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方言“X+场”构式生成机制研究

邓溥文

（云南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昆明方言中有一种特殊的“X+场”构式，例如“北京路那家过桥米线有哪样吃场？（有什么吃的价值？）”“云南民族村太有玩场了（太好玩了）”，这里“吃场”“玩场”的用法在普通话中并不存在，但类似于普通话中的词缀“头”，例如“有什么吃头”“有什么玩头”。

丁崇明、荣晶对昆明方言中特殊的、读阳平调的助词“场[tʂʰa31]”所形成的“X+场”构式做了详尽的描写和分析，发现其主要的构成形式为“V+场”“A+场”，其中以“V+场”最为多见，其下辖6种不同的句式，“A+场”则出现的频率较低，主要下辖3种句式，能进入这种句式的形容词数量也很少[1]。丁崇明、荣晶指出：“昆明方言“X+场”的核心构式义是对某个事件或干某事是否有意思进行主观上的评价”[1]。这里的构式义同“场”这一语素义有较大的差别，我们很难直接通过“场”这个部分语素义来识解整体的“X+场”语义，另外，在这一构式中“场”的语义也较为虚化，这表现出了在共时层面下，昆明方言“X+场”中的“场”已经具备了类词缀的性质，张华文、毛玉玲在《昆明方言词典》中也指出“场”具有词缀性质，一般放在动词后造成抽象名词[2]。那么“X+场”的生成机制是什么？是否同“场”自身的语义虚化密切相关？在语法化过程中又经过了哪些途径？这是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X+场”的主要用法

“X+场”构式主要由“V+场”和“A+场”组成，其中“V+场”为最常用的构式，“A+场”则出现频率较低。

（一）“V+场”的句式及用法

丁崇明、荣晶认为“V+场”所构成的最常见的句子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否定意义的句子、肯定意义的句子、有疑而问的问句[1]。这是从句式的意义角度来进行分类的，而从句式的句法成分组合结构来分类，则可以归纳为6种形式，丁文所总结的具体情况如下：

1）NP/VP+没得+哪样+V+场。例如“这本书没得哪样看场”。

2）NP/VP+一点儿+V+场+都+没得。例如“唱戏一点儿玩场都没得”。

3）NP/VP+有+哪样+V+场？例如“卖菜有哪样整场？”（卖菜有什么值得的？表示反问）、“那家饭店有哪样吃场？”（那家饭店有什么吃的？表示疑问）。

4）NP/VP+太+有+V+场+了。例如“圆通山太有玩场了”。

5）NP/VP+还+有+点儿+V+场。例如“这家店里的东西还有点买场”。

6）NP/VP+格+有+哪样+V+场？例如“这部电影格有哪样看场？”（这场电影有没有什么看头？）。

我们认为这里句首的NP/VP不是必要出现的成分，在有些情况下可以由于主语的承前省略或上下文省略而不出现，例如“值价点儿，有哪样哭场？（出息一点，有什么好哭的？）”就是根据上下文省略了主语NP“你”。

（二）“A+场”的句式及用法

“A+场”的出现频率很低，张华文、毛玉玲的《昆明方言词典》[2]中甚至没有收录“A+场”的用法。但丁崇明、荣晶则认为在昆明方言中是存在“A+场”的，只是能进入这个构式的形容词数量极少，在语义特征上受限明显，必须具备[+述人]、[+心理]、[+感知]的特征，如“得意”“高兴”等，在音节上则主要是双音节[1]。丁文认为“A+场”构成的句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

1）NP/VP+没得+哪样+A+场。例如“他才赢一局没得哪样得意场”。

2）NP/VP+有+哪样+A+场？例如“你赢他有哪样高兴场？”

3）NP/VP+有+（点儿）+A+场。例如“他考起北大还有点激动场”。

其实“A+场”的句式和“V+场”的句式有重叠部分，区别仅在于动词和形容词的不同上，这也说明“A+场”的句法形式有依附于“V+场”的趋势。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能进入“X+场”构式的形容词本身是有一定的语义限制的，一般是像“激动”“得意”“高兴”等具有强烈动作性的心理状态形容词才能够进入，这可能和“X+场”的构式义有关，因为“X+场”主要是表达说话人对某事是否有价值的主观评价，既然是主观评价，那么说话人就一定能够对被评价事物进行心理上的主观感知，并且可以进行主观上的控制，这就要求X形容词要具备可控性。另外，这种具有可控性的心理状态大部分都具有比较明显的动作性，而不仅仅是描述事物的性质或状态，所以，大部分能进入“X+场”的形容词都满足[+动作性]和[+可控性]这两个基本语义条件，而其他表事物性质类的形容词如“美丽”“大方”“火热”等均不能进入，这些词基本都是对客观现实的描述和反映，不能被主观控制，也不满足[+动作性]特征。

