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研究述论

焦树芳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天津 301811）

方言与语言伴随而生，我国对方言的关注由来已久，从周代开始就有方言的记录和调查，但数据较少，无法构拟方言区域。汉代注重描写地域分布，以此划分了方言区域。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发，民族迁徙，地分南北，不同地域的方言都会刻上社会的烙印，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人口、交通等因素的影响，语音不可避免地带有方音色彩。当时的语言学家们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如（梁）颜之推论及当时的韵书和作者：“夫九州岛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1]

语言学家们继承汉代方言分区的做法，以当时口语为对象记录方言，注意到了不同地域间的方言差异。（梁）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1]以南北为界划分为两大方言区。（刘宋）何承天《篆文》：“吴人以积土为垛，河南人云妹㛱也，兖州人以相欺为讹人，江湖以铚为刈，关西以书篇为书钥，秦人以钴䥈为锉，鲁人谓淅箕为淅囊，扬州以取鱼罶为，吴人以为笱，梁州以豕为猪，河南谓之彘，楚谓之豨，渔阳以猪为䝒……”[2]从词汇角度指出不同地域的语言差异。（隋）陆法言《切韵·序》：“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3]划分为吴楚、燕赵、秦陇、梁益四个方言区。（唐）陆德明《释文·序录》：“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方言差异，固自不同。河北河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重浊。”[4]以自然地理分为河南、河北两个区域。

一、分区概述

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发生了较大变化，大规模移民造成语言接触面广、范围大。但方言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同区域有各自的方言特征，如董达武先生指出：“语言的发展要比社会的发展缓慢得多，方言分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消磨尽净。”[5]

魏晋南北朝各地方言不同，地域性强，在语音、词汇及其他语言现象中有明显体现，后世学者们多以此划分方言区域。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分为两类：一是整体方言分区，这是对魏晋南北朝整个地域所有方言作的区域划分，主要以郭璞注为依据分区，方言区的分布较广；二是局部方言分区，是魏晋南北朝语音、词汇等方言特征基本一致的特定区域范围的划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系统，与整体方言区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一）整体方言分区

郭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记录汉语方言的主要学者，他注意到了方言差异，运用当时活语言为《尔雅》《方言》《山海经》《穆天子传》《三苍》《楚辞》《子虚赋》《上林赋》等作注，对魏晋时期的方言词汇和语音作了充分描写，突出地域特点，指明使用范围。郭注语料丰富，地名多，地域分布广，延续了方言分区的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方言研究传统。通过对郭璞注区域和地名的研究可以了解魏晋南北朝方言的使用情况。

后人多依郭注划分魏晋南北朝的方言区域。

朱芳圃[6]将晋代语言分为四层：（1）通语。汉代方言至晋时变为通语较多的有北燕、朝鲜、东齐、海岱、燕代、关西、三楚等，中原方言没有进入；（2）江东方言。以建业为中心，是当时标准语；（3）其他方言。荆楚方言、东齐方言、巴蜀方言、关西方言、河北方言；（4）不能考定区域者。郭注中载一名一义，如晋卫、陈郑、韩郑、北燕、南方、凉州、南阳、淮南、汝南、陇西、东郡、平原、江南、汝颖、扬州。这一分类法没有考证具体地名以归入特定方言区。

周振鹤、游汝杰[7]将郭注中出现多次的方言地域归纳为七个方言区：河北、东齐、关中、中原、巴蜀、吴、楚。

沈榕秋[8]将郭璞注中的方言地名进行统计并考察了与其相对的区域范围，其中方言通语条目共122 条，“四方通语”11 条，方言111 条，提及地名的24 条。晋代方言分南、北、西三大部分，下又分为江东、江南、中州、齐、东齐、关西、荆楚、江西八区。共四层，分别是四方通语—三个方言—八个次方言—九部分点方言。其中东齐下无点方言、汝颖和汝南上无次方言和凉州点方言直接归入西方方言。后改为五层增加中州汾县，次方言增加荆巴区，形成五层九个次方言[9]。

董达武[5]根据郭璞注、《颜氏家训》《切韵》等方言语料总结出12 种方言：江东、江南、陈楚江淮、巴蜀、荆楚、齐鲁、关系、兖冀、赵魏、韩郑、燕代、吴扬。文中将范围小的次方言归纳成大的方言区域，对方音、方言词汇作了历时比较。

