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决定一切”
——苏联核计划人才政策探析（1945—1953）

赵 万 鑫

二战后不久，美苏关系由于各自的国家大战略相左而出现冲突和碰撞。美国作为当时唯一的核国家，不但在二战末期对日本进行了核轰炸，且在战后不断谋求核垄断，其蓄意将苏联排除在原子能国际控制合作之外的做法使后者感到巨大压力。①为研制国产核武器，抗衡美国核威慑，1945 年8 月，苏联以举国动员的方式开始实施“核计划”。同时，为加快核武器研制，还对核计划相关的各行业和领域的专业人才，推行了一套特殊的人才管理政策。本文要研究的“苏联核计划人才”，主要指组织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即核计划最高权力机构（专门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第一管理总局）下属的中高层组织领导干部、工矿企业负责人，科研、设计和规划部门的技术骨干等。参与核工程建设的囚犯和战俘等特殊劳动者则不在本文所定义的“人才”之列。

俄罗斯学者对上述问题的既有研究，或散见于一些著作的个别章节中，②或从核计划“干部政策”“干部培养”等角度立论，③尚无从人才政策史角度作整体考察的研究成果。①笔者认为，虽然苏联核计划的参与者并非完全通过市场方式自由招聘，但其来源仍然是苏联党政机关、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框架内的“干部”这一概念无法完全涵盖和定义的，用更加中性和宽泛的“人才”来概括更为合理。国内学者对核计划人才政策虽有所论及，但亦无专论发表。②张广翔、张文华：《苏联赶超型的核工业发展政策——以乌拉尔地区为例》（载《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5 期）对核计划总动员后，为保障核工业发展的人才需求，实行的特殊的人才培训和选拔措施有所论述。张文华、张广翔：《聚合与扩散：苏联第11设计院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载《史学月刊》2018 年第5 期）对第11 设计院在人力资源方面的聚合情况有所介绍。张广翔、张文华：《苏联核工业管理机构与核计划的推进（1945—1953）》（载《史学月刊》2019 年第9 期）对核工业管理机构的人才配套措施，包括人才梯队和选拔途径进行了初步总结。鉴此，本文主要通过对俄罗斯披露的苏联核计划解密档案的爬梳与整理，拟对苏联核计划人才政策实施的内容、成效及其启示做一初步的历史考察，从而揭橥苏联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特殊的人才政策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核计划人才的主要来源

对于人才问题，早在1935 年，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高等院校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并提出“现在应当特别注意人才，特别注意干部，特别注意掌握技术的工作者”，要“采取最关切的态度，用心地培养他们”。③《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372—373 页。无独有偶，核计划从实施伊始即面临复杂严峻的人才问题。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统计局的报告统计，截止到1945 年3 月，全苏共有4212 名物理学家，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和技术学校、研究所、工业企业及各部委机关中，其中在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苏联科学院、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等部门供职人数最多。④不过，这对开展核研究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数量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当时全苏仅有几十名核物理学家和放射化学家。⑤

1945 年8 月，时任弹药人民委员Б.Л.万尼科夫在向斯大林汇报关于核问题的意见时，曾就Л.Б. 贝利亚主张的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全权负责领导核计划实施的方案提出质疑。⑥他认为内务人民委员会近15—20 年来以镇压知识分子闻名，因此是否有能力正确地领导和延揽大批科学家并有效地组织起下属的专门管理总局存疑。⑦最后，斯大林同意了Б.Л.万尼科夫的意见，1945 年8 月20 日成立了国防委员会直属的专门委员会和第一管理总局，Л.Б.贝利亚和Б.Л.万尼科夫分别担任专门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兼第一管理总局局长。⑧

专门委员会作为核工业管理的最高中央权力机构，享有较大的特权，国防委员会决议规定其“领导利用铀原子内能的一切工作”。尤其在人事任命方面，按照斯大林的助手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和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М.Т.波玛兹涅夫的说法：“专门委员会在没有苏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可自行任免干部，也就是说，专门委员会不仅取代了部长会议，而且还取代了苏共中央。”⑨其执行机构第一管理总局则被授予“任何组织、机关和个人未经国防委员会特批都无权干涉”的特权。⑩专门委员会和第一管理总局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动员所需的各方面人才参与核计划的实施。从这时起，核计划人才的来源就呈现出明显的职能和层级分野。

