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旅游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周 娜， 余佳华

(1.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2.皖西学院 环境与旅游学院， 安徽 六安 231300)

0 引言

在旅游业发展初期，以门票经济和粗放型增长为主，旅游发展强调“量”的扩张而忽视“质”的提升[1]，造成旅游资源配置不合理、旅游资源浪费等问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度”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化，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率成为今后主旋律，因此促进旅游效率提升，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亦成为学者研究热点[2-4].安徽省处于华东腹地，同时也是华东地区重要省份.2017年政府提出安徽省旅游发展正处于转型攻关期，因此要致力于打造美丽安徽、幸福旅游,以此推进旅游强省的建设.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使传统旅游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门票经济”时代渐行渐远.因此近期出台了《安徽省十四五旅游和文化发展规划》，提出要推进省内各类型重点文化和旅游项目建设，打造文化与旅游的“双百工程”.进一步说明省内旅游产业的发展正在寻求多业态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旅游产业作为省内经济新的增长点，亦是经济转型的助推器，旅游效率能直观反映经济转型背景下旅游产业发展质量，因此进行旅游效率的研究，对推进安徽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造血功能，同时对实现中部及其他欠发达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

国外旅游效率的研究始于旅游企业层面[5-6]，后期拓展到旅游酒店[7-9]、旅行社[10]、旅游交通[11]等领域，总体来看以微观的视角研究较多且研究内容较固定.相对而言，国内研究学者更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旅游目的地研究上，角度较为宏观，且注重学科间的相互交融，与地理学、管理学、生态学等学科联系紧密[12-13].研究过程也在不断深化，从早期对旅游效率的描述性研究逐渐转向时空格局、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等[14]，研究区域则从微观尺度的省域[15-16]、市域[17]、县域[18]，到中观尺度的城市群[19-20]，乃至尺度全国的研究概况都有涉及[21].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旅游效率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尤其是传统旅游部门如旅行社、酒店等形成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且在综合性较强的旅游部门如交通、旅游目的地等方面的探索也方兴未艾.这些研究成果对旅游资源合理配置、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着重大意义.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对旅游效率的探索的方法应用上，多采用传统效率模型进行测算，较少用纠偏效率模型来减少测算的偏差，以及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刻画时空变化格局.其次在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上多采用面板回归模型，缺乏因子对效率影响的时序性分析；研究区域上，沿海地区或发达地区是学者研究着重的热点区域，而对于旅游禀赋强、但旅游经济薄弱的地区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本文选取旅游欠发达的安徽省作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地理时空的二维视角，引入改进的Super-SBM模型测算旅游效率，有效减少结果误差，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来刻画效率时空演化特征与空间集散特征，再结合地理探测器，探测安徽省旅游效率影响因素及时序性，希望对安徽省及其他相似省份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案例地概况

安徽位于我国东南方向、华东腹地，区域内地形多样，贯穿江河湖泊，天然的地理优势使省内旅游资源异彩纷呈.省内文化底蕴厚重，徽州文化是安徽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新安理学作为古代程朱理学的一个分支，延伸出徽剧、徽菜、徽州篆刻等耳熟能详的徽州文化产物.12年来，安徽省旅游经济发展有了飞跃式进步，旅游总收入由2007年的553.06亿增加至2018年的7174.30亿，旅游总人次由2007年的0.82亿人次增长至2018年的7.27亿人次.这些都表明旅游大省在安徽主体地位愈加鲜明.然而安徽省从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的跨越仍任重道远，和旅游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安徽省的旅游业创新力度不足，产品结构单一，旅游发展缺乏后劲;同时省内大多地区还停留在观光旅游的粗放经营状态，没有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对其他经济的联动作用.安徽省旅游经济只有寻求质与量的平衡，即旅游经济效率的提升，才能推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1.2 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1.2.1 Super-SBM模型

在对旅游效率的研究中，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是应用最普遍的手段之一，但是并未将松弛变量考虑进去，且等于大于1的效率值无法再比较，因此后来学者提出Super-SBM 模型，它不但解决了松弛变量的扰动问题，也可以比较超过1的效率值，它是对传统效率模型的修正[22].因此本文将安徽省各地级市作为决策单元DUM，采用Super-SBM计算省内旅游效率值，模型如下：

式中，s表示投入、产出的松弛比，λ是权重向量，δ为目标函数，xij为第i个决策单元(DMU)的第j项投入，yij为第j个BMU的第r项投入.

