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衰落与当下的成功
——美国教育体制中音乐学院曲折的发展轨迹

2021-12-01 11:12詹姆斯甘德烈孙佳怡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21年2期
关键词:音乐学院学院院校

詹姆斯·甘德烈,孙佳怡(译)

美国高等教育整体规模庞大,品类极其多样。近5000家高等教育机构中,既有国家资助的、私人非营利性的、营利性的机构,小型文科类院校和大型研究型高校,又有小型单一学科院校,比如音乐学院,还有两年制社区大学。学生规模从50000人以上到100人左右不等。任何一年中,攻读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学生人数总和都超过2100万人。

美国学院和大学的盛景和丰富的传统中有太多成功的故事,但是也有太多的挫折和失败。音乐学院也不例外,而且失败的案例远远多于成功的案例。在过去的150年里,美国出现过70多所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只剩下7所。在本次的演讲中,我提到的“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指的是非国家资助的,非隶属于另一机构的学院,并且这类音乐学院录取的50%以上的学生都是学古典音乐的。

现在美国的高等音乐教育是由学院和大学下属的院系,以及不同规模的学院和大学中的音乐学校和学院,还有7所独立设置的私有非营利性的音乐学院来提供。“7”这个数字大约只占所有美国学院和大学总数的0.15%。如果按7所学院入学人数的总和(约3500人)占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学生总和(约2100万人)的比例来算,这个比例甚至更小,大约只有0.02%。

这7所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历史各不相同,在许多方面它们既相似又不同,但是它们对美国音乐和文化生活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例如,区区7所音乐学院走出来的毕业生却成为美国那些最大、最受推崇的交响乐团和剧院乐团的主体。

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之间,著名的欧洲音乐学院诞生了。那些音乐学院成为教堂之外的第一批正式的专业音乐学习机构。其中包括巴黎音乐学院(1796)、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1869)、莱比锡音乐学院(1843)、俄罗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1862)、丹麦皇家音乐学院(1867)、罗马音乐学院(1869)、皇家音乐学院(英国,1882),以及西贝柳斯音乐学院(芬兰,1882),诸如此类。

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美国的音乐学院陆续成立。那时,正是美国主要位于东海岸的大城市文化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富有而又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中心论”美学家们帮助那些羽翼未丰的学校打下了基础,后来其中的一些学校成为全世界顶尖的专业音乐学校。这些学校追求卓越的动力来自于赶超欧洲院校的渴望。麦克弗森和克莱因在他们1995年出版的《从1876年开始的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史》一书中提到,在“工业扩张的激情岁月”里,美国和它的欣欣向荣正呼唤着文化,而音乐是文化、优雅、教育和富有的象征。

但是,从建立之初,美国的音乐学院与他们所模仿的欧洲音乐学院就存在根本不同。欧洲的音乐学院是由政府支持的,而美国的音乐学院是私人的独立机构,主要靠学费和捐款生存。在早期,欧美之间另一个不同是美国的学院在教学计划中引入一些非音乐类课程,并且在随后颁发音乐学士学位。

有趣的是,像丹麦皇家音乐学院一样,美国最早的4所音乐学院是在150年前的1867年成立的,这4所分别是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波士顿音乐学院、芝加哥音乐学院,还有辛辛那提音乐学院。在1867年到19世纪末之间,新开了30多所独立音乐学院。1900年之前,纽约有6所音乐学院,芝加哥5所,密尔沃基和威斯康辛各有3所,辛辛那提和俄亥俄各2所。有趣的是,1900年以前在纽约设立的6所音乐学院如今无一幸存。

这些机构中有些是以做预科培训项目开始的,之后发展成为成熟的专业音乐学院(例如,我所在的曼哈顿音乐学院,还有波士顿音乐学院、旧金山音乐学院以及洛杉矶的科尔伯恩音乐学校),另一些则是照搬那些最有声望的欧洲音乐学院的模式(例如,茱莉亚音乐学院、柯蒂斯音乐学院),或者至少是效仿他们。和这些音乐学院一起诞生的还有职业音乐学院和大学中的音乐系,这类机构在某种程度上使几乎所有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消失。

1978年,罗宾·亨德里希在她的博士论文《音乐表演训练的未来:音乐学院与大学的对决》中指出:“除非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有明显的特色,否则可能在2000年的时候消失殆尽。”事实上,到1970年,美国大量的音乐学院倒闭或者被更大的机构合并,再或者退化为进行预科教育的社区音乐学校。在我2001年的论文《余下7所:关于美国7所存活到20世纪的独立音乐学院的专题历史研究》中,研究了这些独特机构的历史,并且重点研究到2000年还存在并保持独立的那7所音乐学院。

