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故事里的中国》看电视文化类节目的传播性与文学性

2021-12-02 03:12陈秋雷
北方传媒研究 2021年1期
关键词:类节目受众文学

文/陈秋雷

新媒体时代,电视节目在媒介融合背景下面临巨大的挑战, 电视文化类节目发展形势更为严峻。文学经典在电视文化类节目中该如何得到传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年推出的一档电视文化类节目《故事里的中国》,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重新演绎文学经典,对于文学经典的传播与内容表达具有创新性。

一、 新媒体语境下电视文化类节目的重新定位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后现代理论家鲍德里亚在其著作 《消费社会》 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们社会里, 有一个关系到职业经验、 职业资格、个体发展的特有方面,那就是再循环。 它为每一个不想被淘汰、被疏远、被取消自个的人,成为可利用材料重见天日的必要条件。 ”①消费问题绝对不是浅显的问题,它是一个具有深度的问题,对文化观念是一个彻底颠覆,任何一种文化消费品都是一种再循环。 鲍德里亚对消费文化的解释具有广泛的意义,他指出:“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内容相联系,也不与公众文化相联系,只是与参与文化的捍卫者有关系。 ”②这种循环关系恰好迎合了当代文化传播的规律,任何一个电视节目都需要一个再循环的传播过程, 在消费欲充斥的社会里,如何能够凸显电视文化节目的再循环性? 如何能够让电视文化类节目的参与度更高? 如何能够让受众群体继续关注电视文化类节目? 《故事里的中国》重新对电视文化类节目进行了再包装,节目由著名主持人董卿担任节目主持,著名戏剧导演田沁鑫担任戏剧总导演,通过“访谈+戏剧+综艺”等元素重新构建了一个消费社会背景下, 电视媒介再循环的过程。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在共同领域中的生活方式的表达,董卿游刃有余的主持风格对节目深度访谈与文学性信息的传递起到了助力的作用,可谓是文化节目的再循环。 比如在《烈火中永生》这期节目中,采访了小说《红岩》创作者的家人、故事主人公江姐的孙子,用新闻纪实的手法,对经典文学传播的可信性进行采访核实。 通过采访,导演田沁鑫把剧本还原历史舞台,重新组合故事,重新演绎,把电视文化节目融入经典,展示一个新的传播语境,作为一种媒介文化传播给受众。 媒介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消费品,现代社会对文学经典的文化传播是具有挑战性的,从中获取解放,获取一种娱乐性的消费。

其次,短视频传播对电视文化类节目传播也是一种挑战。 短视频自2018年以来,以一种迅猛的传播方式进入受众的视野,通过大数据得出结论:“短视频行业在2016年兴起,其实早期的短视频开始尝试着商业化运作的模式,但是没有获得如此的规模与效应;短视频行业在2017年的时候火热,用户的增长量、短视频带来的黏合度以及涉及到的广告商就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短视频用户在2017年的广告收入以及附加度规模达到了53.8亿, 与此同时增浮度为175.9%。 随着手机技术的不断普及以及手机用户的不断增加,短视频的开放度以及用户使用度的商业契机越来越大, 黏合度也是越来越高,流量带来了市场变化量以及商业广告的植入与出现,大大增加了市场黏合度与使用量,短视频已经变成了一种新兴的社交媒体。 ”③由这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短视频的发展尤为迅猛,传统电视节目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受到强烈的冲击。 在此背景下,《故事里的中国》重新定位,重新策划,设计节目,重新演绎节目,让节目带有文学性、戏剧性,对于习惯看短视频的受众群体重新回归传统媒体电视,有着重要意义。 受众群体的接受程度,从理论上讲,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所以电视文化类节目在此背景下要重新定位。