1.2.2 均方差

借助均方差分解法，将安徽省旅游效率区域差异分解为皖中、皖北、皖南的差异和三大地区内的差异，并对各部分贡献率进行计算，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旅游综合效率的绝对差异，公式如下[23]:

1.2.3 冷热点分析

冷热点分析用于测算研究区内某点在范围以内与其他点的空间依赖强度，直观地反应出旅游效率在空间上的集聚或扩散的演化规律，公式为[24]：

1.2.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王劲峰教授创作，不仅可以探究空间分异性，也可以用揭示变量的影响因子，其优点是不需要假设条件，不受主观影响，并且能够表征影响因子的时序性，更为重要的是它充分考虑了影响因素对效率值影响的空间效应，弥补了传统回归模型只能测算单一面板数据的不足[25].

1.3 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1.3.1 指标构建

在计算区域旅游效率值时所选取的指标包含投入和产出两部分.投入是指对旅游发展所投资的成本，产出是指旅游发展带来的收益或其他方面的红利.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将土地、资本、劳动力作为最基础的投入要素，旅游业作为经济产业的一个分支亦同样如此[26].在土地要素上，学者认为土地资源对旅游发展难以量化且约束较小，因此选取旅游景区数量来指代旅游资源，参考梁明珠等学者的研究将A级景区作为投入变量[27].在劳动力上，旅游业涉及的就业面非常广泛，旅游从业人员的具体数量难以统计，因此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28]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指标来指代.在资本方面，最能指代这一投入要素的指标是旅游固定资产投资，但是旅游投资与城市投资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二者难以剥离，也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实际性，本文选取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替代[29].尽管在资本和劳动力指标选取上可能会放大旅游业在投入数量，但仍可进行横向旅游效率比较.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将接待能力考虑进投入指标[30]，旅游酒店是城市服务要素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将星级宾馆数量这一指标也考虑到投入要素中.

在产出要素选取上，从旅游消费者角度来看，能够体现旅游发展情况的因素主要是游客满意度[31].从旅游目的地的角度来看，衡量发展情况最直观的表达是旅游收入.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收益主要是由游客带来，因此游客数量也体现了旅游产出情况.同时参考权威学者[32-33]的研究成果，选取旅游总收入和旅游总人次作为产出的两大指标，可以较为科学地反应旅游效率的产出情况，详情见表1.

表1 安徽省旅游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1.3.2 数据来源

选取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搜集2007-2018年12年的数据，共搜集样本数192个，数据来自2006-201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16个地级市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信息网(www.tjcn.org);少数缺失数据，结合研究情况进行了科学预测和插补.另外在DEA模型的运算中要求DUW的数量大于投入产出指标的两倍.本文共192个决策单元，4个投入指标，2个产出指标，符合DEA的运算要求.

2 结果分析

2.1 安徽省旅游效率时空分布特征

安徽省旅游综合效率分区发展情况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安徽省旅游综合效率的演变并非平稳进行的，在12年的发展阶段里，效率值总体呈先降后升的态势.2007-2009年以“V”字形波动上升为趋势，2010-2014年5年内综合效率值一直在下降，在2014年降至历史最低点.在这之后2015-2018年开始逐年回升.皖中、皖北、皖南三大分区的综合效率值也基本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趋势，且波动幅度各不相同，波动幅度为:皖北>皖南>皖中.这说明省内旅游经济的发展并不稳定，这与当地的经济基础、政府政策、行政区划、发展机遇等因素息息相关.

图1 旅游综合效率分区发展情况

根据安徽省的自然地理状况、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将整个省域分为皖北、皖中、皖南三大区块[34-35]，其中皖北包含(宿州、淮北、蚌埠、阜阳、淮南、亳州)6市，皖中包含(合肥、六安 、滁州、安庆)4市，皖南包含(黄山、芜湖、马鞍山、铜陵、宣城、池州)6市.本文将从大尺度的分区和小尺度的市域进行旅游效率值演化趋势的详细分析.

