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性的生成依据及具体表征

谭长峰

摘要：整体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规定与鲜明特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主要有两方面的表征：一方面，该思想是在整体性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精髓要义及中国传统文化天人观核心要义、整体性满足生态系统要求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诉求之中得以形成的;另一方面，该思想的整体性是在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系统统筹的生态方法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论、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之中得以彰显的。生成依据与具体表征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回答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性“何以必然”“何以体现”的问题。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性;生成依据;具体表征

中图分类号：D64;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1）05-0055-07

习近平从整体出发在进行思考、认识、解决我国现实生态问题过程中达到了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其思想理论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习近平汲取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生态自然观的思想精髓，立足生态系统的整体性，顾及人类文明发展大局，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思想。深入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有利于全面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理基础、精髓要义、理论体系，更好地发挥其在生态文明整体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本文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何以必然”“何以体现”两个层面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性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以及具体表征进行具体分析，力图全面完整地描摹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的理论全貌。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性的生成依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基因，并且该思想作为与现实和实践相一致的时代理论，是对生态系统及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的现实反映。

（一）理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生态自然观的继承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本源及其内在演化规律的认识，也包括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看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世界处在一张普遍交织的密网之中，因此他们从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制约的关系出发探求生态自然规律与人类发展规律的内在联系。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他首先承认了自然的先在性，把人类实践活动尚未涉及的自然看作是自在自然，自在自然中直接的存在物为人的出现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前提，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1]180，自在自然所蕴藏的丰富自然资源只是为人提供一个可能世界，而人有意识的精神活动则在可能世界中建立起了一个目的性的世界，并且人通过自觉的实践活动将自己的目的转化为现实，因此自然对人类需要的满足程度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发展的程度，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以实践为中介的双向互动中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对象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将自然力量转化为人自身生命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自然的认识展现出多维图景，即自然包括独立于人之外的自在自然、人自身的自然以及被人类实践活动改造过的人化自然。实际上马克思是以人对自然的参与程度为标准形成了对自然的认识，在马克思那里，自然是一个整体性概念，马克思眼中的自然界是与人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感性的、实践的自然界，是自在自然及人化自然相统一的自然界。在这个统一的有機整体中，作为自然中的人需要不断通过改造外部物质世界确证自己人的意识、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然也被打上了人的烙印并不断向人生成，但自然界作为天然性、人工性和生态性的统一，无视自然对人的约束，而过度追求自然的人化必将瓦解自然的整体性，从而招致自然的报复，因此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应更加慎重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把人与社会的发展放在整体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考虑，强调“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2]11，并在谈及黄河流域保护和发展问题时提出要建设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际上就是为避免自然被过度地人化而给予自然休养生息的空间，这一系列的观点论断及政策落实是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生态自然观的践行和发展，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整体性理论基因的继承。

习近平指出：“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3]其中中国优秀生态思想的天人观是中国古代先贤对自然整体性认识的最主要的观点。“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根本之道，亦是中国古代圣人君子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易传》“三才说”认为天、地、人各有其道，但三者之间却存在着生命本源性的关联，天之道“始万物”，地之道“生万物”，而人之道“成万物”，天、地、人相融相依而万物化生，“生生之谓易”[4]。老子哲学把“道”作为创生万物之本源，“道生万物”，世界万物得一而归于道。“道”虽为万物之母但终究还是要回归自然，“道法自然”强调万物有自身生长演化的自然规律，不需要有人为的雕琢干涉，天道、人道本就是统一的，而“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无为而无不为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庄子也认为“道”是“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人只有像圣人那样“法天贵真”，遵顺自然的本性，效法“道”，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与道家学说不同，孔子提倡人在面对自然时要“畏天命”，孟子则认为“天人相通”，“知其性者，则知天也”，强调人认识到自己善的本性就可以明晰天道。荀子第一次提出“制天命而用之”、面对自然人应当“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5]，依照自然的变化来安排人之“所为”。除此之外，刘禹锡提出的“天人交相胜”，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思想都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尽管中国古代先贤关于天、地、人的思考大多建立在感官经验的基础之上，有着一定的迷信和蒙昧色彩，但他们关于人与自然整体性关系的朴素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发展，并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深刻的生态价值。习近平则汲取中国传统整体性自然观的合理因素并赋予其更多的时代元素，他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提出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6]，实际上“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就是强调我们要“畏天命”，承认自然对人类行为的约束作用，而“顺应自然”所顺应的是自然规律，与“道法自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保护自然”则强调我们在面对自然时要“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从而保证自然的正向发展。

