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主题漆奁出现的文化成因研究

王潇曼

1978年4月，在襄阳城南门外的凤凰山上，发掘了长方形竖穴土坑汉墓，因这座汉墓出土于擂鼓台地区，因此命名为襄阳擂鼓台1号汉墓。这座墓葬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号圆奁，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用品。圆漆奁的装饰题材，学者们称漆奁为人物纹漆奁。

西汉以前，器物上绘制的人物形象，大多数是侧面形象出现，人物造型简单。西汉之后，出现了正面和半侧面的人物形象，结合擂鼓台1号汉墓的人物纹漆奁来看，出现了六个侧面像，十一个正面人物形象，说明了西汉器物上彩绘人物纹发展到了一个高峰。结合人物纹漆奁描绘的纹饰和图像，可以看出漆奁的彩绘，有着江陵地区楚文化纹饰特点，又具有西汉早期的人物纹写实性和平面化彩绘风格。

一、人物纹漆奁的伍子胥主题成为可能

（一）同时期的伍子胥铜镜

中国古代人们所用的妆奁中，以漆奁最具代表性，考古资料丰富，时代序列也较为完整。西汉史游《急就篇》卷三：“镜籢疏比各异工”颜师古注：“镜籢，盛镜之器，若今镜匣也。”东汉许慎所说“籢”字释为“镜籢也”，这说明铜镜和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早期出土的漆奁，奁内放置有镜子、梳子、胭脂、粉扑等化妆用具，特别是西汉时期的漆奁，奁的功能性得到了更大发挥，放置的化妆用具更多，功能区分更合理，有专门放置镜子的子奁。最早放置铜镜的漆奁，是战国中晚期的湖北包山二号楚墓的漆奁，子母口漆奁中放置了铜镜。由于铜镜材质主要成分是锡，暴露于在空气中，古人每次梳妆时用手触碰铜镜，加剧了铜镜的氧化，光泽度减弱，为了更好地保存铜镜，放在漆奁中精心保存，这在当时逐渐成为一种流行风尚。

同时期的伍子胥铜镜（上海博物馆馆藏伍子胥铜镜），镜背面中间是一个大的圆形镜钮，在镜钮的外围环带上，由四个圆突将画面分成四个组图，组图内的图像，表现了伍子胥故事中的美人计情节。伍子胥铜镜拓片（图1）组图A，此人挥剑作自刎状态，衣袖飘动，怒目望着前方，吴王夫差赐剑伍子胥自杀，根据铭文和史料记载，可以确定此人就是伍子胥。组图B是越王和范蠡，范蠡对越王进谏，共谋灭掉吴国的计策，铭文也有记载他们是“越王”“范蠡”。组图C是站立的两女子，铭文记载为“越王二女”，可以确定的就是西施、郑旦。组图D是一人戴高冠，在床榻的中间，作右手举起来的姿态，应该是吴王对于伍子胥劝谏不满，而做出的举动，铭文记载是“吴王”。伍子胥铜镜根据镜铭旋读顺序，可以确定是顺时针左旋图，伍子胥铜镜与襄阳擂鼓台人物纹漆奁图像中，两男、两女人物形象高度相似，结合下文中文献资料，进一步分析人物纹漆奁的起始点和方向。

图1 伍子胥铜镜拓片 上海博物馆藏

现今出土的伍子胥铜镜是人物故事题材，学者们对伍子胥铜镜出现的时间定在汉代，在时间上为笔者进一步研究人物纹漆奁提供了依据。汉代，器物上人物纹题材图像逐渐增多，集中在漆奁、铜镜、画像砖、画像石、壁画、帛画等器物材质上，伍子胥故事图像也有可能出现在这些器物上。铜镜和漆奁在造型上，外形尺寸上，二者是非常契合的，加上主题装饰与器形相辅相成，可以推测，汉代伍子胥故事的题材出现在铜镜上，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在漆奁上。

汉代，铜镜的主要铸造产地在吴越之地。从春秋时代开始，青铜器的铸造业主要集中在吴国和越国的都城，发展至汉代，两地的铸造业在全国尤为发达。这两个地区都曾经发掘出如神仙画、车马以及历史故事等为题材的画像镜。

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故事发生在吴越两地，地方性的故事成为工匠们制作铜镜的题材。人们认为伍子胥是忠臣的形象，在时间上，伍子胥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吴越地区伍子胥故事显然会成为汉代铜镜上的故事题材。在空间上，伍子胥原是楚国人，为了为父亲伍奢报仇，逃离到吴国。吴越之地的伍子胥故事会随着民间传说和文本的形成而传播至楚国及全国各地，因此这个主题故事，很有可能出现在楚地襄阳城的漆奁上。不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来看，汉代铜镜和襄阳擂鼓台1号汉墓人物纹漆奁，以伍子胥为主题的故事就可能真实存在。

