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
——以政府补贴与CEO声誉为中介变量

徐梦雨， 陈 东,2

(1.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 安徽 马鞍山 243032； 2.南京大学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大战略抉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在福建福州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与企业员工交流时强调：“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再往前走，必须靠创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坚持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所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企业创新，创新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也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承担社会责任是必修课.自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发生了一系列如“三鹿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毒胶囊”“红黄蓝”等具有深远社会影响事件，公众与媒体的关注焦点越来越集中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上.在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求之后，我们更应该坚持科学发展，立足于履行好社会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慈善捐赠的方式备受企业青睐，也受到众多学者关注.已有研究得出，在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企业从事慈善捐赠活动，因为通常情况下企业进行公益捐赠能为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能有效促进企业价值增值[1]，提升企业绩效[2-3]；而且企业的慈善行为不仅能够提升企业形象[4-5]，还可以通过此活动为企业获取有利于创新产出的资源[6]，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产出能力[7].既然企业慈善捐赠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声誉和获取资源，那么，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创新绩效是否也能产生促进作用？

关于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尚未有以政府补贴和CEO声誉为中介变量的角度，并且是外部和内部两个方向.因此，本文以政府补贴和CEO声誉为切入点，研究企业慈善捐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且进行了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是否建立党组织的分类回归.

1 文献综述

1.1 企业慈善捐赠动机

近年来，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不仅越来越频繁，捐赠水平也逐步提高，其中不乏一些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特别是新冠疫情的爆发，让企业的慈善捐赠逐步常态化.企业的捐赠行为到底有何目的？依据前人相关的研究基础，对企业的慈善捐赠主要动机进行总结，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利他主义动机、战略动机和政治动机.

利他主义是指企业的捐赠行为就是给予他人帮助并不求回报，这种行为背后体现的是企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如Carroll[8]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活动是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形式之一，并且不求社会回报；Campbell等[9]认为企业捐赠的目的就是单纯的利他主义行为，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同样的.国内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如王辉[10]从企业家道德方面为出发点，认为捐赠是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许年行[11]认为企业捐赠是应尽的义务，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他人，实现企业社会效用最大化功能.所以，利他主义下的企业慈善捐赠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不仅只重视企业自身利益.

企业经营的目标是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这就表明企业的慈善捐赠活动并不是单纯的利他主义，而是一种为实现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行为.企业捐赠的目的更多是体现在通过此活动能够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资源和内外部环境，从而降低企业成本,达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Porte等[12]认为慈善捐赠行为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在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也会对企业产生积极影响，可以帮助企业提升知名度和塑造道德形象；杜勇等[13]认为企业进行慈善有助于获取外界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机会.企业进行慈善捐赠不仅仅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可以为企业树立的良好形象和声誉，能够促进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合作以及资源的提供[14]，为企业创新发展打造良好环境.

企业进行慈善捐赠行为还对加强和巩固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有着积极作用，比如可以获得政治方面的利益.如罗党伦等[15]研究指出，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利于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并且这种关系越紧密，相应的企业获得资源也就可能越多;曹海敏等[16]认为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有明显的政企纽带效应，能够巩固和增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寻租资金;李维安等[17]研究指出，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问题，使得民营企业有动机通过慈善捐赠行为“讨好”地方政府，进而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稀缺资源，有利于企业创新发展.

1.2 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

慈善捐赠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而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部分学者认为进行慈善捐赠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对企业创新方面也存在着有利影响.关于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现有结论大部分认为两者是正相关关系.从企业捐赠与创新产出角度来看，企业慈善捐赠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出[18]，当企业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时，企业的捐赠行为会更有利于创新产出；从企业捐赠与创新投入角度来看，慈善捐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是促进作用[19]，企业进行慈善捐赠不仅不会减少研发投入，反而会有利于提高研发投入力度[20].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得出，企业捐赠对企业绩效、企业发展以及创新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依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管理者进行慈善捐赠目的可能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提升自身形象的非理性行为[21]，这种行为不利于企业发展，会对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22].张振刚等[23]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了慈善捐赠对创新绩效是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企业慈善捐赠超过某个限度时，进行捐赠反而不利于企业获取科技资源，存在“过犹不及”效应.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研究结论尚未统一，并且不同的研究视角会对两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依然存在着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

1.3 政府补贴、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

企业作为创新发展的主体，创新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驱动.政府补贴对解决企业创新方面的资金困窘和抵御外部性风险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解救企业于“水火之中”[19].关于政府补贴与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得出的结论为正向的促进关系，例如，在研究民营上市公司发现，企业获得政府补助越多，无论是在捐赠意愿上还是在捐赠额度上都会有所提高[24]，政府对企业采取的补贴举措，会和企业形成一种“隐性契约”，并且基于“利益交换”，得到补助的企业会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13]，在慈善捐赠方面的积极性能够显著提升[25-26].政府补贴不仅仅对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产生影响，对企业的创新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创新投入方面，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是明显的“刺激作用”[27-28]，这种作用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帮助其渡过难关，为项目研发提供保障[29]，政府补贴也可以有效调节克服市场失灵，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可以对企业研发活动有相应的引导，以较好平衡研发活动[30].在创新绩效方面，政府补贴是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并且这一关系在国有企业文化的调解下作用更加显著[31]；当政府补贴作为调节变量时，研究得出，政府补贴规模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32]，具体到企业的技术创新，政府支持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3].政府补贴是一种能够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措施，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角色，与政府及其采取的举措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政府补贴对企业慈善捐赠、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有较为丰富的文献研究，但把政府补贴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比较缺乏.