传统意义上的电视文化是在电视特质上得出的一些特征。 电视需要具备:听觉符号化的过程;传播的大众性;节目的艺术性与生活性;传播的世界性以及民族性,还有地域性文化之间的结合。④20世纪,电视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视听语言作为一种高级语言使电视有传播载体的功能。 21世纪, 在媒介融合与新媒体传播方式并存的背景下,电视文化的接受方式、接受内容、传播介质、传播效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电视文化的内涵。 首先,从卡西尔的符号学观点来看,除了感受系统与效应系统之外,符号系统是人类进化的第三个环节,也就是说,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 其次,伦斯·霍克在《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一书中再次阐释:“人类社会的传播系统中最丰富、最社会化以及最贴切的符号系统是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的。 ”⑤电视是传播媒介,使用视觉传播方式传递信息,电视传播的符号内容应该成为电视文化。⑥受到外来因素与传播技术的影响,电视文化的表述应该赋予更为丰富的内容。 从内涵上表述,电视文化应该是以先进的传播技术与手段为支撑,借助于丰富的传播内容满足现实受众的需求,通过视听语言进行描述的语言形式。 从外延上讲,电视文化传播应该具备几个条件: 先进的传播技术与手段;媒介融合的传播范式; 具有良好接受能力的受众群体;受众接受方式应该是分层次的,包括应该具备知识性、思考性、理性思维、交流性、传承性。 从电视文化功能上而言,电视文化应该具备:传承与交流功能;对话与沟通的功能;故事性与记录性功能;审美性与艺术性功能;文学性与文化性功能;互动性与数字性功能;商业性与消费性功能。

《故事里的中国》这档电视文化经典类节目,在新媒体背景下,重新定义了电视文化内涵,多角度挖掘文学经典,还原真实的电视传播场景,运用电视媒介表达舞台艺术,融戏剧艺术等多种元素结合在一起,集“采访、回顾、解读、表演、再现”等艺术手段, 传播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影响力的文学经典作品,在新的传播场域中传播文学经典,对电视文化重新定义。

二、从电视文化学视角分析《故事里的中国》的传播要素

(一)文学性与戏剧性

文学是一种人学,是记录人喜、怒、哀、乐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于人与文学作品的传播,需要媒介作为渠道。 “经典”是一个永恒的词汇,从《说文解字》到《辞海》,再到《文心雕龙》,对经典的解释是:“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背景下,一定的环境中,能让人们永远铭记在心目中,永远都不能忘却的历史记忆与片段。 ”文学也是如此,中国文学经典具备民族性、现代性、文本性、世界性。 媒介与文学经典的融合是《故事里的中国》的定位标准;中国当代文学的反思性、开放性是该节目的创作动机。 《故事里的中国》把文学经典特质都融入到节目创作理念中去,开播十二期以来,节目选材均是文学经典改编的影视经典,戏剧文学经典色彩浓厚。 从取材于《永不消逝的电波》《平凡的世界》《林海雪原》《白毛女》《烈火中永生》《凤凰琴》《人到中年》 等几期节目可以看出,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文本,这种经典改编主要有两个目的: 其一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其二就是经典作品深入人心。

《故事里的中国》结合舞台戏剧艺术,把经典作品中的经典片段搬到舞台上演绎,正如节目组自己所述:“这档节目是融合多种的传播方式构建的结合体,影视与传媒,还有文学剧本、舞台戏剧等多种传播方式构成的文化经典传播节目,让经典传播深入人心, 在电视舞台上结合多种传播媒介艺术,把戏剧舞台用电视传播的方式传播给受众,形成舞台多种传播媒介的表达,视听效果较强,形成戏剧舞台的多级传播媒介。 ”⑦节目中出演的知名演员就达43位, 都是活跃在影视圈的老戏骨、 当红小生、新生代演员,把戏剧舞台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 试以2020年1月5日的一期节目为例, 节目组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的《红高粱》搬上了戏剧舞台, 蒋欣与邢佳栋的精彩表演和演绎更是获得观众好评。从舞台艺术上看,戏剧冲突明显,演员表演功底强,布景巧妙,演员的形体、声音都吸引着观众,令莫言先生都赞不绝口。 文学作品与经典舞台艺术结合, 对于电视文化类节目是一个很好的借鉴,符合时代要求,符合受众接受程度,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二)传播性与艺术性

电视艺术是一门学问,也是受众接受审美的表现方式之一,《故事里的中国》 以新闻采访的方式,把亲历者、见证者、作品原型的主人公以及相关的人请到现场,通过演播室访谈、室外访谈、情景再现、故事叙事等媒介方式, 使挖掘出来的故事具有真实性,让舞台戏剧艺术再现中国语境下的经典故事,使经典文学作品再现,让受众得到“使用与满足”。

