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黔东南苗疆的水利开发与管理*

舒斯强

舒斯强，男，博士，江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

水利事业，关乎国计民生，是地方治理的重要事务，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清代是黔东南苗疆开发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清初移民垦荒使得黔东南苗疆大片山地得到开发，然“黔地山多田少，鲜有平畴，每届播谷之后，若雨水稍多，则高阜者得济，而低洼之处，未免侵损”［1］（卷十上）。水利建设的滞后，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地区农业的稳定发展。不仅如此，随着垦荒运动的持续推进，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各类地质灾害事件频发。水利兴修不仅是维护农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改土归流后，中原内地先进水利技术的广泛普及，各地因地制宜修建了堰、塘、坝、井、泉等水利设施，并大力改良使用轮转水车等灌溉工具。为了加强水资源的管理，该地制定了一套用水管理制度，有效解决了山区稻作农业的灌溉难题，促进了黔东南苗疆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一、清代黔东南苗疆的水利开发

黔东南苗疆山高谷深，溪河纵横，灌溉难度较大，可用于人工灌溉的水源主要来自地下水和地表水两种。基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利益的考虑，苗民因地制宜修建各类水利设施，常见的水利设施主要有堰、塘、坝、井、泉等。

（一）兴修灌溉设施

1.堰

黔东南苗疆水系发达，溪河较多，地表水十分丰富，易于获取。当地苗民充分利用溪河等自然条件修筑堰坝，以资灌溉。《堰说》载：“平田作渠，引水以资灌溉，非不善也，而天时稍旱，水易竭，与渠等。惟有堰，能常蓄涧流。作堰之法，略如作坝。但坝须留港，以侧横截，中流较平田少低数寸：水大则负过其上，水小则停，蓄不泄也。”［2］（卷二）光绪《古州厅志》亦载：“灌溉之力，拦河上为溪水之流，随地势次第为堰而分之，使东西溉。又相田之卑高，为小沟，轮日泄闭，溉无不均。”［1］（卷四）可见，堰的主要作用在于引导、分水，调节河流流量，以达引水灌溉和防洪的目的。开泰县西门堰“在平屯所，宽五十余丈，溉田五百余亩”［3］（卷二上）。镇远府“胡公堰，在城北一里，明初指挥胡纲筑，城西之田赖以灌溉”［4］（卷四）。千工堰“西门大河之上，灌田无数”［5］（卷一）。太师堰“在邦水胡家寨，相传清初军官马某经此，见农民筑堰艰，督兵助理，不一月工竣……堰水溉田甚丰”［4］（卷四）。可见，堰是黔东南苗疆最重要的水利设施，灌溉面积大，覆盖范围广。凡有河流、溪水之处，大多建有堰坝等蓄水工程，以保证农业灌溉。

2.塘

陂塘，是黔东南苗疆主要的水利设施。清代不仅在明代的基础上整修和改造了不少陂塘，还修筑了许多新的陂塘，陂塘设施遍及各地。《塘说》载：“两山夹耸，其中稍平，开土成坵，如阶而下者，为塝。田不耐旱，救之惟有塘，塘宜深。作塘之法，先度地势，于田头之上，当众流所归处，随地宽广，开挖为塘。塘形多上高下低，其下即以塘土筑横堤，堤脚仍布石桥，以防崩卸。中留水窦，以备启放，以为头塘。至田之中断，亦有旁山归溜处，照前作为腰塘，次第启放。间有开塘得泉，因泉开塘者，大都借山泽雨溜以为蓄。塘中储水草、菱荷、鱼虾之类，则水活已可得利。”［2］（卷二）由此可见，陂塘是在山洪汇集处开挖大坑，筑堤蓄水，用以存蓄水分，灌溉田土。简言之，陂塘就是利用低洼之地汇集周边水源而形成的池塘，这类水利设施在苗疆较为常见。如黄平州汪家塘、戴家塘“皆在城内……以灌沿城田亩”［5］（卷一）。都匀府“龙塘，在落康西，形如满月，周二十余丈，深不可测，水分三道，东为瑶花河源，西为落康河源，东北流入鸡贾上坝十里许与鸡贾河合，塘水溉田千余亩，利赖甚著”［4］（卷四）。独山州“龙塘，在城东北二十五里董隆坡后，一在上司龙塘寨中，一城南六十五里，水灌本寨拉浪二村田”［6］（卷四）。“乾塘，在城南四十五里阳平村右，塘分上下，春夏水涨可溉田，秋冬则涸，系学校公业”［6］（卷四）。显而易见，清代黔东南苗疆陂塘的修建十分普遍，且数量较多，灌田面积不容小觑。陂塘的修建，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大大改善了这一区域的灌溉条件。

