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为媒：青藏地区同中原王朝的交往研究*

先 巴，马露月

(青海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中国被认为是茶的故乡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丝绸、瓷器之于中国,茶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中华内地的植茶、制茶和饮茶之风源远流长，但是茶的影响力不仅如此，茶文化的影响力在远在边疆的青藏高原地区也依然强大，早在唐前青藏边疆与内地庙堂的以茶换马、以茶治疆的茶马交换之路就得以开启，边疆地区文化的生成也就受影响于这条茶马互换之路，可以说没有这条茶马之路就没有如今青藏地区的地域文化表象。

一、青藏地区茶文化的形成

青藏地区茶文化的产生是多重因素共同促成，且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茶文化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茶这种生活资料产生的综合文化现象，这种综合文化当中除了茶本身的饮食属性，还包含了礼仪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功能属性等。当这些属性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加入茶当中，茶文化随之产生。

茶本身自带的饮食属性是深受中国人喜爱的，茶饮味甘润喉，生津止渴是上好的饮品。而在青藏地区的茶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选找到另外一些适应青藏地区本地的茶叶饮食属性。在古代由于青藏地区的地理因素导致饮食主要以肉类、青稞为主，这使得青藏地区人缺少维生素的摄入。并且由于多食肉类、糌粑等难以消化的食物，青藏地区人还需要其他帮助消化的食品。而茶的出现正好满足了青藏地区的两个需求，茶中富含茶碱、咖啡碱、维生素对维生素的补充和人消化系统的帮助都是很大的。

有了饮食属性的基础，茶叶在青藏地区就有了需求。因为青藏地区本地并不产茶，但盛产内地需要的西北战马；内地产茶，封建政府又有对西北战马的需求，有了这样的供求关系，故出现“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的茶马互市商贸通道，至此茶的经济属性加入了青藏地区茶文化中。

茶马互市的产生除了带给青藏地区茶文化的经济属性外，还在一定时期内赋予了它政治属性，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常见的。茶马互市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在此期间的封建统治者利用青藏地区对于茶的需求达到了很多政治目的。比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封建王朝通过“茶马贸易”获得大量的战马，以此来实现“以茶治边”，在增强自身防御力的同时，也稳定了在青藏地区的政治地位，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另外，通过边疆地区和中原王朝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进一步推动了双方文化上的交流，这也巩固中原王朝同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仅有利于各民族团结，也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茶马互市发展到了清代时期，特别是雍正年间，青藏地区茶马交换的比例已经严重偏向内陆茶叶，茶马互换变成了彻底不公平的交易，在这种不断被封建王朝剥削下，青藏地区茶文化的政治属性开始消失。

在青藏地区随着这些额外属性一步步地在茶文化中体现，青藏地区的茶文化才逐渐形成。

二、青藏地区同中原王朝的“茶交流”

据陈椽《茶业通史》记载：“唐前，茶为少数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所占有，还未成为民间的普遍饮料，产量是不会多的。”[1]55可见当时中国的茶业不是很发达，但是随着制茶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产茶地区的不断增多，到了唐代的时候，饮茶已经非常普遍了，茶叶产量也随之增多，茶叶的盈余也为茶叶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以茶为媒介、为纽带的内地与藏区之间的茶马贸易，自唐以来，历经千余年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从未间断，成为藏汉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篇章。