1.4 CEO声誉、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

CEO是作为企业中最有影响力的决策者[34]，对企业的运营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有基于民营企业的研究得出，民营企业捐赠的决策权绝大多数是在高层手中，对捐赠的问题通常企业高层的碰头和几个电话就可以决定[35].CEO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CEO声誉无论是对于其本身还是所在企业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CEO作为企业形象代言人，CEO声誉已经成为企业向社会公众展示企业相关信息的重要信号[36]，CEO声誉能够对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产生显著影响，CEO的声誉越高，就越有利于拓展沟通渠道,增加信息来源，有利于获取更多外部资源，并且对于投资者来说都会更倾向于选择高声誉的CEO所管理的公司[37].具体到企业行为与决策方面，高声誉的CEO能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并购溢价[38]，并且良好的CEO声誉有助于企业获得商业信誉融资[39],在高管声誉达到最优值之前，高管声誉与研发投资是显著的正向关系.CEO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角色，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关于CEO权力、CEO声誉对企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已有较多文献，相比之下把CEO声誉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就较为稀少，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1.5 本文的边际贡献

虽然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但是以政府补贴和CEO声誉为中介变量的角度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几点：

(1)研究视角新颖.本文并不仅仅研究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结合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制度，基于外部政府补贴和企业内部CEO声誉的视角，阐释了企业的慈善捐赠以这两种渠道影响企业绩效，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参考的理论基础.

(2)研究方法更全面.本文在变量选取以及稳健性检验模型上都考虑得更加全面.对于被解释变量创新绩效，依据文献梳理后决定采用四个指标进行衡量，这可以使得回归结果更具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在稳健性检验环节，探讨和克服了可能存下的内生性问题，分别用2SLS与PSM方法进行检验，使得结果更具稳健性.

(3)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分类回归.考虑到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以及是否建立党组织的具体情况，对此进行了分类回归，对比实证结果有何不同并进行理论解释，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价值.

2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 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

随着市场竞争愈来愈激烈，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来适应环境发展.企业绩效高不能完全代表企业拥有者高竞争力，是否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慈善捐赠就是企业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之一，并且企业进行慈善捐赠行为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最直接的反映就是会造成其现金流减少的情况，但有研究发现却会对企业绩效带来正向影响[40].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经济组织的发展都与社会外界产生交互与联结，企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源，并且这些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稀缺资源,存在于企业的外部环境中.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可以通过与外界个人或者机构建立社会关系，从中获取一些企业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例如人力资源、稀有资源、忠实的客户群等，这就不得不促使企业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而慈善捐赠行为就是一种有效途径，可以让企业在得到社会认同的同时，形成一个资源互相依赖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也有助于企业创新发展.

其次，企业创新也是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关键力量.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企业在创新高中的主体地位，可想而知,企业创新不仅对企业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都是企业发展的重大决策，都会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已有研究发现，企业慈善捐赠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技术能力的提升[41]；但也有研究得出，慈善捐赠对创新绩效是显著的倒“U”型关系，当企业慈善捐赠超过某个限度时，进行捐赠反而不利于企业获取科技资源[23].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所以提出备择假设：

假设1a：慈善捐赠能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假设1b：慈善捐赠不能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2.2 政府补贴、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

依据政治动机，企业会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可以加强与政府的联系，从而发现更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资源.同时政府具有社会经济生活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政府补贴就是政府的调控工具之一，通过补贴这一方式使企业获得更多资金支持，从而提升企业高质量发展.而政府对企业采取的补贴举措，会和企业形成一种“隐性契约”，并且基于“利益交换”，得到补助的企业会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13]，这就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加强联系的桥梁之一.企业为了获取更多资源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帮助政府承担部分职能的体现，政府会青睐这类企业，在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方面有所倾斜，这些政府的支持对企业的发展以及解决创新方面的难题是不可或缺的.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可以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帮助其渡过难关，为项目研发提供保障[29].慈善捐赠行为会不会通过政府补贴这一途径对企业创新产生重要影响,是有意义并且值得研究的.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政府补贴在企业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2.3 CEO声誉、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

