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与苏联对以色列外交（1948—1953）

江 艺 鹏

耶路撒冷的“ 俄国财产”（русское имущество）曾被誉为“俄国在圣地的事业”，展现出沙俄政府渴望建立“第三罗马”的梦想。[1]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耶路撒冷历来是各方势力的必争之地。十八世纪以来，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前往巴勒斯坦建立海外教会并在当地购置了大批财产。“俄国财产”主要位于耶路撒冷的“新城”，[2]包括大小教堂、学校、朝圣者房舍以及养老院等设施。[3]沙俄政府借助东正教教会的力量，以这些财产为基础扩大在海外的影响。东西方冷战爆发后，苏联政府出于地缘安全的考虑向新生的以色列政府要求接管“俄国财产”。[4]受到当时冷战局势的影响，苏以双方之间有关财产问题的交涉被搁置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政府将大部分“俄国财产”出售给以色列政府，仅要求接管其中的数座建筑物。此后，苏以两国政府有关“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有了定论。

最近二十年，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与冷战史研究的兴起，学界愈发关注冷战时期的国际局势对苏以外交关系的影响，[5]尤为重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以色列政策的转变过程。[1]已有研究的重点在于苏以两国政府之间的互动，较少关注冷战中的多方博弈及其对近东外交格局的重塑。[2]而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苏以双方围绕“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持续多年，且恰逢冷战在全球蔓延之际，本应为苏以双边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俄国财产问题高度冷战化，牵扯到苏以、美苏、美以等多重双边关系及其之间的互动。基于有关该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3]本文运用《苏联-以色列外交关系档案集》[4]和《近东冲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文件选编》等解密档案，[5]梳理苏以双方对“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过程，关注斯大林执政后期苏联政府对以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因素。在弥补学界关于苏以关系研究所存在的缺憾的同时，[6]笔者尝试探讨战后中东外交格局的冷战化重塑问题，并回应“冷战在近东地区的形态及其特征”这一问题。

一、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之缘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向其他参战国承诺战后共同分割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的土地。1916 年5 月，英法俄三国代表秘密缔结“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规定英法将分别统治伊拉克南部和叙利亚大部分土地，而英国还间接占据了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地区。当时，俄国的国家实力衰退，无暇顾及远在东方的扩张，仅要求划出一块国际飞地用以管理宗教事务。[7]1917 年10月，俄国国内政局剧变，布尔什维克党上台执政并宣布退出一战。巴勒斯坦的东正教教会失去了沙俄政府的资助，无奈之下将耶路撒冷的主要建筑出租以维持生计。[8]于是，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成为英国驻军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场所。一战结束后，英法双方通过圣雷莫会议（Conference of San Remo）达成协议，由英国政府对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而“俄国财产”也随之由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管理当局保管。[1]这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不被承认，所以它无权接管沙俄政府在巴勒斯坦的财产。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剥夺宗教组织的各种特权，将其置于国家权力的统一监督之下，使改造后的宗教与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相适应。[2]1918 年2 月18 日，苏维埃政府颁布《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团体》法令，该法令对东正教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作出了新的规定。根据法令，东正教在沙俄时期获得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全部被取消。苏联国内的教会和宗教团体和财产一律没收。[3]按照上述规定，沙俄时期东正教教会的海外财产应该国有化，那么苏维埃政府就有权接收在巴勒斯坦的“俄国财产”。1923 年5 月，苏联政府借本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伦敦之机，再次提出“收回”在巴勒斯坦的俄国东正教教会财产。[4]苏联驻英国使馆代表К. 拉科夫斯基（К. Раковский）向英国方面声明：“位于巴勒斯坦的俄国东正教教会财产属于苏联政府所有，任何人在未经苏联政府同意的情况下都无权处理这些财产”。[5]英国方面答复说，除非有法律文件能证明苏联政府拥有继承权，否则他们不会交出这些财产。[6]苏联政府拿不出相关的法律文件，自然无法继承前沙俄政府的海外财产。而巴勒斯坦的东正教教会坚持效忠前沙俄政权，也反对苏联政府接管“俄国财产”。如此一来，苏联政府在该问题上无计可施，只能望洋兴叹。

