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历史演进

韩丽雯,张养志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既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1],也是一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过程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科学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领域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涉及出版的根本性质和地位、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关系、出版人的职业素养与道德规范、出版技术及发展、出版传播与全民阅读等等。”[2]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关于出版工作的观念集合,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出版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观念集合。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回望建党百年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历史演进,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和出版实践,为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承继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出版物是革命事业一部分”的思想和 “人民报刊”的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革命性、党性和人民性等基本原则被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并在党的出版工作和出版物内容上展现出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几年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纷纷从事写作和编辑出版活动,办刊办报、翻译书籍、编辑文稿、撰写文章,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宣传活动中,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觉悟》、恽代英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等。他们既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活动家,也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编辑家、出版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一开始被学习、翻译、传播与研究时就已然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即一边传播一边中国化,两者是双向互动的,即在传播中实现中国化,在中国化中进一步广泛传播。”[3]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也随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而逐渐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包含着丰富的人民性原则。如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报刊即人民的报刊”,因为它“始终是人民的思想、忧虑和希望的体现”[4],“如同生活一样,它(报刊)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出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5]。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共产党人和出版物体现出旗帜鲜明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刊物《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宣传马列主义、进行党的知识教育的舆论阵地。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刊发的陈独秀写作的《短言》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中国劳动者无论在国外还是本土,都是资本家的奴隶,“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这个新方法,就是“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6]。1921年毛泽东给蔡和森的致信中曾写道:“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7]它的旗帜鲜明性,一是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鲜明批判,以此唤醒国民的觉醒;另一鲜明性则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对捍卫,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共产党知识和社会革命的宣传。《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出版物体系的先河,其对共产党方针、政策、组织、活动等内容的全面介绍,契合列宁出版观所说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党性原则,从出版物的作者群来看,也体现着鲜明的党性特征。《共产党》月刊所体现出的灵活的受众观,也体现出了共产党人对人民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与回应,从而旗帜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就非常重视出版工作,党的一大决议指出:“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每个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地方通报、日报、周报、传单和通告。一切出版物,不论属于中央的或地方的,均应在党员的领导下出版。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8]这一决议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原则。

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了第一家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李达在陈独秀主持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5号上公开发布了人民出版社第一个通告:“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特在这里慎重声明。”[9]从而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创办人民出版社的缘起、宗旨和任务,标志着党的出版事业的正式诞生。据统计,从1921年9月创建,到1922年11月李达离开上海回长沙止,新成立的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15种新书: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以及《李卜克内西纪念》《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俄国革命纪实》4种[10]。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为开创党的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李达后来回忆说:“本年(1921年——引者注)秋季,在上海还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社址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社址填写为广州兴昌马路。”[11]1926年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长达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报告。在这篇重要文献中,蔡和森对人民出版社的贡献和影响给予了充分肯定:“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12]体现了出版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占有的重要地位。

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的第二家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该书店“在国内外建立了庞大的发行网,遍布长沙、南昌、广州、太原、青岛、重庆、宁波、香港、海参崴和巴黎等地。共产党人通过这些网络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传送到读者手中”[13]。在上海书店被当局查封后,中国共产党随即又成立了华兴书局。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华兴书局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并通过私营书店、书摊等途径发行和销售,为广大读者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除此之外,还有启智书局、明日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等也积极出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关于通过出版物宣传思想的重要原则。

(二)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出版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发展

中华苏维埃成立后,党的出版工作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底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中央革命根据地出版的报刊有160余种,目前发现的有130余种。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它是中国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实际上起着中央党政机关报的作用,社址在瑞金叶坪村。《红色中华》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等内容(社论多为中央党政各部门负责人撰写),以及“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红角”“突击队”“警钟”等栏目,还设有不定期出版的文艺副刊《赤焰》。当红军获得大胜利时,还发号外。《红色中华》发行量最多时达4万多份,成为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建立了通信网和发行网”“分散到苏区版图内的任何地方为群众争先恐后地阅读”,为“广大群众所拥护”[14]。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成为党的出版工作中发行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出版物,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践行者。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出版工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并推广到为群众办报的出版宗旨。毛泽东认为,党报的服务对象是群众,必须依靠全党的力量,发动群众来办。《红色中华》报贯彻了毛泽东的这一出版思想,出版内容与群众密切相关,宣传方式让群众易于接受,出版编排符合群众阅读习惯,坚持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并在党政军群等系统中发展了400多名通讯员。《红色中华》报吸收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宣传工作的主要思想,“在办报宗旨上,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在办报风格上,呈现出战斗性、突击性和鼓动性的鲜明特点。”[15]

