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木薯县长”刘禹轮生平与著作考述

刘安壕

刘安壕，男，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刘禹轮（1903—1986），字振国，广东省大埔县洲瑞镇田背村人。刘禹轮的人生阅历颇丰，抗战时期因在粤北丰顺县开展木薯推广运动成绩卓著，得“木薯县长”之美誉。但由于历史原因，刘禹轮在很长时期内未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他才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地方文史资料也开始提及他。2000年，刘禹轮同乡刘淼水在《前任丰顺县长刘禹轮先生政绩记述》一文中对其个人经历及政绩有所记述［1］。2013年出版的《丰顺县县长录》记下他履职丰顺期间的相关事迹［2］。台湾《大埔会刊》刊登的多篇文章简单提到他推广木薯的贡献①，但上述文章对其生平及著作均未详细探究。本文通过广泛收集海峡两岸相关资料及所见民国档案，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刘禹轮生平及其著作进行深入研究。

一、刘禹轮生平考述

（一）出身农家，专攻农学（1903—1929）

广东省大埔县洲瑞乡是粤北的一个客家聚集区，当地百姓具有崇文尚教的传统。1903年，刘禹轮出生于该乡的一个耕读世家。其祖父刘翰生，曾在台湾执教，与丘逢甲关系甚笃。甲午战争爆发后，刘翰生响应丘逢甲号召抗日保台，事败后因不愿意接受日本统治，毅然返乡，并在故乡执教至终老。

刘禹轮的父亲刘仲允中学时代就读于大埔县乐群中学，与国民党元老邹鲁为同窗好友，毕业后考取两广优级师范学堂，研习博物，以该科第一名毕业，被授予“新科举人”头衔。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从教，历任潮州农业学校、省立韩山师范学校、大埔县立中学、三河中学等校生物教师。刘仲允一生默默奉献教育界，培育出不少人才，如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郭思演将军、丘誉、刘旭辉、赖少魂等。

刘禹轮在山区长大，他自述“自小时候懂事时，便知道对面山坡地带，每年春季便栽植许许多多的树番薯，冬季收获后，家人把它的块根蒸熟了，香松可口，每喜吃之，因之便跟它结下不解缘”［3］（P24）。童年经历，对他将来报考农学院及推广木薯不无关系。

1911年，刘禹轮就读于家乡务滋小学，他天性聪慧，自称“小学七年，个人从未带过书包，只手执些国文修身等书，但每试辄冠”［4］（P53）。1919年，刘禹轮考取大埔县立中学，时值五四运动开始，其和同学“一致奋起抵制日货，每日派出若干队，前赴韩江沿岸船只与商店，检查劣货（称日货为劣货），一经査获，即予焚毁。此外如举行反日演讲，或表演话剧，不一而足”［4］（P53），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

1923年，刘禹轮考入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②，大学期间，他读书异常刻苦，在晚年回忆录中他提到“进了大学上课，个人加紧用功，一是努力求知，二是锻炼身体”［4］（P90）。1926年，他参加全校“广东地租的比较研究”论文比赛，获得第一名，并得到奖金50银圆，这在当时乡中引起轰动，于是有“今天读书不花钱，反而会赚钱”［4］（P90）之说。

他对木薯的兴趣，更是从“广州中大农院研读时代，与日而俱增”［5］(P5)。大学期间，农学院教授丁颖先生曾开设《食用作物》课程，该课详介木薯的来历及用途、性状特点，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学生活动，“国父孙中山先生，每星期日到本校大礼堂演讲三民主义，个人因受国父伟大人格感召，同年加入本党③参加革命，致力青年运动”［4］（P53）。

1926年，刘禹轮当选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任期3年至毕业，“我们学生会同人，对学校是不折不扣忠诚拥护者，学校多年来的安定局面，学生会不无微劳，所以戴、朱校长④三年间不让学生会改选者以此”［6］（P90）。此外，他还被国民党广州市宣传部部长曾养甫任命为市宣传部干事，成为一名半工半读生，且有较可观收入。大学时代的学习、工作经历，都为他以后的工作生涯做了很好的铺垫。大学期间，刘禹轮在《农声汇刊》《广东青年》等杂志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从办理平民学校经验中去研究平民学校的实际问题》《迷信与杀人》等文章，这些文章都体现了他青年时期对社会民生的关心，以及推动国家发展的政治抱负。

