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重视语言学地位的语言现代化事业
——重读伍铁平有关语言学地位的论述

2021-12-04 03:29王庆

大理大学学报 2021年11期

王庆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认识到语言文字工作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当下，如何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如何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在文化充分自信之后，如何积极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增强语言文字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这些都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这一系列的工作都必须以语言文字工作为核心，全面带动人文科学的发展。2021年9月高校语言文字工作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全国各地语委和高校的代表纷纷发表意见，带来各地经验。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视。下面略述中国的语言现代化历程和语言学在人文学科中的领先地位。

一、中国社会和语言现代化

中国的语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特色。传统上，从文字出发对书面语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语音表现的日常口头语言关注较少。《说文解字序》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这是把文字记录的书面语功能提升到了社会治理的起始、沟通古今的桥梁的高度。而对于日常的出于众口的语言，则缺少深入的探索，学者们只是认识到各地言语分歧严重，以致多不能相通晓。

这种状态，随着近现代以来与西洋（或间接通过东洋）的语言学思想接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中国语言研究的现代化过程，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之中，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紧密相联。

“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1〕。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中国社会与欧洲文化深入接触的历史，也是中国社会逐步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现代化开始得比较早，与其他诸多领域相比是领先的。

在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军事现代化的同时及之后，一些接触西方文化较早的人士已经思考中国的语言现代化问题了。语言现代化最初具有强烈的“救世强国”动机，当时大致循着这样的逻辑：国家现代化必须要有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首先要有教育现代化，而教育的现代化必须以语言现代化为前提。这一逻辑理路是深刻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中国的语言现代化大致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是以切音运动为标志的语言现代化社会实践；其次是以欧洲的语言研究理念对中国的语言研究进行改造。

最先行动的是从社会实践上尝试进行中国语言现代化。起初表现为创制切音文字，助力汉字的学习，而后更进一步发展为国语统一运动、汉语拼音化运动。卢戆章自述：十八岁科举应试不中，二十一岁前往新加坡学习英文，二十五岁回到厦门，帮助英国传教士马约翰编译《英华字典》。1892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介绍他创制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他在该书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中说：“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2〕这里不仅讲到切音，还讲到字话一律、字画简易，该序还讲到“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等问题，这基本概括了之后中国语言现代化的主要领域。卢戆章持有强烈的求“国之富强”之心，这是在接触西学以及当时社会刺激下形成的。

不仅卢戆章设计了切音新字，之后还有许多人也都从事其中。1898年林辂存就提到福建力捷三、上海沈学、香港王炳耀、福建蔡锡勇等各有简明字学刊行于世，“大旨以音求字，字即成文，文即为言，无烦讲解，人人皆能”。梁启超在沈学的《沈氏音书》序中说，当时“通人志士，汲汲焉以谐声增文为世界一大事”，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使“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3〕。人们已经认识到，当时存在的问题是：汉字繁难，言文不能一致。随着跟西洋社会的接触日广，很多人已经开始思考国家如何富强，如何开启民智，他们认为一切的源头就在语言现代化。

虽然钱玄同曾提议将中国切音运动之始提前到明代的方以智和刘献廷，可是方、刘二位虽然有拼音字母的提议和设计，但是还不能说是有意识地对汉语做现代化的尝试，他们只是通过比较意识到拼音文字要比汉字简易和方便，并没有将语言文字的研究同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可是，到了清末，社会境况跟明代后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欧洲列强对中国的凌辱，使得一些较早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痛感国家富强之必要，他们才由此开始探索中国的语言现代化道路。这条由切音运动开始的语言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随后逐渐发展成为国语（国家通用语言）统一运动、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化运动、汉字改革等内容。各级各类语言文字工作者，大多从富国强种、教育救国等崇高的理想出发，前仆后继地投入到这一系列的语言现代化运动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推动扫除文盲运动，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以期实现语言现代化。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语言现代化从最开始就以自己特有的贡献闪耀其中。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提升汉语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的语言传播能力，成为新时代语言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中国语言现代化的另一方面表现为：吸收欧洲的语言研究思想和方法，用来研究汉语和改造传统的汉语研究。著名学者资中筠曾提到，当年西南联大历史教授皮名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中国学者认识到现代化的必要，是在跟西方文化有了一定的接触之后，而且还是亲自到西方经历过一番之后，才真正找到努力的方向。严复、容闳、马建忠、卢戆章等都是在跟西方文化有了真切的接触之后，才着手从事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只是他们努力的领域有所不同。严复从事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内容，为的是更新国人的思想观念。容闳从事遣送幼童留学美国一事，“此盖为中国复兴希望之所系，亦即予苦心孤诣以从事者也”，其最终目的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4〕。

