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研究

韩越　范瀚博　高梓琛　王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具有政策优势、创新优势和开放优势。基于2017年1月至2020年11月云南省16个州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采用反事实分析方法，预测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和德宏片区的政策效应，并估计这三个片区的政策外溢效应。研究显示：虽然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效应已经显现，但整体水平仍不高，尤其是红河片区的政策效应偏低;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外溢效应的差异显著，昆明片区政策外溢范围较为集中、覆盖州市相对较少，而德宏片区的政策外溢范围相对较广。以此提出加快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释放效應和拓宽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外溢效应范围的对策建议。

一、引言

自由贸易区这一模式在国际上有着较为久远的发展历史，自由贸易区内的各类便利化政策能够集聚贸易经济，使得自由贸易区内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上较为重要的区域经济形态之一。自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3年建立以来，截至2020年，我国已在21省市设立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经济改革探索的试验田，承载着深化制度创新、扩大开放、形成可复制推广经验及服务全国发展的功能，经过持续的探索与实践，已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效。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于2019年8月2日正式获得国务院批复建设，其对云南省的对外开放意义重大：一方面，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改革发展前沿，具有特殊的区位性;另一方面，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政策实施方面可在较早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实施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并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对实施政策进行优化。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针对性政策是支撑其以特殊功能区存在和发展的保障，然而，当前我国各自由贸易试验区仍面临顶层设计不足导致管理机制不畅、高价值制度创新较为缺失、重大开放风险压力测试不足及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发展前沿仍存在一定差距等问题[1]。本文以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深入研究昆明、红河、德宏三个片区的政策效应，这对进一步释放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文献回顾

自贸试验区在国外的产生与发展相对较早，因此国外对自贸试验区研究的起步也相对较早，且国外的研究较为集中于自贸试验区内实施自由化的政策和对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给予政策补贴等视角。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通过实施外汇自由、创新金融产品等开放程度更高的金融政策，将提高自贸试验区内经济活动的资金周转速率，降低资金成本[2];通过实施开放宽松的外资转入政策及简化投资流程，将极大地吸引外资进入自贸试验区，且提升区内投资便利化水平[3]。此外，Possebom（2017）对巴西Manaus自贸试验区进行的研究发现，政府对自贸试验区实施特殊补贴政策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不能弥补资源分配不当所带来的负面效应[4]。

国内对于自贸试验区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贸试验区发展效率、发挥作用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国内自贸试验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负面清单”、宏观审慎、事中事后监管、投资便利化、投资透明度等管理措施的实施，对自贸试验区发展效率的提升具有较强促进作用[5-6]。另一方面，大部分国内学者研究了各省市自贸试验区建设后对当地发展产生的效应。叶霖莉（2019）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比福建自贸试验区设立前后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发现，福建自贸试验区对福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溢出效应[7]。方云龙和王博（2020）的研究认为，天津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对打通北方城市“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服务京津冀城市群建设具有重要作用[8]。李宜钊和叶熙（2020）对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出台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显示，海南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和发展现状总体较为良好，但仍存基层动力不足、政策协调较弱、市场需求有待激发等不足[9]。

当前文献基于云南自贸试验区的研究围绕云南自贸试验区的设立给云南省发展带来的机遇、云南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策略及云南自贸试验区面向东盟的地缘关系分析等角度展开。杜琼和谭鑫（2019）认为，通过云南自贸试验区建设，可拓展和优化云南省区域空间布局，改善营商环境，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10]。张宇和石志红（2020）指出深化云南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路径选择应从加快创新文化培育、了解企业实际需求、按需下放管理权限、科学对标国际规则、创新人才管理机制等[11]。方俊智等（2021）认为，在RCEP机遇下，云南自贸试验区应加快构建多部门工作联动机制、形成省际间的良性互动、拓展与RCEP各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及完善服务配套体系[12]。熊琛然等（2020）的研究表明，云南自贸试验区与东盟的贸易增长动力强劲，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13]。

综上，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显示，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将给当地带来显著的政策效应。然而，当前对于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效应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的研究从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效应的发挥效果及政策效应的外溢性是否显著两方面展开研究，有效弥补当前文献研究不足的同时，对云南自贸试验区的优化发展策略提供借鉴。

三、研究设计及数据说明

本文借鉴刘一鸣等（2020）针对自贸试验区改进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14]，分别评估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和德宏片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外溢效应，这不但能直观地看出相关政策实施地区前后情况，且能够和同期没有实施该政策的地区情况进行比较，进而研究政策效应的长期趋势。