（二）主持埔中，任职中央（1929—1939）

大学毕业后，因学生时代显示出来的才华，加上邹鲁等叔伯辈的关怀，刘禹轮于1929年被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执委会任命为宣传部指导科主任，兼广州《民国日报》编辑。其间，他发表《总理逝世纪念与造林运动》《七十二烈士之殉难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复兴》《为提倡天乳运动告革命妇女》等文章。其中最后一篇因关心女性身体解放的敏感问题，在当时引起不小反响。

翌年，刘禹轮因“埔一中校长悬缺，乏人问津”［4］（P54），且其乐于服务家乡，遂决定返回母校大埔中学担任校长。任校长期间，为培养人才，他以“严”字为宗旨，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一时校风学风大变，教学质量突飞猛进，“（民国）廿二年（1933）第十七届毕业生郑作励、饶宗礼、张任侠等三人，前赴广州补习一年，以同等学力报考中大农院专门部，获得囊括首二三名，殊为难得”［4］（P53），成为一时之美谈。1932年春，他呈请广东省教育厅准予开办高中师范部，学制3年，办了3届共毕业16名学生，为大埔培养了一批高中学历的人才。

1936年，西南事变爆发，广东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矛盾尖锐化。刘禹轮因在大学时代极力支持国民党中央而遭到牵连，被免去大埔中学校长职务。离职后，他经邹鲁帮助，确认人身安全无虞后来到南京，在中大农学院就读时的学长余俊贤、蒲良柱的帮助下，经国民党中央组委会主委陈立夫举荐，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海外组织科干事，一年后升任总干事。虽从粤北山乡来到南京工作，他却认为“在部服务四、五年，深感大机关做事，还不若服务县乡实际些”［6］（P91）。任职期间，正值国民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为此，刘禹轮起草了《新生活运动告海外同志同胞书》［4］（P55）。

刘禹轮参加国民党中央党工人员甲种从政考试，以成绩优等被录取并派往广东省政府任用。1937年抗战爆发后，刘禹轮担任广州工作队队长，负责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战时救护人员训练班担任训练工作，此外兼任归国华侨总会所办《华侨战士》半月刊总编辑。1938年6月，被派往武昌珞珈山接受军训。结业后，被任命为全国民众动员视导第十四团副主任，率团返回粤省东江一带视察。

（三）执政丰顺，兴薯救民（1939—1945）

1939年，刘禹轮被广东省府李汉魂主席任命为丰顺县县长。丰顺地处潮州府北部，有潮汕大后方之称，然而当地山多田少，“地瘠民贫，素称难治”［7］（P1）。但他还是为自己能再回到县乡工作而“心窃以喜”［6］(P91)，可见他对服务基层有独特的情感。

上任之际，正值抗战进入艰难时期，“溯自潮汕沦陷，丰顺所处地位，不啻为潮海前线之大后方”［7］（P1），因丰顺特殊的地理位置，此时五区专署、汕头市府、省行、报社等亦纷纷迁入该地。又因丰顺为“绾毂潮梅之交通要冲，军运频繁，征发丛脞”［7］（P1），故刘禹轮在任内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即是在10天内修复长70华里、内含27座桥的丰留公路。在他的精心组织及军民的通力合作下，终于如期完成，因此他获得上级嘉奖，亦得到当地百姓认可。

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粮食危机，主政广东的李汉魂以“足食”为施政的中心工作之一。广东省政府颁布《广东省战时荒地承垦条例》《广东省补助垦荒事业办法》《广东省战时督垦荒地办法大纲》多个政令，倡导民众开垦荒地、种植杂粮。丰顺县是个山区县，和平年代米粮尚未能自给，抗战时期丰顺的缺粮问题愈加严重。