(三)延安时期党的出版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发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翻译与研究工作,极大扩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学院除了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培训之外,其中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专门负责翻译和编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在全面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延安作为中国的红色出版中心,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化出版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通过发挥编译部门集体翻译的优势,以及对已出版著作中译本进行重新校阅,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译本的质量。”[16]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热血青年出于爱国之心,不愿当亡国奴,他们从全国各地纷纷奔赴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列宁在《从何入手?》一文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7]延安时期党的出版工作发扬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原则,对党组织的团结起到凝聚作用。

在延安,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总政治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陕北公学、新华社等机构共创办报刊58种,其中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边区群众报》《八路军军政杂志》为代表的机关刊物最有影响。《解放日报》是在根据地每日出版的第一份大型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1941年5月16日创刊于延安。中共中央对创办《解放日报》极为重视,创刊前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为《解放日报》题写了报头,并撰写了发刊词,明确指出该报的宗旨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毛泽东在发刊词中还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创刊后,毛泽东经常亲自指导该报的工作,并撰写和修改重要的社论、评论和新闻。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丰富与偏差

194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特意为这次大会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为新中国做好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进程,他的出版思想和实践活动是完整的理论体系,不仅揭示了出版的客观规律,也反映出他伟大的思想和革命精神。毛泽东的出版观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出版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一)毛泽东的出版观

1.关于出版功能的论述

自1919年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开始,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出版工作,他把报刊视作拿笔的“文化军队”,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是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18]毛泽东在主编的《政治周报》上发表“发刊理由”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9]毛泽东为延安《中国工人》月刊写的“发刊词”说:“《中国工人》的出版是有必要的。”“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任务。”[20]毛泽东希望通过出版物的发行,凝聚民众思想,从而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崇高诉求。为了贯彻抗战到底的方针,毛泽东还说过,“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做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21]他指出:“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22]毛泽东的出版观彰显出版物的强大使命,通过出版物实现思想统一、民族富强和国家强大。

2.关于出版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

毛泽东的出版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党性和人民性原则,他强调党的出版物要坚持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毛泽东曾说过,“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23],即党报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组织上则应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不允许任何同党闹独立性的现象存在。1959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我是提倡政治家办报的”,因为他认为书生“最大的缺点是优柔寡断”。[24]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毛泽东曾强调“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25]1944年12月底,他曾说,报纸“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26]从毛泽东关于出版的党性和人民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党的出版物的内容要求非常严谨,因为党的出版物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目标的文字说明,民众通过党的出版物了解党的思想和事迹。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实践丰富与偏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新中国必须完成的使命。出版要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开辟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道路、新事业、新方向不懈努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出版文化价值观和目的观。毛泽东主席展望新中国前景:“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7]

1.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丰富实践

1950年10月28日,出版总署同时发布《关于发布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五项决议的通知》和《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把新华书店总管理处的出版、印刷、发行业务一分为三,分别建立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与新华书店总店。1951 年下半年三联书店并入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的出版工作告一段落,人民出版社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范围内的国家出版事业。《龙须沟》《上甘岭》《铁道游击队》《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红日》《红岩》《歌唱祖国》等一大批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共同唱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青春之歌”。这些作品的出版和畅销构成了新中国、新社会、新文化的典型亮色与构图。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对出版工作的统一领导下,出版物的品种和数量都实现了大幅度增长。在这些出版物中既有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又有《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国思想通史》《中国通史简编》《政治经济学》等反映当时我国人文社科领域重要成果的图书。还有《人民日报》《红旗》《新华月报》《人民文学》《大众电影》《儿童文学》等丰富人民生活的报刊杂志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出版物大量刊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书写中国历史上无数个第一,报道大庆的铁人精神,宣传河南林县红旗渠的事迹,给人民带来难忘的记忆,激发了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28]