（一）反事实分析模型的构建

采用Hsiao et al.的政策评估方法，以云南省16个州市的月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关键变量，假设在t期时，云南省第i个州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yit。用y1it表示第i州市在t期末设立云南自贸试验区后的月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y0it表示第i州市在t期未设立云南自贸试验区时的月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对于各州市，由于不能同时观测到y1it和y0it，因此引入虚拟变量dit，当dit=1时表示第i州市在t期时云南自贸试验区已经设立;当dit=0时表示第i州市在t期时云南自贸试验区尚未设立。因此有：

然而事实上T1+1期之后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和德宏片区的y0t值并不能直接观测得到，即所谓的“反事实值”，政策效应评估的关键在于如何估计该反事实值。

（二）控制组单元的选择

Hsiao et al.提出用控制组来预测处理组的反事实值，并给出了一个控制组单位选择策略，即结合R2和AIC选择拟合度最好的反事实预测模型。本文利用抽样回归平均拟合度R2和AIC准则来选择预测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和德宏片区的反事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見表1）。

根据表1可知，随着控制组包含州市数、回归组合数及抽样回归数的逐渐增加，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及德宏片区的抽样回归平均拟合度值（R2）和抽样回归平均赤池信息准则值（AIC）不断提升，直至当控制组包含州市数为12、回归组合数和抽样回归数均为13时，三个片区的R2值和AIC值整体考虑最优，因此，选择用于预测反事实的最优控制组抽样回归数为13。

（三）政策效应外溢性的估计

如果经上述步骤发现云南自贸试验区的三个片区存在外溢效应，接下来就是要估计这个外溢效应的程度，并根据估计数值的正负号判断该外溢效应属于促进效应或虹吸效应。假设第i个控制组单元在第t期获得的外溢效应为，其中i为除昆明、红河和德宏三个州市以外的州市。则有：

（四）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估计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和德宏片区的政策效应，选取2017年1月至2020年11月共47个月云南省16个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其中：2017年1月至2019年7月期间为云南自贸试验区尚未设立阶段，而2019年8月至2020年11月为云南自贸试验区建设阶段，这符合“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时间跨度的要求。所有数据来源于云南统计局网站中的各月进度数据。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云南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效应分析

本部分应用本文所构建的控制组单元选择策略及反事实估计和预测方法，以各州市月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主要变量，研究云南自贸试验区建立对云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做法为：首先，根据之前对控制组抽样回归数选取的分析结果，选取除昆明、红河和德宏外的13个州市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将昆明、红河和德宏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选择2017年1月至2019年7月各州市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估计计量模型中的各参数。其次，结合计量模型中所估计出的参数，根据13个州市2019年8月至2020年11月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别预测出昆明、红河和德宏2019年8月至2020年11月反事实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最后，将2019年8月至2020年11月昆明、红河和德宏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值减去反事实值得到该三个片区对云南省经济发展影响的政策效应。

1.昆明片区政策效应分析。图1和图2分别反映了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2017年1月至2020年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值与反事实值的对比及差额。从图1可直观看出，自2019年8月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设立以来，其对云南省经济发展的促进产生了显著地正向政策效应。通过测算可知，2019年8月至2020年11月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值平均增速快于反事实值平均增速3.62个百分点。图2进一步反映出，云南自贸试验区设立后，昆明片区对云南省经济推动作用的政策效应明显，但呈现出震荡变化趋势。

2.红河片区政策效应分析。图3和图4分别反映了云南自贸试验区红河片区2017年1月至2020年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值与反事实值的对比及差额。从图3可直观看出，自2019年8月云南自贸试验区红河片区设立以来，其对云南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相比昆明片区和德宏片区这一政策效应相对较小。通过测算可知，2019年8月至2020年11月云南自贸试验区红河片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值平均增速快于反事实值平均增速0.5个百分点。图4进一步反映出，云南自贸试验区设立后，红河片区对云南省经济推动作用的政策效应呈现波动放大的变化趋势。

3.德宏片区政策效应分析。图5和图6分别反映了云南自贸试验区德宏片区2017年1月至2020年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值与反事实值的对比及差额。从图5可直观看出，自2019年8月云南自贸试验区德宏片区设立以来，其对云南省经济发展的促进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政策效应。通过测算可知，2019年8月至2020年11月云南自贸试验区德宏片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值平均增速快于反事实值平均增速7个百分点。图6进一步反映出，云南自贸试验区设立后，德宏片区对云南省经济推动作用的政策效应明显，且整体呈现出增强趋势。