（二）现实依据：满足生态系统整体性及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的理论诉求

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态系统”概念，他把生态系统看作是生物及其环境在相互影响的动态演化中形成的整体。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概念自提出之初就属于整体性范畴。随着现代分析科学的不断进步，生态学吸收系统论、协同学及其他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解释了生物及其周围系统双向交流的机制和途径，更加深了人们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理解。生态学走进社会领域，人们深化对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链属关系的认识更要从要素相关性角度把握生态系统的“关系之有”，即要从人、自然和社会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状态中把握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笛卡尔开创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体系造成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严重割裂，而人类的生活及生产实践证明，生态存在系统是由人、自然、社会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大的生态系统中有无数低层次的小系统作为它的部分和要素，如自然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人类群体又涵盖无数的利益集团，同时系统内部存在着各要素相互纠缠、相互联结的复杂性关系，如人类个体之间在相互交往的关系中构成社会有机系统共同与自然进行沟通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也将实现人与人的和解。无数大系统和小系统相结合构成整体的生态系统，整体系统在其内部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系统冲突及协同的关系中呈现出稳定的状态，但这种稳定是指生态系统在动态演化中的相对稳定状态，是多种多样变化中的稳定，当生态系统内部某些要素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打破了与其他要素的相持关系甚至对其他要素构成毁灭性威胁时，稳定状态就会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就可能面临崩坏，这种崩坏的结果包括或者由于生态系统的自组织性调节系统内部各要素使他们重新从无序走向有序，或者使原来的系统瓦解从而重新组成更为高级或更为低级的系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要求作为时代精华的理论要有立足全局的战略眼光，全面具体地认识生态系统发展规律及其内部各要素的耦合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响应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理论诉求，立足于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强调生态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保持这一整体系统的最佳生态状况就是要协调好其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推动整个生态系统向好向上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整体性任务。从生态文明本身来讲，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是对工业文明全方面的否定和超越，这种超越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善，更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提升，生态文明建设要符合生态文明的整体性发展要求，就要把生态化原则贯彻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推动文明整体各维度的联动变革。从生态治理方面来讲，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强调任何一个环节的丢失都可能导致整个生态链条的断裂，因此生态治理不能就山论山、就水论水，而应该从各个生态要素相互依存、互为根基的关系出发，从促进生态内在系统优化的角度对生态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平性来讲，我国现阶段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生态建设不平衡的状况，让生态环境成为人人享有的普惠产品必须把整体性原则贯穿于各区域的发展建设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上来讲，我国各行政区域责任划分明显、各相关部门治理职能分散，在对待生态问题时各区域、各部门易出现推诿扯皮、“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现象，因此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效率需对生态环境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形成更高层面的协调机制，把各类资源纳入统一治理的框架中。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主体来讲，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关键在于构建多元主體参与的治理模式，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有效驱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格局。从生态文明建设横向的共时性来讲，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而生态问题关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全球携手协作共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各国转变零和博弈思维，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从生态文明建设纵向的历时性来讲，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历时弥久的历史任务，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整体任务与阶段性任务相结合，既要谋划长远，又要立足当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调整优化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要求理论的科学性与全面性，习近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历史高度上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回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问题，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五大体系①，概括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②，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性任务的完整理论解答。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性的具体表征

习近平从“共同体”理念的宏大视野中认识整个世界，并以系统整体的方法论原则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针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有机整体的生态世界观

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用系统、联系的观点所阐发的共同体理念蕴含着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

“生命共同体”意旨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多元要素在统一体中相生相融的内生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7]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创新论断。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共同体，首先就包含对人与自然二元要素互相排斥、互相外在关系的理解，这也是二者共生、共存、共荣的基本前提。人与自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二者互为存在，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对象性关系是督促双方不断向前演化的内在动力。原始时期，人在与自然对抗的夹缝中求生存，从人为满足自身需求而展开的第一项实践活动开始人与自然就呈现出相互分离的趋势，生产力的提高也彰显着人对自然改造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在实践中似乎逐渐摆脱作为动物的自然属性，而以人类独有的社会文明来代替。然而人与自然是一对关系范畴，二者只有在相互联系中才能彰显各自的本质和规定。人是自然中的人，人通过劳动占有作为其对象的自然发展自身，人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实践的、能动的类存在物表现出对自然对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但同时人作为肉体的、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也被自然的必然性所规定着。自然对于人是人的自然界，动物依靠自然的选择生存发展仅是自然的组成部分，而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的原有形态成为自然的对象，因此自然只有作为人的对象对于人才显意义，而“被抽象、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178。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把握住了人与自然在历史的演化中既相互对立又交互缠绕的一体性关系，对于整个生态世界共同体关系的理解既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目前相对稳定的实然状态，又描绘了二者关系未来发展演化的应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