中国的传统语言研究起源较早，长期局限于对几部经典的语言的阐释。不过，在近代中国社会遭遇到欧洲文化扩张的时期，中国的语言研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现代化的转变。笔者曾论述马建忠《马氏文通》的写作是他洋务救国行动的继续〔5〕。马建忠最初的理念是洋务救国，受挫之后，才从事《马氏文通》的写作，目的也是节省中国士人学习汉语文的时间，以便将其更多地用在科学技术上。《马氏文通》的写作跟上文提到的切音运动一样，具有强烈的富国救国动机。马建忠在《马氏文通·后序》中说：“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6〕13可以看到，马建忠的写作目的跟卢戆章的用意并无二致，为的都是“求夫实用”，节约学习语言文字的时间，以便从事于数度、格致诸学。这应该是当时比较开明的睁眼看世界的士人的普遍想法。

二、普通语言学理念的引进

《马氏文通·后序》中说：“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均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6〕12可以看出，马建忠是在欧洲普世语法的观念下写成《马氏文通》的。《马氏文通》之后，无论是普世语法、普通语言学，还是历史比较方法、描写方法都陆续介绍到中国，中国语言现代化在吸收、模仿欧洲的语言研究思想和方法上的速度加快了，借鉴是全方位的。

王力先生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谈到普通语言学对于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意义。1943年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自序中谈到中国语法学者必须有普通语言学的修养〔7〕。1957年在谈到“中国语言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时说：“中国语言学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普通语言学的落后。这一个薄弱的部门如果不加强，中国的语言学的发展前途就会遭受很大的障碍。”〔8〕在《中国语言学史》讲到描写语言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时说，“直到普通语言学传到中国，学者们的眼光才有了转变，能对现代语言进行静态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用的是崭新的一套”〔9〕163。

王建军认为，“普通语言学是衡量一个国家研究总体能量与基本水平的重要参数。令人遗憾的是，在如此显要的领域，中国语言学几乎没有任何发明与创造，其状况诚如何九盈先生所言：‘在整整半个世纪之内，中国没有产生一位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通语言学家’”〔10〕。有关中国普通语言学的发展，不同的人或有不同的观点。可是，对于普通语言学的重要，很多学者还是能大致取得一致意见的。

中国的普通语言学的建设，在20世纪上半叶，有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王古鲁的《言语学通论》、沈步洲的《言语学概论》、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等出版。这一时期，只是对普通语言学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普通语言学建设受到苏联的影响较深，契科巴瓦的《语言学概论》、布达哥夫的《语言学概论》、兹维金采夫的《普通语言学纲要》都被介绍到中国。伍铁平翻译审定了兹维金采夫的《普通语言学纲要》，自己也主编过《普通语言学概要》①参见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伍铁平、马福聚、汤庭国等译，王超尘、信德麟、黄树南、伍铁平校，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伍铁平主编《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为普通语言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伍铁平（1928—2013）,湖南湘潭人，解放前在大学期间就入党的老党员，也是我党培养的早期语言文字工作者，他几乎是全力从事普通语言学的建设和宣传，主编过以介绍国外语言学成果的学术刊物《国外语言学》，是中国第一位从事模糊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以及较早从事比较词源学、中西语言学说史比较研究的学者。除了前面介绍的专著以及几百篇学术论文之外，伍铁平建设普通语言学学科的努力还表现在他大力宣扬的“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11〕93这一论题上，这体现了他宽阔的学术视野，也是建设中国的普通语言学所必须的。