（一）高级领导：“特殊任命”与内部推举结合

核计划高级领导的人数相对较少，①包括第一管理总局干部、企业工厂负责人，科研、设计和规划部门骨干成员等。②据专门委员会书记处在苏联第一次核武器试爆后不久制定的文件显示，此类高级领导共有230 人。在专门委员会成员中，除主席Л.Б.贝利亚负责整体工作外，还包括8 位来自党政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国防工业相关部委和科技精英的代表，因此大多数人都身兼数职。③

同时，这些高级领导还包括苏联部长会议派出的“全权代表”、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同上述的230位高级领导一起，构成了核计划的“核心精英”，其总数不超过400—500 人。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核计划的命运。④因此，上级对关键职务的任用极为谨慎，其具体流程是：首先为所缺岗位提名候选人，然后由安全部门对候选人进行全面审查。审查的基本要求包括：是否曾有犯罪前科、卫国战争期间是否居于沦陷区以及是否有国外亲属关系（坚决杜绝一切被外部势力渗透和泄密的可能性）。此外，还需要检查候选人的家庭出身、党派和民族等信息。另外，某些不符合上述规定，但具备一定必要技能者，也可视情况特许录用。经过严格审查后，党和政府会直接为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分配岗位，而候选人本身也必须服从组织安排。总之，管理层采取的不是自愿报名的原则，而是行政动员的方式，这使那些被选中的人无法逃避“核劳役”。这就是所谓的“特殊任命制”。

除了“特殊任命”之外，同行内部推举也是高级领导的重要来源。在核计划启动阶段，根据И.B.库尔恰托夫的建议，确定了主要科研人员班底，其中大多数是库氏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的同事，包括当时著名的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К.И.肖尔金、А.П.亚历山德罗夫、Ю.Б.哈里顿、⑤Я.Б.泽尔多维奇等都成为核研究团队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其中有三人后来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⑥当时，专门委员会对杰出科学家进行了大规模动员。早在1945 年9 月，专门委员会的咨询顾问机构——技术委员会就对“动员更多的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加入核计划”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И.В.库尔恰托夫为此递交了一份包含数十人名单的提案，最终被核准通过。⑦1946 年，苏联第一座核科学中心——第11 设计院建立前夕，科学家Ю.Б.哈里顿曾向政府反映，要求任命一位负责组织工作的行政负责人。最终，时任运输机械制造部副部长、坦克集团军中将П.М.泽尔诺夫被任命为第11 设计院院长，哈里顿则任学术指导兼总设计师。⑧

（二）专业人才：临时借调与院校培养结合

参与核计划实施的专业人才主要包括科研、设计和规划部门的高级专家和技术骨干。与选任高级领导不同的是，管理层在任用专业人才时，对其个人意愿十分尊重。根据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主管部门的领导可以对相关研究人员进行提名，说服他们加入核计划，并许诺给予良好工作机会和物质条件。⑨当然，有关部门也会对其“可靠性”进行详细审查。但是，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情况，能够替代这些科学家的人选较难寻找，所以主管领导往往都会“网开一面”，在保持科学家社会身份的“纯洁性”方面展现出一定的灵活性，甚至有些科学家存在“政治不可靠”和拥有外国亲属等情况也会被接受，而这在平时是当局绝难容忍的。例如，当时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Я.Б.泽尔多维奇院士就曾因“与可疑亲属联系”一事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的警告，但后来还是获准加入了核计划，并在核武器的研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当时核计划工作者大多是从其他单位抽调而来，尤其是各领域专业人才。这也是一种比较可靠、迅速的人才选拔方式。在调岗过程中，其原单位的领导有时也会试图阻止，但他们的反对意见往往被忽视，而最好的结果也仅是许诺他们在“动员工作”的一到两年后，把调走的职工“送还”原单位。但这种“送还”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因为核计划主管领导往往也不愿意放任这些工作能力过硬的专业人才流失。②譬如，在第11 设计院，“实际上，借调专家几乎变成了这里的固定员工，并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保障。”③

