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咏轩丛书》三考

曹 潇

（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馆员,北京 100000）

民国期间，藏书家刻书印书之举已成风尚，陶湘作为众多的藏书家之一，其藏书种类丰富，“以类求书书不同，巧于弃取绍陶工”。陶湘以收藏当时不受重视的闵凌刻本、毛晋汲古阁精印本等等，为其丛书类编辑提供了底本。根据丛书的定义在现代《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为：汇集多种重要著作，依一定的原则、体例编辑的书。《喜咏轩丛书》属于丛书杂篆类，为民国藏书家陶湘所辑丛书之成名作，这套丛书为大部分石印付梓而成，所用底本大部分为个人收藏，荟萃了陶湘所藏书籍珍品之结晶。

一、《喜咏轩丛书》概貌

有感于国学衰微德形式，许多民国时期藏书家私撰丛书流布以惠民生。本着“以供同好”的藏书为公的境界，陶湘在此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陶湘（1870～1940），江苏武进人氏，字兰泉，号涉园。藏书、刻书颇丰。

藏书与印书相互结合成果在陶湘这里直接地体现为丛书的出版。“喜咏轩”为陶湘藏书书斋涉园名之一，除此之外“百川书屋”“托跋廛”等都为其书斋名，且分别以此为名编辑丛书《喜咏轩丛书》《百川书屋丛书》《托跋廛从刻》。仅《喜咏轩丛书》一部范围涉猎范围扩展至广于经、史、子、集各部。此从书中，极具特点的关注到了以往被忽视的版画佳作，编辑也以带图版画刻本由为主，在影印原书的基础上，在石印过程中精益求精，为艺术类丛书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喜咏轩丛书》（以下简称《喜》）为涉园所刊印规模大、时间长的一部综合性丛书。采用十天干顺序分编，共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编，各编逐书分类杂排后汇印而成。印制时间为1926～1931年。

美院本目录见下：

甲编：天工开物授衣广训曹州牡丹谱宝砚堂砚辨绣谱雪宦绣谱笔畴忏摩录牧牛图问山亭遗诗月壶题画诗挦撦集红香馆诗双清阁诗芸香阁诗吟荭馆遗诗；乙编：秦楼月红梨记绣襦记幽闺记鸳鸯绦；丙编：宣德鼎彝谱宣德彝器图谱宣德彝器谱宣炉小志萧尺木离骚图经陈老莲离骚图像明刻传奇图像十种；丁编：凌烟阁功臣图像无双谱圣祖耕织图诗圣祖避暑山庄图咏高宗恭和避暑山庄图咏云台二十八将图洪经略奏对笔记；戊编：四库馆补萧氏离骚图三卷计氏园冶三卷洪氏菜根谭一卷洪氏仙佛奇踪。

综上形式则大致分为：“甲编”图录与诗集（多见清代女史诗集）；“乙编”传奇（除去一个选本为清传奇均为明代所撰）；“丙编”彝器图谱与明刻传奇十种；“丁编”木刻图像；“戊编”图像和哲理。其中多为罕见之本，以文艺类多见。《喜》本里收入共计5函42册，每册里可能辑有多种选本，同时，多册可能为一种选本的多卷。共计48种选本，经统计29种选本有图，版画观赏性极强，开本、版式、印刷、装订皆是上乘佳妙之作。如今整套原本难觅，多见散本。笔者将结合中央美术学院藏本和国家图书馆影印本等为依据进行以下三考。

二、刊竣时间点考证

根据这套书的刊竣时间有两个时间点，根据选本扉页印制时间，可以确定此丛书印制时间段为1926～1931。也就是刊竣时间，应该为1931年，此为一说。但在其晚年回忆一生行迹所编的《涉园七十年记略》（以下简称《记略》）里，陶湘提到此丛书却是五编完成于二十四年乙亥六十六岁，也就是1935年，此为二说。

