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记忆·成长
——评邝丽莎的《中国娃娃》

彭 静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南京 210088)

邝丽莎(Lisa See)是在新千年后一直活跃在文坛、比较高产的华裔女作家。虽然只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但她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华裔作家，其童年在唐人街的生活经历也使得中国文化在她身上留下了烙印，让她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找到了归属感，同时也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邝丽莎的作品大多围绕华裔在美国生存过程中所面临的种族、阶级、性别、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展开。其中《百年金山》《雪花秘扇》等或被改编成歌剧、电影而搬上舞台和荧幕，或是被提名奖项，受到广泛认可。其最新作品《中国娃娃》一经出版，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华盛顿邮报》也评之为“年度最佳书籍”。本文拟以创伤理论为切入口来解读《中国娃娃》，试图在华裔美国文学创作低迷时期寻找当前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突破口。

一、创伤·形成创伤

“创伤”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当时主要运用于医学上，意为“身体上的伤口”。19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化的大发展，机械、交通事故等不仅对人的身体造成创伤，还会造成对受害者神经系统的伤害，因此“创伤”研究开始从外在的身体转向内在的心理研究。20世纪90年代创伤理论被应用到文学研究上来，主要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创伤经历，例如父权压迫下的女性、种族冲突下的少数族裔、暴力或突发事件的受害者、战争的幸存者等在面临自然灾难、战争、种族冲突、性别冲突、暴力事件等产生的恐惧、幻觉、梦魇、抑郁、麻木、遗忘等心理反应。

邝丽莎的《中国娃娃》讲述的是美国二战背景下，三位亚裔女性格蕾丝(Grace)、海伦(Helen)、露比(Ruby)在面临种族冲突、父权压迫、战争暴力带来的创伤的同时，如何治疗创伤、走出阴霾、实现自我成长的故事。

(一)种族冲突

亚裔在美国文化中一直属于失去话语权的“他者”，但邝丽莎的《中国娃娃》打破了亚裔失声的窠臼，以东方的视角发出声音。格蕾丝、海伦和露比三位亚裔女性均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自己虽生长于美国，但因其亚裔的身份所遭遇的种种创伤。

华裔女孩格蕾丝的父母为了融入当地人，切断了和中国文化的一切联系，他们放弃中式餐饮习惯，学习说地道的英语，周日去教堂做礼拜，和白人孩子交朋友，跟白人老师学习舞蹈……看上去已经和当地人融为一体，但其实都是表象。格蕾丝入学后，因其东方的面孔遭到了玩伴的背叛、同学的嘲弄和霸凌。

日裔女孩露比从小叛逆，有野心，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不愿意接受父母给她灌输的日本文化，排斥日语，认为那些东西和她没有任何关系，那不是她的国家。她极力地想融入美国文化，不惜于父母分别、婉拒叔父一家的帮助，她不愿被当作日本人来看待。然而，尽管她做了诸多尝试，却没有被美国所接纳，二战爆发后，尤其是珍珠港事件的发生，露比不得不伪装成华裔到唐人街寻找工作，当其身份暴露之后，也只能被美国人无情地称作“日本鬼子(Japs)。”

经历一系列种族冲突重创的亚裔女性在看待自我和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其表征之一为自我身份认知的紊乱和丧失。露比因为日裔身份被逮捕后不禁对这个她所热爱的国家产生了怀疑。另一表现则是亚裔女性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属于被选择的对象，格蕾丝初到旧金山，只因为自己的东方面孔找工作时处处碰壁，不得不在别人的建议下到唐人街试试运气。三位女孩无法从事得体的工作，只能选择在“紫禁城”“中国娃娃”歌舞俱乐部和裸体艺术场所工作，成为白种男人猎奇的对象，做他们眼里的“中国娃娃”。

(二)父权压迫

亚裔女性一方面承受着来自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另一方面在家庭中又受制于男权，她们承受双重创伤，成为男权社会和主流社会双重蹂躏的对象。在种族冲突、父权压迫下，她们被贴上了标签，被剥夺了话语权，丧失了主体性。

格蕾丝和母亲一直生活在父亲的暴力阴影下。格蕾丝的母亲幼年被卖入妓院，后来虽然被解救并与格蕾丝的父亲结婚，但她却因为这段经历而永远被丈夫钉在了耻辱柱上，这种耻辱感让她在日后的父权暴力下始终保持缄默、逆来顺受，并且无力保护女儿。格蕾丝虽然自幼美丽、乖巧，并有舞蹈天赋，但这些在父亲的眼里都是原罪,尤其当她逐渐出落成少女后，稍有不慎就会招来一顿毒打。“当我透过洗衣店的玻璃窗碰巧看了一眼经过的男人？当我和来店里取衬衫的男顾客多说了一句话时？当收音机里播放歌曲‘爱情走进来’我调大了音量时？还是我的毛衣太紧身了？”[1]长期的家庭暴力给格蕾丝造成了严重的身体创伤，身体创伤又转化成精神创伤。父权的压迫同时造成了格蕾丝的自卑，家境优越的海伦赠送她一件衣服会让她窘迫到无地自容；面对青睐的白人男孩乔时她也无法鼓起勇气吐露心声。