1941 年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放宽了对国内宗教活动的限制，以爱国主义凝聚人心，集中全国力量抵御外敌，同时还授意国内的东正教教会与海外宗教团体建立联系，为国家争取更多的战争资助。1943 年，苏联人民委员部俄国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主任Г.Г.卡尔波夫（Г.Г. Карпов）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文件，建议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正式要求“收回”位于巴勒斯坦的东正教教会财产，增强俄国东正教教会在当地的影响力。苏联人民委员部副外交人民委员И.迈斯基（И. Майский)也指出，苏联政府应通过外交、政治和文化等措施扩大在巴勒斯坦的影响。[7]当战争慢慢走向尾声，苏联社会经济各领域百废待兴，急需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构建的战后国际秩序，苏联政府在近东政策上比较克制，恐怕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И. 迈斯基认为，战后应该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使“长时期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和平得以维持。”[8]此外，他还建议苏联政府不要援助泛阿拉伯运动，以免同英国政府产生矛盾。苏联外交部中东局也提议，苏联政府不应插手中东地区的阿犹冲突，防止英国在“俄国财产”问题上制造障碍。[9]由于不想触及英国的势力范围，苏联政府在财产问题上并无进展。

在苏联政府看来，“俄国财产”只是前沙俄政府的海外财产，并不具备战略上的重要意义。1945 年3月31 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C.И. 卡夫塔拉泽（С.И. Кавтарадзе）向莫洛托夫报告，说英美的石油输送管道将会经过巴勒斯坦，苏联政府迫切地需要在巴勒斯坦建立据点，以便监视英美的石油政策。他的建议是设立苏联驻巴勒斯坦领事馆，并不是接管与利用当地的“俄国财产”。[10]“俄国财产”问题仍然是一个宗教问题，尚未进入苏联近东政策的计划。当时苏联政府也是通过宗教途径去沟通该问题。1946 年，莫斯科教会的阿列克谢大牧首一行抵达耶路撒冷，与当地的东正教教会人员建立初步联系。[11]然而，随着非殖民化运动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发展，苏联政府的态度却发生了改变。

战后英国政府的海外势力日益衰退，逐渐从埃及、印度和巴勒斯坦退却。中近东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也不断壮大。而美国和苏联也以巴勒斯坦问题为契机，极力把英国赶出中近东地区。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俄国财产”不再是一个宗教问题。它被苏联政府纳入对近东地区进行渗透、扩大对中近东的影响的政策当中。

二、苏联重提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

二战结束后，苏联利用其战胜国的地位向南扩张，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拒绝从伊朗撤军，还谋求获得在伊朗的石油租借权。[1]受到英美的合力抵制之后，苏联政府又把目光投向近东地区。[2]1947年2 月，阿犹双方的矛盾由于欧洲犹太难民的大量涌入而被激化，英国政府被迫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这恰恰为苏联政府插手近东事务、重提“俄国财产”提供了一个契机。