三、语言学是“领先”科学的依据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伍铁平在中国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其实，美国语言学家葛林伯格（J.H.Greenberg）最先提出这种说法并用作自己文章的标题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1973）①葛林伯格的文章载E.P.Hamp主编的Themes in Linguistics ：The 1970’s（Morton Press.1973）一书。其中Pilot一词，伍铁平先生译为“领先”，最先见于1980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他所作的同名报告；钱锋、陈光磊称“带头”，见他们发表的《语言学既是基础科学，又是带头科学》一文，载《语文现代化》第5辑，语文出版社1981年版；张志公称“先导”，他说“语言学不仅是各种科学的基础部分，而且又是先导科学”（《北京社联通讯》1984/3）；有人称“先行”，如“在一些发达国家，语言学之所以被称作先行学科……”（见许嘉璐、王福祥、刘润清《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编者的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姚小平称清代的小学是一门“领路”的学科，一门导向至理大道的基础学科（见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自序）。褚孝泉提到，“语言学在人类知识史的整个过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来甚至蔚然成大国，被推崇为人文学科的领头学科”（见褚孝泉《语言科学探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最初笔者是质疑这种说法的：无论怎么强调语言学的重要，语言学也并不是什么显学，很多人从未听说过这门学科，号称语言资源丰富的某省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综合刊物根本就没有语言学的位置，编辑明确告诉笔者，他们不发表语言学研究的文章；如此，怎么能笼统地说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呢？而其“领先”又怎么解释呢？

读了伍铁平先生的书，笔者才略微懂得：之所以说语言学“领先”，主要是从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说的，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语言学曾是众多学科仿效的对象，对其他一些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语言学不仅为其他一些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研究理念和方法上的范式，而且也以其取得的研究成果为其他一些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实质上的支持。从这些方面来主张语言学的“领先”，这是在更广阔的研究视野上来立论的。

葛林伯格的文章“Linguistics as a Pilot Science”开篇第一句话即“语言学在不同时期都是其他科学的楷模，这一点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言是始终如此，对于自然科学则不尽然”〔11〕2。接着葛林伯格分别论述了19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20世纪后半叶的生成语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其他学科的影响。

首先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它为语言学赢得了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崇高声誉，同自然科学一样找到了语音演变“无例外”的规律，语言的很多看似纷乱的现象不再无序；另外，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的成绩对思考种族的历史、民族的迁徙、历史考古以及文化的传播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历史比较语言学也为其他一些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研究模式，使其通过历史比较法获得了有历史意义的成果，伍铁平先生指出，“语言演变思想的提出比达尔文1859年提出的物种演变的进化论思想早半个世纪”〔11〕14。又如比较神话学、比较法学、比较文学、比较民俗学等都不仅在方法上得益于比较方法，而且还充分利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取得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葛林伯格把原理上的借鉴称为“形式上”的仿效，把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具体成果的利用称为“实质上”的应用。

20世纪上半叶结构主义语言学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其系统的观点为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研究范式，在描写语言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普遍的方法，在当时被认为是精确的技术，使语言学达到了“科学”的水平。美国语言学家Pike曾信心满满地将描写语言的方法运用到文化人类学中，期待分析文化素材和文化概念。他创立的两个广泛使用的术语emic和etic②Etic（素）与Emic（位）的对立是“实质”与“功能”上的对立；前者是指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物质层面的单位，后者是指从功能角度具有区别性的单位。直接来源于语言学研究中的phonemic和phonetic两个词，也是语言学对其他科学所提供的“实质上”的帮助。

20世纪后半叶产生的生成语法，虽然是一种处理语言自身的理论，但它采用逻辑和数学的方法，以抽象化的规则生成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这种思想非常符合科学化时代的观念，在许多领域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效仿；生成语言学有关语言是一套内在生成机制的观念也对认知和心理科学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生成语法对语言和语法的理念、对儿童语言习得机制的观点、形式化的研究方法，使得语言学研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带动了哲学、逻辑、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其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等术语也为一些学科（如文学）所借用；生成的理念、形式化的方法，也非常适合20世纪的工程语言学、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领域研究的需要。