萧黎明[10]指出沈文在划分方言区域时存在四个问题：（1）材料范围有限，仅限于《尔雅注》《方言注》；（2）“河北”提到6 次，而沈文未收入；（3）方法上将少数民族语和汉语混，切取舍标准不统一；（4）第二层作方言、第三层作次方言欠妥。进而整理出晋代方言的三个层次，分别是通语、七个区域方言和十二部分方言点。萧文注意到了东齐和齐、南楚和楚等方言差异的缩小，将其合并。但也有两处值得商讨：一是将河北归入关西这一区域似乎欠妥，关西和河北都是以自然地理命名的，两者相差较远，常单举，宜分为两个方言区；二是忽略了楚之南的方言区域。

李恕豪[11]对郭璞注作了全面分析，统计得到256 条方言词语。文中以扬雄《方言》十二个方言区作为晋代方言区域的出发点，还参考了晋代前后的某些方言材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本证”和“旁证”两种材料来推断晋代方言的实际情况，分为九个方言区：江东、关西、中州、河北、齐、荆楚、淮南、梁益、南越。

华学诚[12-13]统计郭注引证了264 条晋代方言，出现265 次地名，将晋代方言词分为六个大方言地域：江东（173 次）、南部（22 次）、西部（31 次）、中部（15 次）、东部（17 次）、北部（7 次）。这一划分方法较为笼统。

以上学者以郭璞注为参照，对魏晋南北朝方言作了整体的区域划分；薛遴[14]也将晋代方言分为七区，即江东、河北、东齐、关中、中原、巴蜀、吴、楚，但主要探讨吴语范围，我们将其放入局部方言区探讨。另外，有一部分学者在用韵考和方言考的研究中对方言区域作了整体划分。

方言属性对作家用韵影响较大，诗文用韵考的研究中常以作者地域划分方言区域。王力[15]考察了49 家诗人用韵情况，分为六个地区：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南阳、江南。周祖谟[16]根据声韵调分为五个地区：以洛阳音为主的北方地区，以金陵音为主的南方地区，梁益，秦陇，荆襄。后又将魏晋时期一致的州名分为豫州沛国、青州齐国，幽州、冀州，雍州、扬州吴郡，益州犍为五区[17]。谭雅静[18]按诗人籍贯，以现代省份分为：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江苏、浙江、江西、湖北。

方言与地域关联性强，地域不同造成了较大的语言差异。张亮采[19]提到的方言地域有荆楚、南人、江南、关西、关中、北燕、江东、吴、山东、河北等。鲁国尧[20]划分了四个方言区：北朝通语以黄河流域洛阳话为准，江淮地区以金陵话为标准，南方通语的范围从淮南至江南；吴方言是今常州以南，即南方通语之南。

《水经注》是一部地理性著作，涉及较多的地名和方言词汇。陈桥驿[21]根据其地理名称划分四大方言区域：华北地区，包括今内蒙、陕西、陕西、河北等；东北地区；东南地区，包括今苏南、皖南、浙江、闵、赣，古代句吴和于越族的分布区，如句余、句无、乌伤、乌程、无锡、余杭、余姚、余曁、余干大溪、姑蔑、姑熟、姑胥等；南部、西南部，涉及地区如莋、夷、昆弥、邛、木耳夷、句町、獠、头兰、南越、文狼、屈都、雕题、叶榆、哀牢等。

（二）局部方言分区

学者们在探讨魏晋南北朝专人、专书的语音、词汇，或综合的方言现象时均指明了特定地域的方言特征，并以此划分了局部方言区的范围，内部具有共同特征，是一个完整的方言体系，语言特征和通行范围大体相同。