3.坝

黔东南苗疆地质结构复杂，雨水多，但存不住水，调蓄功能差。兴修水坝成为保障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灌溉设施。《坝法》云：“水分则势缓，聚则势急。安车之处，必急水方能充转，非筑坝不可，其法用劲木，长六尺为桩，捋一头铲尖，交叉打入水中如鹿角状，于近案安车，用沙石壅堆，使无动摇，其布桩上广下狭，逼水急流至车所，车自转动。若河平水缓，则离下坝十余丈以上，更筑一坝，仍于坝头，按作曲坝，直连下坝，则众水由一港奔流逼成急势，可安水车二座于一处。阡近一带安车之法，可谓尽善，未见有用龙骨车者，授其法也。”［7］（卷十七）光绪《黎平府志》载：“榕江多山，河流两岸之地带，山多高峻，附近农田除蒿江河之外，难能利用。将水为灌溉之用，只有筑坝浚塘，截留水量，否则无法利用。”［3］（卷二上）可见，水坝是一种挡水建筑物，主要功能是为了集结河水，把水汇集在堤内，将河谷淹没后形成水库，以作防洪、储水灌溉或饮食之用。如黎平府“母猪坝，城东北塔桥下，溉田千余亩”［3］（卷二上）。都匀府“江边坝，在江边堡，长百丈，相传为明代马某倡筑，溉田十余里”［4］（卷四）。“桥头坝，在郡北十五里，溉龙场、江边、沙包三堡田二千余亩”［4］（卷四）。独山州“木坝，在城南二十五里龙井寨前，水溉寨前田数万亩”［6］（卷四），“打浪坝，在阳地坝上，水溉田近千亩”［6］（卷四）。可见，水坝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极大，灌溉面积十分可观。得益于水坝的修建，各地田间用水得到了充分保障。如兴义县“较之黔省诸境，则差觉逶迤宽舒焉，其田土则近城之东坝、长坝、泥溪坝三处，平畴无际，绿稼如云。黔省苦于水利，此处则上引龙潭，下达巴皓河，蓄洩以时，旱涝无忧，黔省水田之多，无过此者”［8］（卷二七）。康熙年间，天柱县就已兴修大小水坝36座，灌溉面积达8910亩［9］（卷上）。可见，天柱县水利设施较为完善，灌溉面积不断扩大。

4.井

受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地表水往往不能及时满足农业灌溉的需求，积极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用于农业灌溉就变得尤为必要。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云：“掘土深丈以上而得水者，为井以汲之。……大作井以灌田，旱年甚获其利，宜广推行之。”［10］（卷十六，P405）可见，井灌所发挥的灌溉能力不亚于堰塘坝等大型水利设施。黔东南苗疆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积极开发井灌成为湘黔边区农业灌溉的重要方式。如都匀府“冒天井，在城东落乍堡，清顺治间，突出巨流，四时不息，分九十余派溉下壩田，复并，出龙家湾桥下。一称冒天龙井”［4］（卷四）。黎平府“乌鸦井，城南门外半里，水从石穴流出，味亦清凉，可灌田数百亩”［3］（卷二上）。独山州“沽傍井，在城东四十里摆略村，右水至清洌，流盛可溉田数百亩”［6］（卷四）。八寨厅“居山巅平地，土厚而肥，土厚之处每患乏水泉，而八寨则龙井、龙塘到处皆有”［11］（卷四）。可见，井灌水利系统在湘黔边区十分普遍，且分布广泛。井灌不仅用于农业灌溉，成为苗民重要的灌溉手段，还可供生活饮用，为生产生活提供了可靠的水源。井灌的修建地区，一般地形平坦，土层深厚，这也正是基于自然条件的选择，因地制宜开发的结果。