上述三种主要形态的语言学潮流，其理念、方法以及取得的成果都曾被认为达到了当时的“科学”的水平。从18、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都以向“自然科学”看齐为荣①徐通锵、王洪君曾言：“语言学由于善于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因而他的理论和方法在人文科学中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其他学科往往需要从语言学中学习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参见徐通锵、王洪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语言学》，载《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这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自然科学为语言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而其他人文学科又转而从语言学学习理论和方法。而实际上，伍铁平指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生以及语言演变的思想的提出都比1859年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学说要早半个多世纪；而且也并不是其他人文学科都要从语言学学习理论和方法（参见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说语言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里面最接近自然科学②王力先生说过：“他喜欢文学和语言学，但更爱语言学，因为语言学是科学”（参见周流溪《学者的良知与真知——伍铁平先生的学术精神》，载《大连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虽然有人努力将语言学向自然科学方向上比附，可是吕叔湘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序言中说，“说到底，语言学本质上仍然是一门人文科学。它也跟别的人文科学一样，可以尽量利用技术科学的帮助进行它的工作，但是它自身不会变成一门技术科学”（参见吕叔湘《吕叔湘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页）。。语言中的形式固然可以分析，类似自然科学；可是，语言中也有些不那么容易分析的东西。比如意义，一直到现在，对意义的分析并没有太好的办法；一些借鉴形式分析的方法并不奏效，如用义素分析法来分析意义并不成功。葛林伯格也谈到：语言学为其他学科所效仿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语言本身的特点有可能妨碍语言学理论应用到其他学科领域。例如emic和etic的理论在文化人类学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分析文化上的概念跟分析单纯的语音还是很不同的，此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共时性及非定量性也有其局限。又如生成语法虽然在计算、工程等领域有不少应用，但对于实际的语言教学功效并不明显。杨成凯认为，生成语法“形式化程度极高，所以在用以描写一种自然语言整体时，其结果是或则流于表浅，不能深入，或则荆棘丛生，顾此失彼，以致中外都没有用转换生成模式写成完整的语法书”〔12〕375。有人说，乔姆斯基并不关心其语法理论是否可以服务语言教学。不过，其语法理论不能很好地应用于语言教学，这应该是生成语法的一大缺憾。

受到葛林伯格文章的影响，伍铁平先生接连写了三篇文章：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再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三论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另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语言和语言学的重要性》，又与黄长著合写了《语言、语言学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伍铁平先生所做的是在科学哲学层面的语言学研究，这必须有广阔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作为后盾。伍先生的这些文章为当时语言学学科的建设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一些语言学工作者反映，伍铁平先生的文章对他们在当地开展语言学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吴世雄也撰文积极宣扬语言科学的带头作用，认为：“从1980年伍铁平先生首次发表‘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的论述以来，我国学术界发表了大量文章，论述语言学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对我国学术界重新认识和评价语言学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3〕从伍先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伍先生的视野是相当开阔的。他利用自己掌握多种外语的优势，在学者们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的那个时代，翻译介绍了国外同行的许多最新研究成果，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拓展语言研究的视野提供了莫大的帮助。后来伍先生的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模糊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比较词源学、中西语言学说史比较以及普通语言学学科建设等领域；其研究领域是如此广泛，也为当代语言学者做出了榜样。当然，伍先生在其文中提到的多个领域并非都是能手，可是伍先生的过人之处就是能够虚心向其他专业领域的人士请益。在校译罗马尼亚学者马尔库斯的文章《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时，他积极向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王世强、生物系何大成、物理系姜璐三位教授请教，这也为语言学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种积极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互动，正是语言学所以能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语言学是“领先”科学的新认识