（二）伍子胥故事的文献资料佐证

最早记录伍子胥故事的文献，有《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史记》《说苑》，这个故事涉及了春秋时期楚、吴、越三个国家的五位国王，伍子胥和伍奢一家人，越国两位美女西施和郑旦。

早期的文献资料对伍子胥事迹描述，侧重于为父兄报仇，故事情节描写严谨。伍子胥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儒家伦理是以父子关系为核心，进而推衍出与他人的关系，因此一个人可以“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春秋两百四十二年，一方面是一个极混乱紧张的时期；但另一方面，则古代的贵族文化，实到春秋而发展到它的最高点。这里的贵族文化就是儒家的“君子精神”。孔子所推崇的《周礼》，本来是历史上根据宗亲血缘关系的亲疏之别、社会及政治关系中的高下之分，而制定的一套礼仪和规范。这就不难理解，伍子胥为父兄报仇的思想，成为民间之信仰而传播，为史家之传唱。

伍子胥的历史事迹，经过史学家的记载和地方性的传播，在两汉时期逐渐有文学的文本记载，对故事情节有了更多感情色彩的描写，进一步对文本进行了润色和修饰，其中赵晔编撰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编撰的《越绝书》都提到了吴国讨伐越国，西施、郑旦两位美女献美人计给吴王的故事，两本文献形成于东汉时期，主要记载的是伍子胥忠臣形象，西施、郑旦两位美女对吴王夫差施展美人计的故事。

“越王勾践五年五月，将与大夫种、范蠡入臣于吴。”“伍子胥复谏吴王曰：'臣闻王者攻敌国，克之则加以诛，故后无报复之忧，遂免子孙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图之，后必为吴之患。'”“十二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闻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沉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种曰：“可破。夫吴王淫而好色，宰嚭妄以曳心，往献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越王曰：“善。”乃使相工索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乃使相国范蠡进曰：“越王勾践窃有二遗女。越国洿下困迫，不敢稽留。谨使臣蠡献之大王。不以鄙陋寝容，愿纳以供萁帚之用。吴王大悦，曰：“越贡二女，乃勾践之尽忠于吴之证也。”子胥谏曰：“不可。王勿受也。臣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昔桀易汤而灭，纣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后必有殃。臣闻越王朝书不倦，晦诵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数万，是人不死，必得其愿。越王服诚行仁，听谏进贤，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为对隙。臣闻：‘贤士，国之宝；美女，国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吴王不听，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术也。””

昔者，越王勾践问大夫种曰：“吾欲伐吴，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种对曰：“伐吴有九术。”王曰：“何谓九术？”对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栗槀，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越王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曰：“昔者，越王勾践窃有天之遗西施、郑旦，越邦洿下贫穷，不敢当，使下臣种再拜献之大王。”吴王大悦。申胥谏曰：“不可，王勿受也。臣闻五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而不聪。昔桀易汤而灭，纣易周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必有后殃。胥闻越王勾践昼书不倦，晦诵竟夜，旦且聚死臣数万，是人不死，必得其愿。胥闻越王勾践服诚行仁，听谏，进贤士，是人不死，必得其名。胥闻越王勾践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人不死，必为利害。胥闻贤士邦之宝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于末喜，殷亡于妲己，周亡于褒姒。”吴王不听，遂受其女，以申胥为不忠而杀之。”

在后来的文献记载中，伍子胥始终是忠臣的形象，对吴王阖闾、吴王夫差忠心耿耿，伍子胥多次劝解吴王，不能接受越王勾践的上贡，吴王夫差拒绝伍子胥的劝告，误认为伍子胥不忠不义，遂将伍子胥处死，接纳了越国的西施、郑旦。

（三）人物纹漆奁图像分析

为了方便讨论人物纹图像中人物走向以及衣服、头饰的不同，笔者借鉴了张瀚墨《襄阳擂鼓台一号墓出土漆奁绘画装饰解读》，对漆奁相应的组图标示英文子母，来区别不同组图中人物的安排。张瀚墨先生解读漆奁盖内面（图2），A组两个男子相向站立为起始点，逆时针走向。我认为奁盖内面，从A组两个男子相向站立，起始点是正确的，但应该是顺时针走向。原因有二，其一从所发现了五枚汉代伍子胥铜镜来看，人物图像都是顺时针左旋图，清楚地再现了越国西施、郑旦施展美人计对吴王夫差的情景故事。漆奁类似于铜镜的构图，按照铜镜铭文的“旋读”顺序，推理应该是顺时针左旋图。其二，据学者考究，从墓葬的规模，出土的随葬品和器物纹饰分析来看，比同时期的汉墓稍微差一些，因此认定襄阳擂鼓台1号汉墓的墓主人的社会身份，应该低于五大夫，漆奁画师可能对彩绘主题的认识不严谨，致使粉本正反颠倒，因此奁盖背面的人物主题故事形成逆时针旋图。漆奁底内面，一个男子，两个女子，一个人面怪兽为起始点，顺时针走向，笔者认同张瀚墨先生的解读，在文中不再赘述。