2.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实践偏差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在实践中出现偏差,党的出版事业遭受巨大挫折。“文革”时期,出版业走向了纯粹的政治化道路,毛泽东著作、样板戏著作、浩然的作品等成为举国阅读的畅销书。图书出版的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等功能被简单化为政治宣传功能,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出版工作造成重大损失,阻碍了党的出版工作的健康和良性发展。“文革”时期绝大多数出版单位或被撤销或被合并,大批人员或被遣散或被下放,大批出版物被付之一炬。从1966年到1967年,仅一年的时间,图书出版品种就从1.1万种降至0.3万种。[29]由于出书范围非常狭窄和数量减少,十年“文革”造成全国出现严重的“书荒”现象。这一时期的出版工作,基本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脱离了为人民服务的轨道,致使出版工作沦为政治的附属品。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恢复与完善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检验出版工作者政治立场、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的重要标尺,是从事出版工作、新闻宣传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守的党性修养和职业底线。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出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改革开放新时期重要的出版理论。出版业不但起到了文化摆渡人、文化推手的作用,还起到了文化号角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来说,改革开放过程中如果没有出版人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就不可能有中国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邓小平的出版观

邓小平出版观来源于三个渊源:“一是因为邓小平有很多直接关于出版方面的思想观点;二是因为邓小平一生亲自从事过许多出版方面的实践工作;三是因为邓小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他的出版观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30]邓小平出版观内容丰富,对于出版工作如何贯彻政治性和方向性,出版的功能和属性等形成了独特观点和看法。

1.关于出版功能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在《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 ……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31]他建议各家报纸要多方面努力,要“通过出版发行将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在群众中广泛传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关心科技的发展,并直接参与和支持科技著作的出版工作,他强调要把科教出版工作纳入国家计划之中,指出:“学术刊物要办起来。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 “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使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兴旺发达起来。[32]出版的第二项任务是传播科技知识、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做好科技、教育方面的书籍、教材和刊物的出版印刷工作,“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33]党的出版工作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保驾护航。

邓小平认为出版工作要创设一个稳定团结的社会氛围,他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34]根据邓小平关于出版功能的要求,出版工作者应当积极出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著作,积极出版科教读物,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培育“四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应有贡献。

2.出版工作必须贯彻政治性原则

出版工作是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在多年出版工作实践中认识到,有什么样性质的政治和经济,就有什么样性质的文化,文化出版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的政治观点和严正的政治倾向。改革开放起始阶段,面对党内无政府主义思潮泛起,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散乱状态,以及党的个别出版物不负责任的宣传报道等现象,邓小平明确指出:“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35]党的出版物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精神食粮,而且更重要的是贯彻党的意志,反映党的利益,要“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36]这样,出版业界人员始终坚持党性,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通过出版载体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去。

3.出版工作必须“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出版机构进行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部分出版单位实行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的体制,出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矛盾的现象。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明确指出,出版工作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并明确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37]针对出版领域只顾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现象,邓小平认为必须“把这些不正之风整一整”,明确反对精神产品商品化,“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38]正如美国出版人杰森·爱泼斯坦在《图书业》中所说:“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出版业的两个真相:第一个真相是,出版业并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至少不是个有利可图的商业。如果你的目标是发财,你应该去华尔街碰运气。第二个真相是,出版是个需要敬业精神的职业,或者说,出版家是世俗的神父和牧师,是人类记忆的守护神。”[39]邓小平关于“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出版观站在了时代前沿,成为指导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出版工作的理论指导。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实践恢复与完善

改革开放开启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新中国文化建设与出版发展的新时期。通过出版体制改革,建设与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市场,满足人们多样性和个性化的文化需求,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出版工作的显著特征。

1.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实践恢复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出版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迎来了新的春天。首先解决的是重建和恢复出版业体系,如重建停办或合并的出版社,全国出版社总数由1977年的82家上升至1982年的214家,1990年出版社数量达到462家,是1977年的5倍至6倍。党和政府对于出版社系统的重建、为新时期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后,图书出版种数逐年稳健上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业的独特地位和双重属性逐渐得到承认。1983年6月6日《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出台,废除了出版工作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强调出版工作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新时期出版业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国各地出版社纷纷通过改革摆脱地域性出版约束,将具备条件的综合出版社分设成若干专业性出版社。部分出版社开始改革采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引进竞争机制。1992年十四大之后,出版发行领域改革加速推进,各类图书批发市场纷纷建立,出版单位的竞争意识明显增强。

