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新的交流方式：如何通过公共艺术重塑空间活力

苏雅婷 郑 超

（中国美术学院,浙江杭州 311113）

法国艺术家及策展人尼可拉•布西欧（Nicolas Bourriaud）在其著作《关系美学》描述道：“艺术是一种相遇的状态”，艺术与人的相遇，人与人的相遇。如果从这个层面解读，公共艺术，就是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中，艺术与公众的相遇。

“Public Art”最初引入到国内时，被翻译为“公共艺术”而不是“公众艺术”，这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的公共艺术强调的是艺术作品与一个具体的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而非与这个公共空间中“人”（观众）的关系。近些年，在各界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当代的公共艺术早已摆脱了“位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品”这一传统标签，更加强调公众的参与和交流，以唤起民众对社会共同问题的关注与关心。所以，课程在引导学生思考公共艺术如何被大众认识或者吸引大众参与的同时，更鼓励学生从“公众”的角度去构思，探索新的交流方式，以化解公共艺术介入城市公共空间的突兀。

一、公共艺术的使命与价值

在探讨公共艺术如何重塑空间活力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理解公共艺术本身存在的使命与价值。其实，当代公共艺术在其诞生之初就承载了干预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的希冀。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陷入了经济大萧条，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爆发：犯罪率上升；学生无奈辍学；无数人陷入抑郁，甚至选择轻生等等。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继任美国第32届总统后，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大刀阔斧地实施“罗斯福新政”，同时主张从艺术层面唤醒公众对生活的向往和憧憬。随后，公共事业振兴署（WPA）举办的各种艺术活动，为公共艺术提供了快速生长的土壤，并发挥其惊人的社会作用，让城市生活面貌焕然一新，公众的生活、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文化素养与审美意识得到提高，地域文化价值也得以传承和发扬。这对社会凝聚力和地方归属感的强化影响深远。

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大地艺术家克里斯托（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和珍妮•克劳德（Jeanne-Claude）夫妇为公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通过包裹公共建筑物和自然界的形式，将原有的建筑、景观“陌生化”，营造一种错愕感，加之极富视觉冲击的宏大体量，引发人的关注与思考。他们从不赋予作品目的和意图，而是给予观者足够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去解读作品。

德国国会大厦就是被克里斯托夫妇包裹的著名地标之一。国会大厦是一个承载了无数历史意义的建筑，经历了各种变化和动荡：被大火烧毁过，也被战争摧残过，却始终是象征民主的白月光。这其中的戏剧张力和艺术创作空间令克里斯托夫妇为之触动。创作过程中，10万平方米的银白色丙烯化纤织物被覆盖于国会大厦之上，并用长达万米的绳索将其包裹起来。一夕之间，所有的建筑细节被遮盖，只剩下一个比例、形态优雅的银白色大型雕塑。该作品借助艺术的手法解构了政治建筑，柔软的布料使原本坚硬的建筑转变为一种柔和的物体，包裹的形式将国会大厦复杂的历史隐去，进而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留下众人可以书写和评论的空白。《被包裹的国会大厦》验证了公共艺术的巨大潜能，缔造出了具有主题性、灵活性的个性化公共空间。这件作品在仅为两周的展出时间中吸引了世界各地多达500余万名的大众前来观赏。由此可见，一件出色的公共艺术作品是具有惊人的社会号召力的。

二、当下公共艺术的空间语境

随着艺术家们对艺术实践内容的探索，越来越广泛的术语被创造出来，用以描述艺术实践。这些艺术实践以偏离现代主义的形式模式，成了独特自主的艺术表达，包括“社会参与艺术”“社会实践”“社区艺术”“协作性艺术”“干预主义艺术”“对话艺术”“滨海艺术”“关系艺术”“语境艺术”“新流派公共艺术”和“激进公共艺术”等等。这些形式的实践不再局限于我们以往所理解的“传统的”和“适当的”艺术生产和分布的空间，如画廊、博物馆、工作室、公园或城市广场，而是试图积极地向非传统艺术空间上蔓延，比如，阳台这类作为连接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过渡区域的半公共空间。

于2020年，在柏林普伦茨劳尔贝格区（Prenzlauer Berg）举办的一场主题为“阳台：生活、艺术、疫情、距离”的公共艺术活动（Die Balkone：Life,art,pandemic,proximity）就让人印象深刻。此次活动的策展人乔安娜•沃尔莎（Joanna Warsza）与奥乌•杜穆索鲁（Övül Durmusoglu）在阐述这次艺术行动时说：阳台作为私人的公共空间，它们似乎是房子的尽头，但又不是。在政治历史中，阳台既是开放和希望的平台，也是象征威权的至高无上的平台；在当今的社会语境下，阳台或许能够成为独特的日常表演甚至公民活动的场所。就像每个建筑学院都有一套独创的阳台设计方法，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居住方式。