二、“X+场”的生成机制与语法化路径

（一）“场”的词义演变情况

前人对于“场”的词义演变情况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其动量词用法上，梳理不同阶段动量词“场”所能称量的对象或自身的语法化特征，如王绍新、金桂桃等所做的关于中古、近古时期的动量词研究[3,4]，而学者们对“场”的整体词义演变的情况研究较少，但本研究旨在探究“X+场”的生成机制，需要检验“场”的词义演变过程对“X+场”构式的最终形成是否有影响，或者影响因素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从本义开始梳理“场”的历时演变情况。

“场”的本义是“祭祀所用的平坦的土地”。《说文解字》中对“场”的释义为“场，祭神道也[5]。一曰田不耕。一曰治穀田也。从土昜聲。直良切”，这里的“祭神道也”就是指“祭祀所用的平地”。《说文解字注》中解释为“今譌場壇之所除地曰場”[6]，也就是说祭坛旁台阶下的“除地”即“平地”称之为“场”。语例如：

1）牺牲壇场。（《汉书·郊祀志》）

2）灵场之威。（《法言·问明》）

“田不耕”则是指“荒地、空地”。“治毂田”就是指“收打稻谷的土地”，这和上述的“田不耕”意义有所不同，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此做了说明：“九月築場圃。傳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箋云。場圃同地也。周禮場人注曰。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6]。《诗经》中“九月筑场圃”的“场”和“圃”所指有差别，“圃”是春夏季已经耕种过的土地，也就是“种植作物的地方”，而“场”则是秋冬季收割完成的空地，是“收打稻谷的地方”，“场”“圃”所指的地点是同一的，区别只在于同一片土地上是否有作物，以及土地使用功能的差异。具体的语例还有：

3）以场圃任园地。（《周礼·载师》）

4）九月肃霜，十月涤场。（《诗经·豳风·七月》）

所以“场”在形成之初的词义演变情况为：祭祀用的平地→荒地、空地→收打稻谷的土地。

春秋战国时期，“场”的词义从早期意义“平地”“空地”出发，逐步引申出“满足某种需要的处所”这一重要的词义，并且可以和不同的名词搭配表示不同的处所，语例如：

5）从营缠枪幡至教场左右厢，各依队次解幡立队。（《卫公兵法》）

6）吴起曰：兵战之场，立屍之地，必死。（《卫公兵法》）

这一阶段“场”已经可以和名词“战”“教”“操”等搭配，表示不同的场所。

进入隋唐时期，“场”在“处所”的基础上引申出了“表示某种活动范围”的意义，在元代以后较为常见，例如“官场”等。

7）朝廷以蜀险远，而温兵寡少，深入敌场，甚以为忧。（《晋书》）

8）王法如家法，官场似戏场。（《粉妆楼》）

9）白打从来逞艺，官场自小驰名。（《琵琶记》）

隋唐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场”开始具有虚化的动量词意义，可以称量动作，意义范畴从活动的“空间范围”抽象为活动的“时间过程”。其最早的语例是：

10）千场花下醉，一片梦中游。（《和韦相公婺州陈事》）

量词“场”的语义《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用于事情的经过”[7]，这个虚化的意义通常在“V+一场”如“大哭一场”这一结构中体现。“场”的量词意义涉及时间性，这可能是由表示“活动范围”的实词意义抽象发展而来。

元明时期，“场”又引申出“事情发生的地点”这一语义，这在元明小说中较为常见，主要是“在场”“当场”等，语例如：

11）湖广乡试日，某公在场阅卷倦了，朦胧打盹。（《初刻拍案惊奇》）

12）可笑合朝文武俱做将不来，可谓当场出丑。（《明珠缘》）

综上所述，“场”的词义历时演变中有意义虚化的特征，但量词化只涉及时间性特征，而并没有涉及“价值性”特征，此外，在“场”的所有历时词义中，我们也并没有发现其具有“有价值”“有意义”的语义特征，也不具备引申为“有价值”的语义条件。而另一个方面，在《昆明方言词典》中“场”除了作为“X+场”的类词缀构成抽象名词的意义外，并没有其他任何同“价值性”相关的引申义，所以我们认为普通话的“场”的意义引申系列和昆明方言的“场”基本一致，都没有引申发展出“价值性”的语义特征。因此，我们认为“X+场”构式义的生成与“场”自身的词义引申关系并不大，它的生成机制可能和“X”有关。