对照选本目录，发现《记略》里丁编的目录最后一种为：“壇于文襄公总裁四库全书手札一卷金壇于敏中”，于现在国图影印本以及美院本此编目录中均为：“洪经略奏对笔记上下两卷”对比，有出入。《文襄公手札》（以下简称《手札》）篇幅不大，于《洪经略奏对笔记》（以下简称《笔记》）篇幅相当，有意思的两种作者于敏中和洪承畴谥号都为“文襄”。涉园重印《笔记》于庚午年（1930），为洪承畴与顺治皇帝之间的奏对笔记。《手札》为于敏中写给四库馆总纂官陆锡熊的信函，陈垣《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此册旧藏为上海徐氏所藏，后归星沙黄氏，今归武进陶氏，由北平图书馆重为编次，付诸影印。”落款为民国二十二年秋后四日，新会陈垣书于静宜园之见心斋。由此线索可推1933年的时候，《手札》辗转是归陶湘所有，并由北平图书馆影印出。根据“喜”本《记略》子目，陶湘在随后1935年“喜”版丁编中收入并替换篇幅相当《笔记》。

1932年陶湘辞去各职后，闭门家居专心致力于刊印，但因此经济奇囧。藏书也开始售卖以供刊刻书资，“藏书岂若传书久，欲散家资养刻工”，这种抉择对于爱书之人心境之苦闷不由而说。用《手札》替换《笔记》的缘由不详，笔者推测，其中缘由可能是陶湘在编辑此丛书编辑过程中，一直在完善，许是顾及《笔记》作者洪承畴的“贰臣”身份，加以替换修改选本。亦或许是觉得《手札》书法手迹更为有“奇趣”的特点，能够增添丛书的趣味性，畅销点，同时得以慰藉自我苦中作乐的“自娱”感。这点可见陶湘1935年同年所辑从书《涉园墨萃》中袁励准序曰“吾友陶子涉园精目录之学，比者端居多，暇刻丛书以自娱…”，也就是一直到1935年，陶湘才算真正满意此书出版构架遂并写入回忆录《记略》。由于笔者经查找未确见1935年版陶湘“喜”本，所以关于上述替换选本仅仅属于笔者提出的推断，有待进一步史料佐证。

三、印刷出版地点考证

关于《喜咏轩丛书》出版地点书中并未见，查找史料，仅仅零星提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8年第3卷第4期中新书介绍中提道：“喜咏轩丛书，现出十册，陶湘辑，十六年天津传书社影印本。…”，此处所出十册分别为下列五种：秦月楼二卷二册元郑德辉撰；绣襦记四卷二册明郑若庸撰；幽闺记四卷二册元施君美撰；红梨记四卷二册明徐复祚撰；鸳鸯绦二卷二册明路惠期撰。可见1927年所出《喜咏轩丛书》暂为十册，“现出十册”意指陶湘有意继续收编此丛书。此时丛书并未分编。

又见陶湘《武进陶氏涉园精印书籍目录》庚午冬（1930）订定中，关于《喜咏轩丛书》目录中截止到丁编，这也与戊编中董康题签时间辛未年（1931）时间相符。由于戊编选本印制时间为1930-1931，1930年戊编还在陶湘谋划与评估当中，而27年所辑十册五种分别成为两大种，除《幽闺记》编入乙编，其余四种编入丙编并入《明刻传奇图像十种》，可见陶湘在编辑过程中，对选本不断调整扩充，而发行处均为天津传经书社。见此目录中版权页，天津传经书社为总发行行，地址为特一区十号路十号门牌，并载有分发行处两处：北平修绠堂书铺，地址为隆福寺街东首路南；上海中国书店，地址为西藏路大庆里一百十号门派。并且代售董氏《诵芬室丛书》。这与陶湘生平所活动范围符合：天津、北平、上海。据此可以推断，出版发行地点可以确定为天津传经书社。

陶湘藏刻书大多通过位于北京的修绠堂为出售，“陶湘为修绠堂开设出资基建，为书店东家”。而陶湘所刊之书，则是大多出自北京文楷斋刻印。据早期刻书《儒学警语》《百川学海》明确记载为文楷斋刻印。于《喜》本中并未确切记载。魏隐儒学者在其《中国古籍印刷史》曾提到陶湘，很确定的表明陶湘所刻印书籍全部出自文楷斋。