为解决丰顺县民食问题，他应广东省政府训令制定了详细的木薯推种计划。他首先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一是举办木薯种植讲习班，将乡民召集后传达木薯种植要义和开展木薯运动的意义；二是多次下乡，深入百姓，讲解木薯种植方法；三是颁布《丰顺县政府木薯运动宣传大纲》，广泛地发动群众积极种植木薯。其次是将木薯推广运动落实到位，为了实施木薯推广运动，刘禹轮召开全县士绅会议，筹设丰顺县地方建设促进会，勘定于丰良、东厢、三板桥荒山为县垦植示范场，亲督县政警队、警察自卫队开荒垦植，开展筑山塘、垦山田、种山禾山薯的“三山运动”［5］（P1）。再次是制定《丰顺县政府推种木薯实施办法》《丰顺县政府两百万株木薯运动实施纲要》《丰顺县政府卅一年度扩大木薯运动预垦面积实施办法》［5］(P31）等法令，号召民众积极广种木薯。

经过大力宣传和实施，丰顺木薯种植面积逐年增加，1939年3月，刘禹轮刚上任丰顺县县长时，木薯面积仅有380市亩，产量仅3096市担；到1942年，面积快速增长到13499市亩，总产量增加到269980市担之多。《丰顺木薯运动纪实》载，1942年4月“由县府派人分赴各乡调查，并根据各乡公所报吿，得知全县所植木薯数量，已超过原定二百万株之三倍、共为六百余万株”［5］（P6）。从原定计划种植200万株木薯，到最后达到了600万余株，实际超出预定数量3倍以上，可见木薯推广在丰顺颇具成效，不仅解决了灾年的缺粮问题，而且接济了邻县和过境灾民，有力地支持了粤北抗战。因此在1943年9月召开的广东全省行政会议中，刘禹轮得到全省认可，被记者冠以“木薯县长”称号，从此这一称号流传至今。

任职县长期间，刘禹轮还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倡设师资训练班，招考学生179人，培训2个月，毕业后派往各地学校当教员。在全县改设中心学校34所、国民学校20所。把留隍球山中学改为县立第二中学，汤坑区立中学改为县立第三中学。并倡建民众教育馆及卫生院等，完善了丰顺县的文教事业。1941年8月，他聘请曾任开平县长的乡绅李介丞为县志总编纂，编纂《丰顺县志》。1945年他编纂《丰溪随笔》一书，对履职丰顺的相关工作做了回顾。

（四）执事农林，滞留香江（1945—1952）

抗战胜利后，刘禹轮因在丰顺县开展粮食增产运动取得优异成绩，经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罗卓英举荐，他赴广州担任省农林处副处长，处长为其大学老师黄枯桐。后黄枯桐辞职，刘禹轮接任处长，并当选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委员。

主政农林处期间，刘禹轮施政主要分为粮食增产、林业增产、发展特产、垦殖工作、农业试验、农业推广与调查6方面。在粮食增产中，他制定了稻作增产、杂粮增产、棉作增产、麻类增产、肥料增产、病虫害防疗、畜牧改良、畜疫防疗8项举措。为促进林业增产，他采取了扩大省林业改进指导区组织及业务范围；选定儋县、崖县、万宁等县设置3个金鸡纳霜林场；推动民间营造薪炭林，并特别补助中山、东莞、增城、博罗、惠阳、清远等6县，推出营造薪炭林等方法。

为发展广东地方特产，他因地制宜，在南海、顺德、中山等县设置蚕桑改良场，与蚕桑改良实验区；在广州、东江、韩江、南路、琼崖各区，设置蔗种改良繁殖场；在广州、高州、潮州、琼州等四处，设置果树繁殖场；辅导民营烟草、茶、席、葵、咖啡等的增产等。

在垦殖工作中，他指导开垦陆上荒地及海滨沙田，以实验农业工业化，推行集体农耕和使用新式农具耕耘机等。在农业试验中，他除了在广州设置农业试验总场外，还在东、南、北区设置分场，做各种农业试验，将所得优良品种及方法推广至全省各县。在农业推广与调查中，他在南海、高要、惠阳、梅县、曲江、合浦、琼山等县设置农业推广督导区，在广州设置农业调查所，并分7区，设置调查队。任内，刘禹轮在《广东农业》《经济建设月刊》等刊物发表多篇探讨广东农林发展问题的文章，并主持出版《农业半月刊》《农业浅说》等刊物。