对于电视经典文本的传播,在20世纪的西方美学思潮中解释美学与接受美学特别强调对于文本的接受性,观众的理解与受众的参与程度等因素有关。 《故事里的中国》节目将影视、戏剧、综艺三重艺术形式融合呈现,致力于打造一个殿堂级的文化新品类。 符合观众接受的期待视野范围之内,从德国文艺理论家、 美学家姚斯的接受美学角度而言,审美价值是艺术作品的灵魂,它并不是客观的,审美价值是与受众接受程度密切相关的。 《故事里的中国》把目光聚焦于现实主义经典,创新使用各种手段,不断掘进人的精神层面,发现时代精神,为人们打造精神能量。⑧受众对于审美的接受是不断变化的,《故事里的中国》 透过多种元素把经典重现,引起受众的兴趣与接受美学的思维,把人作为一种主体活动,电视文化作为一种客体活动与人融合到一起。 学者庄晓东认为:“现代传播媒介作为一个社会辐射力很强的文化装置, 具备极强的 ‘聚合力’和‘扩张性’,不仅影响到文化传播范围、内容以及速度,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推动力,而且现代传播媒介的诸多特点已经进入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 ”⑨

三、新媒体语境下电视文化类节目的构建策略

(一)满足受众需求,确立受众的中心地位

受众是电视文化节目的接受者,任何电视文化类节目都应该考虑到“受众的接受需求”。 电视文化节目应该符合时代特色,在媒体融合时代,借助于先进的传播技术与传播手段,以高质量的电视文化传播内容作为传播宗旨, 符合受众的不断变化需求,更要符合受众的文化审美。

(二)文化为主线,树立品牌,传播知识

目前电视媒体仍然是受众接受的主体传播方式,虽然新媒体不断革新内容与技术,但是电视媒体的传播特征致使其传播效果影响力较大。 同时,需要把新媒体传播的互动性与数字化融入到电视文化传播艺术中去, 融合不同介质的传播平台,传播知识,传递正能量,讲故事,讲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把文化传播作为一种主线,满足受众需求。 电视文化类节目不应该同质化, 不应该泛娱乐化,应该讲求节目的定位与节目自身的风格,树立品牌意识,不断创新,不要刻意运用符号化的语言与技术手段,创造“文化奇观”,应该立足于本土、立足于中国,把中国的文学、文化传播出去。

结语

总之,电视文化的转向应该如何走? 如何让电视文化在消费社会中重新找到自我? 如何在一个焦虑的时代让文化拥抱温暖? 电视文化转向是一个长久研究的话题,学者肖俊明在《文化转向的由来》 一书中这样写道:“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工业热情让位于90 年代和2000 年后的后现代焦虑时, 当降级和政治的乐观主义让位于环境和人文的悲观主义时,对于文化的认识已经开始深化,文化转向悄然发生。 ”作为传播知识、提供娱乐与服务的电视媒介,在文化转型的同时,更应该考虑到电视文化的转型、电视传播给受众的需求与满足。电视文化类节目《故事里的中国》带给我们诸多启示,但存在的诸多问题仍带有思考与探究。 总之,电视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语言, 在编码的过程中要不断汲取新的内容, 让受众实现这一过程的统一性与前进性。

注释:

①②〔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福、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版,第86-87页、第218页。

②简书:《抖音短视频APP 竞品分析报告》,,https://www.jianshu.com/p/d167a7743a 86,2019年1月8日。

④⑥陈默主编:《电视文化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⑤〔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版,第11页。

⑦央视网:《〈故事的中国〉走进“烈火”重温“红岩 精 神》,http://tv.cctv.com/2019/11/09/ARTIewMs2YuRL3xqKcOda9oz191109shtm,20 19年11月09日。

⑧大江网:《文化综艺: 向精神深处掘进》,https://jiangxi.jxnews.com.cn/sytem/2019/10/29/018636864.shtml,2019 年10 月29日。

⑨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实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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