1947 年11 月29 日，在美苏两国代表的支持下，联大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第181 号决议）》，规定犹太人有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耶路撒冷作为“独立个体”接受国际共管，任命一位总督作为行政长官，由各国派驻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3]不久之后，“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解委员会”成立，制定了耶路撒冷的管理方案，并赋予总督任命管理委员会的各国代表的权力。[4]很可能，正是第181 号决议的通过提高了耶路撒冷及其当地的“俄国财产”在苏联近东政策中的地位。根据苏联方面的调查，“俄国财产”除了位于耶路撒冷的主体部分之外，其余分布在橄榄山（Mount of Olives）、雅法（Jaffa）和伯利恒（Bethlehem）等地。[5]如果苏联政府能顺利接管这些财产，就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起据点，有利于扩大苏联在近东地区的影响。在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苏联政府接管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无异于往英美的势力范围打下一个楔子。因此，耶路撒冷的命运是苏联近东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1948 年3 月1 日，苏联外交部提出，各国派驻耶路撒冷的代表不能由总督任命，否则总督有可能不让苏联代表参加。[6]更何况，耶路撒冷作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城”，在近东各国人民的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苏联政府极力争取对耶路撒冷事务的管理，除了想接管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也试图与英美争夺在近东问题上的话语权。如此，支持实行联大第181号决议的规定、对耶路撒冷实行国际共管，便成为苏联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1948 年5 月14 日，英国政府提前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天下午，以色列宣布建国，美苏迅速予以承认。次日，阿拉伯各国军队进攻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点。[7]第一次中东战争正式爆发。[8]而此时苏联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却恶化了。由于不满苏联政府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很多阿拉伯国家的民众甚至举行了反苏游行。二战后期以来，苏联政府公开支持埃及政府废除英埃条约的行为，谴责法国政府出兵占领叙利亚和黎巴嫩。[9]所以，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政府对苏联政府的评价较高，它们都和莫斯科方面保持着密切联系。[10]当联大通过第181 号决议之后，埃、叙、黎三国政府派人请求苏联政府改变立场，希望莫斯科能站在阿拉伯人这边。但苏联政府不愿意放弃管理耶路撒冷的机会，莫斯科方面坚持认为，应该实行联大第181 号决议的相关规定。[11]与此同时，苏联政府通过东欧国家分别向阿以双方军队出售武器。[12]阿拉伯军队拥有英国政府提供的武器，以色列方面却受制于武器禁运，因此，来自苏东国家的武器对以色列军队的意义更加重大。苏以双方的关系被迅速拉近了，而阿拉伯国家和苏联之间却有了隔阂。

苏阿关系的恶化迫使苏联政府把更多精力放在以色列身上。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被平息，苏联-以色列双方关系步入佳境，苏联政府提出接管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问题的时机也到来了。1949 年2月至7 月，埃及、黎巴嫩、约旦、叙利亚四国政府分别与以色列政府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中东战争宣告结束。战后外约旦军队占据了耶路撒冷老城，而以色列军队则占领了西区新城。由于“俄国财产”主要位于新城，因此大部分财产都被以色列军队接管。以色列方面将“俄国财产”交给犹太代办处的伊扎克·拉宾诺维奇（Yitzhak Rabinovich）管理。[1]随后，苏联政府立即向以色列政府提出接管这些财产，以色列政府不想得罪苏联政府，故同意与苏联方面交涉“俄国财产”问题。伊扎克·拉宾诺维奇认为，如果转移“俄国财产”的所有权，首先要联系原来的财产负责人。[2]苏联政府知道这些教会人员不会接受莫斯科的领导，建议苏以双方绕开他们直接讨论接管问题，该提议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认同。[3]然而，以色列政府并不愿意交出这些财产，尤其不想失去在耶路撒冷的“俄国区”（Russian Compound）。“俄国区”是一个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建筑群，包括圣三一大教堂、医院、领事馆、给朝圣者过夜的住所和谢尔盖庄园等等。[4]这个建筑群的所有权原本属于皇家正教巴勒斯坦协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Палест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ИППО）[5]及其主席С. 亚历山德罗维奇（С.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大公。[6]在英国委任统治时期，“俄国区”的建筑物被用作政府机构的办事处，例如移民局和公共工程局。当以色列军队占领耶路撒冷之后，也沿用了这些办公场所。此时再让以色列政府把各个机构迁出来，将这些财产交给苏联政府，自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且，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局势日益加剧，以色列政府也感受到巨大的安全威胁。建国初期，以色列政府内部由“马帕伊”党（Mapai，全称为“以色列劳动党”）执政。“马帕伊”党主张在外交上走中立路线，但是党内成员的亲西方倾向很严重。此外，还有第二大党——“马帕姆”党（Mapam，全称为“联合工人党”），该党与苏联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7]从1949 年以来，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经常与以色列政府内部的“亲苏”人士来往，其中就包括“马帕姆”党的领袖斯纳·摩西（Sneh Moshe）。[8]由此推测，以色列领导人担心苏联借助“俄国财产”实施渗透，增强以色列国内“亲苏派”的力量，甚至有可能干涉以色列内政。所以，以色列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迟迟不肯交出“俄国财产”。除了耶路撒冷的“俄国区”，其他财产的移交也是遥遥无期。这些财产属于前沙俄政府及其派出的前俄国宗教使团（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所有。为了名正言顺地接管财产，苏联政府还成立了新的“俄国宗教使团”，并任命莫斯科正教会的人员为该机构的代表，派遣他们前往耶路撒冷进行交涉。[9]但是，新的“俄国宗教使团”得不到以色列政府的承认，因而也无法正式接管财产。[10]1949年年底，“俄国财产”仍处于以色列政府的控制之下，苏联方面的财产接管工作毫无进展。[11]此时，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在联合国掀起波澜，苏以双方有关“俄国财产”问题的交涉有了转机。