受邀参加此项目的五十几位艺术家、作家、建筑师等创作者在为期两天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创造了各种极具视觉感染力的精辟“宣言”，并呼吁当地人在规定的社区范围内“亲密漫步”，寻找生命与艺术的迹象。其中一位艺术家将一卷卷卫生纸从阳台上流下来，表示对疾病大流行的消息传播之初，公众疯狂囤积卫生纸这一行为的嘲讽；艺术家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Dimitriadis）则以一个由阳台挂下的天然绳梯，表达人们对于重新相遇和触摸的渴望；劳尔•沃尔奇（Raul Walch）创作的蓝色风筝般的结构，还有乌尔夫•阿明德（Ulf Aminde）对反法西斯艺术家马克斯•林纳（Max Lingner）充满敬意的表达，也令人叹为观止。

随后，这类“半公共空间”项目开始在世界各地发酵。这是艺术家们在引领着公众重新审视我们居住的地方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开始了解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是谁，我们该如何建立联系。

三、公共艺术如何重塑空间活力

在了解了公共艺术的使命与价值及其当前所处的语境后，再来谈论如何通过公共艺术创造新的交流方式，重塑空间活力，似乎会更有方向感。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将“参与性”“协作性”“互动性”和“交流性”作为核心理念，鼓励学生通过绘画、建筑、装置、雕塑、表演、活动策划等不同的艺术创作形式，介入到空间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探索以公共艺术为媒介的新的交流方式。

以“画说”小组为例，他们关注到的是人们由于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减少，而在潜意识里对直接接触产生的抵触情绪，提出了“间接交流”的概念。前期实验阶段，他们将准备好的大张的白纸（1m×2.5m）张贴在学校、小区和办公楼大家必经的楼梯过道内，并在旁边放有各种类型的笔和代表心情的贴纸。令他们惊喜的是，不到1天的时间，白纸上就布满了大家的留言，留言的内容非常丰富，有互相打气的，有表白男女朋友的，有抱怨工作的，有吐槽食堂饭菜的，也有单纯描述天气的，等等。每条留言上也都收到了不同贴纸，有点赞的、不服的、嫉妒的，这是来自其他陌生人的反馈。由此，他们发现大家对于种间接交流的形式是有强烈欲望的，陌生人之间也有巨大的间接交流潜力，只要提供足够有安全感的空间和足够灵活的日更媒介。

随后，他们从空间设计入手，尝试通过不同的空间形式语言创造一种氛围，让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地表达，以此实现间接性的交流。这类建构单元是灵活可变的，能根据不同的场所、环境，做出适应性的调整。

“六一下”小组则是希望通过富有新含义的手势的传播，建立起人们之间的一种新的默契和共识。在构思新的手势之前，他们对世界各国一些普遍流行的手势进行了调研，一方面是了解它们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创造出与其他文化相冲突的手势。调研中，她们发现中国社会中数字的手势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这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6”是一个吉利的数字。近些年来，“666”更是成为一种新型网络语言。她们将基于“6”的二人互动的新手势进行组合后推出，将它推广到各个公共场合的场景，对公众进行采访，并邀请大家跟我们、跟伙伴用我们的手势进行互动。“六一下”小组希望这个手势在更多场合下被人们赋予更多深层次的含义。长达2周的调研后，公众赋予这个手势的含义可以总结如下：“发誓和约定”勾指起誓；亲密之意；“达成共识，合拍或加油打气，认可和赞同”之意等。

随后，她们邀请公众将完成这个手势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将照片或小视频发送给她们，以此为素材制作了宣传片，在各个平台上推广，希望能将这个手势推向更广的人群和更远的地方，使它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

“不说话的声音”小组受艺术家霍尼•瑞安（Honi Ryan）的艺术项目“沉默的晚餐”（The Silent Dinner）所启发，策划了一个活动，希望通过无声的语言，找到实现陌生人之间更深层次的内心交流的钥匙。活动中，参与者被要求两两成组，对视15分钟，过程中不能使用言语或声音；不能读或写；尽量少发出噪音；不能使用手机等电子产品，对视结束后画出你眼中的他/她。令她们感到意外的是，有些人在对视的过程中竟然会真情流露，潸然泪下。对此，小组成员采访了参与者，他们也很意外自己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一个陌生人表露出内心压抑很久的情绪。或许恰巧因为并不相识，又恰巧因为无须多言，反而给了参与者重新看清自己内心的机会。

四、结语

其实，空间的活力的复原并不见得是人潮涌动，人声鼎沸，也有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人与艺术之间的交流更加纯粹、深入。

虽然我国的公共艺术尚未成熟，但值得欣慰的是，无数的艺术创作者正在不断尝试，适应现实的同时大胆突破，跳出固有的框架，赋予公众艺术新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内涵，使其成为拉近大众与艺术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