（二）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效应的外溢性分析

采用Eviews10软件对（9）式进行回归，进一步估计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和德宏片区设立后政策效应的外溢性情况。由表2可知，云南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政策效应的外溢性具有显著差异：一是昆明片区政策的外溢效应涉及的州市有楚雄、大理和玉溪，其中对楚雄和玉溪是促进效应，对大理是虹吸效应。从昆明片区政策效应的空间分布来看，影响主要集中于滇中城市群内的城市，政策外溢效应的范围较小。二是尽管红河片区自设立起，至2020年政策效应释放的程度不高，但其政策效应对大理、迪庆、临沧、普洱、曲靖及西双版纳6个州市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三是相较于昆明片区和红河片区，德宏片区政策外溢效应覆盖了云南省除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之外13个州市的9个，且对这9个州市的经济发展均产生了促进效应。德宏片区的政策效应释放较快且外溢性较强一定程度上与其与缅甸相邻有一定的关联，近三年来云南省与缅甸贸易额不断攀升，且占中缅贸易总额的比重均超过了四成。这一条件有力推动了德宏片区政策效应的有效发挥。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借鉴刘一鸣等（2020）对政策效应评估进行改进的方法，对2019年8月至2020年11月云南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及德宏片区的政策效应进行了预测，同时估计了这三个片区政策效应对云南省其他13个州市的外溢性。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效应已经显现，但三个片区自2019年8月设立后至2020年11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值平均增幅高于反事实值3.71个百分点，反映出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效应整体水平仍不高，且三个片区政策效应差异性显著，截至2020年11月，德宏片区的政策效应相对较大、昆明片区的政策效应居中、红河片区的政策效应相对偏低。二是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外溢效应特征显著，昆明片区、红河片区、德宏片区对云南省其他州市政策效应的覆盖数量分别为3、6、9个州市，昆明片区政策外溢效应范围较为集中，集中于滇中城市群;而德宏片区政策外溢效应范围较为分散，覆盖州市相对较多。

根据上述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对云南自贸试验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如下两个方面的建议：首先，加快云南自贸试验区的政策释放效应。自贸试验区是政策红利的高地，充分释放云南自贸试验区的政策效应是云南省发展开放型经济、提升开放水平的重点之一。为此，建议提升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的落地率和执行率，创新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的容错机制，大胆先行先试，加强云南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尤其是红河片区政策释放的效应。其次，拓宽云南自贸试验区政策外溢效应的范围。进一步加强云南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的政策效应对其他州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尤其是增强昆明片区政策外溢效应，以点带面最终促进云南省各州市经济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朱福林.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脉络、主要成效及高质量发展对策[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6（3）：14-22+49.

[2]王卓.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战略意义、效应和复制推廣[D].天津师范大学，2015.

[3]敦志刚. 全球自由贸易园区的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借鉴[D].中共中央党校，2016.

[4]Possebom， Vítor.Free Trade Zone of Manaus： An Impact Evaluation using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Revista Brasileira de Economia， 2017（2）， 217-231.

[5] 刘荣春，何小涵.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管理政策比较——基于上海、天津、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J].企业经济，2019（7）：68-73.

[6]黄志瑾.中国引领投资便利化国际合作的证立与实现[J].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3（4）：39-56.

[7]叶霖莉.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效应研究——基于反事实分析法的实证测度[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2（2）：64-74.

[8]方云龙，王博.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增长效应：机制检验与政策应对[J].商业研究，2020（5）：34-43.

[9]李宜钊，叶熙.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发展评价——基于151件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8（1）：43-51.

[10]杜琼，谭鑫.加快推进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J].社会主义论坛，2019（10）：31-33.

[11]张宇，石志红.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多维审视与深化路径分析[J].投资与创业，2020，31（21）：37-39.

[12]方俊智，韩越，陈俊营.RCEP机遇下中国（云南）自贸试验区建设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9）：8-11.

[13]熊琛然，王礼茂，屈秋实，向宁，王博.面向东盟的云南与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地缘关系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0，36（6）：98-103.

[14]刘一鸣，王艺明，刘志红.自贸试验区的经济增长与外溢效应——基于改进的政策效应评估方法[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18-130.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泛亚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