2.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实践完善

十六大之后,随着“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概念的划分,“出版事业”不以盈利为目的,服务公益的性质已尘埃落定;“出版产业”的资本逐利性却显露出日益强化的趋势,按照“产业”发展的出版,背负起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重担:转企改制后的出版单位一方面不得不面对靠市场求生存的现实,另一方面似乎也有了自由、大胆追求经济收益的权利……出版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矛盾再一次凸显,关于出版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孰轻孰重的争执似乎又回到了关于出版双重属性之争的原点。进入21世纪,出版业进入转型发展的快车道,出版业进行转企改制,一批出版集团脱颖而出,资本开始快速进入出版行业。同时富有理性的出版家对资本在出版中的作用具有清醒的认识,“理解出版业的现代转型不得不考虑资本的因素、资本的力量、资本的作用。资本力量介入出版业后,一方面加剧了资本意志与文化价值之间的巨大冲突,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两者之间的融合。”[40]“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要不要资本,而在于怎样对待资本,是做资本的附庸和奴隶呢,还是利用资本、驾驭资本以达到出版更多好书的目的。”[41]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出版业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并创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出版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出版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并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灵魂和基石就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新时代出版业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在党和国家层面的机遇有四个方面:第一,共和国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需要文化的引领和支撑;第二,社会矛盾发生变化,从有书读到读好书进行转变,这也是发展的契机,出版业需要转变,需要深化改革;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的阶段,迫切需要文化改革向纵深发展;第四,我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迫切需要文化发展,成为文化大国,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42]这些机遇对党的出版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一)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坚持与创新

1.关于出版功能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核心,鲜明地指出党的出版工作要服务于人民。习近平鼓励出版行业坚持正确导向,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担负起新时代的出版使命。“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习近平特别强调要“学一些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知识,特别要深入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深入学习世界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43]。习近平从个人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振兴两个视角来理解阅读。习近平一方面强调:“读书的好处很多,如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可以陶冶性情、培养和提升思维能力等等。”[44]另一方面,习近平认为提倡阅读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必备条件,是培育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

2.关于为文化强国服务的出版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出版工作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21日在考察甘肃读者出版集团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深厚深邃。同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图老专家的回信中强调,推动全民阅读,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45]2021年5月9日,习近平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46]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回信,为新时代党的出版事业提出努力方向,对出版工作的使命担当提出时代要求,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二)新时代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阅读思想

秉承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关于阅读思想的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主题出版和全民阅读的倡议,出版物已经成为广大读者获取知识文化、了解世界万物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载体。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关于阅读思想的观念在新时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指导意义。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体制机制正在深化改革的特殊时期,人们的思想和利益更加趋于多元化,人们的共同语言、共同理想、共同价值的缺失日益凸显。如果缺乏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和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就缺乏文化思想根基。全民阅读对于强化文化认同、凝聚国家民心、振奋民族精神,对于提高公民素质、净化社会风气、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任何社会共同体都是文化的共同体、观念的共同体。而阅读和观念的关系,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密不可分、相辅相成。”[47]

2014年以来,“倡导全民阅读”连续3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要求推动全民阅读,并将全民阅读列为“十三五”时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全民阅读由此提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2019年3月,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将全民阅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做出安排,部署全民阅读工作。2019年11月,中宣部在深圳召开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经验交流会,有与会者发现,从倡导全民阅读开始至今,已过去十年时间,会议名称出现了细微变化,即由原先的“全民阅读活动”变成了“全民阅读工作”。这一细微的名称变化,彰显出全民阅读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进入新时代,全民阅读迎来新的更大发展。

五、结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党的出版工作在革命时期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探索前进,在创新发展中转型升级,始终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奋斗目标保驾护航,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助力奉献。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发展史中,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随着时代要求而与时俱进,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演进,呈现出不同特点和倾向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历史进程中,更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时代内涵,从毛泽东出版思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的重要论述,提升了出版的价值魅力,体现了顺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主题、揭示时代本质的科学理论创新。”[48]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演进,为新时代更高质量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提供智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