据1934～1939年之间各地书局出售喜咏轩丛书全套价目表均在实洋一百二十六元左右。出售书局有：崇文斋、来熏阁、文求堂（日本田中庆太郎编）、文奎堂、保文堂、修绠堂、通学斋、文芸阁、稽古堂、青云斋、文禄堂、来青阁、藻玉堂等。这个价格在当时价格不菲，非平民能够所负担的。而民国期间，各地图书馆也于各馆所出分类目录中，见藏有《喜》本。如：天津市立图书馆图书目录(第1辑)、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补编(四)、东方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北京人文科研究所所藏书目录、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录书名索引、中法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满洲国立奉天图书馆分类目录等等。可见民国时期喜咏轩丛书为图书馆畅销书籍。

四、印刷方式考证

美院喜本可见印刷方式说明措辞多种，以多种书法字体出现，大致五种：校订付印、涉园重印、涉园石印、涉园景（影）印及涉园影印玻璃版印图。无外乎丛书应由石印技术印刷完成，个别选本为玻璃版。同见193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新书介绍“喜咏轩丛书甲乙丙丁四编，共三十四册…全书俱系重写上石，唯凌烟阁功臣图像有残卷七葉，及满文避暑山庄图咏，为玻璃板印…”（30年戊编还未付梓）

石印技术在1892年《格致汇编》刊载之《石印新法》中有具体解说，陶湘《喜》本中用了其中两种，重写上石为“绘石”，影印为“落石”，“重写上石”原理较简单，利用的是油水分离的道理，用油性物质在磨光的石板上照图摹写，将水打湿石板，没有油性颜料附着的位置会吸附水分，用墨印制的时候，只有油脂部分能够吸收油墨得以印制成功。“影印”原理则指的是通过间接玻璃片的方式将图案转至石板上：“凡石板所能印之画图，不能用平常所照之像落于石面印之，须有浓淡画成之样，或木板铜板印出之稿，画之工全用大小点法，或粗细线法为之。画成之稿连于平板，以常法照成玻璃片，为原稿之反形，即玻璃面之明处，为原稿之黑处；玻璃面之暗而不通光处，为原稿之白处。此片置晒框内，胶面向上，覆以药料纸，照常法晒之。晒毕，置暗处，辊以脱墨，以水洗之。未见光处洗之墨去，见光处墨粘不脱，洗净则花样清晰与原稿无异。将此纸样覆于石板或锌板面，压之，则墨迹脱下，此为落石。”同时期藏书名家伦明曰“唯重写上石可为一时方便，而究非传古书，尤其古雕版书插图书，真面目之正轨。书经重写上石，雕版转折之迹悉泯，徒得传其纤丽，而不足以窥古之笔意，以凌烟阁功臣图像残卷与重摹本比较，即皎然可见。乙编传奇五种，为明清所刻插图之上乘，以重摹本与原本较，浓纤浑朴，判然有别。真欲保存古籍古刊面目，还以影印为是。其有尚待勘正如天宫开物者，应别为校勘记附于卷后。迳以今日之画理，改动古书之插图，似则似矣，于古书未为得焉（明）”，见仁见智不同，此处“明”这位作者应为藏书家兼学者伦明先生，他对《喜》本提出了待完善处以及建议性意见。笔者所见，在五编完整美院版《喜》本中，陶版1929年重印本《天工开物》加入了伦明所提议的校勘记，这篇卷跋附于1929年陶本重印本的书末，名为《重印天工开物卷跋》，是丁文江于1928年关于这个出版过程做了详细的解说文。而乙编五种印刷方式记载均为1926～1927年影印，并且于《绣襦记》前页特意注明：“绵连纸张，据明朝万历本影印”，且特此说明有图为闵氏刻本。这与1930年的新书推荐出入，为什么伦明说“喜”本“还以影印为是”？笔者将陶本《绣襦记》与明本影印本第二回“正学求君”插图进行局部图片对比，发现陶本果然与明本影印本相比，大致形式构图一样，在所影印本的笔触和细节上的确有所差别，这个原因很有可能陶本是众多的明刊本中的其他本所影印，也有可能是为石印里的影刻手法。但可以确认的是陶湘的影印实际上大部分是石印里的影摹，而非伦明所提出的影印（照像珂罗版）手段。