（二）“X+场”的生成机制

昆明方言“X+场”的生成很有可能与整体构式有关，特别是“X”的特征。在普通话中，“用场”的语义和昆明方言“X＋场”有很高的相似性，只是没有发展出“V+场”“A+场”的用法。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用场”是指“用途”[7]，这个意义在昆明方言中也存在，昆明方言中的“用场”和普通话的“用场”语义一致，只是读音不同，这其实也可以证明，昆明方言“X+场”最有可能从“用场”直接发展而来，而不是通过“场”的词义引申而来，而从“用场”到“X+场”的形成则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昆明方言中“用场”的形成与发展

昆明方言的“用场”最初的语义就是“用途”，和普通话一样通常使用在“派上用场”这个短语中，“用场”的最初语义应当是指“可供使用的价值处所”这个语义，譬如“这本书派不上用场”意思是“这本书没有可供其使用的有价值的环境”，这时候的“场”意义并没有虚化，带有[+处所]的语义特征，但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价值性]语义特征并不是“场”自身具备的，而是“用”这个语素所提供的语素义，意为“可供使用的”，所以“用场”这个词整体获得了[+价值性]这一语义特征。

而后在“用场”的使用和发展中，昆明方言的使用者除了有表达“可供使用的价值处所”这个意义的需求外，还产生了表述“可供VP的价值处所”这个意义的需求，比如可供“吃”“喝”“玩”的价值处所等等，也就是说仅“用”的“使用”义已经不能满足方言使用者的表达需求了，所以语素“用”逐渐成了可替换的成分，这个可替换的成分“X”早期应主要是动词，所以在第一阶段“用场”中“用”与“场”的结合开始逐渐松散，这为早期“V+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2、早期“V+场”的形成

在第二个阶段，由于“用”和“场”的结合开始变得不紧密，所以“V”逐渐进入到“X+场”这个构式中，形成了早期的“V+场”。早期“V+场”的语义可能还是“可供VP的价值处所”，还并没有像现在昆明方言中的“V+场”一样表示“具有VP的价值”，但这个早期的阶段却有一个重要的语义遗存过程，这是现在昆明方言“V+场”乃至“X+场”最终形成的重要因素和基础。

早期“V+场”的“可供VP的价值处所”是“用场”的语义遗存，“用场”具有[+价值性]语义特征，虽然在发展过程中“用”不再固定了，但[+价值性]仍然遗留在了“V+场”中并逐渐固定下来，而这一阶段“场”的语素义仍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依旧是某种处所，只是这种处所比较抽象，可以理解为某种环境。这进一步说明了“V+场”的[+价值性]语义特征与“场”的语素义关系不大，另一个证据就是普通话的“场”到现在也没有单独发展出[+价值性]的语义特征来，那实际上是“用场”的语义。

3、“V+场”的进一步发展与“X+场”的形成

第三个阶段，“V+场”进一步发展，“场”的处所义逐渐开始弱化乃至最终脱落，形成了语义漂白，这时候的“V+场”的构式义逐渐变为“可供VP”也就是“具有VP的价值”，同时，形容词也开始进入到这个构式中，“X+场”得以形成并固定，语义为“具有VP/A的价值”，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能够进入“X+场”构式的形容词大多具备[+动作性]和[+可控性]语义特征，这主要和整体构式义有关，这种语义条件限制可以反映出从“V+场”发展到“A+场”的这一过程还在进行阶段中，并没有完成，“X”还主要处在动词向形容词过渡的阶段，“V+场”和“A+场”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这可以从可进入该构式的形容词具有强烈动作性这一现象得到证明。未来昆明方言“X+场”中的“A+场”是否能完全具备典型性、脱离动作性，还需要不断观察。

总的来说，在第三阶段中，“场”经历了一个虚化的过程，这也是“V+场”语法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为“场”的虚化，使得它逐渐向一个类词缀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在昆明方言中看到的样貌。

三、结语

昆明方言“X+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其中涉及语义遗存、滞留和语义漂白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X+场”语法化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X+场”的构式义与“场”自身的语义变化关系并不大，而更可能是“用场”的语义遗存，这种生成机制的普遍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特别是普通话中的“V+头”，也具有和昆明方言“V+场”相近的意义，且“头”也具备了一定的类词缀性质，但“V+头”是否也是通过语义遗存生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