虽然学者们对旅游效率已经进行大量实证探索，也产生丰硕研究成果，但由于效率本身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前学界对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等级划分标准.所以，本文利用自然断点法将旅游效率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低水平和较低水平.为了避免数据波动对结果带来的误差，本文将12年的效率值采用三年的平均方法，将整个研究阶段分为4个时期.安徽省旅游效率分布如图2所示：

图2 安徽省旅游综合效率分布

(1)旅游效率高值地区在2007-2018年间经历了由增加到减少的过程.2007-2009年只有皖南地区的黄山处于高效率值区间，2010-2012年皖中的合肥、皖北的宿州、阜阳，皖南的黄山、池州效率值都迈向了高值，2013-2015年间阜阳退出高效率地区.在研究最后一个时间阶段，高效率地区基本形成以皖中的合肥为核心，皖南、皖北为两极的空间格局.皖南黄山、池州和皖中的合肥高效率值在空间变化上较为平稳.这主要由于皖南地区拥有最高品质的旅游资源，黄山、池州最早以旅游立市打下良好旅游发展基础，皖江城市带和皖南国际旅游示范区的建设，为皖南旅游经济的发展释放了新的活力.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基础优越，合肥-铜陵-黄山沿江高速公路贯穿南北，为旅游目的地可进入性提供保障.

(2)旅游效率较高值地区在数量上减少明显，研究初始阶段的空间分布最为广泛.2007-2009年以皖中为核心，皖北分布较多、皖南分布较少的“T”字形格局.2010-2012年皖中、皖北、皖南的空间分布均衡，三大区域各占一处.在2013-2018年逐渐向北部敛缩，直至研究期末较高效率值都集中在皖北的东部，分别为宿州、淮北、蚌埠3市，说明皖北东部的旅游效率近年取得一定突破.这主要是由于皖北交通条件优良，同时近年也在发展工业旅游，转型产业结构，积极承接东部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

(3)旅游效率低值地区在空间上分布较为散乱，数量上变化不大.具体来看，皖北地区的亳州、皖中的滁州，皖南的宣城在研究年份一直处于低效率地区，在发展上没有较大的突破.亳州作为中药之都，近年来在大力发展健康旅游，但是区域内旅游资源难以集中整合，是限制旅游发展的首要问题.与之相反滁州旅游资源丰富且集中，但是粗放式发展导致旅游产业无法延长产业链条，规模效益较弱.宣城虽处皖南，交通便利，但是受黄山、池州老牌旅游城市的遮蔽效应，使得旅游发展在夹缝中生存.除此之外在2007-2015年间，皖中六安、皖南铜陵也处于效率低值，2013-2018年间皖北的淮南也滑落至低值区.六安由于经济发展缓慢，GDP处于全省后位，导致旅游开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较差，极大限制旅游的进步.铜陵经济发展以来铜矿开采，近年来随着资源枯竭，暴露出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同时环境污染也是旅游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淮南的情况与铜陵相似，只是问题暴露的时间稍晚.

(4)旅游效率较低值地区数量上最少，早期在空间上整体零散分布，后期呈现向皖南、皖中集中的态势.具体来看，2007-2009年主要分布在皖北的淮南、淮北和皖中的安庆，此阶段的三个城市都受经济与旅游发展水平的约束.淮北、淮南作为典型工业经济城市，对旅游重视不足，安庆则是国民生产总值低，对旅游支撑力度低.2010-2012集中在皖南的芜湖、马鞍山和皖北的蚌埠，2013-2015年皖北蚌埠升至较高效率地区，皖中安庆降为较低效率地区，2016-2018年集中在皖中的六安和安庆、皖南的铜陵和芜湖.2010-2018年的较低效率地区分布更为广泛，这主要是由于2011年巢湖三分至“芜湖、合肥、马鞍山”三市，出现了较大的行政区划变动.尤其是芜湖和马鞍山需要一定时间重组旅游资源.六安在2015-2018年由低水平上升至较低，说明虽然整体旅游水平不高，但是发展趋势向好.