茶，真正意义上和藏族地区发生联系是从隋唐开始的，隋朝开辟了通往吐蕃的“官道”，而雅州大路是藏茶入藏的通道，自雅州向西，经多功坝、绿永关、绿关河，经虎头峡、罗家、罗李、仓子坝、顺荥经河上行，翻山越岭，抵黎州(今汉源宜东镇)。这条运送藏茶的大路长盛不衰，络绎不绝，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茶在藏族地区的起源在《汉藏史集》中就有描写到茶叶、茶具的出现可以追溯的到唐朝。此外还有一种说法：随着文成公主入藏带去的物品中就包括了茶叶和茶具。文成公主入藏不仅促进了汉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加强了汉藏两族人民的联系，同时也扩大了茶叶的推销，改善了边区劳动人民的生活。另外通过藏语中“茶”与唐代“茶”的读法，依然可以探寻端倪。藏语读茶为“槚”可能是沿用了唐代对茶的读音，唐人陆羽在其《茶经》中记载了时人对茶的五种称法:“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2]4233-4240槚是其中之一。流传至今的藏族民歌《公主带来龙纹杯》歌中就有“看到杯子就想到公主”的说法，由此看来茶在藏区的起源追溯到唐朝还是又因可循的。据估计当时唐朝的茶叶总产量超过了百万担，雅州最为著名，有一种“火蕃饼”，水分少，体积小，更是方便长途运输，远行千里滋味不便，传到吐蕃，演变成了今日的藏茶。

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通，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不论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几乎每日必饮茶。“俗养牛羊，取乳酪用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不食驴马肉，以麦为麨，家不全给”[3]5，吐蕃的这种饮食习惯决定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解油腻、清肠胃作用的茶叶一定会占有很大的地位。加上北宋与辽、西夏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熙宁七年，王韶收复河州后，给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马至边，其所市唯茶。”[4]194-197神宗则派李祀入四川筹措，用内地的茶叶换取良马，茶马贸易的蓬勃发展使双方得以互利互惠，这也因此促进了中原王朝与青藏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这种形式的出现，不仅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的需要也是因为政治稳定和军事战备的需要。

宋代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确立了榷茶制度，茶叶必须专买专卖，用于交换作战需要的马匹。每年吐蕃驱马来买茶的人络绎不绝，除此之外还有交换其他农副产品的商人等。这些人中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层面非常广泛，他们与汉族各阶层进行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从而建立和加深了双方的沟通、理解和友谊，如彼时西夏频繁扰边，吐蕃因为与宋有茶马贸易上的往来，愿意与宋联手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西夏。而西夏因为与宋对峙，茶源断绝，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情绪，迫于情势，西夏不得不与宋议和，以此换取茶叶供应。所以茶马贸易对促进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统一，对宋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元朝统一全国后，在初期阶段仍然实行前朝官方垄断的榷茶制度，并且明文规定“其卖茶叶者，其罪与私盐同”[5]68-73。由于蒙古族本身盛产马匹，加上西藏、青海、甘肃等省均属于蒙古版图，马匹来源十分充足。所以其统一全国后，蒙古统治者得以拥有了北方和西北的所有战马，根本不需要像宋朝那样通过从藏区交易茶叶，来获取战马，因此他们对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中的战马并不感兴趣，却是很重视汉藏贸易当中的藏茶。元初，茶叶由官府专卖，通过官卖方式销往藏区，但是由于官员的高额加价，使得西藏的僧俗百姓叫苦不迭，常常因此遭受祸乱。于是主管茶务的张廷瑞改变茶制，让不懂经营的官员远离茶叶买卖，交由茶商经营，以交纳茶税的方法，商买商卖商运，民间茶商可以与藏区僧俗之间自由贸易，这项政策不仅促进了产地藏茶的种植和培养，而且也促进了民间茶马贸易的发展。

元朝时期，在实行榷茶制度以外，朝廷还在青海西藏等地设置驿站，当时管理吐蕃驿站的叫做提领，并设有检察官为脱脱禾孙。根据汉文文献记载，可得知在青海贵德，昌都附近的答剌答，甘肃和政县境的宁河驿和拉萨西北的答陇等地都设有脱脱禾孙，给驿站的玺书被称为铺马圣旨。[6]48-53元代藏区的驿站制度进一步地拓展了自唐宋以来发展的茶马互市路线，促进了藏区交通的发展，并且加强了汉、藏、蒙各族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7]36-38也为中国同周边地区如印度、尼泊尔在内的国家之间的友好交往打下了基础。