（1）江东方言区。周祖谟[22]、欧阳国泰[23]和阎玉山[24]皆指出原本《玉篇》反映了南北朝时期江南语音和梁陈间东南吴越地区语音。袁家骅[25]、李新魁[26]、鲍明炜[27]等皆指出建业（金陵）属吴语区。薛遴[14]指出郭注中“江东”“江南”等可视为吴语，范围扩大，指长江下游南岸，范围由今江苏、浙江扩展到安徽、江西、福建的一部分地区。谢荣娥[28]采用李恕豪分区法，认为江东地区包括今安徽、江苏两省南部，浙江全省，江西大部分地区。袁延胜[29]从南方方言区看，江淮地区以建康音为标准。刘凯[30]指出魏晋南北朝吴语区大致范围与郭璞注“江东”范围大致相同，北以扬州为界，西南至今福建浦城地区，西到今安徽皖南宣州地区，包括今安徽、江苏两省的南部，浙江全省，及江西的部分地区。

（2）关西方言区。尉迟治平[31]、施向东[32]指出秦方言中心是“长安话”。

（3）中州方言区。任铭善[33]指出郭语中“中国”是指中原一带，晋代京邑所在，中国通语也，就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语。简启贤[34]指出郭象、向秀的时代和地域相同，同属西晋河内。袁延胜[29]认为南北朝后期，北方通语为黄河流域的洛阳音。史维生[35]认为晋语区涵盖了今山西地区，内蒙古南部、山西北部临近山西的部分地区。

（4）河北方言区。简启贤[36]指出陆德明和陆法言所言“河北”是指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地区，即河北省全境和山东省北部。

（5）齐方言区。简启贤[37]重视方音现象，指出吕忱是任城人，治所在今山东济宁南，属齐鲁地区。张金木[38]指出齐鲁方言大致相当于秦汉时期的齐鲁方言区和东齐海岱方言区，详细指出了齐地在曹魏、西晋、东晋及南北朝时期的区域。

（6）荆楚方言区。周璐[39]认为楚语区的范围以郢都为中心，包括北至南阳，南至衡阳伊赛，西至湖北西部、东至湖北东部。

（7）梁益方言区。汪启明等[40]提到蜀语区北界在汉中与秦语区相连，东界与楚之荆州相连，南界包括云南、贵州等部分地方，西界以岷山为断。

二、分区差异

方言的空间分布是连续的，魏晋南北朝人口的频繁迁徙和语言接触增加了方言区的界定难度。当时的语言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了不同区域的方言，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一致性，并作了详尽描写。文中分析了先贤们对魏晋南北朝的方言分区，比较其异同，并指出了各方言区的具体范围。

（一）整体分区的分歧

魏晋南北朝各地方言不同，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且郭音为“今语而作”，属于上古音到中古音的过渡性语音，是魏晋音的代表，以郭璞注为依据划分方言区是较为全面的分区法，如表1。

表1 魏晋南北朝方言整体分区

可见，各家对方言分区不同，但都以郭注地名指称，主要方言区的分类和范围没有很大差异。且有部分学者在考察方言现象和用韵中也指明了方言区划，如表2。

表2 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

综上，以上分区的参照标准不同，对方言区的范围划定和称谓方式也不相同。但与以郭璞注为依据的方言分区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江东方言区和淮南方言区相混。我们采用最大公约数的方法，综合考察郭璞注、用韵考和方言考的研究成果，以确定魏晋南北朝的方言分区，各方言区范围如表3。

表3 魏晋南北朝方言区域

（二）局部分区的界定

学者们对魏晋南北朝局部的方言分区作了界定，表4 各方言区内部排列以论著时间先后为序。

表4 魏晋南北朝局部方言区域

通过分析可知，各家对局部方言区的指称方式和名称不同，但方言区的划分或以具体地点为中心，或指明范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周祖谟、袁家骅、李新魁、鲍明炜、袁延胜、尉迟治平、施向东、任铭善以古地名为主；简启贤、周璐则是今省份和古地名并称。汪启明以方言区、今省份和地理界线三者并举。鲁国尧、薛遴是以河流为界的自然区域，结合今地名指明方言区域；谢荣娥、刘凯、史维生以今省份为主；张金木以秦汉方言区指明区域。

三、分区标准异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促进了不同方言的接触和融合，为汉语发展的“质变期”。各家方言分区不同是因分区标准的差异造成的，而分区标准因语言因素分析而异。语言内部因素为音韵、词汇、语法等。外部因素如地理因素：地理区位和名物；社会因素：行政区划、作者籍贯，另外还参照了古地名和秦汉区域等。各家对待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认识存在差别，体现了分区的主观性。