现在，语言学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还要说“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科学”，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第一，语言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其他很多学科的发展必先以语言研究为基础，语言学就类似自然科学中的数学、物理学和化学。很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起点是文本，而文本的研究就从语言学开始。无论是对古代文献的解读还是对没有文字族群的社会和文化进行研究，都得从语言做起。美国的描写语言学就是在记录保存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基础上发展成熟起来的，因此美国语言学天然地同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有密切的联系。对于一些历史上已经湮灭的文化的发掘也离不开语言学的功绩。例如，古埃及学和亚述学的兴起就是以古埃及圣书字的解读和泥版文书的解读为前提。在清末，随着外国势力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窥视，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可是我国学者在西域古语言方面的研究并不擅长，因此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只能落后于国际同行；陈寅恪、季羡林①季羡林1935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1941年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是：Die Konjugatio n des finiten Verbums in den Gāthās des Mahāvastu.汉语译名或作《＜大事〉偈颂中动词的变位》，或作《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格》，参见季羡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季羡林《留德十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著名学者早年也不得不漂洋万里，先到欧美去学习语言学。在这些领域，语言学是先导，这是毫无疑问的。索绪尔在讲到语言学的用途时说：“语言学问题会使一切要利用文献的人如历史学家、语文学家等等发生兴趣，那是很明显的。”〔14〕27

第二，一些学科通过分析其本身所使用的语言而取得进展，这突出地表现在现代的哲学研究上。哲学研究上曾出现了Linguistic Turn，有人翻译为“语言学转向”，有人译为“语言转向”。“语言转向”强调哲学研究的重点转而关注语言，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非常关注日常语言的研究，受其影响的牛津-剑桥学派的语言分析哲学被称为日常语言哲学。伍铁平曾谈到，“布朗甚至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叫作‘维特根斯坦语言学’，并认为他和乔姆斯基尽管有区别，但是在语言的基本问题上有许多类同的地方，即都认为言语的运用受制于人的某种内在能力，某种天生的知识”〔14〕4。海德格尔也沉思语言和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观念世界因语言而存在〔15〕。将Linguistic Turn翻译为“语言学转向”则更注重强调哲学上也可以运用语言学上的分析方法，以期取得研究上的进步；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表明了哲学研究上的致密和精微。哲学最初关注世界的发生、时间和空间的思考等本体论问题，这些问题都高度抽象。后来人们发现有关前期哲学的许多争论都跟人的认识和知识的来源有关系，所以哲学上产生了第一次转向，即认识论转向。之后，哲学上又产生了语言和语言学转向，认为语言的研究以及进行语言学性质的分析能揭示哲学上更深层次的东西；一次一次的转向标志着哲学研究上的进步。除了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之外，其他一些学科也曾相信，各自的学科可能通过分析科学本身使用的语言而取得进展〔16〕。Roy Harris著有The Linguistics of History（《历史的语言学》），探索西方历史哲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17〕。不过这些领域并没有取得像哲学领域所取得的那样突出的成绩。

第三，语言学为其他学科提供了可供仿效的一般理论、元语言、术语等。关于这一点，葛林伯格文中提到很多，例如比较的方法、系统的理念、生成的理念、emic和etic之类的术语等。比较的方法所产生的影响，上面已经谈了许多。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需要多说几句。虽然大家都在称说“结构主义”语言学，可是其最本质的思想是“系统”（system）的理念，“系统”之中，成员的价值决定于它与其他成员间的关系；索绪尔多次使用“系统”一词，相反他极少使用“结构”（structure）一词①“On emploie souvent les termes de construction et de structureàpropos de la formation des mots.”参见Saussure，Ferdinand d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Payot，1949：244。Bussmann认为索绪尔没有使用structure这一术语（“Even though de Saussure did not use the term‘structure’in his posthumously published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参见Bussmann，Hadumod.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regory P.Trauth and Kerstin Kazzazi.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458.。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编历史语言学第七章讲到“结构”一词，用作构词法的术语。索绪尔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语言看作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他曾将语言比喻为国际象棋系统：“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接受自己固有的秩序。把它跟国际象棋相比，将更可以使人感觉到这一点。”〔14〕46历史比较语言学固然可以十分精深，可是它一般都是孤立地研究某些语音或语法形式，全然没有整体的“语言”的概念。索绪尔来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阵营内部，明确提出语言是一个系统，主张对语言共时系统（结构）的研究要比对语音历史演变的研究更重要，表达了对历史比较语言学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原子主义（Atomism）的背离。索绪尔的系统观点迅速得到认同，并在语言学之外的很多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鲁别茨柯依说：“我们生活的时代特征是在一切科学中都有用结构主义取代原子主义、用普遍主义取代个人主义的趋势。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科学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11〕5法国学者克洛德·列维-斯特罗斯还直接利用语言学上的音位分析方法来分析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概念，并把他的人类学称为结构主义人类学。伍铁平还提到，结构主义虽然在语言学中已经盛况不再，可是在哲学、宗教学、逻辑学、文学、音乐、美学、历史学、民俗学、教育学，甚至建筑学、医学、数学、精神病学等领域都有结构主义的思潮〔11〕131。