图2 奁盖内面 图片来源：《汉代漆器图案集》，李正光编绘

二、人物纹漆奁伍子胥主题出现的文化成因

从文献资料、伍子胥故事简来看，伍子胥主题的故事情节，主要发展为两条脉络，第一，伍子胥历经多难逃离到吴国后，攻破楚国，为父亲兄弟报仇，这一复仇的形象建立。第二，伍子胥忠于吴国，越国勾践实施九种阴谋对吴国，他多次劝谏吴王夫差因而被杀，这一忠臣形象建立。在不同时期，伍子胥复仇、忠诚的形象侧重也不同，这与当时政治推崇、国民信仰有很大关系。根据《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和《史记》《越绝书》，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出土的伍子胥故事简等相关记载，说明至迟在西汉文帝、景帝时期，伍子胥复仇故事的主体情节已基本形成。

（一）汉代伍子胥故事文本趋于形成

伍子胥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吴、楚、越三国，春秋时期儒家伦理关系为世人所推崇，“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伍子胥的事迹延续到战国，在史学资料中多次被提及，其形象是对吴国的忠贞不渝。

《庄子•盗跖》中描述伍子胥乃是忠臣。“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荀子•大略》中记载“虞舜、孝己孝而亲不爱，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韩非子•人主》中记载，“子胥忠直夫差而诛于属镂。”世间所谓的忠臣，乃是伍子胥和比干，伍子胥被吴王杀掉沉溺于江流之中，比干忠于商纣王，却遭妲己所陷害，剖心而死。两位忠臣都是因为劝谏而被杀，说明比干、伍子胥为国为王而忠，却得不到重用。

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第9-11简：“子胥前多功，后戮死，非其智衰也…遇不遇，天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鬼神之明》第3简：“及伍子胥者，天下之圣人也。”

根据读取到的史学资料和文学资料来看，不论是赞颂伍子胥忠孝情结，还是适应时代的忠孝观念，伍子胥的事迹都深入人心。战国晚期，《吕氏春秋》《韩非子》记载了伍子胥历经多难，逃离楚国和为父兄复仇的故事情节。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发掘的伍子胥故事简，也突出了为父兄报仇的情节。伍子胥故事简，年代是在汉文帝末年至汉景帝时期，属于西汉初期。在《韩非子》《吕氏春秋》之后，《史记》之前，在时间上，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伍子胥故事简，是对西汉以前有关伍子胥文本资料的总结。伍子胥故事简中，包含诸多信息，伍子胥从楚国逃亡，载船渡河到吴国，子胥被举荐为吴国大臣并受到吴王的重用。吴王阖闾在伍子胥的辅佐下，吴国逐渐强大进而攻破楚国，为父兄报仇。楚昭王还曾劝说伍子胥回楚国，伍子胥拒绝。

笔者参照朱湘蓉文章中整理的简文部分来陈述内容：J105…臣之父仇者乎？胥□□□以□主君之谤,J106…□曰:“卫士卒诸侯执斧桎以下无敢不听。”五J107…□令而治国。不出三年，尽得吴国之众，吴因兴。J108…王已死。其后子曰昭公，昭公将率千人以亡。J130…□胥。胥勇且智，君必内之。”昭公乃令人告五子胥曰：“昔者吾J129…有智。今子率众而报我亦甚矣。然而寡J128…丘虚宗庙社稷乎？吾请与子中分国矣。J127…□贵为名，名成则昌，必入之矣。”五子胥报于使者J109…之矣。杀其父而臣子，非是君之臣也；父死焉，子食焉，非

《吴越春秋》中描述伍子胥复仇思想和行动情节较多。“吴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其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谄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闾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子胥等相谓曰：“彼楚虽败我馀兵，未有所损我者。”孙武曰：“吾以吴干戈，西破楚，遂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尸，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以来，未有人臣服报雠如此者也。行去矣！”

汉代诸多著作中提到伍子胥的故事，是在《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故事简范畴之内的记载，《新书》《盐铁论》《说苑》《新序》《韩诗外传》《春秋繁露》《悲壮不遇赋》《法言》《淮南子》等文本中的记载，都是围绕伍子胥故事简的复仇故事进行描写，这说明西汉初期伍子胥故事复仇情节趋于形成。