后因局势动荡，“值政府把国币改为金圆券，斯时全国金融，有若脱缰之马，一夕数变，政治推行，遭遇极大困难”［6］（P94），且他在当选农民团体国大代表候选人后，名额被强制转给青年党人刘尔题，为此他对国民党时局失望，萌发弃政从教之意，故在1947年12月，辞去省农林处处长一职。

辞职后，刘禹轮在其大学师兄、国民党省党部主委余俊贤的推荐下出任岭南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后任总经理，但在通货膨胀的大形势下，公司运转困难，故任职不到1年后离职。不久，他在大学同学、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的邀请下，出任华侨大学教授兼总务长。同时，其在大同中学董事长余俊贤的推荐下，出任大同中学校长及校董，此时他同时身兼侨大教授及同中校长两职。1949年10月13日，因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刘禹轮在广州解放最后一刻搭乘火车赴香港。

在香港期间，刘禹轮一家居住在新界大埔墟。为解决生计，刘禹轮在身处越南的堂兄刘涤鲁，及印度尼西亚的姐夫罗敏华资助下，先后与友人合作经营农场，又在香港筲箕湾经营彩瓷工厂，但都因经营不善破产。1952年6月29日，他离开香港，举家迁至台湾省，定居苗栗县。

（五）定居台湾省，执教终老（1952—1986）

到台湾省后，刘禹轮决计继续从事教职，他在师兄余俊贤的介绍下，经“省教育厅”陈雪屏推荐，至花莲农校工作，并应允该校校长退休后由他接任，但他“以情况不明，未作肯定答覆”［6］（P96）。半年后，他经老同学、苗栗县教科科长林干祜推荐，往大湖农校出任实习主任。1955年，他被“苗栗县县长”刘定国任命为苗栗后龙国中校长，“该校系属初办，一切从新开始，幸赖地方人士热心教育，任内七年，进行顺利”［4］（P57）。

1962年8月，刘禹轮在一次下乡做家访路中，因不慎伤到脚趾，且其原患有糖尿病，故引发了左足溃烂而至截肢。但因其儿女6人均在学，他决心以残障体躯，继续工作，后他被调任到县立苗栗高商补校担任校长。在任期间，他又因患眼疾，有长达半年时间几乎陷于全盲状态，但他依旧坚持工作，直至病愈。

苗栗高商补校规模较小，刘禹轮到任时学校仅有3间教室、学生百数十人，基础设施甚不完善，在其领导下“于九年后，个人依限退休时，教室已有十八间，男女学生已达千余，各项设备，规模粗具，颇感满意”［4］（P57），并经过多年的辛苦办学，最后提升为省级学校。1970年，刘禹轮于苗栗高商补校退休。

在台湾期间，刘禹轮撰著了《百年树人录》《患难余录》《乡土教材》等著作，并发表了多篇回忆大陆往事、关心社会民生的文章。刘禹轮的夫人张志坚，是大埔西河车轮坪人，是张弼士族亲，贤良淑德，持家有道。刘禹轮育有3男3女，儿子取名为维政、维廉、维四，女儿取名为维丝、维美、维洁。他的子女均大学毕业，或从教、从政，或留学美国后在美工作。其中三子维四为美国华盛顿大学都市计划系硕士，曾主持西雅图黎明实业公司业务。长女维丝毕业于台湾大学，在美国获图书管理学系硕士，曾任美国新泽西州华侨学校校长。1986年3月17日，刘禹轮病逝于台湾省。

二、刘禹轮著作述论

刘禹轮一生撰写文章40余篇，他的作品主题大致可按其年龄阶段划分，求学及早期工作时期，他文风犀利、激进，体现了他乐于针砭时弊和关心社会民生的一面；主政丰顺及省农林处时期，他的文章主要是对地方、部门建设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建议；去台任教及退休时期，他的文章以回顾往事、总结人生历程为主。