（一）探索方音差异

自古地域不同，方音各异，魏晋南北朝各地存在特点鲜明的方音体系，先贤常以声韵体系为标准划分方言区。

首先是韵部分合。颜之推从语音角度说明了南北方音的区别，此后学者以此探讨南北方言系统的对立。且陆法言、陆德明以韵部和声调的区别划分区域。

其次是语音材料综合研究。周祖谟、欧阳国泰和阎玉山指出顾野王（吴郡）《玉篇》反映了金陵雅音，或江南吴音。简启贤以吕忱（任城）、郭璞（河东）、郭象（河内）方音的地域特征出发，划定齐鲁、中原两个地区。

（二）分析词汇不同

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家以当时使用的活语言描写词汇，各地记录事物的名称不同，标示了词语的通行地域和方言因素。颜之推指出词汇的不同，北方多古语，南方多鄙俗；何承天和郭璞以具体词汇标明通行地区。

学者们多以词汇来考察魏晋南北朝方言的通行区域，如陈桥驿通过《水经注》划分区域；但大都以郭璞词汇和通行地域划分方言区，如朱芳圃、任铭善、沈榕秋、董达武、萧黎明、张全真、李恕豪、华学诚、薛遴等。

（三）探究语言材料区别

魏晋南北朝方言材料涉及范围较广，如音韵、词汇及方言现象等，综合考察其通行范围以划定方言区，如周振鹤和游汝杰、李新魁、鲍明炜、潘悟云、袁家骅、鲁国尧、张亮采、谢荣娥、汪启明、张金木、刘凯、史维生、周璐等。以语法区别探讨方言区域的较少，如刘海平[41-42]，罗素珍、何亚南[43]只说明了南北两大方言区的差异。

可见，方言分区基于文献中的方言材料，各家分区时基本以语言因素为依据，考虑方言产生的外部因素，这导致在划分方言区划时，无法以形成统一的标准，也造成了分区的差异。

四、结语

方言的空间分布和发展是连续的，这造成了方言区界线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得魏晋南北朝方言区的划分较为复杂，标准更为多样化。魏晋南北朝的学者们继承了扬雄的研究方法，以当时口语为对象记录汉语方言，也注意到了方言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延续方言区域的划分方式，如使用古国名或民族、自然地名、行政区划、地理方位等指称词语的使用范围，这成为了解当时方言特征的可靠依据，为方言分区提供了参照。

魏晋南北朝方言地域性强，学者采用地域分类法，以当时通行的方言词汇和语音现象划分方言区，既注重不同区域间方言的差异性，又认识到了同一区域范围内的相通性。因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和方式划分方言区域，这体现了方言分区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

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包含整体方言分区和局部方言分区，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两者都显示了各区域的通行范围和方言特点。一是整体分区，基本统计了郭注地名的出现频率和延伸范围，并以此命名方言区域；各家分区较为细密，但对材料的认识和划分方式不同，造成分区数量和名称不同，如朱芳圃为四层八区、周振鹤和游汝杰为七区、沈榕秋为五层九区、董达武为十二区、萧黎明为三层七区、李恕豪九区、华学诚六区等。我们采用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整合了方言考和用韵考的分区成果，确定魏晋南北朝的方言分区及通行范围。二是局部分区，基本以当时语言学家的占籍、活动区域及方言间的关系等考察方言区域，对江东、关西、中州、河北、齐、荆楚、南越和梁益等作了详细划分，各方言区间的差异较为明显，但同一区域的语言特征、中心点和通行范围基本相同。

分区标准决定了分区结果的差异。各家方言分区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对语言内、外因素的关注和对分区标准的把握不同造成的。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方言分区的结果没有本质差异，只是数量多少和范围大小的不同。

注 释：

①《汉书·地理志》：“汝南郡，高帝置，属豫州。南阳郡，秦置，属荆州。”“楚地，翼、轸之分壄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汝南和南阳属荆楚方言区。

②《汉书·地理志》：“沛郡，故秦泗水郡，高帝更名，属豫州。”《后汉书·郡国志》：“豫州辖颍川郡、汝南郡、梁国、沛国、陈国、鲁国。”豫州置于谯，即安徽亳州，属中州方言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