汉代《越绝书》《吴越春秋》中关于伍子胥故事的记载，越来越受到文学家的青睐，有较多关于伍子胥传奇色彩的情节描述，文学色彩浓厚。伍子胥的故事在春秋末年开始流传，一方面，民间口头传播加强，甚至成为人们日常闲谈话题。另一方面，史学家们根据伍子胥事迹以及民间流传的事迹，经过加工润色后写入正史。经过战国秦汉史学再记载以及民间再流传，伍子胥故事情节没有改变，但所传达的情感意义，更符合时代所需要的观念，即伍子胥为父兄复仇，把“孝”作为道德的根本。

不论是伍子胥复仇形象还是忠臣形象，汉代伍子胥的故事逐渐完善，在《左传》《史记》《韩非子》《吕氏春秋》史料记载的基础上，文学作品《越绝书》《吕氏春秋》《淮南子》《悲士不遇赋》中伍子胥形象也趋于形成。除了传世文献记载，各个时期人们口头传播，还有出土的西汉早期文献，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汉墓的伍子胥故事简，张家山汉简中有关伍子胥兵法记载，可见西汉早期伍子胥故事非常流行。这就不难理解，襄阳擂鼓台1号汉墓，人物纹漆奁是以伍子胥为主题的装饰题材。

（二）沿袭先秦忠孝观和血亲复仇思想

“周礼”，是为有身份的贵族而定制的，规定了宗族中不同等级身份人相应的礼仪，这些礼仪加强了血亲联系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庶民无关，所谓的“礼不下庶人”。春秋时期，孔子把周礼文化传统，视为中国人的道德追求，注入了新的精神和价值。这是“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有恩必报、有仇必复的时代，父子关系大于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平等的也是相对的，但有血缘关系的父子以氏族为基础，以父子为核心的家庭、家族的宗法制度，父子关系却是绝对的。

《左传》宣公二年：孔子曰：“…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惩。惜也，越竟乃免。”杜预注：“越竟，则君臣之义绝，可以不讨贼”。“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忠孝观念在这一时期尤为重要，强调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父兄关系的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孝为前提，忠孝一致。在这样的思想大潮中，血亲复仇思想和忠孝观念得到社会的认同，伍子胥为父兄报仇的故事，才会被历史文献记载并在民间流传经久不衰。

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封建制度瓦解，以氏族为基础的贵族逐渐消亡，出现了大量以家为核心的家庭，更加强调家庭的观念，这是儒家伦理的载体。正因为这种观念的出现，才出现了秦汉的大统一，中央集权的统治。汉初，儒家开始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孝”成为汉代政治儒学的核心观念，正是通过孝提出家国、同构观念。先秦以血缘关系的忠孝观念通过儒家注入的新思想，一直延续到秦汉，虽然是大一统社会的集权统治，但汉代以“孝”治理天下，为父抗君的思想间接地得到认同和许可，血亲复仇思想得到强化。汉代沿袭了先秦忠孝观念和血亲复仇思想，为父兄报仇的伍子胥故事尤为典型。西汉初期，襄阳擂鼓台人物纹漆奁上的伍子胥故事出现，正是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这个时期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研究汉代思想和社会信仰具有重要价值。

（三）先秦的人物主题性图像延续

人物主题性图像早在战国时期楚国已经出现，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出土的漆奁盖壁上。包山二号墓人物车马出行图，围绕漆奁盖壁上一周，展开是一幅长卷式绘画，以黑漆为地，用彩漆漆绘了二十六个姿态各异的人物，四乘的十四匹马牵挽的马车，九只燕雀，三只兽类和五颗柳树，柳树将图像分割成五个画面，画面故事连贯而有序。五个画面呈现的车马人物出行图，富有叙事性，人物、车马形神兼备，题材均来源于现实生活，采用比较写实的表现手法，人物的衣袖及下摆随风飘动，各个人物的神情姿态都不同，有侍者对贵族的恭恭敬敬，贵族人物的昂首姿态，还有御者持缰的紧张状态，不同身份人的气质和状态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人们更多关注人自身和现实社会，出现了人物纹为主题的漆奁图像。人物纹主题性图像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襄阳擂鼓台1号汉墓中，漆奁的人物纹主题性装饰，正是沿袭了先秦器物上主题性图像的题材。

三、小结

伍子胥原是春秋时期的人物，伍子胥故事情节出现在西汉初期的漆奁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伍子胥故事经久不衰，为世人所传唱。更深层次来讲，伍子胥故事的情节出现在生活用品上，说明汉代儒家意识伦理规范更注重现实，关注人自身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天人合一”“宇宙秩序”。因此襄阳擂鼓台1号汉墓的人物纹漆奁，是一个打开汉代思想文化的窗口，为我们全面了解汉代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依据。文本重点解读了人物纹漆奁形成的历史文化成因，具体漆奁能够反映汉代的社会形态，还需要笔者以后进一步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