（一）求学及早期工作时期（1925—1939）

刘禹轮非常关注农村问题。1925年，他在《农声汇刊》发表了《对于暑假期内农民运动经过的纪略》［8］，讲述了他暑期返乡组织农民协会的动机、经过，并认为在号召加入农会的问题上，应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1926年，同样发表于《农声汇刊》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9］认为，中国的群众组成是以农民为主体，号召农民参加革命非常必要。在经济方面，应该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如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农具合作社等，以减轻资本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在教育方面，要倡设农村补习学校和平民义务学校，普及农村教育。在政治方面，要指导和帮助他们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在晚年回忆录中，他总结国民党败退大陆的原因，即是没有重视和开展好农民运动。

在《从办理平民学校经验中去研究平民学校的实际问题》［10］一文中，他从自身在乡间办理平民学校的经验谈起，认为要办理好平民学校，关键在于人才、经费、劝学、教材4大方面。此外，他还把关注视角放在家乡，在《大埔》［11］一文中，他对大埔农民的分布状况、农民金融流通情形、农民消费情形、农民组织做了分析。

作为一名农科毕业学生，他将自己的专业和时政相联系。他在《广东裁兵的善后办法——实行兵工造林》［12］一文中认为，待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庞大的军队开销对国家财政会是巨大的压力，且这些士兵若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也有可能会造成地方的混乱。且因连年战乱，广东各地童山濯濯，赤野千里。故将裁撤的士兵派去造林，走上正业，将会使社会稳定，对环境保护也大有裨益。在文中附录了他的广东兵工造林计划，如对造林区域的划分、经费的筹措、苗圃与造林机关的设立、林木品种的选择、技术人员的配置、林场管理与监督、林场保护与指导、兵工造林与兵工筑路并进等。

青年时期的刘禹轮是一个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他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外族文化。这体现在《我们应如何纪念“五七”》［13］一文中。1915年5月7日，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认为纪念“五七”最好的方式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纪念。在《教会与教会学校》［14］一文中他认为，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政策，除了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外，还有文化的侵略，而文化侵略又是以教会为代表。教会通过在中国开设学校、医院、养老院等来传教，并想法设法让老百姓成为忠实的教徒。故他号召青年加入反教运动，抵制文化侵略。这些文风犀利、言辞激进的文章，都体现了青年时期刘禹轮爱国、反帝的一面。但在晚年，刘禹轮对外族文化的态度有所转变，他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

大学期间连任3届学生会主席，刘禹轮对学生会工作有着自己的认识。他在《中大学生》发表的《今后本会的使命》［15］一文，对过去学生的工作问题进行了总结，在个人方面，他认为学校出现了只知读书而不问政治的、不读书又不问政治的、丢开书本拼命去活动的问题；在工作方面，则出现了工作缺乏实际性、工作毫无计划、未能充分运用组织的作用的问题。为此他认为中大学生会的新使命即是要工作务求实际、巩固本会组织、帮助学校当局发展校务、努力求知和锻炼身体、注意人格运动。

此外，他还积极指出社会发展弊端。乳房是女性在成长发育过程中的重要性别特征之一，中西方对乳房的态度问题在近代社会截然不同。1930年，刘禹轮发表了《为提倡‘天乳运动’告革命妇女》［16］一文，认为中国女性几千年来受着封建社会和旧礼教的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受尽辛酸苦楚。但在推翻封建专制后，束胸的陋习依然存在，这对女性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为此他提倡妇女都能够恢复天乳的自然美。该文因关心女性身体解放的敏感问题，在社会引起议论。

担任大埔中学校长期间，他撰写过《大埔县立第一中学校实施五育工作纲要》《试谈所谓“大埔女子教育的危机”》等文章。此外，他还发表了《总理逝世纪念与造林运动》《七十二烈士之殉难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复兴》《组织党童军省军部第一旅的意义》《迷信与杀人》等文章。

（二）主政丰顺及省农林处时期（1939—1947）

1939年到1947年，刘禹轮先后担任丰顺县县长、省农林处副处长、处长等职。他在这一时期的文章风格与青年时代相比有很大不同，这时的他主要是以一个主政一方的官员的视角，提出对所在部门发展的建议及自己的思考。主政丰顺后，刘禹轮推动的木薯增产运动取得初步成效，为此他在1941年主编了《丰顺县木薯运动纪实》小册，该书详细记录了其推种木薯的动机和经过，并从木薯运动的宣传、木薯运动的实施、木薯运动的成效，及木薯运动的检讨及改进、木薯运动的扩展几个方面进行介绍。该书出版，旨在“将本县推行种植木薯运动经过，及种植上应行注意事项，并加以检讨与改进，编成小册，以供研究”［4］（P4），以期“检讨既往，策动将来”［4］（P4），力求将丰顺木薯运动经验推动至全省。