5.泉

黔东南苗疆伏流密布，具备良好的引灌条件，“苗地重冈复岭，山下有泉，正出、悬出，或肥或汧，情形不一，引之足以灌田，畴潴之亦可滋鱼利”［12］（卷五，P193）。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苗民充分利用地下水资源开凿泉眼，引水灌溉田地。乾隆六年（1741）七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黔省开垦田土、饲蚕纺织、栽植树木》一折称：“黔中山稠岭复，绝少平原。凡有水道，亦皆涧泉山溪，并无广川巨浸可以灌溉，故各属田亩导泉引水，备极人劳。其未开之田，多因泉源远隔，无力疏引之故。自官为督劝后，各属请借工本开修水田者，如贵筑、施秉、余庆、仁怀、丹江厅等处，或现在开修，或已经工竣。”［13］（卷一四七）由此可见，从乾隆五年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大力劝修水渠后，经过一年的时间，贵州水利事业取得快速发展。官方大力督导劝修各类水利设施，其中，导泉引水工程初有成效，灌溉面积十分广泛。对此，乾隆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称“贵阳、贵筑、仁怀、施秉、普安、安南、开州、镇宁、荔波、余庆等各府州县之各堡坪，皆可引水垦田四五千亩不等”［13］（卷一六九）。可见，引用溪泉灌溉农田成为黔东南苗疆主要的灌溉方式，如婺川县“龙泉……居人资以灌田”［14］（卷二）。

（二）改良灌溉工具

改土归流后，内地移民的进入，使得先进水利技术得到普遍推广，苗民掌握了更多的水利灌溉技术，有效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由于地势陡峭，河流众多，当堰、塘、坝等水利设施不能有效进行农业灌溉的时候，苗民广泛使用翻车和筒车等灌溉工具保障农田灌溉用水。翻车，又名龙骨车，它利用水车提灌，将河水从低处提升一定高度后，通过沟渠或者枧槽引入田中，引水快捷方便。清人杨恩元曾云：“黔省跬步皆山，田土多在高地，而水势就下不能灌田，故临河皆用水车挽水而上，玉屏、清溪一带，此车最多。”［15］

筒车的使用也十分普遍，且灌溉能力惊人，“苗有取水具名曰连筒，以大竹为之，按筍斗合，随山势为上下，吸取涧水，可逆流至数十丈”［16］。黎平府对此进行改良后，“大者极六十幅，高者径极三丈，筒多者极二十四筒”［3］（卷四）。平越州，“此法：先于溪旁筑石成隘，上流水至隘势极奋迅，乃设竹车两围，制如车轮，大可两丈，缚数节竹筒，缘与两轮，其筒向内一面截口受水，每筒相距三尺余许，两筒之间编缚竹板一扇以遏流水，所以激轮使旋者全在此，盖水势迅则冲扇行，而轮乃随之以转，每激一扇，后扇继来，旋而上升，则筒中满水已至车顶，筒口向下水即下倾，于起倾处刳大竹受之接引入田，虽远可到。所谓农者坐而观之，无举手之劳，而已毕灌矣”［17］（卷二一）。这一工具极大地满足了农作物的用水需求。

对于距离水源较远，无法使用沟渠引水的地方，山民创造性地使用枧槽、过水桥、水龙等灌溉工具将水衔接起来，以保障田间用水。如思州府“养苗溪府西北八十里，源出岩洞中，有巨石障流，土人架木槽引以灌田”［18］（卷一二二）。都匀府“水龙，在登丰堡南五里，清乾隆间曾某置，盖吸水管也，以木二三尺或四五尺者，凿空为管，横直相接，缘坡东上，互达坡西，引水灌田数百亩，屈曲若龙，俗称地龙，又称其地曰水扒坡”［4］（卷四）。这种利用竹木制作枧槽引水的方法，清代农学家胡曛在《农田要务稿》中记载：“近见南人用竹木制为枧槽，遇洼下之处，则支架而用之。遇截山之处，或凿山腰支以横木，或置极长之竿，立于水中，随其所宜，宛转接之。”［19］（P342）这些灌溉工具的改进与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保证了农作物的稳产高产，促进了黔东南苗疆经济的发展。

随着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苗民因地制宜地修造梯田来扩大山区水田的耕种面积。南宋范成大《骖鸾录》中关于“梯田”的记载，指出梯田能起保水、保土、保肥功用，可以减轻水土流失。基于此，苗民积极利用山间溪涧，开造梯田。

吴振棫《黔语》对梯田开造后的情形这样描述道：

黔山田多，平田少。山田依山高下，层级开垦如梯，故曰梯田。畏旱，冬必蓄水，曰冬水。水先成罫，山颠俯视，如万镜开奁也。［20］

因为山田多、平田少，为了保水保肥而选择依山恳山。梯田的修筑，正是苗民因地制宜地开发利用山区地势和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共同结果。道光《思南府续志》载：“其地硗薄，梯山为田”，“谷雨前后，山间梯田趁雨而犁，取淤泥培田塍，俾水不泄。”［14］（卷二）沈从文在其自传中也提到，在凤凰厅，“一道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驶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作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21］（P28）。