结构主义思想虽然空前繁盛，可是也有其缺点。葛林伯格就指出：结构主义注重共时的特点，不能用来解释历史演变。现在看来，索绪尔的国际象棋的比喻跟语言系统也是有不同的；国际象棋有明显的边界，可是语言却没有明确的边界。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也只具有理论意义，现实中是很难区分的。索绪尔所谓的语言存在于社会集体心理之中，这种形式的“语言”是无从找寻的、也是无从琢磨的。不过，索绪尔所提出的这种明显抽象意义上的“语言”概念、“系统”的理念对其他一些科学的研究确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应该说，索绪尔的系统思想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20世纪的精神就是系统的思想②伍铁平认为，“系统论虽然是贝特朗菲最先提出的，但他显然受惠于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思想”（参见《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第31页）。。杨成凯曾说，“强调理论和知识整体的系统性是20世纪的时代精神的一个明显特征”〔12〕382。当然，索绪尔还为语言学提供了一些术语，如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历时和共时、组合和聚合、形式和意义等，这些术语有些虽然只具有理论意义，并没有多大实际用处，可是作为一种思想，却对其他一些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索绪尔创造的术语之外，布拉格学派使用的标记理论等也为其他一些学科所借鉴。直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结构主义仍然很有市场，系统的思想仍然是很多时候我们思考问题的指导思想。

第四，语言学的领先作用还表现在它积极开拓其研究领域，在各种不同领域开疆拓土，同其他的不同学科建立交叉研究，这使得语言学这一学科的研究视野非常宽阔。在各门学科相互渗透、互相交叉而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中，语言学表现突出，堪称楷模。如语言学与考古学、语言与史前史、语言与种族、语言古生物学，这些都得益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都曾提到。现在已经发展的一些语言学分支学科有：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模糊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工程语言学、病理语言学、法律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生物语言学、生态语言学、语言传播学、语言地理学、语言社会学等；其他的交叉领域如语言与文学、语言与哲学、语言与认知、语言与人工智能、语言与社会治理、语言与人类进化、语言与人类思维/认知的形成等，都需要语言学的积极介入。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在《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的地位》一文中说：“人们早已认识到语言学对人类学和文化史的重要性。随着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语言已被证明是人类的各门科学的有效工具，同时它自身也从其他学科中获得许多启示。现代语言学家已经很难将自己限制在传统课题的研究范围里。如果稍有想象力的话，他就一定会从语言同人类学和文化史、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更远一点，同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联系中，分享到部分或全部共同的惠益。”〔11〕131胡壮麟也曾著文《谈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倾向》，认为当前语言学更倾向于跨学科发展〔18〕。戴炜华、吴国玢认为语言学不仅在本质上是跨学科性质的，而且其研究方法也同自然科学息息相关，对语言学与自然科学尤其与物理学的关系，以及科学隐喻和科学语言的作用等进行了探讨〔19〕。许国璋曾这样讲到语言学的发展：“现代语言学自索绪尔起，立论方法不同于前此时期语言学的立论，前此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几十年中为同行学者所接受了的学说。现代语言学则是先立论以指导实践。有的立论之初，不失为可行的见解，但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学科，则又显得不足。有的在一二篇颇有新意的论文以后，下面的文章就做不下去。还有，从60年代起，语言学在西方已成为时髦的学问，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科际研究成为时尚。”〔20〕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跨学科研究是语言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语言学能在如此广阔的研究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了避免语言学研究的“狭隘化”倾向，著名语言学史家E.F.K.Koerner使用Linguistics或Language Sciences，而不使用linguistic science①“The‘History of Linguistics’（HoL）—frequently also referred to as‘History of the Language Sciences’—is an attempt to steer away from a narrow view of‘language science’.”（参见Koerner，E.F.K.History of Linguistics：The Field，in Concis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Science：From the Sumerians to the Cognitivists.Elsevier Science Ltd，1995.）。伍铁平的文中曾引用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假说的提出者MaxPlanck（1858-1947）在《世界物理图像的统一性》一书中说过的话：“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11〕23我们觉得Planck的话在今天仍然值得借鉴，也一定能够指导语言学开拓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语言学确实曾是也仍然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周流溪认为认知语言学对语言的拟像性、隐喻、语法化等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透彻解释，又使语言学成为了领先的学科〔21〕。这些都是指语言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导夫先路”的作用。可是，这并不等于说语言学的研究已经相当发达，伍铁平先生所称的“领先（Pilot）”并不是“发达”的意思。伍先生的文章较为充分地展示了语言科学在当时所达到的广阔程度，而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需要追赶的空间。

