......那是我干过最坏的事。”[12]259凯西、汤米与夫人、艾米丽的重逢是道义的忏悔：“可怜的小东西。我们对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啊？用我们那些谋划和策略？”[12]285一次次的重逢喻义着修复情感的创伤、道义的缺失。日语平假名“義”源于中国甲骨文，上部是“羊”，与“祥”同音，取和善之意；下部是“我”，原指用于祭祀的锯齿状长戈。石黑一雄笔下克隆人在人间的生命之殇，实则源于“羊”“我”之间的义利取舍。“利者，义之和也”，诚如石黑一雄所述，“我想展现三个本质纯良的人，当他们最终意识到时日将尽时，我希望他们不会只计较社会地位或是物质财富，而是关心他人并且矫枉过失”[14]。克隆人的凄厉宿命既敲响了人类道德缺位的警钟，也是对“弘义融利”的精神召唤，文本中人类、克隆人同为求生存，谋发展，然而“恃强凌弱”与“舍生取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义利观均不是通向梦想和希望的通途，只有将“羊”与“我”相融合，彼此相互关切，互为你我，才能义利兼得，实现共赢。

3 互助一体的屠龙之旅：侨易共同体之喻

侨易共同体是指“一个群体在特定的语境和空间中所发生的集体性物质距离变动的行为”[1]109。相较于侨易个体的变化，侨易共同体更聚焦于群体力量间呈链性网状生成的侨易效应，即整体性、共同性规律或价值的交易与变化。通过追踪主人公埃克索、比特丽丝夫妇从寻子之路到屠龙之旅的多维侨易经历，《被掩埋的巨人》以旅行者视角记录了该夫妇与高文爵士、武士维斯坦、男孩埃德温、乔纳斯神父等人结识、相交并构建侨易共同体的交互过程。屠龙之旅源于不列颠与撒克逊民族间因霸权、杀戮、仇恨、隔离而产生的群体性“家园失落”创伤，围绕其展开的有关记忆与历史、融合与排斥的侨易事件，均体现出石黑一雄对民族争端、和平困局的理性思考与文化价值选择。荒凉、萧瑟的大巢穴是埃克索夫妇的侨易起点，绿色皮疹、贫瘠的土地、食人兽的侵袭使约60 位村民聚居于此，以原始、天然结盟的力量抵抗自然打击。“在任何一种共同的生活中，都存在和形成着享受和劳动的某种不同和分配，生产着享受和劳动的相互性”[15]。在这里，埃克索夫妇享受着毯子、水壶、火绒等公共财物，同时也承担着按人头分配好的劳作。这种被保护、被领导的共同关系，从根本上说，是农业社会中以宗族为基础构建而成的封闭性、同质性的部落共同体。等级制、集权化是部落权利体系中无所不在、维护自身结构稳定的必要手段，议事会的决定迫使夫妇二人不得不住在村子边缘地带，忍受没有蜡烛的黑暗生活。由此，二人作出离开“孤独之家”，寻找儿子的侨易选择。“从人类社会关系演进来看，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初始和本源的关系”[16]。血缘关系是人类孕育后代、繁衍生息的承继性产物，是构筑家庭伦理最稳定的情感基石与利益纽带。血缘关系不受时间、空间条件制约，尽管记不起儿子的模样或声音，但是渴望和儿子住一起，让儿子来保护，可以消除夫妇二人在大巢穴中被顺从、被边缘的他者身份，回归到家的自然原初状态。

撒克逊村是埃克索夫妇多维侨易过程的中转地，不同于大巢穴的隔绝与冷漠，这里熟悉的邻村、整洁有序的房子、明亮的篝火、温暖友好的气味使得夫妇二人在异乡产生精神质变，并尝试与异族相互接触。为二人解围并提供可口食物、舒适住宿的长老艾弗，是与撒克逊通婚的不列颠人；猎杀猛兽、营救男孩的武士维斯坦会说地道的不列颠语，其剑术是不列颠人所教；重叠的文化身份、相邻的地域位置让彼此形成某种基于地缘的文化情感认同，并体验到“亲戚有家”般亲和性的邻里关系。艾弗的物质性帮助、维斯坦保护弱者的英雄式举动激发埃克索夫妇摆脱同质性、约束性族群身份，建构相互提携与肯定的互助聚合体，渐进式迈向了融入异质群体的步伐。为了找乔纳斯神父医治比特丽丝的旧疾与埃德温的伤口，一众人等走进山中的修道院寻求帮助，并由此开启一段互助性集体漫游。公元前300 年，哲学家伊壁鸠鲁在雅典市郊创建了哲学公社，首次改变人类因血缘、地缘而聚集的组织方式，为有共同价值观和理想的人提供了公共空间。由此演变而来的修道院体系，其基本功能原是僧侣、教众修炼、参教的信仰综合体，然而，维斯坦通过观察门外的血迹、同族留下的记号、路旁的防御工事、布满陷阱的石塔，发现了蹊跷之处，隐秘的真相浮出水面：山中修道院实乃罪恶之渊，沾满鲜血的僧侣们曾是亚瑟王的冷血武士，通过屠杀撒克逊族霸占军事要塞。一场场殊死搏斗曾在修道院内进行，这里不再是和平而虔诚的圣地，而是充满敌人烧杀劫掠、亲人残肢断臂的人间地狱。讽刺的是，血迹斑驳的鸟笼竟是刽子手们的“告解亭”，他们一边祷告却又一边大开杀戮，在得知埃克索一行有意找回记忆时，院长指使布莱恩神父设局将其诱至布满尸骨的死亡地道。此时，侨易群体性的效应和力量在与异质空间的内外交汇与对抗中开始显现：乔纳斯神父与维斯坦有关“仁慈之神”的交谈，表明其已经意识到揭开亚瑟王的政治骗局、直面过去、寻求宽恕的必要性；在回答比特丽丝有关迷雾的困惑时，乔纳斯坦言母龙“魁瑞格”就是造成山间迷雾、造成人们失去记忆的罪魁祸首，院中僧侣更是供养母龙、助纣为虐的元凶；在看穿维斯坦的真实复仇任务时，乔纳斯神父数次劝阻其不要翻旧账，应带男孩安全离开；在群体遇到危险时，乔纳斯神父派出尼尼安通风报信，并施以援手。侨易群体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合作与互助关系：在布莱恩神父诱骗夫妇二人自行逃跑时，比特丽丝却坚持带上男孩埃德温，因为不忍其面临可怕命运；高文爵士得知院长的杀人图谋后，折返回修道院营救夫妇和男孩；刚脱离邪恶地道，埃德温一路跑回修道院寻找导师维斯坦。“友爱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17]，进入修道院的侨易空间后，尽管侨易主体间文化身份、族裔、价值理念存在差异，但是合作、友爱成为侨易主体相互碰撞、推动、变化、交易乃至交汇的侨易条件，去恶扬善成为主体间共享的伦理价值，迷雾的真相、修道院的秘密、暗道谋杀等侨易事件使修道院内外的侨易主体完成了从自爱到友爱、从爱上帝到爱邻人的整体性侨易效应。