珂罗版即是玻璃板影印，珂罗版是属于照相平版印刷艺术，它能够完全逼真传神保留下笔墨的神韵。陶湘在此丛书印刷说明里也有标注为：“玻璃版印”。

左：喜咏轩影摹本 右：古代版画丛刊明版影印本

关于陶湘当时为什么一开始不采用全部玻璃版印刷，此点也可根据丁编中《朱上如木刻四种凌烟阁功臣图》得无锡唐兰作序中得到回答。唐兰云：“武进陶涉园语：兰曰雕刻之术治金石易于见长锓木则反，是予所见惟上如之艺为能达作者之神旨笔笔生动而银钩铁画尤能大雅不群。实非常人可及，间当谋以玻璃版传其真，苦于原本初印不可得，乃授能手影钩摹写进行上版，迥异寻常石印，庶几悦目赏心，然或者犹以非真为憾予。窃有感焉夫一艺之精者，往往有突出古人之右，而使后世好之者力学心追而不能得其髣髴，推原其始则未有不自摹仿来者，苟无摹仿艺术之门将塞矣岂不伤哉。故予之授人影摹亦欲使斯艺得一线之传耳，与留真之意固殊，且使传斯艺浸广，又安知不有上如者徒出于其间，此吾之微旨也若必斤斤于传真，其目抑亦小矣。涉园所云如此，爰以为序，己巳九月无锡唐兰”从此可知，陶湘在此处似乎回答了他石版影摹而非玻璃版影印的原因，他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留真古籍之同时将摹仿之艺的得以流传，说不定后来者能够有超出朱上如的新鲜血液出现呢。1930年与新书推荐为同一年，“今春景模四种毕工，紫阳朱氏藏有凌烟阁功臣图像残卷七篇予又得避暑山庄图咏满文全册，均为原刻初印，遂照相石印而以玻璃板印图分别增入，俾存其真且使今日景模之术有进焉”，陶湘涉园在得到更好的底本后，以玻璃板影印重印了此本，此处玻璃板影印也可称为珂罗版，可见陶湘一直在精益求精的辑书道路上。

见选本离骚图，“喜”本共收入两个版本，这也是陶湘这部丛书的辑书特征之一：关于同类题材多个体例与选源的收集。在丙编中，选本名为《萧云从绘离骚图经》，此本扉页有篆书“离骚”，次页为牌记：“枣板绣梓刷印无多，今包刻价格壹钱…书林汤复识”在牌记中，记录了原版所用纸张、价格等详细资料。而现在所藏藏本此扉页尽失，此选本此牌记有了珍贵的史料价值，也有研究者认为此牌或为射利而自行增补。由于并未注明印刷方式，笔者对比古代版画丛刊中清顺治二年刊本后大体模样不差，从刊图来对比线条，应该为同一体系，为玻璃板影印原本。笔者倾向于正是这种印刷手段，使得牌记得以保存；在戊编中，选本名为《四库馆补绘萧氏离骚图三卷》，此本陶湘说明：“庚午夏日涉园依文津阁重印又据江南图书馆藏宋本校字”此书重印意指，校字本更为准确。

这也难怪《记略》中提到印刷方式为：“玻璃板印喜咏轩丛书”，可能在1931～1935年间陶湘所辑《喜》本有了更好地版本。目前所见《喜》本虽然为石印，确实如陶湘自己所云“迥异寻常石印庶几悦目赏心”,陶湘其他早期刻书中，初印本也是极其讲究，除朱、蓝墨印，还有陶氏独创的双印（为了清晰刷墨印制两次）技术，这样本子出来墨厚如漆，赏目极具观赏性。

对比陶湘所辑《天工开物》图：美院版“喜”本、国图影印“喜”本、美院单行本等，会发现同一年的陶湘所印辑的图片笔画上竟然也会有些许差别。这类差别应该于印刷方式有关以及陶湘刻书辑书的精益求精习惯符合。陶湘在丛书的编辑当中，会根据提议不断完善丛书，傅增湘在为陶湘出版的《涉园明本书目跋》中云：“其收书之法，一书辄兼数本，一本之中，又选其纸幅之宽展。摹印之清朗，以及序目题跋，必遴其完善无缺。签题封面，必求其旧式尚存，往往一书而再易三易。…”，可见不断的“易”在陶湘藏书时便是如此，根据藏书而来的辑印书籍选本体例调整，变更，编辑过程中随之而“易”也显得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