履职丰顺4年后，刘禹轮出版了《丰顺四年》一书，该书记录了期间“政通人和，舆论翕然，工作方面，特别以生产与教育，尤有显著表现。前者如开山塘，垦荒地，推种木薯运动，厉行保造法，后者如改进初等中等教育，增筹教育经费，建筑民教馆兴中学，编印县志，以及历年举办中小学生较艺运动会之类，不胜枚举”的情况［7］（P1），涵盖了他当县长4年来在民政、财政、教育、建设方面的成绩，并在特载篇记录了木薯运动，摘录了他发表于报纸的文章，及其当县长的心得体会。

1945年，在卸任丰顺县长后，刘禹轮编纂了《丰溪随笔》一书，从县政的基层组织问题、户籍行政、警察制度、卫生制度、国民教育等开始讲起，讲述了他是如何做县长的，最后对他履丰时期的木薯推广运动进行总结。该书收录了他的《论丰顺县二百万株木薯运动》《再论丰顺县二百万株木薯运动》《论全省二万万株木薯运动》《木薯氰酸成分与中毒讹传》《推种木薯心得》《我推种木薯经过》《木薯运动发展史实》等文章。

抗战结束后，刘禹轮赴省农林处任职，期间撰写了多篇关于发展广东农业的文章。在《广东农讯》期刊的《发刊词》［17］中，他认为农林建设是经济建设中最重要的部门，故需要将先进的科学农业知识和技术介绍给农民，以期他们可以采用，并去代替陈旧的耕稼方式，提高效率和改善生活。但农民的现有知识水平低下，思想守旧，故在农林建设初期，需要做好宣传工作。

在1947年发表于《经济建设》的《发展广东农业特产之重要性》［18］中，他认为广东地理条件优越，水热条件极佳，但因地窄人稠，耕地缺少，粮食向来不足，只有发展农业特产才能作为补充。故发展广东甘蔗、果品、蚕桑、烟草、席草、茶烟、桂皮以及其他亚热带特色作物，对提高农民收入、活跃农村金融、发展本省经济建设大有裨益。

在《广东农业建设之基本问题》［19］一文中，他认为广东农业建设的基本问题是：一在于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知识水准，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二在于对农林经费的筹划、农林人材的训练、农林机构的调整加强、机械化农具的使用，及集体农场的倡办；三在于发展本省特色农业，如甘蔗、蚕桑、苎麻、烟草、茶叶等亚热带特色作物；四在于兴修水利和发展农村合作运动；五在于做好粮食增产的精选谷种、广种甘薯、扩植木薯、普种绿肥、防治稻虫运动。正视以上问题，才可以完成广东农业建设目标。

在《水灾所给予吾人惨痛教训》［20］一文中，针对1947年广东发生的特大水灾，他认为广东水灾频繁与抗战后森林面积锐减有关，而森林有着调解水旱，涵养水源的功能。为加强造林护林，他提出了四点办法，一是鼓励种植私营林；二是筹集造林经费；三是扩充造林人员；四是要丰富造林种苗。

（三）在台任教及退休时期（1952—1986）

刘禹轮于1952年赴台湾省苗栗县定居，在台岁月，他寄情翰墨、笔耕不辍，这个时期他的文章以回忆大陆往事、介绍乡土文化、关心社会发展、回顾人生历程等主题为主。文章主要发表在台湾省大埔同乡会创办的《大埔会刊》上。