三、苏联欲打破在“俄国财产”问题上的僵局

第一次中东战争改变了近东的政治格局，也留下了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战争结束后，耶路撒冷被以约两国军队分区占领。双方都拒绝将“圣城”交给联合国管理，反对实行第181（Ⅱ）号决议的规定。[1]这种行为不但引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抗议，也遭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因此，联合国被迫重新开会讨论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2]在东西方“冷战”环境的影响下，耶路撒冷的归属权不再是作为阿以矛盾焦点的地区问题，而是关系到美苏近东战略的国际问题。

从处理希腊和土耳其危机开始，美国就接过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担子，逐步将中东建成“反苏防共”的堡垒。1949 年1 月20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援助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第四点计划”，其援助对象包括近东地区的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和伊朗。[3]虽然美国政府更想拉拢阿拉伯国家，所以对以色列的援助相对较少，但是美国犹太人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再加上美国与以色列两国在文化上的亲缘性，因此以色列仍然在美国近东战略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1949 年5 月16 日，美国国防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名为《美国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的备忘录，指出美国在以色列的安全利益为：A、确保以色列政府倾向西方民主国家，疏远苏联势力；B、堵塞共产党对以色列的渗透，防止苏联对以色列的控制；C、解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分歧和争端；D、从军方观点来看，应改善英国与以色列的关系，使在对以色列的政策上美英能实现共同目标。[4]1949 年10 月17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NSC47/2 号文件，文件规定：A、努力维持以色列政治和经济的稳定；B、应当努力促成阿以之间解决争端，至少使他们在反对苏联控制和影响方面；C、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向以阿双方在解决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上提供帮助和指导。[5]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美国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战略范围。

为了尽快稳定近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政府支持联合国调停“耶路撒冷之争”。[6]但是，联大第181 号决议并不符合英美的利益，因为耶路撒冷接受国际共管之后，苏联政府将会趁机干预近东事务，所以英美尝试制定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7]以英美为首的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Palestine Conciliation Commission，PCC）提出了不少建议，可是各方的意见难以统一，始终无法拿出理想方案。[8]1949 年8 月份，以色列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让英美都喜出望外。该方案承认以约分区占领耶路撒冷，仅规定耶路撒冷城内的基督教圣地为“国际共管区”，由联合国进行托管，保证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9]然而，这个方案被外约旦政府拒绝了。[10]因为基督教圣地位于耶路撒冷的老城，属于外约旦政府的占领区域。如果这些地方交由联合国管理，外约旦军队就要被迫撤出。[11]这个方案维护了以色列的利益，却要求外约旦单方面作出让步，外约旦政府自然不肯接受。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是英美在阿拉伯地区的忠实盟友，因此以色列的新方案失去了英美的支持。[12]英美都要求以色列政府先征得外约旦方面的同意，务求制订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13]以色列政府通过新方案占领耶路撒冷的计划破灭了。联大召开之日临近，为了废除第181 号决议的相关规定，以色列政府转而向苏联政府寻求帮助。