梯田修筑后，梯田的水稻产量颇丰。都匀府“四乡村寨，跬步皆山，溪流萦绕，田颇膏腴”［8］（卷八）。麻哈州，“县属之平定、宣威、养鹅等处多肥饶”，故水稻种植颇多，每年余米多运往清江一带［8］（卷十）。独山州，“屋舍比连，绣壤交错，望万家灯火，数百家之籍。富庶之象，宛然中州”［22］（卷三）。水稻面积的不断扩大，水稻品种也不断丰富。道光时期的思南府仅谷种就有杉板红、六十日、白露早、班稠糯、香禾米、猪主糯、金钗糯等九个品种之多［14］（卷二）。光绪时期古州厅的糯稻品种就有大穗糯、广糯、白广糯、金钗糯、早黄糯、黄丝糯、黑芒糯、三寸、可寸、秃头糯、鸡爪糯、冷水糯、红米糯、迟黄糯等［1］（卷四）。可见，各地水利设施修建后，水稻面积随之扩大，粘稻种植已经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类水稻的种植，保证了粮食生产的产量，促进了农作物种类的多样化。

二、清代黔东南苗疆的水利管理

为了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免致纠纷，做到高效利用，地方社会非常重视农业用水的管理，各地通过民主协商制定规约来规范用水行为。

锦屏县平略地芽寨立有一块乾隆五十四年制定的《水坝禁约》，该禁约严禁拉运木材毁坏田埂和水坝等行为，碑文内容为：

每年客商全不体恤，遇水自放，或自拖运过坝；屡被过后，亦不当整砌。而有田之家候水退，抬石整砌，非一朝夕；而成带田丘，尽成干涸；国课无归，老幼嗟叹，莫可如何。今找众公同人：所过木植，不许自放，亦不许请别村人托运。毋论放水，托运先说定，必要众运送，扶木过坝；坝坏亦在放木人，当即照旧整理。□肯整砌，罚银三两，以为整砌急需之费。……举凡过木植，众人议定由黄莲洞至响水坝止。

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六日众等立。［23］

从该禁约内容可以看出，由于黔东南苗疆山多沟深，因此，修筑水坝成为该地区农业灌溉的重要方式。改土归流后，黔东南苗疆的木材贸易十分兴盛，当木材漂流至水坝前需要人工托木，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水坝破坏，水坝破坏后，客商既不修葺也不赔偿，以至于该地区农业生产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为了保护水坝，该寨制定禁约，对托木造成的损坏进行惩罚。

从江腊俄侗寨立有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禁条碑记》记载了当地水利管理规定：

一、开坎田，各自开己荒坪，不许越界强占。至于六月天旱，不许斩田垦讨水。犯此二条，克己复礼，只罚银三两三钱。倘捉鱼坑轧，传众齐集，罚银一两二钱。

一、炎天修理田坎，不许放火烧毁禾苗。犯者罚银一两二钱。［24］

该碑文对乱挖别人田坎和擅自阻断别人的田水等加以处罚，对田间用水实行严格有序的管理，不随意侵害他人利益，自觉保护农业生产。

显而易见，地方社会对农业用水十分重视，为了保证用水的公平性，各寨通过民主协商制定用水规约来约束农田用水行为。类似这样的规约在苗疆社会还有很多，如锦屏敦寨响水坝沟的《永古千秋》碑亦刻有：“四周不许人、畜通路踩踏，切勿阻塞沟渠，不许乱开放水。”在麻江县，对于各类塘埝沟坝的管理，地方制定出“榔规”来加强管理，具体办法为每年在受益户中推举“值年”掌管分班供水及组织维修，有的则由受益户按传递“水牌”的形式来轮流管理［25］（P257）。此外，在侗族的款规中也有关于用水合理利用的规定：“田塘用水，也要合情合理，共源的水，同路的水，公有公用，大家都得利。大丘不许少分，小丘不许多给。引水浇傍田，灌冲田，上面先浇，下面后浇。不许谁人挖断田塍，破坏田口；不许做蝻蛇拱上面，青蛇钻下边，捅洞偷水。”［26］这类规定对维护水利秩序，保障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雷山县还专门成立水利协会，每年请寨中活路头和寨老议定管水、用水制度，该制度要求：管水人员每年必须清理一次渠道，若水头有水，流不到分水点，按停水时间扣发管理人员报酬；民众谁不出谷支付报酬，就不准用水；偷水者由“沟头”罚银洋3至6元；水利协会每年用罚款购酒肉聚欢一次，并修订民约设“码口”分水，按田亩多少分股用水［25］（P257）。新中国成立后，在洪江市各山塘水库仍推行“一把锄头”的放水制度，执行“六先六后”原则，即：先远后近、先高后低、先干后湿、先用活水后用死水、先放塘水后放库水、先救胎禾后救扁禾［27］（P206）。可见，清代黔东南苗疆实行的各种水利管理制度，对于确保农业增产增收、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还发现，水利设施的兴建，深刻影响了地方社会的信仰观念。时至今日，在锦屏茅坪上寨村，村民仍遵古井为地方神灵，皆认为古井能驱邪除煞，护佑平安。为了使新生子女得到护佑，父母会将自己的心愿写成祭拜条贴于古井口，以祈求古井能够保护孩子平安顺遂，长命富贵。试举一例：