在吸收和延揽全国各地的专业技术人才方面，早在1942 年6 月，苏联科学院副院长А.Ф.约费院士就曾致信苏联人民委员会高等学校事务委员会主席С.В.卡夫坦诺夫，请求准许著名的青年物理学家、中尉技师Г.Н.弗廖罗夫转业复员，充实核研究队伍。④1940 年，Г.H.弗廖罗夫曾与苏联科学家К.А.彼得扎克共同发现了铀核自发裂变现象。⑤1946年3—4 月，科学家代表斯科别尔岑和戈利科夫又先后致函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进一步提出从红军部队中有计划地复员军人，尤其是在高校物理系学生中培养物理学家，斯科别尔岑还专门为筛选物理专业的复员人员制定了标准。⑥1944 年3 月，为支持二号实验室人才建设，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准予二号实验室所需专家和技工复员以及免服兵役。⑦截止到1944 年1 月18 日，二号实验室包括行政、科研及辅助人员在内的全体工作人员已达65 人。⑧当年4—6 月，乌克兰科学院各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人员又多次被吸收参与核研究工作。⑨1945 年10 月，一次性上报给万尼科夫建议讨论调入二号实验室工作的人员名单上就有9 名院士，18名通讯院士。⑩

由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特殊性和艰巨性，仅靠临时借调还远远无法满足核计划所需的人才缺口，因此有关部门还须动员院校培养补充人才队伍。在利用高等院校培养核物理学人才方面，约费、卡皮察等最早于1944 年7 月致函莫洛托夫，要求改革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系的教学计划，为核研究培养合格的后备人才。⑪1945 年2—3 月，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先后通过决议，要求加强核物理学人才培养，扩大全苏大学和师范院校物理和数学系教师培训和招生人数，并责成各部委提供免服兵役、科研经费、培训实习、实验设备、房屋场地、餐饮补贴、奖学金和采购外国专业文献等支持。⑫

莫斯科国立大学为培养核计划所需的专业科技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1946 年1 月，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在该校成立了原子核物理研究所。⑬1948—1950 年，仅莫斯科国立大学就派出了近百名物理系毕业生参与核计划工作。该校物理系1951届毕业生——为研制氢弹做出重要贡献的核物理学家Л.П. 费奥克季斯托夫院士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①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则是新建专门高等院校的代表。1946 年12 月，莫斯科机械弹药研究所被划归给第一管理总局，随后更名为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成为苏联核工业专业人才培养基地。1947—1955 年，该院约培养了2000 名专业人才，在为核工业企业和生产组织提供高素质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1946—1948 年，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委托莫斯科国立大学、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列宁格勒工学院、哈尔科夫大学、基辅大学和乌拉尔工学院等高等院校培养核物理学研究专业人才，规定在1949—1951 年间要培养出3285 名专家。③到1949 年，全苏用于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高校达到17 所，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开设了包括理论核物理学、实验核物理学、放射性金属冶炼和铀浓缩等66 个主要专业，以高校为核心的核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形成。1948—1951 年，院校教育为核计划单位培养了4600 名高级核人才，④“基本解决了苏联高层次核人才短缺的问题”。⑤

（三）核计划中的特殊人才——“德国专家”

除了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借调和培养专业人才，在二战结束之初，核计划当局还积极发掘和起用一批特殊的外国人才补充核研究力量。二战期间，纳粹曾开展研制核武器的“铀项目”，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却留下了一大批核物质资源和优秀科技人才，这成为分区占领德国前后美苏争夺的焦点之一。1945年初，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本土时，按照国防委员会的指示组织了一次搜寻德国科学家和各类专家下落的活动。⑥1945 年4—5 月，副弹药人民委员В.А.马赫尼奥夫和库尔恰托夫先后致信贝利亚，建议对德国核技术设备进行鉴别和验收，并派出专家组赴德考察核研究情况。⑦从1945 年5 月初到6 月中旬，先后有三批苏联科学家和专家代表团赴德国，查获了一批氧化铀、重水和镭等研究资源。⑧同期，美国和英国从德国抢运走1100 吨高质量铀矿石，还联手拘捕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托·哈恩和维尔纳·海森堡在内的10 位德国原子科学家。⑨当时曾赴德考察的哈里顿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从事核爆炸问题的主要力量被转移到德国西部，并落入了美国人手中。”⑩