苏联政府此时仍坚持原来的立场：支持实行第181 号决议的规定，由各国代表委员会对耶路撒冷进行共管。而站在同一阵营的除了东欧国家，就是阿拉伯国家（外约旦除外）和大多数天主教国家。[14]后两者是出于宗教原因，所以不会对以色列政府作出妥协。为此，取得苏联政府的支持变得格外重要。只要苏联不再支持第181 号决议的规定，东欧各国将会紧跟其后，这就大大降低了联合国托管耶路撒冷的可能。[15]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馆的顾问阿里耶·列瓦维（Arieh Levavi）提议，以色列政府可以利用“俄国财产”，因为这些财产对苏联政府而言有着特殊意义。[1]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С.К. 查拉普金（С.К. Царапукин）说，如果联大第181 号决议的规定被执行了，耶路撒冷表面上由国际共管，实际上被英美把控住。到时候，苏联政府连日常事务都很难插手，更别说接管当地的“俄国财产”了。苏联代表说，这两个问题不应该混为一谈。[2]对此，莫斯科方面没有作出具体答复，或许是因为有着其他方面的考虑。例如，试图借此打破苏以双方在“俄国财产”问题上的僵持。联合国正式托管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政府就无法继续占用“俄国财产”，这些财产的所有权要重新讨论，那么苏联政府就能参与其中。而且，耶路撒冷一旦接受国际共管，英美很难将苏联的影响排除在外。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打算绕开以色列政府来解决“俄国财产”问题，那就意味着以方的态度为莫斯科方面所不喜，苏联政府正在重新思考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苏以双方的关系并非毫无芥蒂。此前，双方针对苏联国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问题就产生了一些矛盾。以色列政府多次请求莫斯科方面批准苏联国内的犹太公民移居到以色列。当时苏联国内的“反世界主义”（Anti-Cosmopolitanism）运动甚嚣尘上，苏联犹太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反世界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政治清洗运动。1946 年8 月9 日，苏联政府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大批判。[3]在苏联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这场政治运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在1948 年达到了高潮。而苏联犹太人在政府文化部门担任了大部分要职，难免沦为这场运动的主要受害群体。[4]苏联政府对以色列政府说，苏联国内不存在所谓的“犹太问题”，也没有犹太公民提出移居国外的要求。[5]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力图杜绝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在苏联国内传播的可能性。以色列驻苏联大使馆经常散发有关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宣传资料。[6]苏联政府便下令监视使馆人员的日常生活，严禁他们与苏联国内犹太人私下接触。[7]这些消息陆续传到了以色列国内，苏联政府的犹太政策遭到猛烈抨击。[8]一时间，苏联国内的犹太人政策带来的冲击，双方在“俄国财产”问题上的矛盾，还有“耶路撒冷之争”引起的冲突，这些问题都使苏以关系变得更加脆弱。

当苏以双方矛盾重重之时，美国政府忙于协调各方的利益，放松了对耶路撒冷问题的掌控。一份支持第181 号决议的提案进入了联大投票环节。1949年12 月9 日，第四届联大通过了《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决议》，即第303（四）号决议。该决议重申了1947 年第181 号决议的原则，确立了耶路撒冷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在国际法层面否定了以约双方的行为。[9]美国代表反对第303 号决议，斥之为“不切实际”的决议。[10]但是，苏联和东欧国家、阿拉伯各国（除了外约旦）以及大部分拉美国家都表示支持。[11]而有关“俄国财产”的交涉受此牵连，也立即被以色列政府叫停。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谈及此事，声称“大部分财产还没移交，也不会再移交。”[12]这意味着以色列政府公开与苏联政府决裂了，双方的合作关系无法维系下去。

四、苏联政府对以色列外交政策的转变

1950 年3 月16 日，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提议，苏联政府宣称不再参与耶路撒冷问题的后续讨论。约一个月后，4 月17 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Я.А.马立克（Я.А. Малик）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声明，称“苏联政府认为无法继续支持联合国大会的决议，相信联合国能找出让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法”。[1]АВП РФ. Ф.059. Оп.24. П.27. Д.154. Л.68—69.//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T.2. C.158—159.这个消息让各国代表愕然。因为联大第303 号决议公布之后，以色列政府将首都迁往西耶路撒冷，而约旦政府也宣布正式兼并东耶路撒冷。[2]1949 年12 月11 日，以色列政府决定将首都迁往西耶路撒冷。次日，约旦宣布正式兼并东耶路撒冷。以约分治耶路撒冷已成事实，为何苏联政府还作此声明呢？