明建立初期，为了彻底肃清前朝的势力，明政府对于巩固青藏地区的少数民族团结事业非常上心，致力解决青海、甘肃(洮、岷地区)人民的归属问题。因此将茶马法当成国家一项重要的制度，形成了更加完善的茶马法也设置了系统化的榷茶机构，并且随着都司卫所制度和僧官制度的推行以及茶马贸易的兴盛，在明代青藏地区的社会经济都有了长足发展，“番人嗜奶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8]1947茶马贸易在明代迎来了它的繁荣期。明初，马匹成为了明王朝防御蒙古的重要军事物资，朱元璋即下令：“以蜀茶易番马资军中用”。[8]5224-5226除了军事方面的需要外，统治者还认识到茶马贸易是“实以系番夷归向之心”，因此便建立了一套官营茶马贸易体系。在此体系中，茶马司遍没设于甘肃的天水、临潭、临夏、张掖和青海的西宁、四川的天全等地。同时内地的许多产茶区，也被划作了统购区，藏族许多产马的地方被指定了派购任务，将其称之为“差发”，发给其金牌，作为信符。每三年派官吏出河州、碉门一次，与藏族部落合符，检查茶马司的购马情况。这里所提到的金牌，则是明廷以藏茶治藏的策略，称为金牌信符制，也称为四十一面金牌。

此制度的推行有效控制了边疆茶马交易,在明初也能够如约纳马。当时的以茶治理边疆的观念，准确地表达出了朱元璋的政治目的。明朝中央政府垄断的茶马贸易通过官方和商人及其他民间贸易等多种渠道，将内地的茶叶、丝绸、布匹等输入到青藏地区，又将本地区的牛马、药材等输入到内地，这样一来不仅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为明朝赢得了青藏地区各民族人民在政治上的支持。

清朝建立后，对青藏地区所实行的政策在大部分上沿袭了明朝。明代行官营茶马互市，以“川茶、汉(汉中、南郑地区)、湖(湖南邵阳、新化等地)茶通边”。清仍明制，于顺治初委廖攀龙巡视陕西茶马事(兼及今甘肃、四川)，于青海、甘南地区设西宁(驻今西宁市)、洮州(驻今甘肃眠县)、河州(驻今甘肃临夏)、庄浪(驻今甘肃永登境)、甘州(驻兰州)五茶马司，“招商运茶、招番中马”。但在当时，清政府面临茶缺、厩空、商困的窘境，所以青藏地区与内地的商业贸易主要是以清朝官方茶马贸易的形式进行的。清朝茶法分为三种：“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9]3651其中，前两种茶由中央政府组织“于陕甘易番马”，由中央政府统一在西北五茶马司内颁发茶引。清代茶务，惟“陕甘、四川号为边引”，是供应康藏与青海、甘肃藏蒙各族人民的主要茶源。[9]3654这大大缓解了清朝的窘境。后续清朝经济缓和后通过边茶市易，推进了中央对康藏地区各上司的抚治，加强青海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反过来也促进了藏区社会经济发展。