不过，苏联的收获也很大。从1945 年4 月起，德国铀冶金领域的专家尼古拉斯·里尔、诺贝尔奖获得者古斯塔夫·赫兹、海因茨·珀斯教授、东德科学院未来的院长马克斯·沃尔默、电视发明家之一曼弗雷德·冯·阿登、铀同位素分离气体离心机的创始人马克斯·斯滕贝克、测量核爆炸的动力学设备发明人罗伯特·多佩尔等数百名物理学家一起被先后“请”到苏联。⑪1945 年10 月27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2755-776cc 号决议《关于使用表现出来苏工作意愿的德国专家团队》，将他们称为“受邀来苏的德国专家”。⑫不过，曾在苏联工作10 年并立功受奖的尼古拉斯·里尔，在20 世纪80 年代末出版的个人回忆录中却将这段经历称为“黄金牢笼中的十年”，在序言中他更是直接指出自己是“被迫前往苏联工作……”。①1946 年6 月22 日，内务部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称，已鉴定了1600 名高素质专家，包括111位数学、物理学、化学和技术科学博士，通用机械工程和仪器制造工程师572 人及土木、建筑、电气、化学、采矿、冶金、汽车、铁路、纺织、农艺等各专业和技术领域的工程师。②应各部委和研究所的要求，他们全部被派往工厂、设计局、研究所和其他核计划单位工作。

据苏联解密档案披露，到1948 年7 月1 日，有324 名“德国专家”参与了苏联核计划，其中108 人为“自愿来苏工作的德国专家”，216 人则拣拔自德军战俘。③不过，这些所谓的“德国专家”中不仅有核科学家和工程师，还有各种辅助工作人员，包括（玻璃制品）吹制工、机械师、技术员、工匠、实验员、钳工、车工，甚至还有图书馆馆员和书记员。④这也反映当时苏联的人才的短缺程度。此外，“德国专家”的社会身份也比较复杂，其中一些人在战时还是纳粹党成员，曾在纳粹公职部门和各级科研机构工作。因此，为防止情报泄露，苏联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保护国家机密，并对他们进行政治审查和暗中监视。⑤不过，总的来说，“德国专家”的工作对核计划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核计划的人才缺口。

二、核计划管理体制和人才待遇

前文已悉，核计划的特殊管理体制主要由最高权力机构——专门委员会及其直属最高执行机构——第一管理总局及其他机构组成，直接对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负责。⑥1945 年9 月，国防委员会被撤销后，专门委员会转隶苏联人民委员会。1946年3 月，人民委员会改制为部长会议后，则成为苏联部长会议直属机关。⑦1945—1953 年，经过一系列更革调整，核计划组织领导体制逐渐完善健全。1953年6 月26 日，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关于组建苏联中型机械制造部》，专门委员会被撤销，成立中型机械制造部，下辖第一、三管理总局。⑧核计划组织领导体制的特殊管理机构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演变成常设国家部委。⑨

（一）党政军结合：组织严密、手段灵活的管理制度

第一管理总局负责全权领导利用原子能问题的所有工作，可以不受干扰地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调用核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类材料和设备，俨然成为凌驾于其他国家部委的“超级部”。因此，“跨部门协作”与“党和政府双重领导”也成为核计划管理体制的两大重要特点。⑩据统计，到1949 年底，已有70 多个专门科研机构、设计局和生产组织参与核计划工作。核计划的各项具体任务则由分属于16 个部门的80 多家企业持续开展。⑪这套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确保了高层各项决定的严格执行。⑫

此外，核计划管理体制框架内还存在着党组织，即各级联共（布）党组和企业的政治部门。但是，党组织无权干预核计划企业和机构的活动内容，其职权仅限于影响工人的日常行为、生活条件和政治态度等。①总的来说，党组织在核计划中只发挥了辅助作用，这在当时还引起了关于“党的作用是否被淡化”的争议。②另一方面，1946 年开始派驻到第一管理总局和苏联科学院及其分支机构的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在核计划实施中却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全权代表”主要由军官和政工人员担任，被列入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的“重要后备力量”，并由内务部副部长Н. С.萨泽金中将直接协调领导。③“全权代表”的职能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监督派驻机构、协调政企关系、防止敌特活动和帮助专门委员会评估企业任务完成情况等。④

苏联内务部全权负责安全警卫工作。从1947年夏开始，内务部所属部队全面承担核计划特殊单位的安保工作，采取了沿“保密区”设置铁丝网、岗哨巡逻、全天候武装警卫、检查来往人员通行及物品等措施，到1948 年春则改由国家安全部军队接管防务。⑤苏联情报部门还对核计划参与者的隐私进行了严密监控，特别是针对核计划中的骨干领导和专家，甚至在他们的公寓中安装了监听设备。⑥同时，这些领导和专家还被要求尽可能地减少与核计划无关者接触。