海伦虽出生于富裕的家庭，但是父亲却并不允许她去读书，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女人无才便是德。”成年后，海伦被安排回中国和素未谋面的男人结婚。在丈夫、孩子惨遭日本人杀害，自己被轮奸的情况下，不得不回到娘家后，等待她的只有嫌弃。“我的生活跌入了深渊，每日都像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使是在自己的家里我也变成了最低等的贱民……我的父母、哥哥都开始排斥我，视我为家族的耻辱。爸爸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作为一个被日本人轮奸过的寡妇，我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我是家族族谱里一个无用的分支。”[2]来自父权制家庭的创伤使得海伦更加孤立无援、无法呼吸，从而变得自卑、麻木、疏离，这不仅破坏她的自我身份建构，而且影响到她和身边人的关系，她常常质疑亲情、友情、爱情等基本的人类情感需求。海伦和家人的关系比较疏远；不信任友情、背叛朋友、出卖露比；第二次婚姻也并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只是为了能给腹中的孩子找到一个有着东方面孔的父亲，从而给家族一个交代。

(三)战争暴力

除了面对种族的冲突、父权的压迫，弱小无助的女性还承受着战争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创伤。海伦孤身一人嫁到中国后就经历了日军的全面侵华，她亲眼目睹了日军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孩子和整个家族，自己也惨遭轮奸，并在身体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痕。战争带给海伦的不仅是身体的创伤，还有精神上的折磨，这些创伤常常引发创伤性焦虑，海伦会心生警觉，缺乏安全感，甚至心中充满仇恨。

战争带给露比的不仅是个人创伤，而且是整个日裔族群的集体创伤。露比的父母被当成间谍而被捕，一个哥哥被美军的炸弹炸死，另一个哥哥和叔叔一家被关入集中营，露比虽然伪装成中国人，但最后身份暴露，最终和哥哥、叔父一家在集中营中汇合。家族和整个日裔族群的遭遇让露比对自我认知发生紊乱，对自己一直认同的爱国热情开始怀疑，尤其在集中营中得知哥哥即将加入美国军队打击日军的时候，她质问哥哥“在他们对我们的家庭做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在他们把我们关押在这种地方之后，你还要去为他们而战斗？”[3]

在种族冲突、父权压迫和战争暴力下，亚裔女性成为了创伤的主体，她们成为二战背景下美国社会的边缘人，被剥夺了话语权，是种族、性别、文化和社会的他者和失语者。

二、记忆·治疗创伤

拉卡普拉在其著作《再现大屠杀》中总结了三种应对创伤的方式：规避、复现或展演及克服或应对[4]。

(一)规避

所谓规避是指“摒弃创伤事件或把创伤事件边缘化，从而建构一种救赎式的叙事。”[5]格蕾丝应对父亲带来的暴力创伤的方式就是典型的规避。她无力抗拒父亲的毒打和辱骂，只能在母亲的鼓励和帮助下逃跑，逃出牢笼的格蕾丝以“逃避”来应对创伤，并从此把“逃避”视作自我保护的利器，即便在日后遭遇朋友背叛甚至面对心仪的对象时，她都把“逃走”看作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无论走多远她都摆脱不了童年的阴影，被父亲毒打的噩梦经常伴其左右，醒来后仍心有余悸，无法平复。创伤的经历还让她产生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任何和被父亲暴打的相似场景都能引起她的恐惧。男友乔脸上出现的愤怒表情、挥舞的拳头都让她恐惧到呕吐、浑身颤抖；即便多年以后父亲已经离世，她仍然无法与之和解，“父亲给我的肋骨、手指、脊椎带来的疼痛和僵硬已经深入我的骨头，哪怕后来我受到任何的恐惧威胁都让这种疼痛更加深入骨髓。”[6]

(二)展演

拉卡普拉还认为以展演的方式应对创伤是指“在这个(展演)过程中，一个人被过去的事情困扰或束缚，总是表现为一种创伤场景的强制性重复……在创伤展演过程中，这种感觉更加明显，好似受害人正在重新经历创伤场景。”[7]海伦在日军的侵华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孩子和贞操，尽管她不愿主动去直面创伤，但一次又一次的创伤场景强制性地把她一再拉回到过去，这样的闪回场景在小说中共发生了四次，海伦逐渐地、有层次地重新经历创伤场景。第四次闪回场景中，海伦终于说出了日军在她面前刺死了丈夫和儿子，并且强暴了她，至此，她完全地揭开了这道伤疤，以展演的方式将创伤外化。