三、以茶为媒的现实意义

青藏地区各民族同中原王朝通过茶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茶马贸易的不断发展，出现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专业户，明代太祖时礼部主事高惟善自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还，上言日：“番民所处，老思冈(刚)之地，土瘠人繁，专务贸贩碉门乌茶、蜀之细布博易羌货，以赡其生。若于岩州立市，则此辈衣食皆仰给于我，焉敢为非?”[10]29-40考虑到这一因素，明政府也乐得顺其自然，“天全六番招讨司八乡之民，宜悉免其徭役，专令蒸造乌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蕃马，比之雅州易马，其利倍之。且于打煎炉原易马处相去甚近，而价增于彼，则番民如蚁之慕膻，归市必众”[11]73-82。除此之外，在宋代，“蕃部出汉买卖，非只将马一色兴贩，亦有将到金、银、斛斗、水银、麝香、茸褐、牛羊之类博买茶货转贩入蕃”[12]38-42。可见少数民族其他产品也随之流入中原地区，通过贸易上的往来，青藏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同时随着茶叶贸易的繁荣大量优质马匹进入中原，不仅广泛应用在征战，也促进农业和交通事业发展。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茶叶的传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青藏地区各族群众的饮食结构，饮茶虽然只是群众的日常生活，但这种习惯却将各族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中原的茶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习惯结合起来，便形成了更具民族特色的茶文化，沿线地区各民族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交往，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如汤开建先生指出的，“有宋一代，汉人与边境地区蕃族通婚的现象屡禁不止，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趋势”[13]34-40。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布朗族等二十多个民族通过这条“茶马古道”进行交流，这使得不同民族在一个地域下进行着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同时在此地域下的不同民族以自身的宗教、民俗文化为基底形成了不同的区域划文化圈，在核心不变的情况下，文化圈外层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形成了青藏地区所特有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现象。正是因为核心不变、外圈相融使得每个民族仍以独立民族的身份存在于青藏地域的同时，各族之间还可以友好交往，甚至在当时各族通婚已经成了边境地区的一种常见现象。陕西、云南、甘肃等地从事茶马贸易的人们从家乡前往青藏高原居住，在寻找自身民族文化圈后，便可以顺利的融入当地。《青海地方旧志五种》记载了：“汉族、邑人相传，皆自南京移民实边到此，拨地居住，然详加考究，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东南各府，因工商业到丹，立家室，传子孙，遂成土著。自宁府邻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番子弟，资性聪颖，入塾读书，粗明理义，遂化为汉族。尝见蒙古男子供差出门，衣冠楚楚，其妻室则蕃装也。其子娶汉女为妇，再生子女，皆汉族矣，此亦俗之渐也。亦有汉人赘于番族，衣冠言貌甘于异类者。”[14]147-150这种民族融合的盛况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共同载体的茶马贸易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中央王朝与青藏地区的互动，贸易往来带来的多民族联系，还是共饮一茶的文化共通都是西陲边地多民族友好团结的纽带。

历史上通过茶叶贸易极大的巩固了边疆的和平与稳定，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团结，经过千百年的发展，青藏地区各民族早就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茶马贸易推动了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巩固了祖国的疆土。以茶文化作为研究切入点，可以放大民族文化研究的视角，为了解各民族文化提供更多角度，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进一步升华。现如今宣传和利用茶文化，不仅能密切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将青藏地区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推向全世界，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通过研究青藏地区独特的茶文化，可以进一步开发“茶马古道”的价值，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刺激经济的增长。实施对“茶马古道”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处理好旅游业发展和保护生态之间的关系，确立生态旅游的观念，有助于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也有助于延续古道的价值和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通过这样的以旅游业带动经济的发展方式可以提高青藏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摆脱经济相对落后的现状，推动脱贫攻坚事业的加速完成，同时也能增加第三产业的占比，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能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文化软实力，形成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格局。

四、结语

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族交往中，茶叶贸易是重要的途径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茶叶贸易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了维系民族关系的纽带，而中原王朝通过这种方式很好的维持了与青藏地区各族的和平，逐渐成了一种维护国家稳定的政治保障，正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这种贸易方式便得以长期存在经久不衰。茶叶作为维持民族和平的纽带在古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演化成的茶文化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在历史长河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茶叶贸易之所以可以不断发展，除了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茶文化以外，更是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使国家经济得到发展，更使各民族得以长期友好相处，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对于茶叶贸易的重视也进一步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青藏地区同中原王朝通过茶叶贸易进行交流，促进了汉藏等多民族的逐渐融合，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祖国统一的见证。通过研究民族关系和各民族经济贸易往来对茶叶贸易进行考察，可以归纳出中原小农经济为主的汉族是如何与青藏地区以农牧和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进行交往的。可以说茶文化对于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对外沟通交流也功不可没。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各民族之间还是和平时期居多，在和平时期茶叶贸易的繁荣成为了各族友好交往的基础，经过千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新局面。以研究“茶马贸易”和“茶马古道”为契机，不仅会促进对茶文化的研究和旅游业的开发，有利于青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对于新时期促进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