面对组织如此严密的管理制度，当时有许多人并不情愿加入核计划。但是，与动员各类人才加入核计划采取的办法一样，核计划当局在管理这些人才时也做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当时曾有“不应禁止核物理学家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是完全错误的，否则会对其科研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的论调。⑦当局很清楚，这项工作追求的是创造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统一，因此对某些“自由行为”并不干涉。例如，1950—1953 年间在第11 设计院工作的物理学家И.Е.塔姆不但在革命时期曾与孟什维克有过联系，并且还在食堂与同事吃早餐时谈论他从国外广播中听到的新闻。但上级一般只会对此类情况予以“警告”，并不会作出实质性的处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特殊情况，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核计划人才严重不足”。类似这样受到特殊照顾的事例不在少数，但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И.Е.塔姆这样的“言论自由”。

据П.А.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回忆，有一次科学家И.К. 基科因的弟弟曾被判定“妄议中央领导人”，并上报给核计划领导。一般而言，И.К.基科因虽然是核计划的核心科学家，但他所享受的“自由”并不能“恩荫”至亲属。由于И.В.库尔恰托夫、А.И.阿利汉诺夫、П.А.苏多普拉托夫联名向Л.П.贝利亚保证，他们对И.К.基科因绝对信任，所以此事最后的处理结果仅是：И.К. 基科因与他的弟弟谈话，并保证后者会“管好嘴巴”。⑧同时，由于许多核物理学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往往是“有罪轻罚”，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都或多或少地获得了一些“自由特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仅仅在数年前的1941 年春，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哥哥——时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却因卷入“反间谍运动”而饮弹自尽。⑨

（二）千金礼贤：丰厚的工资奖励，完善的福利待遇

核计划当局在执行严格管理规定的同时，还为各类人才提供丰厚的工资奖励和完善的福利待遇，使其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专心工作。这套工作激励机制是不断形成、完善的，主要包括工资奖励、住房保障、消费供应、交通出行、定期疗养、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待遇保障。

第一，核计划人才享有丰厚的薪资，而且还能定期获得额外奖金。以苏联科学院二号实验室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管理总局为例，据二号实验室主任И.库尔恰托夫院士和总会计师Г.卡茨曼统计，截止到1944 年5 月1 日，二号实验室的在编人员有129 人，主要职务和工资情况如表1。

表1 苏联科学院二号实验室职务—工资对照表①

表2 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管理总局职务—工资对照表②

截止到1945 年10 月，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管理总局包括6 个分局、科研、财会规划、干部秘书、保卫保密等机构人员编制共有415 人，其主要职务和工资标准如表2。

当局为高级专家制定了“个人专门薪额”，普通工人的薪资则按照一套特殊的“工资等级标准”发放。此外，根据“劳动强度”“工龄”等标准，还可以获得额外奖金，而这种定期发放的奖金在他们的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例如，工程技术人员有60%的薪资是以奖金形式发放的。奖金的发放也有一套标准规范，主要依据是季度或年计划执行结果。

除了高级领导和科技骨干之外，初级研究人才的工资待遇也远高于其他毕业生。比如，1948 年第二季度，乌拉尔С.М.基洛夫工学院工程经济系“经济、组织与机械制造规划”专业毕业生，被分配到第一管理总局下属单位工作的可以获得1500 卢布/月的高薪及单位分配的单身公寓，而其供职于其他单位的同班同学的正常工资只有900 卢布/月，当时苏联城市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则是700 卢布。①据苏联科学院院士Б.В.利特维诺夫回忆，他本人在第11 设计院任实验员时的工资为1000 卢布，并且还可以拿到占工资75%比例的补贴金。尽管这在科研人员中已是最低工资，但在整个苏联的经济体系中，其月薪仍比普通工人和其他职员高出三倍之多。②

1948 年12 月17 日，苏联部长会议还通过决议，确定了第一管理总局各级领导、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及文职人员的优惠条件和优惠待遇标准。③此外，如果个人或团队取得重大工作成果或完成核计划的阶段性任务，当局还会给予一次性的优厚奖励。例如，1947 年3 月5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奖励在原子能利用领域取得科技成就的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拨付高达25 万卢布的奖励额度，对库尔恰托夫院士领衔的二号实验室科学家团队进行奖励。”④在同一份决议中，“德国专家”——实验室主任尼古拉斯·里尔博士则因开发特殊纯金属制备技术而收到了高达35 万卢布的奖金和一辆“胜利”牌私人汽车。⑤1949 年8 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主要领导和骨干专家收到的奖金数额，比医生或其他类型的工程师的平均月薪高数十倍甚至数百倍。⑥