首先，冷战以欧洲为中心迅速向近东地区扩展，加深了美苏双方关系的紧张态势。从插手巴勒斯坦问题开始，苏联政府关注的就不是阿以双方的胜负，而是美国政府在近东地区的政策动向。美国力图在中近东建立区域性军事-政治集团，使苏联政府对国家安全感到十分担忧。1950 年3 月，苏联驻黎巴嫩和叙利亚大使Д.С.索罗德（Д.С. Солод）向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该报告称，1950 年1 月份以来，英美在近东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虽然美国尝试掩饰这个问题，但英国在阿拉伯地区的行为经常受制于美国。[3]АВП РФ. Ф.0106. Оп.9. П.12. Д.1. Л.1，12.//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C.114，C.114.据此，Д.С. 索罗德认为“美国人正在公开地将英国人赶出去，这首先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希腊、土耳其和伊朗，紧接着在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以后将轮到伊拉克和约旦，直至美国政府完全控制整个近东。近东地区将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们很快就会把矛头指向苏联。”[4]АВП РФ. Ф.0106. Оп.9. П.12. Д.1. Л.1，12.//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C.114，C.114.不难想象，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政府对近东问题的重视，它预示着近东将变成美苏对抗的新战场，给苏联南部的领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1950 年4 月7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 号文件出台。该文件指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胜利，都是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挑战。美国政府要帮助不发达地区和国家发展经济，以免这些地方爆发社会运动，让共产主义势力有可乘之机。[5]谢华：《对美国第四点计划的历史考察与分析》，《美国研究》2010 年第2 期。通过这份文件，美国确定了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苏联政府面对美国方面的猛烈攻势，只能利用近东的动荡局势反击。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苏联在联合国长期处于被动地位。而耶路撒冷问题提供了一个报复英美的机会，于是苏联政府便借题发挥，宣布不再支持实行联大第303 号决议，让联合国寻求符合近东人民意愿的方案。

其次，以色列政府试图利用美苏矛盾，争取来自双方的援助，却渐渐走上了“亲美反苏”的道路。建国之初，以色列政府试图走一条“中立”的外交路线。但是这种设想很快就破灭了，以色列政府的“亲美”倾向日益明显。从1949 年开始，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叶尔绍夫就向莫斯科报告，说以色列政府内部的“亲美派”势力十分强大。[6]АВП РФ. Ф.089. Оп.2. П.3. Д.10. Л.6，8—13. 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140; 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6. Д.8. 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С.47—51，140.其中，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就是“亲美”路线的支持者之一。他曾经亲自飞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商讨以美两国建立经济与军事合作关系的问题。[7]Avi Shlaim，“Israel between East and West，1948—1956”，，Vol.36，No.4，2004，pp.657—673.更重要的是，以色列政府急需来自美国方面的经济援助。以色列政府鼓励全世界的犹太人移居过来，使得外国移民的人数在短时间内激增。大批移民的涌入造成各种社会问题，以色列国内的经济危机爆发了。应本-古里安的请求，美国犹太人发行了以色列债券，还提供一笔6500 万美元的贷款，为以色列政府解决了燃眉之急。[8]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 年，第75 至76 页。这些加深了苏联政府对以美关系的怀疑，导致苏以关系进一步恶化。1950 年3 月10 日，苏联驻以色列大使叶尔绍夫向苏联外交部报告说，以色列政府在外交上的反苏情绪很强烈。[9]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6. Д.8. 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C.140，C.140.以色列政府禁止国内对苏联友好关系协会的活动，[10]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6. Д.8. Л.211—226，262—26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C.140，C.140.严格限制苏联文学作品的传播。[11]АВП РФ. Ф.089. Оп.3. П.8. Д.1. Л.1，5—7.//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C.164.随后，苏联国内报纸《文学报》发表了题为《特拉维夫的追随者》的政论，嘲讽以色列政府打着“中立外交”的幌子，实则追随美国政府的“反苏反共”政策。[1]Прудков.“Гель-авивски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 Ачесон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25 март 1950.当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提出访苏，莫斯科方面也是毫不理会。[2]АВП РФ. Ф.059. Оп.24. П.52. Д.332. Л.199—200.//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C.188.所以，在宣布苏联政府不再干预耶路撒冷问题之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拒绝了以色列方面的邀约，以此表明苏联此举并非为了帮助以色列政府。也许，苏联此举是为了防范美国通过以色列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政府无视联大决议，强行占领耶路撒冷，挑战着联合国大会的权威。而苏联的声明再次强调了联合国的调解角色，相当于宣告耶路撒冷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以约两国政府的占领行为违背了国际法。