(三)应对

相对于格蕾丝和海伦应对创伤相对被动的方式，露比则更积极地应对她所遭遇的个人创伤和集体创伤，努力投入新生活。在面临来自家庭和日本文化带来的父权压迫时，她并没有逆来顺受而是主动选择决裂。被关进集中营之后，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悲观的氛围，她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保持身材和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等待日后复出的时机。同时露比还写信寻求一切可能的机会帮助自身逃离集中营。露比以积极的方式应对创伤，意味着她能够克服各种创伤事件带来的伤害。

三、成长·走出创伤

朱迪斯·赫曼认为：“创伤的复原需要三个阶段：重建安全感、追忆创伤事件及融入社会。”[8]格蕾丝、海伦和露比三位亚裔女性的创伤复原之路也同样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她们通过创伤叙事，文化、身份的回归，姐妹情谊等疗伤手段建立与外界的联系，走出创伤。

(一)创伤叙事

治疗心理创伤的一种有效手段是创伤叙事。“小说家通过再现或者表现的艺术手法，建构创伤场景使创伤者再次回到创伤发生的历史瞬间。这种创伤经验的重构可以帮助受害者实现潜意识转化为意识的历程，使创伤得以缓解。”[9]通常情况下，创伤叙事可以通过讲述、阅读、书写等方式重建创伤场景，达到受伤者对创伤暗示的摆脱，从而得到复原。《中国娃娃》中邝丽莎通过四次重建创伤场景，使海伦逐渐地、有层次地重回创伤现场，并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方式直面创伤，最终将创伤外化，实现了内心的平复。除此之外，写作也是直面创伤、治疗创伤的方式，小说中露比对集中营中日裔群体所遭受的集体创伤的描述具有明显的书写特征。被关入集中营后露比通过写信向外界积极寻求帮助，书信中同时还记录和讲述了她和整个日裔族群的遭遇，通过书写露比既找到了倾诉的出口，又对未来寄予了希望。

(二)文化、身份回归

邝丽莎的作品中无不透露出对华人文化的关注，《中国娃娃》的大部分场景也被安排在了唐人街，这里是华人的聚居地，是西方文化包围下的华人汲取力量的源泉。在这独特的空间里，华人能够团结互助、相互扶持、找到文化的认同和身份的回归。“创伤康复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个体受创者和朋友、亲人、族群建立联系。”[10]小说中三位女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通过友情、亲情、共情来抚慰创伤。在“紫禁城”歌舞俱乐部，她们同其他华裔一起表演歌舞、魔术、杂技。在这里她们不仅能得以施展才华，还赢得了白人的赞赏和尊重，并实现了自我价值。她们因为精湛的舞技成为封面女郎、闯入娱乐圈、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华裔女星，露比即使到晚年还依然活跃在娱乐圈。同时她们还积极融入美国文化，尤其是美军全面对日作战后，她们尽自己所能在后方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海伦一边抚养孩子,一边组织华人表演团体全国巡演，为前线的战士加油助威、募捐献血。亚裔的血统、美国的国籍赋予了她们双重身份，虽然这造成了她们的尴尬处境，但伴随着战争的发生，她们找到了文化的认同和身份的回归，实现了事业的成功和自我的实现。

(三)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是邝丽莎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姐妹情谊”，是由美国女权主义者、女性主义批评家贝尔·胡克斯提出的，她强调：“在共同的力量和资源的基础上联合其他的妇女，这样的联合方式是姐妹情谊的本质所在。”[11]小说中格蕾丝、海伦、露比有着同样的东方面孔、同样是种族暴力和父权压迫的受害者，相同的背景、类似的遭遇使她们惺惺相惜、相互扶持，从而萌生出无比牢固的姐妹情谊。尽管姐妹之间有竞争、有猜忌、甚至有背叛，但更多的是互相谅解、扶持和关爱，姐妹情谊最终成就了她们事业和自我实现。小说的结尾随着“摇摆姐妹”组合的成立，她们的事业也来到了巅峰。

四、结语

格蕾丝、海伦、露比作为二战特殊背景下的美籍亚裔女性，承受着种族冲突、父权压迫、战争暴力带来的创伤，但与邝丽莎以往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同的是，三位女主人公则积极地面对创伤，寻求疗伤途径，虽然这个过程中她们经历过步履蹒跚、有过踌躇不前，但最终都能和创伤和解，走出阴霾，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她们的疗伤道路也是自我成长之旅。时隔七十多年，美国亚裔女性的地位虽然有了提高，但如今民粹主义在美国盛行，她们的疗伤、成长经验对于今天在美的亚裔女性如何实现身份的认同和自我成长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