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干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思路与选穴

吴 赛，毛红蓉

(湖北中医药大学 针灸骨伤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厉大至，民善暴死。”近数月中国乃至全世界即为疫疠之气所害，新冠肺炎席卷而来，其以发热、干咳、乏力为主要表现，可随病情变化或兼胃肠道以及全身症状。该病由呼吸道、粪口以及密切接触等多种途径传播，任何被感染者无论有无症状皆可成为传染源，人群普遍易感[1]。新冠肺炎在武汉流行，细究其源，责之三因：其一武汉地处中原，江河湖港纵横交错；其二当地饮食好肥甘厚味、虾蟹寒食，多生脾虚湿盛之体；其三恰逢己亥岁末，气候当寒而不寒反暖，冷雨缠绵，土运不及，伏火无力，火气外泄而伤肺，太阴寒气与少阳相火合而易生疫变[2]。正如薛生白所云：“湿土之气，同类相召。”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多个单位、多位学者纷纷提出各种诊疗干预方案，“方舱医院”将中医几千年积累的抗疫经验挥洒开来。《素问·刺法论》中黄帝在探求“五疫之至”与天地六元之气变化的关系时求教于岐伯预防破解之法，岐伯以“既明天元，须穷刺法”答之，《素问·长刺节论》中也有针刺治疗麻风病的记载：“病大风……刺肌肉为故……刺骨髓……须眉生者而止针。”明清针灸著作中，高武的《针灸聚英》、李学川的《针灸逢源》以及徐凤的《针灸大全》均记载了伤寒、泻痢、霍乱、黄疸、疟疾、痨瘵、缠喉风、大头瘟、痧症等多种传染病的针灸辨证取穴和针刺手法[3]。综上所述，针灸对于疫病的防治价值不言而喻。笔者今反复研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指导意见》(后简称《指导意见》)，结合古文经典搜集众家对于针灸干预新冠肺炎的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对针灸干预新冠肺炎的思路与选穴进行分析，以期对该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1 扶正驱邪，固本培元

两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针灸干预的指导意见》中，中医“治未病”的思想贯穿始终，固护正气、抵御疫邪是针灸抗疫的核心内容。针灸注重疑似病人免疫力的调节和恢复期患者元气的巩固，不仅鼓励教授大家练习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传统功法强健体魄，引导大家调畅情志、节制饮食，而且均选用足三里、中脘、合谷、气海四个保健要穴。其中足三里乃足阳明胃经合穴、下合穴，具有调理脾胃、温养元阳之功效；中脘是任脉与手太阳、少阳、足阳明经交会穴，亦为胃经募穴和八会穴之腑会，性主调和；相会为合，泉出川为谷，合谷穴穴如其名，属大肠经经气会聚之原穴，功善回阳固脱；气海即先天元气之海，八会穴之气会，又名生气之海，呼吸之根。三穴均为回阳九针穴，四穴合之，内可调畅气机、升清降浊，外可温振元阳、抵御疫邪。再而效仿《肘后备急方》中防治瘟疫的记载，充分运用“燃艾防疫法”，《扁鹊心书》中也提到大病宜重灸中脘、气海等保命要穴。针灸合用，鼓动正气抗邪，增强脏腑抵御疫邪的能力。《指导意见》中提到的艾灸、功法以及电子日记卡等方法意在方便疑似病人居家自养，同时也减少了传染源。此思路实为中医“治未病”理论的传承与延续，即“未病先防”。两版《指导意见》均交待了针灸对于轻型、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的干预方案，意在强调“既病防变”。结合六经辨证与三焦辨证来看，新冠肺炎发病初起以太阳病、上焦肺卫病变为主，继而内传中焦阳明，终至下焦肝肾，病传厥阴[4]。加强对轻型、普通型患者的防治，对于减少重症、危重症患者大有裨益。《指导意见》对恢复期患者关注颇多，《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的通知[5]中也倡导通过针灸推拿、耳穴压豆、刮痧拔罐、膳食情志、呼吸功法等帮助患者恢复元气以防病复，此之谓“瘥后防复”。综合来看，针灸对于新冠肺炎“扶正祛邪、固本培元”的干预思路实为“上工治未病”之表现。