再次，阿拉伯各国强调美国势力对近东的威胁，以此争取来自苏东国家的援助。二战以来，苏联政府支持近东人民反对英法殖民统治，高度赞扬埃及、叙利亚与黎巴嫩的民族独立运动，并将他们视为“进步的阿拉伯国家”。[3]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98 至99 页。然而，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近东民族独立运动难以深入发展。由埃及政府倡导建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结构松散，各成员国相互争斗，无法达成统一意见。[4]1945 年3 月22 日，在埃及的倡议下，埃及、沙特阿拉伯、外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7 个阿拉伯国家在开罗开会，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而国内政治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三国政府。[5]哈全安：《“肥沃的新月地带”诸国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109 至110 页。所以，对阿拉伯各国政府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威胁，而是国家政权岌岌可危的现状。故此，利用美苏对峙局势、争取更多的援助才是最符合实际的外交路线。1950 年4 月14 日，叙利亚财政部长对苏联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大使索罗德说，美国政府正在对阿拉伯各国政府施压，迫使他们与以色列政府缔结和约，从而构建近东的反苏军事集团，因此叙利亚政府急需来自苏联的援助。[6]АВП РФ. Ф.0128. Оп.13. П.12. Д.6. Л.69—74.//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C.120—123.而埃及政府和黎巴嫩政府随后也请求苏联提供援助。考虑到以色列政府的“亲美”举动，再结合阿拉伯各国对苏联代表的接近，苏联政府宣称不再插手耶路撒冷问题并将其交给联合国，可能是为了加深阿拉伯国家对英美近东政策的不满，促使它们迅速地向苏联和东欧国家靠拢。苏联政府虽不参与讨论耶路撒冷问题，但是却密切关注着该问题的后续发展。而阿拉伯各国则更加积极地寻求苏联在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7]殷罡主编：《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第144、第152、第383 页。也许在他们看来，苏联政府对近东事务的态度更开放了。

由此可见，苏联政府宣布退出“耶路撒冷之争”，将其完全交给联合国来解决，表明莫斯科不再帮助“亲美”的以色列政府，并倾向于加强与阿拉伯各国政府之间的联系。而苏联政府介入近东事务的程度不断加深，也加快了英美控制中近东的步伐，致使近东地区的局势恶化，并逐步变成“冷战”的试验场。

1950 年5 月，英、美、法三国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议，发表了关于中东局势的《三国宣言》，宣称准备以武力干涉中东事务。1951 年10 月，英、法、美、土耳其四国政府发表关于组建“中东司令部”的联合宣言，要求中东各国共同对抗“来自外部力量的威胁”。“外部力量”指的就是苏联共产主义。英美试图以此拉拢阿拉伯各国政府，将阿拉伯地区与土耳其相连，建立起中近东地区的反苏军事联盟。[8]刘竞、张士智、朱莉：《苏联中东关系史》，第136 页。以色列政府也签订了美以合作协议，作为对“中东司令部”计划的补充。[9]АВП РФ. Ф.059. Оп.26. П.58. Д.362. Л.81—84.//Советского-Израи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2. C.309—311.但“中东司令部”的建立举步维艰，因为阿拉伯各国拒绝与土耳其、以色列合作。可是，英美并没有放弃这个设想，还推出了类似的计划。为了抵挡英美的攻势，苏联政府也考虑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1953 年2 月份，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对苏联驻埃及大使说，告知埃及政府，莫斯科方面将考虑他们关于购买武器的请求。[10]АВП РФ. Ф.059a. Оп.7. П.13. Д.4. Л.40—41.//Ближневосточ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з документов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Ф(1947—1956). В 2 т. Отв. ред. В.В. Наумкин. Т.1. C.182.另一方面，苏以双方关系正在迅速地恶化下去。从1952 年到1953 年，苏联政府对国内犹太人的迫害再次升级。“斯兰斯基案件”和“医生间谍案”令国际社会哗然，从而激化了苏以双方之间的矛盾。[1]以色列国内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苏游行，苏联驻以色列大使馆也遭到炸弹袭击。[2]1953 年2 月11 日，苏联政府宣布撤走驻以使馆的全体人员，断绝与以色列政府的外交关系。[3]此后，苏联政府抛弃了“中立”的立场，开始实行“亲阿反以”的政策。