怀念大陆往事的有《永怀师恩》一文，他在文中写道：“邹先生与我，半是世伯侄，半是师生关系。前者，父亲(仲允公)与他，清末埔城乐群中学尝同级就读；后者，民国十三年，我肄业广东大学农院，他任校长。似此世伯侄兼属师生，亲上加亲，殊觉难得。”［21］(P13)并自述平生邹鲁对他有两大恩情，一为“完成大学学业，裨益至大”［21］（P14），二为其“透过中央从政考试关系，五年后返粤出任县长而省农林处长兼省党委，尚当选粤农会国大代表候选人”［21］（P14），并感慨“至此可谓师恩深似海”［21］（P14）。由此可知邹鲁对刘禹轮在求学和工作时代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为他的事业保驾护航。

怀念故人的文章还有《夫子慈公与我》，该文回忆了与他“亦师，亦长官，亦师弟兄，亦同学，亦友”［22］（P12）的前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罗是其父亲的学生，亦是他在中学时代的师兄。抗战胜利后，在罗卓英的举荐下，其赴省城任农林处副处长，后任处长，这也给了他更好的施展才华的平台。此外回忆大陆往事的还有《大埔人才今昔观》《高陂区属人事调查录》等文章。

乡土教材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一，它源于县志，实即县志的浓缩读物，也可说是县志的升华。在《苗栗县的乡土文化片羽》［23］一文中，他对台湾省苗栗县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民族组成、历史沿革、礼俗信仰等多方面乡土文化进行介绍。在《乡土教材与传统文化》［24］中，他以苗栗乡土教材为例，将全书划分为历史、地理、经济、教育、地方自治、结论6部分，来介绍苗栗县乡土文化。类似文章还有《我找到了乡教三千多年前的“根”》等。

关心社会发展的文章有《心理卫生教育的我见》［25］，该文通过讲述他的具体事例，谈及其对心理卫生教育的看法。认为教育，不能只凭知识的传授，而是要关注学生心理健康。作为“木薯县长”，到台湾省后，刘禹轮仍不遗余力地推广木薯种植。《木薯酒精替代石油谈》［26］一文记录了他早年在丰顺推种木薯的经过，因木薯可以制造酒精的特性，故他提出可以在台湾省广植木薯，替代石油，以缓解能源压力。

回顾人生历程的文章有《我怎样为苗商起死回生》［27］，该文记录了他接办苗栗高商补校后，让学生规模、校园面积扩大的故事。《遍历忧患与折磨的我》［28］是其在81岁时对自己生平的回忆录，文章按时间为序，分少、中、老三时期，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叙述。

此外，在《我的家世与台湾》［29］一文，他记录了祖父早期来台执教，在抗日失败后回大陆定居的事迹，讲述了他家与台湾省的渊源。他还撰有《文坛彗星曾昭旭教授近著》《大埔县立第一中学史略》《乡土教材案始末证言》等文，著有《百年树人录》《患难余录》《乡土教材》等书。其中《百年树人录》纪录刘禹轮从其祖父、父亲到其子刘维政，祖孙4代从事教育凡百年的故事。

三、结语

刘禹轮出身农家，青年求学农院，毕业后担任过中学校长、大学老师等职，一生和教育事业结下不解之缘。他一生撰有文章40余篇，其文章主题大致可按照年龄阶段划分，在不同时期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不同的思想状态。但其一生最大的亮点是在丰顺县成功地推广木薯，这一工作成绩，对当时华南地区的木薯推广有推动作用，对解决战时丰顺民食问题、救济过境灾民、缓解粤北粮荒，支持华南抗战亦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刘禹轮在丰顺推广木薯取得的成绩，得益于他出身于耕读世家、严父对其的家教、自青年时代就投入革命的家国情怀、中山大学农学院求学期间所练就的专业素养等。整理他的生平经历及著作，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其人其事，阐扬其致力于木薯推广的贡献。

注释：

①如刘维政《刘禹轮书香世家》，载《大埔会刊》2007年第43期；罗博平《刘禹轮先生亲笔函及八十述怀诗稿墨迹题记》，载《大埔会刊》1987年第23期；广春楼主《为悼念刘禹轮先生而作》，载《大埔会刊》1987年第23期.

②1924年6月，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与广东高等师范及法政大学合办为国立广东大学，设为农学院。1926年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③文中“本党”指中国国民党。

④文中所提的戴、朱校长，即于1925年5月至1930年9月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和1930年10月至1931年6月任校长的朱家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