在1992年出版的B.J.福尔曼《1867年—1992年的音乐学院》一书中,关于辛辛那提音乐学院,他讲到1960年全国音乐学校联合会的报告中称,在单个学生教学成本方面,音乐学校仅次于医学院排名第二,音乐学校的教育成本在未来五年内预计上涨30%—40%。背靠更大机构的音乐学校通常更容易生存甚至蓬勃发展,因为其所属机构的预算远超其所需,能够吸收每个学生产生的额外成本。

然而,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不具备这样奢侈的条件。简言之,如果没有强大赞助经费支撑,运营一个高质量音乐学院的花费是大多数小型独立机构难以想象的,运营这类学校非常昂贵,并且无法变成规模经济。许多这类学校成为其他机构的一部分,包括:芝加哥音乐学院(1867),现在隶属于罗斯福大学;洛杉矶音乐学院(1883),现在是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的一部分;辛辛那提音乐学院(1867)和辛辛那提音乐学校(1878)现在都归属于辛辛那提大学;曼尼斯音乐学院现在属于新学院大学;皮博迪音乐学院并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且,就在今年,波士顿音乐学院也并入了伯克利音乐学院。

随着美国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数量持续减少,20世纪后期,剩余的7所时有挣扎,但不可思议的是,最终,它们在项目、管理、可选择度和名声方面获得了新的力量,总体来讲,它们比那些有背靠机构的音乐学院成长得更快、更坚实。这余下的7所独立院校是杰出的,并且能够支撑一个真正自给自足、独立自主的音乐学院生态。截至2000年,仅有4个城市能够找到此类学院:纽约、波士顿、费城、克利夫兰,还有远至旧金山的西部地区。请一定注意,正如我之前说的,波士顿音乐学院今年刚刚和伯克利音乐学院合并,不再独立,但是,一个能授予学位的新音乐学院——位于洛杉矶的科尔伯恩音乐学院——在21世纪诞生了,所以美国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数量仍然是7所。

本次演讲的后半段将简要谈谈剩余的7所美国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今天的时间不允许详尽的谈论,但是,通过了解那些学院和它们的发展路径,还有我关于7所学院的认识与结论,可以引发更多讨论。我会集中几个重点来讲。

首先,关于这7所音乐学院,我要列举一些事实。

有2所各自录取学生少于200人,2所各自录取400人左右,另外3所各自录取人数在700到将近1000人的范围内。7所学校总录取人数大约为3500人。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大差异,学生规模最小的比最大的小了8倍。

非常重要的是,每个学院的师资队伍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当地的大交响乐团,这些交响乐团在全美乃至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纽约的2所音乐学院甚至还从大都会歌剧院吸收教学人才。所有学院的教员大多数都是兼职艺术家。

其中3所获得捐赠低于5000万美元,另外3所获捐赠数额从不足1亿美元到3亿美元不等,还有1所获得接近10亿美元的捐赠。其中的3所每个学生获得的资助超过100万美元,使得这3所音乐学院成为按人头计算,全世界最富有的音乐学院。

其中3所只提供古典音乐教学,还有3所除古典音乐以外还设有爵士乐专业,剩下1所除了有古典音乐、爵士乐专业之外,还在一年前开设了音乐剧专业。

有趣的是,其中4所学院是在1917年到1924年这7年间建立的。

那么,为什么这7家独立学院生存下来,而10倍于此数量的大多数院校都消失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才得出结论。研究中,我利用历史文档和个人采访的方式探寻这7所学院成功保持独立而其他学院做不到的可能原因。同时,研究中还运用了我在其中几家音乐学院25年多的个人经历。25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一所音乐学院里从学生做到教职人员,又在另一所学院做教职人员,还在一家已被更大学院合并的学院做院长。

虽然7所学院中的每一家都有其令人敬服和享誉世界的特色,但是每个学院都有着起起落落的过去。它们现在都有着稳固的财力根基,但也都曾有过经济拮据、紧缩开支的时期。其中有4所学院在其发展史的若干阶段经历过严重的财政危机,另外3所学院因为得到很大数额的捐款而得以幸免。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柯蒂斯音乐学院得到过相当于今天2.5亿美元的捐款,有报告表明,创始人玛丽·路易斯·柯蒂斯·波克在她有生之年,解决了所有赤字问题。所以,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巨额捐款是这3所学校得以生存的一个因素。但是另外4所学院初期没有得到过捐款,其获得捐款的时间也很晚,而且到今天为止,4所中3所学院所得到的捐款额小于5000万美元。

如果大额捐款不是生存下来的主要因素,又是哪些原因促成了这7所学院的成功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地理位置和领导力。而对于其中的两所还要加上一个小因素,后面会提到。