经过一系列风波，苏联政府接管“俄国财产”的计划被迫延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政府实行“和平外交”，着手改善与第三世界的关系。1964 年，苏以双方签订了有关买卖“俄国财产”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以色列政府向苏联政府买下大部分财产，并以国内出产的柑橘来支付。[4]后来这份协议被称为“柑橘协定”（Апельсиновая Сделка）。[5]该协议由双方秘密签署，实质是苏联政府对以色列政府占有“俄国财产”的正式承认。

结 语

本文是对“冷战在近东地区的形态及其特征”这一问题的回应。通过考察苏联、以色列双方围绕耶路撒冷的“俄国财产”接收问题的交涉，还有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对耶路撒冷归属权的争夺过程，以及美苏两大国对耶路撒冷相关问题的应对策略，笔者提出了两点思考：

其一，近东地区“被卷入”冷战并非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而是苏联、美国、以色列与阿拉伯各国多方互动的结果。美苏双方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将对方的近东政策视作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他们力图填补英国留下的权力真空，扩大在当地的影响范围，为此对近东各国进行拉拢或施压。而以色列和阿拉伯各国政府也正想借助大国的力量，一来有助于达成某些外交目标，二来也可以获得援助并提升国力。于是，这些国家刻意渲染近东地区的冷战氛围，进一步加深了美苏双方之间的不信任与敌意，谋求从大国相争之中渔人得利。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以色列方面以“俄国财产”落入英美之手来要挟苏联方面让步。当苏方决定不再参与调解“耶路撒冷之争”时，影响因素除了苏方对苏以关系、美以关系、苏联与阿拉伯各国关系的考量之外，或许还有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怂恿。然而，近东各国政府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最终间接地加剧了美苏在近东地区的敌对态势。

其二，近东地区的冷战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与欧洲主战场的情况对比可谓大相径庭。其原因在于当地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思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拥有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这直接造成双方之间的冲突频发，也导致耶路撒冷成为各国争抢的“香饽饽”。而这种浓厚的宗教氛围形成了一道“文化的屏障”，阻碍了美苏对近东当地事务的过度干预。正如在调解“耶路撒冷之争”的过程中，美苏两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尴尬无力的状况。又如苏联政府通过东正教教会代表到以色列接收“俄国财产”的多次尝试都失败了。如此一来，美苏意识到很难利用意识形态输出的手段扩大地区影响。近东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远离美国和苏联的本土，两国政府也不会轻易往当地派兵。于是，美苏只能选择支持以色列或阿拉伯世界其中一方来加强自身影响力。这自然就给近东各国领导人留下了与两大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空间，而美苏从此也再难从近东问题中抽身。

尽管如此，冷战仍然对近东的政治生态造成了深远影响，某些当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例如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在历次的近东战争当中，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都处于冲突的核心位置。以色列和约旦一直在扩建这座城市，使耶路撒冷的范围持续扩大。联合国则多次谴责以约分割耶路撒冷，否定这种占领行为的合法性。迄今为止，在耶路撒冷设立使馆的国家只有美国和危地马拉，其他国家的驻以使馆都在另一座城市特拉维夫。近东地区的纷争并未停息，和平共处之路仍崎岖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