第二，核计划当局建立了特殊的供应和消费保障。战后初期，苏联普通工人面临的商品短缺问题在核计划单位却不存在。当时，是否被纳入“特供体系”，甚至成为衡量职工的福利优厚与否的标准，但也正是这种政策为核计划吸引到了大量人才。核计划职工待遇在配给制框架内根据岗位和职业划分。比如，第一管理总局下属的重点工厂职工就享有优先地位。此外，核工厂还为大多数职工及其家属依照职务提供“额外伙食供给”，包括“冷盘早餐”、午餐（肉菜和100 克面包）、晚餐、干粮等。⑦总之，这种待遇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弥补保密给职工生活带来的不便和工作压力，并与“外部世界”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后来，随着配给制的取消，核计划内各单位职工的消费水平便取决于各自的工资水平。

第三，核计划当局还制定了一系列生活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转岗来的职工和接到核计划任务的“配套工厂”职工均享有特殊奖金、用于购置家具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贷款以及在疗养院的休养优惠等。⑧由于建设项目密集，在50 年代初为“核企业”提供的住房和文化设施的质量和规格已大大超过了全国标准。⑨此外，当局还为最高级别核计划单位的骨干专家提供定期医疗和休假福利。比如，1947 年6月27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批准科技领导人И.В.库尔恰托夫、Ю.Б.哈里顿、М.Г.梅谢利亚科夫、В.Г.赫洛平、Н.Н.谢苗诺夫、А.Ф.约费（含家属）等前往苏联部长会议总务局疗养院休养。⑩

如前所述，对“德国专家”的工资奖励是一视同仁的。此外，核计划领导人对“德国专家”及其家属的生活状况也很关注。1947 年6 月，А.П.扎维尼亚金向贝利亚反映了在莫斯科工作的“德国专家”在安置地与工作地之间远程跋涉的问题，建议为其建设一处距离适中的独栋住宅区。①这个问题后来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H.А. 鲍里索夫等共同帮助下得以解决。②另外，为了改善“德国专家”及其家属的消费、文化和日常生活服务，当局还设置了附属农场、进口商店、食堂和摊位，并分配了1.5 万卢布用于采购民主德国出版的德文政治和文学著作。③“德国专家”的子女可按一般方式入读当地中小学，在莫斯科和第比利斯的高等院校学习则须与国家安全部签订协议。

三、核计划人才政策的成效

应该说，“核计划人才政策”并非在核计划实施之初就有一套成熟的方案可以直接推行，而是随着核计划的发展，各项阶段性任务的完成而逐渐建立、完善起来的。随着管理实践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在人才管理和政策措施方面，“干部决定一切”成为核计划领导人的共识。这套政策系统由专门委员会全权领导下的核计划组织领导体系负责总体规划，第一管理总局及其下属机构负责具体执行，与那个年代的许多事物一样——都带有浓厚的“斯大林式”的色彩，即权力高度集中。但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为手段，采取军事化的全民总动员方式，却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物质和精神资源，使苏联仅用了4 年时间即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大大增强了自身的政治军事实力，阶段性地实现了核计划目标，对人类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具体言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了巨大成效：

（一）加快了核武器的研制

1942 年9 月，苏联恢复了因战争中断的核研究，建立了一个核技术情报数据库，完成了工业生产所需核纯度金属铀、石墨和重水的制备任务，但在原子能的实际军事利用方面却收效甚微。到1945 年8月，“核计划”全面启动后，当局逐渐意识到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人才工作。1946 年4 月第11 设计院建立时，奉命调入的许多骨干研究力量来自全苏各大科研机构，包括化学物理研究所、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空军和炮兵学院。④当局采取的特殊措施实现了资金保障、物资供给、人才调配方面的“聚合”，尤其是人才政策实施得力，第11 设计院科研人员为苏联核武器的研制做出了巨大贡献。1949 年8月29 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打破了美国仅保持了四年的核垄断地位。该型原子弹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巨大，爆炸当量达到2.2 万吨TNT。对比美国1945 年爆炸的三颗原子弹（7 月16 日在新墨西哥州爆炸的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威力为1.9 万吨TNT 当量；8 月6 日和9 日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爆炸的“小男孩”和“胖子”分别为1.5 万吨和2.1 万吨TNT 当量），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⑤