2.2 安徽省旅游业综合效率地区差异

2.2.1 总体差异

安徽省旅游综合效率区域差异如图3所示，可知安徽省旅游综合效率的绝对差异整体上呈缩小态势.标准差在2007-2014年都在0.4左右波动，绝对差异呈上升趋势.在这之后下降明显，尤其是2015年最为显著，2007-2018年标准差从0.39降低至0.32，约20%.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与标准差大致相同，但是变化幅度更为明显.2007-2014年上升到历史最高点，在这之后则迅速回落，2007-2018年变异系数从0.48降至0.36，约降低25%.在研究阶段旅游效率的变异系数与标准差的变化特征一致，都呈现出扩大-缩小的演变规律.这说明安徽省在旅游资源的分配、技术管理水平、规模经营程度经历了不平衡-逐渐平衡的阶段，旅游经济发展公平性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只有解决旅游投入与产出的合理分配问题，才能缩小各地区旅游效率的差异，促进旅游效率的均衡提升.

2.2.2 总体差异分解

将安徽省分成皖北、皖南、皖中三大区域，分别计算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并求出各个分区的差异贡献率，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2可知,皖北、皖中、皖南区域内差异平均值排列为:皖中(0.0955)>皖北(0.0639)>皖南(0.0635).从发展趋势上来看，三大分区的差异变化都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阶段.

图3 安徽省旅游综合效率区域差异

表2 安徽省旅游综合效率区域差异分解

皖中地区的综合效率差异的平均值最大，整体上有所提升，从2007年的0.0727增加至2018年的0.0908.具体来看，在2007-2010年呈上升态势，并在2010年达到最高值.2010-2016年间则呈缓慢下降趋势，并在2016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在2016-2018年则呈倒“V”形状发展，先下降后上升.这说明皖中地区的综合效率差异在波动中上升，各地区的旅游综合发展实力差距较大，这主要是由于皖中地区各个地级市旅游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层次不一导致，如合肥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基础与交通条件优越，有足够资金保障挖掘旅游资源特色、开拓旅游市场，周边其他地级市虽都有特色旅游资源，但是由于接待能力与资金投入不足，直接限制了旅游容量和旅游市场规模.皖南地区综合效率差异变化幅度最为明显，但是整体上以缩减为主，从2007年的0.0559 缩小至2018年的0.0373.具体来看，2007-2009年都在0.05这一阶段波动，2009-2010年骤然上升到历史最高值0.25，2010-2011年又急剧下降，之后除了2012-2013年间有小幅上升外，其余年份皆以下降趋势为主.这表示皖南地区的旅游综合效率发展差距不断收敛，这与皖南地区占据优越旅游资源和近年来实行区域旅游经济联动发展战略相关.皖北地区的综合效率差异值整体来看增幅较大，从2007年的0.0889增至2018年的0.1281.具体来看，在2007-2010年间有小幅下降，2010-2014年不断上升，并在2014年达到最高值，在这之后的三年都不断下降，只有2017-2018有所回升.这说明皖北的旅游综合效率差异在波动中扩大，各个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差异愈加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分地级市如淮南、淮北地区注重工业发展，忽视了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导致.

区域间差异也经历了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循环波动发展阶段，但是总体上有所下降，从2007年的0.268降至2018年0.232.整体上看安徽省的各个地区都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都在不断缩小区域差异，注重均衡发展，三大地区的区域内差异贡献率也呈波动变化趋势，区域内差异贡献率高达70%，这说明区域内差异是安徽省旅游综合效率差异的主要成因.

2.2.3 旅游效率空间集散特征分析

根据安徽省旅游效率值，结合GIS分析旅游效率的空间演变规律和集聚特征，运用Jenk自然断点法将效率值分为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四类，与前文一样采用三年平均的方法将年份划分为2007-2009年、2010-2012年、2013-2015年、2016-2018年四个阶段，对比分析这四个时间节点旅游效率发生的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