在寻子之路上加入屠龙联合行动，看似是夫妇二人偶然性的“道变”，实则是其“求和”之必然选择。埃克索与比特丽丝情感归宿的分合、埃德温与维斯坦复仇任务的成败、维斯坦与高文屠龙与护龙之辩、高文与埃克索有关“无辜者保护法”的功过之争、埃克索与维斯坦间记忆信任与现实背叛等一系列个体创伤与困境终究汇集在屠龙这一侨易行动上。屠龙行动的目的在于恢复记忆，记忆是历史的线索、是个人与民族间文化情感的集合，然而被恢复的记忆将以何种方式选择、确认、呈现与传送呢？“一切在物质或精神层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体，经由人的意志或岁月的力量，这些统一体已经转变为任意共同体的记忆遗产的一个象征性元素”[18]，屠龙行动已经成为侨易共同体唤醒记忆、重建历史的体化实践与象征仪式。高文爵士与维斯坦武士有关屠龙争议焦点集中在：作为消失了的存在物，负面记忆是要被遗忘还是被激活，亦或仇恨是需要被铭记还是被埋葬。借由埃克索与比特丽丝夫妻间的聚散、高文与埃克索朋友间的离合、不列颠与撒克逊民族间的分裂与融合，石黑一雄提出了时代之问：“虚假的和平是什么，真正的和平又是什么。”[19]是亚瑟王的强权谋统一、杀戮换和平，还是维斯坦的仇恨祭生命、战争赢未来？石黑一雄在小说结尾处以“船”之喻给出了答案。作为承担旅客迁徙的载体与容器，船被拟化成侨易共同体的象征物，正如一路风尘仆仆、彼此牵挂地寻子、归家的初心从未动摇。夫妇二人安危与共的依存关系在旅途中愈加牢不可破，寻找记忆之旅实质上展现出埃克索夫妇彼此间“从难以无条件原谅，到有可能、甚至是无条件关爱的一种渐进式关系”[20]，两人去往的对岸小岛则寓义为“和解之彼岸”。通过与船夫的对话，埃克索坦言其对妻子不忠、儿子离世负有责任，阻拦妻子登岛寻找儿子墓地是一种阴暗的背叛与惩罚。“伤口愈合很慢，但终究还是愈合了”[21]，自省式的反思与宽恕解除了记忆与仇恨对埃克索的控制，成为夫妇二人抵达彼岸的精神之船。小说以比特丽丝乘船前往，埃克索继续涉水而去结束全文，暗示抵达彼岸的道路是可选的，是多样的，是在“他渡”与“自渡”间自由转换的，是殊途同归的。石黑一雄用船指向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侨易共同体，指向民族间和平之舟、友谊之舟、合作之舟代代相传。

4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着眼于人类生存发展和世界前途命运的中国智慧与担当，这一伟大构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与响应，需要吸收、融合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文化需求，讲好“全球故事”，凝聚共同情感，让世界人民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作为跨文化传播的先行者，石黑一雄文学谱系中所指涉的“和合共生”侨易身份观、“义利统一”侨易伦理观、“互助一体”侨易民族观呈现出强烈的有关家园与民族、世界与万国间关系的东方式辩证思考。夹杂在多元文化身份中，“命运共同体”文化立场的生成是石黑一雄在全球化迁移过程中持续创生与动态交易的产物，是其对异质文化进行重组、聚合、吸纳、修正后书写出的独特文化精神体系与家国情怀。石黑一雄“小故事”里“侨动”主体在“交易”过程中“互为彼此”的文化立场与间性智慧，体现了其力求克服民族主义偏狭，积极寻求文化“重叠共识”，同心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转向。这种求和式文化诉求为其在“大格局”的话语体系下寻得了建构跨文化认同、他鉴、交融的恒常之道。需要强调的是，用侨易学观照石黑一雄的“国际化小说”，提炼、复原其作品中描摹出的“存相异”“美相异”“共相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图景，是文学批评范式的转型与创新，也是尝试建立新时代中国生存哲学与西方文化体系之间相互融通的有效路径。通过“他者认同”“互惠性理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走出去”，有效建构对外文化传播话语系统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