（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核武器是科技密集型产品，数学、化学、材料科学、弹道学、气体动力学、光学等领域的知识生产在核工业发展中至关重要。⑥1948 年中期，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Н.А. 鲍里索夫在提交给Л.П.贝利亚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二号实验室、三号实验室、第11 设计院、9 号研究所等科研中心，不仅能推动“一号任务”的完成，而且可以解决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⑦此外，许多科研机构在核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员、设备及实验室数量上都有所扩大。由于当局为核计划相关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经费，并在各部委组建了20 多个特别设计局和研究院，同时还建立起大量用于生产各类原料和配件设施的“配套协作企业”，因此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⑧在军事技术领域，第11 设计院在与原子弹研制相关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比美国“胖子”原子弹更好的设计和性能进步，其在超高压方面的金属耐压测量设备甚至比美国先进。⑨另据美国科学家指出，苏联物理学家当时利用的一些未知的测量设备得出的测量结果直到80 年代末仍未被超越。①到20 世纪50 年代末，苏联已经建立了一套支撑现代化武器生产的国家核科学创新体系。同时，在和平利用核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和第一艘核动力破冰船，为满足医学科研等方面的需求，开始生产低浓缩铀和多种稳定同位素。②

（三）带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由于当局为核计划人才集中工作生活的核保密城市提供了住房、医疗卫生、物资供应等保障政策，因此当时核保密城市的生活水平普遍高于苏联其他地区。仍以第11 设计院为例，其所在的核保密城市萨罗夫市在1946 年4 月草创之初，只有“一座拥有全套建筑的修道院，以及两三栋小房子。这就是所有东西”。③此后政府决议规定尤其要保障领导干部和科研人员的特殊配额，一切开支都按照票证公出，仅1946 年7 月就拨款2.5 万美元用于从德国采购设备；粮食供应不设配额上限；为核计划人才优先提供个人医疗卫生服务；同莫斯科建立直航交通。④到50 年代中期，由于各方面人才涌入，工程建设稳步推进，萨罗夫已发展成一座拥有2 万常住人口的设施完备、环境宜居的科学—工业城。⑤2020 年该市人口达到9.6 万，原第11 设计院现名为全俄实验物理学研究所（РФЯЦ-ВНИИЭФ），仍是全俄最重要的核科学研究中心之一。⑥

此外，出于国防安全考虑，核武器的科研和生产中心及核电站都必须远离任何潜在威胁，避开大型定居点。但是，政府对生产核武器这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的投资，在确保工业企业和生产组织运作的同时，还可以提供许多就业机会，因此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单一行业小城镇。核人才集中的核工业企业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导致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变化，包括移民流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扩大、技术发明的民用化、基础设施和其他非核心产业的发展等。⑦因此，核计划人才政策的实施及核工业的发展，也为周边地区提供了发展机会，这对于像苏联这样地广人稀，且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是重要的公共利益。

结 语

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第一次掌握了几乎足以毁灭自身的恐怖力量，科学对人类来说到底是福音还是诅咒成为许多科学家，包括率先研制出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科学家的巨大疑问。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有其两面性。尽管核计划从苏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乃至社会其他领域“争夺”了大批资金和资源，其中也包括用于维持特殊的人才政策所需的庞大成本，以至于核计划的参与者А.П.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就曾断言：“战后初期，我国人民所经历的那些困难，很大程度都是因为要动员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去发展核工业所导致，主要目的是为了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核武器。”⑧但很显然，苏联核计划也属于“为备战而加速科技创新”的那一类典型工程，潜在的战争威胁、核计划组织管理制度和特殊的人才政策激发了成千上万核计划人才的创造力，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怀特所说：“人类的攻击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原本是一对冤家……人类对战争的需求，人类对冲突的狂热，戏剧性地产生了许许多多正面的东西。”⑨

无论是“无核世界”构想的实现，还是可控核聚变技术的突破，人才问题始终是大国发展必须面对和重视的战略问题。人才政策史是透视苏联核计划和美苏科技冷战相关问题的重要视角，尤其是作为核时代的缔造者和军备竞赛的亲历者，原子科学家在研制核武器中的作用及其对军备竞赛的间接影响，是理解科技发展与冷战进程关系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