兹有茅坪上寨龙英盛、陈湘莹夫妇所生一男孩，名唤龙华鑫，乳名龙陈成。生于农历二零一九年六月初二吉时。将命推查，五行干犯一切凶星神煞。是以虔心投寄万年古井冯夷位前，祈保孩男：凶星退度，吉曜来临，年无三灾，月无八难，长命富贵，易养成人，无灾无灾。

公元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 诚心投寄

从投寄内容来看，这些投寄条可谓是父母为新生子女求的平安符。祈求古井驱除一切凶星恶煞，护佑孩童健康成人。从这一信仰观念的深层次内涵来看，足以发现地方社会对古井等水利设施的重视程度。地方社会正是出于对古井的保护，才进一步将之神灵化。

水利设施的普遍兴修和科学有效的用水管理，使得贵州苗疆的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各地农业捷报频传。方志中对此多有记述，举例如下：

雍正七年，黄平州，西门毓兰桥稻谷一茎两穗，每穗四五百粒至七百粒。［5］（卷十二）

清江厅“自五十三年、五十四年、五十五年连年大稔，一切水田山地种无不熟，熟无不丰，民苗欢欣，盗贼寇息，盈宁之象实为从前所未有”［28］（卷一）。

各地频频上陈的丰收捷报，无疑让地方大员欣喜若狂，虽然自雍正五年（1727）起，清朝已经禁止各地以“祥瑞”为由进献嘉禾，但对地方大员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邀功的绝好机会。

雍正七年十一月，贵州巡抚张广泗奏称：

苗地山高水冷，气候寒暄不时，苗人虽耕凿极勤，而限于地力，往年收成甚薄。乃今岁丰稔异常，苗人等莫不惊讶欢喜，老幼男妇相率持香匍赴行营口，称我们苗人刀耕火种极废工力，从未有如此丰收，亦从来未见有此等禾谷。……稻谷一茎自两穗三穗以至四五七穗，粟米一茎自两穗以至九穗，他如黍谷、稗谷之类，皆自四穗以至十五六穗不等。又：稻谷颗粒往届丰熟之年，每穗不过二百余粒，间有三百粒者便为瑞谷，今则由四五百粒以上而至七百粒之多。其粟米，每穗不过长七八寸，间有盈尺者便为瑞粟；今则由一尺四五寸以上而至二尺有奇，甚至稻谷有一本三十穗，粟米有一本四十八穗，更有一穗之上复生为五歧六歧九歧者，不独遐方所未观，亦属内地所稀闻。非特耳目所未经，更为史册所罕载。［29］（卷三五）

我们很难断定这些丰收捷报究竟有多少是出自邀功之言，或有多少如实反映了真实情况，但从一定程度上仍可以说明，黔东南苗疆的农业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

三、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黔东南苗疆水利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中小型水利工程普遍兴建，大大提高了苗疆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山区稻作的灌溉难题。从各项水利设施的建设情况来看，该地区水利开发做到了因地制宜、因水制宜的原则，充分利用了苗疆地区山地地势与水源条件，形成了一整套水利兴修技术，从截流、引水、提水、蓄水等都有相应的水利设施，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科学性。灌溉工具的不断改进与推广使用，同样对稳定苗疆农业生产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各地民众通过民主协商制定规约来规范用水行为，这些优良的管理制度与办法，发挥了良好的成效，同样值得后世坚持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