五、语言学复合型人才和语言现代化的继续开拓

从上面的论述或许可以看到，语言学领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趋势是多学科的交叉发展，语言学的理念、研究范式、抑或是具体的研究成果为其他一些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从这一点来说，语言学走在了很多学科的前列。在交叉学科和复合型研究的趋势下，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也存在不太理想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的语言学人才培养走的是一个相对狭窄的专业化模式。就中国语言文学这一专业来说，学习语言学的对文学大多不闻不问，而学习文学的对语言学也大多茫然。这种狭隘的专业观十分不利于未来语言学的发展。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传统培养模式的不足，正逐步加以改变。现在，大学教育正在淡化狭隘的专业观，为学生增加跨专业以及跨院系选修的课程，很多学校都开始尝试宽口径的培养人才模式，例如北京大学的元培班，北京师范大学的励耘班等，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加优化，培养复合型人才，以便适应未来学科发展的要求。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也应该考虑从跨学科的角度选拔学生。从2020年开始，一些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尝“大综合”的考试，报考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也要考试文学方面的内容。以前，很多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方向的学生，在古代汉语方面的积累明显不足。现在，还要求考生在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基础。这种大综合式的考试，很多学生目前可能还不适应，可这是我们尝试改变以前那种过分狭隘的专业化人才模式的一种尝试。2021年1月13日，教育部网站正式公布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的通知》，这也是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尝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原来的专而又专的培养模式已经不利于很多学科的发展，至少对语言学的未来发展来说是很不适应了。

对于语言学科发展越来越专业的倾向，伍铁平曾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也应看到，近年来在语言学中也有一种力图从它同各门学科的关系中游离开来，建立所谓自主句法等的倾向。对此肯尼斯·派克最近著文进行了批评。他说：“在我看来，想使语言学脱离开其他学科，使之完全独立出来的企图在哲学上和实践上都会遇到同样的困难。”〔11〕42记得国际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讲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有一位研究汉语史、音韵学的人也曾在史语所的会议上主张语言所的独立，最终被何炳棣等学者斥退。傅斯年先生当年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显受到了发源于德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其所提倡的也是一种具有大气象的宏阔的研究，而不是走清代小学末流的老路。从当今语言学从业者的研究范围来看，语言学确实存在着视野短浅的危机，甚至是语言学内部的一些分支学科之间也不相为谋。杨成凯曾针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指出：“多年来汉语语法研究既跟词汇学、词典学、篇章和文体等方面的研究脱节，也跟其他社会实践脱节。过分地闭关自守既限制了汉语语法的实际应用和发展天地，也容易使语法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终至盘马不前。要想活跃汉语语法思想，就需要开发它的功能，使它尽可能地与众多有关方面接口和同步。”〔12〕395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很早就已经体察到语言学领域中的狭隘化倾向，而狭隘的研究领域必然会导致研究的繁琐不堪。他曾说：“近年来对语言的兴趣显然正在超越严格的语言学圈子。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不论是研究历史问题，还是研究人类行为问题，理解语言机制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只是希望，语言学家将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学科在整个科学领域的重大意义，而不致孤零零地继承那种可能变为学究式的传统，如果不用超出对语言本身形式的兴趣去赋予这种传统以新生命的话……人们指责语言学家的视野未能超出其所研究的学科的‘美妙的’框框，这是非常正确的……现代语言学家已经很难将自己限制在传统课题的研究范围里。”〔11〕55萨丕尔的话虽然不是针对中国的语言学来说的，但我们也应该引以为戒。