2 各术齐施，艾灸点睛

两版《指导意见》将大部分针灸要术的治疫经验囊括其中，重点强调了艾灸防疫的特殊功效。《指导意见》中对于新冠肺炎的干预方案中涉及针刺、艾灸、拔罐、刮痧、点穴、耳穴等多种疗法，但《指导意见》第一版[6]却一概以艾灸之，第二版各处也可察觉艾灸的重要作用。南宋医生闻人耆年在《备急灸法》中认为“针艾之术”作用广而能行，但临急症之时，不是所有人都能懂得用针之法，故觉“惟灼艾为第一”。笔者自觉第一版《指导意见》只用灸即出此因。《本草纲目》和《神灸经纶》中均提及艾灸可“通十二经、走三阴、理气血”以及“逐寒湿、垂回绝之阳”。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也讲到“化脓灸预防瘟疫”“艾灸治热病”等精妙之法，《太乙离火感应神针》《外台秘要》更是直接描述灸气海、足三里等要穴治疫、长生之法，《医说》中“若要安，三里莫要干”的记载也是强壮要穴足三里化脓灸的体现。在以往抗击的疫病中，远到流行性出血热，近到SARS，艾灸的功效逐渐得到认可[7-8]。此次疫情诸多医者同仁也纷纷通过理论探讨、临床观察等多种方式阐述了艾灸防治新冠肺炎的可行性[9-11]，以此为针灸干预新冠肺炎提供更多的理论和临床支持。除此之外，火针、刮痧以及刺络拔罐等传统方法也应适材适所，物尽其用。通过总结明清诸多疫病文献[3]可知，针刺放血法多用于疫病危重之际，且疗效甚佳。林诗雨等[12]以“发热”为切入点，结合古文与抗疫经验探究了火针“借助火力开孔窍”的独特治疗方式和“清热祛湿、解毒祛瘀”的强大功效防治新冠肺炎的临床意义。专家学者们对于刮痧、拔罐以及穴位贴敷等其他针灸要术治疫的临床价值已有明确说明[13]，笔者不再赘述。由此来看，《指导意见》提倡的是针灸各术各展其能、协同抗疫的精神和思路。

3 肺脾同治，培土生金

两版《指导意见》无论是从防治主旨还是选经选穴都紧抓“肺脾”的主线，力主驱湿除疫，培土生金。《指导意见》第二版治疗方案中三期目标均围绕肺脾功能的修复展开，21个主穴涉及手太阴肺经、足太阴脾经、足太阳膀胱经、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任脉、足厥阴肝经六经，肺经穴位包括中府、鱼际、尺泽、孔最四穴，脾经为三阴交一穴，膀胱经六穴(风门、大杼、膈俞、肺俞、脾俞、心俞)，任脉五穴(天突、膻中、气海、中脘、关元)，胃经两穴(足三里、天枢)、大肠经两穴(合谷、曲池)，肝经太冲。“疫戾”之气从口鼻而入，大多首先犯肺，进而累及脾胃大肠，再而逆传心包、肝肾，此时则病危矣[14]。此次疫病之为病，多认为首犯肺卫，肺为娇脏、华盖，以口鼻与外界相通，外合皮毛，故易受邪，由此易出现发热、咳喘等肺病相关症状。对于此次疫病的病机，各家之论也是百花齐放、典据十足。无论是仝小林院士的“寒湿疫”[15]、王永炎院士的分阶段论“寒燥疫”与“寒湿疫”[16]，还是王玉光倡导的“湿毒疫”[17]，笔者认为都离不开“疫疠之气与湿邪相合”的病机特点。脾喜燥恶湿，湿邪伤脾，阻滞气机，影响三焦疏泄，母病及子，必然影响肺部主气、主行水之功能。况疫病发于己亥之末、庚子之初，伏燥之气易灼伤肺阴，木疠之邪易中伤脾土，更有“木火刑金”之弊[18]，则宗气生成、气机升降以及周身水谷精微和气血津液的输布也将失其常态，此之境地与《灵枢·百病始生第六十六篇》所论“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毫无二致。《指导意见》第二版的肺经四穴中，中府为胸募穴，由治疗瘟疫之“横连膜原”思路可联系到脏腑募穴对疫病的功效[19]，且该穴为肺脾经之合穴，善治肺脾同病；尺泽为合穴，亦为本经子穴，肺脏有贼邪来袭可泻子穴而解；鱼际为肺经荥穴，属火，临湿热蕴(郁)肺、疫毒闭肺等肺部实热证时，泻鱼际可避邪养阴；若遇邪毒稽留，气病及血，伤而入络，针刺郗穴孔最即效。取足太阳膀胱经诸穴，源于本经主治表证，疫邪初起袭于卫表，风门、大杼为邪气入里之门户，意在驱邪，膈俞乃“四花穴”，意在扶正。脾俞、肺俞、心俞均为背俞穴，共奏从阳引阴、培土生金之效。除却上文所讲的保健要穴以及协理脾胃之天枢、曲池穴，太冲与合谷四关配穴开窍启闭，天突穴为肺气出入之灶突，膻中为任脉与脾经、三焦经交会穴，也称“上气海”，此二穴与气海均为调气要穴，同用可使脾升肺降，诸气调达。

4 结语

纵观中国治疫历史长河，针灸以其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21]。中国针灸学会发布的两版《指导意见》秉承中医“治未病”之思想，博采针灸各术之精华，重用艾灸，肺脾同治，将针灸对新冠肺炎干预的思路与选穴阐述至清。随着康复出院观察的病人日益增多，针灸干预的特殊性也逐渐显现出来。笔者深悟至此，自知功薄蝉翼，仍望此文能为同仁们进一步研讨针灸抗疫予以点滴星光，细细剖析思路于众，也望众人在隔离期间能多加学习针灸康复养生之法，“节制饮食，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妄劳作”，早日走出这场阴霾，以慰医者之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