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资源

孔凡娟 高洪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的政治理念和民族工作指向写入报告并载入党章，成为全党全民的共同意志[1]。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思想概念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随机提出来的，而是有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深厚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些理论资源和理论基础主要在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和民族观；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民族观。具体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观

(一)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阐释共同体的基本视角是对一定社会团体中的人们共同利益的考量。马克思对共同体的探究过程与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具有同构性。于是，马克思认为共同体是一个历史性发展的概念,包含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真实共同体三种类型，它们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继依次出现的。自然共同体是共同体的最初、最原始的状态，形成于人类的前阶级时代。在人类在从类人猿到人转化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生存能力不足,个人需要借助群体的力量和参与集体劳动来实现自我的生存。在这个时期，人与人之间以在共同劳动、相互协作中结成的氏族、部落等原始的群体组织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就是自然共同体。在自然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相互协作而又彼此分工明确，每个成员的利益都和整个群体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全体成员的利益高度一致。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加剧，一部分人掌握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失去了生产资料，于是产生了私有制，这时期的全体社会成员不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是分成了两大阶级的利益集团。统治阶级的利益取代或代表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于是他们把自己的“特殊利益”伪装成两个阶级的共同利益(普遍利益)，即每一个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会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取得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便创立了“国家”(城邦)机制。“国家”成了“共同利益”的主体，于是“国家”就成为了一个伪公共性的虚假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冒充共同体)，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虚假共同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虚假共同体中，资本家以榨取剩余价值为根本目的大机器生产和靠资本运转的货币交换造成了人和社会的各个环节的异化，工人们完全成了资本家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成了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工人阶级的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变得自私冷漠、甚至毫无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转化为没有情感的物物交换，并且还进一步抽象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与虚假共同体相对应的则是真实共同体，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虚假共同体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之后指出只有“自由人联合体”才是“真正共同体”。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破资产阶级制度，消除分工和异化，消除阶级和私有制，国家和民族也随之消亡，每人共同参加劳动、自由发展，按需分配，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以后，这时的每个人都得到了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共产主义才是真正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才是人类共同体的最高阶段，也被马克思称作“自由王国”：“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由全国人民组成的共同利益联合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批判继承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马克思对民族以及民族问题的关注起源于1843 年的《论犹太人的问题》。马克思揭示和批判了当时德国社会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现象，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制度。马克思在1844年《神圣家族》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民族平等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3]，各个民族不分大小也不论发展程度如何一律都是平等的，各个民族之间要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马克思主张实现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民族联合以及民族发展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在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书中指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他进一步阐释了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并且明确指出生产力是决定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力量。“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4]

民族斗争和民族解放是马克思重点关注的问题。马克思在1847的《论波兰》和1848年的《论波兰问题》和《共产党宣言》、1853年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都深入探讨了民族斗争和民族解放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全世界各个民族的解放才是人类的共同解放。全世界各个民族无产阶级的共同敌人是资产阶级以及维护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全世界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共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彻底铲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才能消灭阶级差别和民族差异实现民族解放，最终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自由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产生、发展和演变以及民族问题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础。十九大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在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成果。

二、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思想和民族观

(一)儒家大同思想

“大同”一词首见于《礼记·礼运》。《礼记》一书由西汉戴圣编纂而成，《礼运》是其中的第九篇，文章以子游和孔子一问一答的形式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同”概念。《礼记·礼运》中对大同世界的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思想的基本内涵包含：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兼爱和谐、安定和乐、没有私产私念、各尽其能等。大同思想的源泉主要包括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天下为公”“万物化育”“和谐共生”“贵仁”“崇礼”“明人伦”“尊教化”“均无贫”“兼爱”“非攻”“尚同”“绝圣弃智”“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至德之世”“建德之国”等治世理想和道德追求。

大同思想在历朝历代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中不断发生流变：在古代传统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被推崇为正统思想，大同思想致力于建构“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格局；在近代逐渐衰落的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大肆入侵和掠夺，觉醒了的封建知识分子在中西思想碰撞中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同思想在民族革命及民族解放、社会改造和国家建设、国际和谐的构建和设想进程中更加具有丰富性和创新性。

儒家大同思想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绵延不绝的发展历程和丰富的表现形态，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过程中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和谐团结的重大作用。直到今天，儒家大同思想中的优秀思想观念对现实人生和国家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五个认同”的培育和巩固离不开中华文化“基因”的滋养，特别是儒家的“大同”思想的贡献和启示。儒家大同思想的“天下共生”“大一统”“礼、乐、智、和”“仁、义、信”“克己复礼”“民本”“内圣外王”等优秀思想资源对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各民族团结友爱、构建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意义。

(二)传统的民族观

“中华”一词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上古时期黄帝和炎帝大战，战后合并为一起即华夏族。由于华夏族起源于古代黄河流域，居于四方之中即称为“中华”，后来主要演变成“汉”族。在中国古代，“族”的划分和命名的标准更多地在于所在地域位置的不同和所属文明高低的差异。需要强调的是“民族”概念是19世纪外敌入侵时形成的，它是在外族入侵与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层面上对“族”的指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5]。“中华民族”这个词最早是由近代的梁启超提出来的，最初主要指的是汉族，后来扩展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满、蒙、回、藏”五族。1917年，李大钊提出了“新中华民族主义”，他的“中华民族”内涵指的就是在本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即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五四运动后，梁启超也将“中华民族”的概念扩展为生活在中国范围内所有民族的统称，他明确提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6]。

“中华民族”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发展和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必然产物，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的统称，是由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古代社会中，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多种方式：有主动修好，有相互和亲，也有通过征战，签订合约、称臣纳贡、通商往来，和平友好相处等各种不同方式。但总的来说，整个中华民族内部关系的大趋势是注重天下一统、稳定生息、和睦相处、相互融合、友好往来。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历史形成和内部关系的总趋势为当前“中华民族共同通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丰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三、结论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符合中国56个民族多元统一的国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必要条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建立在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的基础之上。其中，在2019年9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新中国70年民族工作九条经验之一。[7]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先祖先辈们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积累和传承下来的智慧和经验，是全国各族人民优秀文化的结晶，是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为当代大学生，不论来自哪个民族都是中华儿女中的一员，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承担着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因此，高校要着重加强对大学生的民族观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并且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让每位大学生切身投入到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来，为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文化而深感自豪和骄傲。每位大学生都应当相互尊重各自的民族身份和民族习俗，相互学习，增进民族情感，深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共同传承和发扬我们共同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努力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