杨成凯也曾观察中外语言学工作者的差距，指出国外语言学研究者的优势以及他们能不断提出新理论的原因，值得当今语言学工作者深思：“当代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大都有跨学科的性质，当前国外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不少在哲学、数学、逻辑等学科或工程技术方面学有根柢，他们把外学科的思想和方法带入语言学研究之中，提出了许多新理论。”〔12〕387仅举一个例子略作说明。现在，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领域，其隐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语言乃至理解人类认知思维模式的有价值的视角。语言上的“认知隐喻”现象，在我国古代的训诂著作中早就提到过。《公羊传·文公十三年》：“往党，卫侯会公于沓，至得与晋侯盟。反党，郑伯会公于棐。”何休注：“党，所也。所，犹时，齐人语也。”这是语言上表示“处所”的词被用来表示“时间”的例子，是认知上的隐喻在语言上的表现。俞敏提到这种现象时说，“现代物理‘时’‘空’两个概念已经打通了。古人说话，也常互相借用”〔22〕。无论是《公羊传》的何休注，还是俞敏先生的说解，都触及到了现代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不过遗憾的是，我们的语言研究者没有能将这些语言上的点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多是就语言而论语言，没有在更广阔的视野内观察问题。若能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内联系“隐喻”现象，则总结为理论性结论的可能性必然会高一些。

未来的语言学发展，需要我们更多地跟国际同行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为了引进国际先进的语言研究理念，还可以对语言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方面的差异进行对比研究。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大多起源于国外的语言学研究实践，之后为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者所接受。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语言学领域的新理论大都是从国外语言学界翻译引进的。伍铁平先生曾主编《国外语言学》杂志，对于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和传播有很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也因为吸收借鉴国外相对先进的语言学理论而焕发生机。例如音韵学充分借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唐兰、陈梦家、刘又辛等学者也都充分借鉴了国外文字学研究的成果而将我国传统的文字学推向前进，训诂学的发展也受到了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发展的影响而取得进步。我们应该看到，语言理论的创新跟从业者的知识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语言从业者自身知识结构的差异也应该引起语言学（史）研究者的注意。姚小平曾对比清代语言学和同时代的德国语言学，指出清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太狭窄，除了汉语之外，对其他语言没有多少研究；而德国同时期的语言学研究范围却远远超过德语本身，对古典语言如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及欧洲语言之外的世界各地的语言都进行了有效的研究。因为语言研究范围的扩大，德国语言学得以建立起两个比较研究的分支，一是基于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二是跨语系的语言类型比较研究〔23〕。清代语言学固然取得了很高的成绩，但是没有相邻学科的援助和激发，以至于思维有很大的局限，始终附属于经学。而德国的语言学却能充分借鉴多门自然科学的术语、理念和研究成果，逐步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语言学，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欧洲的很多语言学者大都具有利用多种不同语言的能力，英语中linguist一词不仅指语言研究的学者，还指会说多种语言的人。在掌握多种语言方面，我国的语言学者远不及很多国际同行，这也使得我们的语言科学创新能力严重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