图4 安徽省旅游效率冷热点分布

(1)从热点地区来看，2007-2009年旅游效率热点地区只有皖南黄山一处，2010-2012年间增加了池州、安庆二市，热点地区集中在皖南和皖北.2013-2015年池州安庆退出热点地区，皖北宿州取而代之，形成皖南、皖北两端分散的格局.2016-2018年集中在皖南的黄山和铜陵，总体上空间分布以南部地区较多，这是由于南部占据了较好的旅游资源和政策优势.热点地区在数量上占比最少，主要是由于安徽省旅游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地区之间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热点地区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2)次热点地区来看，2007-2009主要分布在皖北的宿州、淮北、蚌埠，皖中的滁州、安庆，皖南的铜陵，整体呈东北-西南组团状聚集分布.2010-2012年次热点地区占据了皖北绝大多数地区，以及皖中的合肥和皖南的铜陵，整体空间向北部推移聚集，呈“工”字形分布，数量和前一发展阶段相比不变.2013-2015年皖北地区除了淮北全部退出次热点，大多集中在安徽省南部，整体上南多北少，数量骤减.2016-2018年除蚌埠，皖北其余地区重新进入次热点区域，皖南的铜陵退出次热点区域，次热点地区数量增加至最多.说明旅游效率的次热点在经历了波动变化以后，整体数量增加并且在皖北的集聚效应增强，皖北旅游效率发展向好趋势明显.

(3)从冷点地区来看，研究期间皖南的芜湖、宣城一直处于冷点区，皖中地区六安除2010-2012年都处于冷点区，滁州在2010-2012年也处于冷点区，皖南马鞍山在2010-2018年处于冷点区，其中马鞍山、芜湖、宣城的冷点集聚趋势明显，整体上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皖中和皖南，数量上略微增加，说明皖中和皖南地区内部间旅游效率差异较大，且有弱化趋势.

(4)从次冷点来看，早期在2007-2009年间，次冷点皖中、皖南、皖北都有所分布，在全省布局上呈西北-东南的条状分布.2010-2012年间数量减少，敛缩至皖中的六安和皖南的淮北、淮南.2013-2015年数量有所反弹，呈团状聚集，集中在皖北和皖中，皖中占比较大.2016-2018年与上一研究阶段相比淮南、阜阳、亳州均退出次冷点区域，面积缩小，形成以皖中地区为核心，皖北地区为边缘的小团状聚集，说明皖中与皖北地区在旅游产业集聚，旅游经济规模发展上还有待进步.

3 安徽省旅游效率影响因素

3.1 变量选择

旅游本身是结合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活动，旅游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受到多因素作用，这些决定了旅游效率驱动机制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结合安徽省旅游发展实际情况，从经济发展水平(EDL)、旅游产业结构(TIS)、政策规制力度(PSL)、旅游接待设施(INF)、科技水平(STL)、交通条件(TRC)、人才能力(TAL)六个方面选取变量[13]，将旅游综合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探索影响旅游发展效率的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水平是旅游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用人均GDP表征[32].政策规制力度在引进人才、资金投入中占据主导地位，对旅游效率的影响举足轻重，用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表征[26]，旅游产业结构体现了旅游在当地经济中发展所占的地位，用旅游总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表征[33]，科技创新能力是创新旅游产品、经营方式及驱动旅游产业结构转型的核心力量，用科技支出表征[27]，旅游设施是旅游服务的硬件支持，也决定了旅游容量的上限，用星级宾馆床位数表征[36]，交通与人才直接影响旅游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营管理能力,分别用公路里程与高校在校学生数表征[29-30].2007至2018年安徽省旅游效率驱动因子探测值如表4所示：

表4 2007-2018年安徽省旅游效率驱动因子探测值

3.2 结果分析

政策规制力度(PSL)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因素是逐渐降低的.初期政策对旅游效率的影响高达0.293，这说明早期省内对旅游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较大，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对旅游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截至2018年下降了0.141，后期影响因素下降主要是由于随着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开放，国家鼓励私有旅游企业的发展，旅游经济主体更加多元化，非公有制的旅游产业在市场中占主要地位，国家政策的主导作用逐渐弱化.

经济发展水平(EDL)对旅游效率影响整体上是增加的.其中只在2010-2012年有所下降，这可能与2008年金融风暴带来的危机有关，经济处于复苏期，人们无暇进行旅游活动.其余年份对旅游效率的影响都呈提升态势，在研究期未影响因子增加到0.382，这体现后期经济水平的提升使人们可支配收入增加，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旅游休闲，游客对旅游活动个性化和高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这也推动旅游产品的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旅游接待设施(INF)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呈波动上升趋势.在2007-2015年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安徽省旅游基础设施薄弱，这直接对旅游容量和目的地吸引力产生负面影响，在2016-2018年旅游接待设施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因子增加至0.341，并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安徽省旅游业在后期完成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加大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旅游接待容量有了极大提升，旅游接待设施对效率的正向影响增强.