首先,是地理位置。每一个学院都坐落在美国商业的工业中心或金融中心,或二者兼有。正因为如此,他们都有大型的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这些乐团成了这些学院的教员后备队,他们是有志于音乐的学生想要追随的老师,因此,这些学院对生源的“吸引力”巨大。总的来说,这些城市都令人向往,那里的生活激动人心,这是另一个吸引有前途的学生的地方。在像堪萨斯、密尔沃基、辛辛那提、巴尔的摩、匹兹堡等城市是不存在这样的吸引力的。

其次是领导力。在回溯这些学院历史和研究美国私立高等教育领导力的过程中,我发现总体上,小型院校的校长比大型院校的校长对一个院校成功的影响更大。在大型院校中,由于员工、董事会和其他既得利益相关方面的对抗,校长要为改变和转型付出更大的努力。我常用一个比喻形容这件事,大邮轮比小摩托艇更难调转船头,小船易受风浪扰动,但却更灵活。

在这些小型音乐学院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为每一所做个表格,标出高点和低点,以及由谁掌舵。这对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克利夫兰音乐学院、旧金山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最贴切,他们在历史上获赠捐款数额较小。每个都有过或平庸或富于艺术想象力的领导者,但是他们的财务知识匮乏,他们领导下的学院朝着财政悬崖走去。例如,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第三任院长乔治·查德威克(George Chadwick),他受到赞誉主要是因为他完全挽救了音乐学院的命运,将其从一个失败的学院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艺术集团:扩招学生;建立了那时的新校舍,也是现在学院的主要建筑,卓越的乔丹音乐大厅就在里面;颁发学士学位;创办了学校第一个捐款基金。不幸的是,近40年之后的另一位学院领导者——贡特尔·舒乐(Gunther Schuller)——虽然会再次带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迈向辉煌,但是他的领导让学院资金紧张。

我所在的学院,创始人和第二任校长一起为学院服务了50年,长达我们学院历史的一半时间,虽然二者的路线迥异,但都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曼哈顿音乐学院的第二任校长在学院即将迁到现在校址的前几个月意外去世时,学校失去了让人敬爱的领头人,也迷失了方向,遭遇了严重财务危机。第四任校长为学院带来了财务稳定,但是这位校长内向,不擅社交,无法激励他的雇员和学生们,没能壮大董事会,除了一小部分核心成员,他很少得到来自曼哈顿音乐学院团体内部的参考意见来管理学校。他之后的两任校长,每人任期只有两年。直到玛尔塔·卡塞尔斯·伊斯特敏(Marta Casals Istomin),他与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贡特尔·舒乐相似,在他成为曼哈顿音乐学院第七任校长之后,学校的艺术水准陡然提升,甩掉了一直以来作为“歌剧训练场”的称号。

最后一个因素是单一性,该因素至少对于其中两所学院——克利夫兰音乐学院和旧金山音乐学院的生存来说很重要。与密尔沃基、辛辛那提、芝加哥和堪萨斯城的音乐学院不同,这两所学院在各自的城市从未有过第二所与之竞争的音乐院校。我假设这一因素对这两所学校帮助很大,因为在这样的中型城市里,这两所学院的员工、捐款不会被其他竞争者夺走。

我在开始的时候引用了罗宾·亨德里希的论文《音乐表演训练的未来:音乐学院与大学的对决》,她说过“除非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有明显的特色,否则可能在2000年的时候消失殆尽”。作为总括,我想再次引用亨德里希博士的话。在这篇论文里,她说到:“一个致力于单一事业的纯粹机构与追求同一目标的附属单位在心态上是不同的,这个附属单位是一个更大的多学科单位的部门……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有能力把控它的环境。为了其专一的目标,可以让他们的价值观自由呼吸。相反,大学的音乐部门若想保持高度的个性,就需要将自己与其所属大学的价值体系分离。”

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无论是在美国,或是在欧洲,无论在中国,或是在其他地方,都是独特的存在。他们的中心文化是沉浸于一种艺术形式当中。对一个有志气的音乐家的最好诠释,就是“迷失”在他们的艺术里。艺术家教员们能够在让学生传承他们的艺术传统的同时,把握未来的艺术形式走向,关注那些志同道合并践行理想的人。所以,我和所有今天到场的演讲者一样,都来自于独立设置的音乐学院,我们很荣幸,肩负巨大的义务来培育保护我们的学院,使其能够继续它们的事业和高尚的使命。

此篇文章是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Manhattan School of Music)院长詹姆斯·甘德烈博士(James Gardre,EdD)2017年11月16日在丹麦皇家音乐学院(The Royal Danish of Music)国际院长论坛上的发言。经甘德烈博士本人同意,译后允许发表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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