科技水平(STL)与在研究年份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最强，且在研究四个研究阶段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研究期末影响因子也有所提升.这表明科学技术一直是安徽省旅游效率提升的核心驱动力，也是旅游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科学技术的提升也使人们生活得更加便捷，拥有更多闲暇时间进行旅游活动.

旅游产业结构(TIS)早期旅游效率的影响也较为明显，在2008-2015年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早期安徽省旅游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产业结构的依赖较强，缺乏独立创新的基础和优势.在2016-2018年间产业结构对旅游效率的影响下降明显，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随着科技创新水平与经济投入的增加，安徽省旅游产业也在优化产业链条，寻找转型升级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交通条件(TRC)对旅游效率的影响也下降显著，2008-2015年交通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这一时期旅游对交通依赖性较强，交通直接影响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早期安徽省旅游交通多以公路为主，公路是连接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的主要载体.2016-2018年交通对旅游效率的影响下降至0.126，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随着安徽省海陆空交通通道的完善，人们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对交通的选择更加自由便捷，在研究后期交通可达性已经不是影响人们出游的主要因素.

人才能力(TAL)对旅游效率的正向影响仅次于科技水平，且呈持续增加态势，在研究阶段一直呈显著性特征.这说明人才对旅游的管理与服务能力作用极为关键，尤其是2016年落实《导游自由执业实施方案》，解除了旅游人才能力的发挥的限制，同时也侧面反映旅游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人才力量在未来也是旅游效率提升的重要驱动力.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安徽省旅游效率整体处于中高水平，呈先降后升的发展趋势.效率高值区有所减少，在研究期末呈现出皖中为核心，皖北、皖南为两极的格局，较高值区早期在空间分布较为均衡，之后向皖北的东部敛缩，二者数量有所减少.

(2)安徽省整体旅游效率内部发展空间差异较大，具体来看皖中>皖北>皖南，随着时间变化差异不断敛缩，区域内差异是导致安徽省旅游差异明显的主要因素.研究期间，冷热点空间上变化明显，热点地区由南北两端分布到敛缩至皖南地区，次热点地区大多时间都分布在皖北地区，冷点和次冷点都有向皖中、皖北迁移的趋势.

(3)安徽省旅游效率受多因素影响，影响因子具有时序性，科技与人才长期发挥着重要驱动作用，政策规制力度与交通的作用力在后期有所下降，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接待设施则随时间发展正向影响作用不断增强.

4.2 建议

安徽省旅游效率省内发展差异较大，旅游效率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旅游效率的提升：

(1)以科技与人才为主要驱动力，加速科技创新活力的释放，推进智慧旅游建设进程，发挥旅游+信息化优势，落实智慧交通、智慧景区的实施，同时推进旅游与互联网、大数据的融合，实现旅游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经营与管理.也要加大旅游人才的培育力度，联合旅游企业合作办学，定向培育旅游骨干队伍，对旅游人才培养设立专项基金，建立安徽省旅游发展智库.

(2)在内部以合肥、芜湖、黄山等旅游中心城市为核心轴，向全省旅游释放区域联动作用，辐射皖南国际旅游示范区、合肥旅游经济圈、皖北文化旅游区，融合各个区域旅游特色，实现休闲旅游、康养旅游、山地旅游的优势互补，缩小区域旅游内部的经济差异，为旅游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在外部抢抓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先机，积极融入长三角旅游区域一体化建设，同时作为中部地区发挥承东启西的联结作用，破除制约区域旅游经济一体化的区位和政策障碍，推荐旅游资源共建共享，旅游效益互利共赢.

(3)畅通交通动脉，实现旅游交通立体化发展，以合肥新桥机场为航空交通核心，加强与周边旅游城市交通对接，完善陆运通道和创新水道运输，加大对旅游特色交通的投资，解决乡村旅游、山地旅游的可进入限制.最后政府应提升旅游行政服务效能，推进旅游惠民政策，加大旅游投资与市场监控力度，为安徽省旅游产业的“提质增效”提供强大助力和坚实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