依据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下的有效契约假说表明，委托人采用相关信息评价或者激励代理人可以减少代理成本，提高契约的有效性.在动态博弈下，认为声誉是通过长期重复博弈的代理关系建立起来的有关高管能力的信号，即在多次博弈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股东考察CEO的能力时无法直接观察，只能根据CEO的历史业绩对其未来表现形成一种预期，这种长期的表现构成了CEO声誉[42].声誉理论认为，声誉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获取成本.CEO作为企业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同时也是企业形象的代表.CEO拥有良好的声誉不仅仅是其自身能力的认可，也是代表着企业的良好形象，是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实力的认可.因此，CEO声誉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必然的影响具体到企业行为与决策方面.研究发现，高声誉的CEO能够提高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并购溢价[38]，良好的CEO声誉有助于企业获得商业信誉融资[39],在高管声誉达到最优值之前，高管声誉与研发投资是显著的正向关系.CEO声誉对企业的影响不容忽视的，把CEO声誉作为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中介变量进行研究，探讨CEO声誉在两者之间发挥何种作用存在一定的研究价值.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CEO声誉在企业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4—2018年期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主要为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专利申请情况、社会责任、财务数据与高管资料数据，并且为了尽可能避免数据披露不完全等情况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保证样本的合理有效性，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主要采用以下方法：(1)剔除金融行业；(2)剔除ST企业；(3)剔除相关不合理数据以及残缺值.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并采用Stata13.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对所选取的部分样本数据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3.2 变量的命名与定义

创新绩效.创新绩效选取申请专利数(Apply)、发明专利数(Iapply)、实用新型专利数(Uapply)与外观申请专利数(Dapply)四个指标进行衡量并对上述四个衡量指标进行取对数方式处理.

企业捐赠.企业捐赠(Don)相关数据来自CSMAR 数据库中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捐赠额，并且参考陈东等[20]、张敏等[21]的相关研究对捐赠额进行处理，即Don=Ln(1+捐赠额*1000).

政府补贴和CEO声誉.政府补贴(Sub)借鉴佟爱琴[27]、步丹璐[43]、任鸽等[44]的相关研究，采取政府补贴金额的对数衡量政府补贴变量.CEO声誉借鉴Rajgopal等[45]、张莹[38]等的方法用行业调整后的ROA(IAROA)作为衡量指标，该指标是通过CEO所在公司过去三年的ROA与所属行业的ROA之间的平均差额来评估CEO声誉，所以此数据的年限为2011年底至2018年底，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IAROAi,t为i企业在t年的行业调整ROA；ROAi,t-k为i企业近k年的ROA；括号中是表示i企业的行业平均ROA；N为行业内企业总数如果IAROA为正数，则说明CEO领导的企业绩效相对于整个行业较好，进一步将CEO声誉按照中位数进行分组，高于中位数属于高声誉组，则CEO声誉(Srep)取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借鉴陈东[40]、赵晓阳[41]等的研究，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总资产收益率(Roa)、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股权集中度(Cr1)、资产负债率(Lev)、董事会规模(NB)、独立董事比例(Dnb)产权性质(Soes)、年份(Year)、行业(Indcd).为了去除年份和行业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在的数据类型为面板数据，所以在模型设计中还加了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3.3 模型的建立

根据研究假设，为了研究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政府补贴和CEO声誉是否发挥中介效应，借鉴温忠麟等[46]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设定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模型(1)：

Apply(Iapply/Uappl/Dapply)=α0+α1Don+ α2Roa+α3Growth+α4Cr1+α5Lev+α6NB+ α7DNB+Year+Indcd+ε.

模型(2)：

Sub(Srep)=β0+β1Don +β2Roa+β3Growth+ β4Cr1+β5Lev+β6NB+β7DNB +Year+Indcd+ε.

模型(3)：

Apply(Iapply/Uappl/Dapply)=γ0+γ1Don+ γ2Sub(Srep)+γ3Roa+γ4Growth+γ4Cr1+ γ5Lev+γ6NB+γ7DNB+Year+Indcd+ε.

在模型中，Apply、Iapply、Uappl、Dapply为被解释变量，Don为解释变量，Sub 、Srep为中介变量，其余变量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模型回归系数分别是α1、β1、γ1、γ2.模型1检验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验证假设1a和1b.模型2检验慈善捐赠与政府补贴、CEO声誉之间的关系，模型3检验慈善捐赠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政府补贴、CEO声誉是否发挥了中介效应，检验假设2和3.

中介效应检验步骤：(1)对模型1进行估计，检验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α1是否显著，如果关系显著，则检验进入下一步，反之则终止检验；(2)对模型2和模型3进行检验，如果模型2中的系数β1和模型3中的系数γ2同时显著，但模型3中的γ1不显著，则说明政府补贴、CEO声誉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作用；如果模型3中的γ1和γ2同时显著，说明政府补贴、CEO声誉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如果模型2中的系数β1和模型3中的γ2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需要进行Sobel检验.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2为具体的描述统计结果，创新绩效变量包括专利申请总数和发明、实用、外观专利申请，从表中可以发现三类申请在均值上有着差别，其中外观申请均值与其余两类申请差别较大；政府补贴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别明显，可以看出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差距明显；企业捐赠的差别也比较明显，不同企业捐赠的水平也是存在较大差异.

4.2 回归性分析

4.2.1 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

为了验证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采用OLS实证模型检验模型1.在回归过程中对年份和行业进行了控制，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发现，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慈善捐赠与专利申请和发明申请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与实用专利是在5%的水平下正相关，与外观专利是在10%的水平下正相关.这说明企业进行捐赠显著促进专利申请，特别是在发明专利方面具有很大优势，验证了假设1a，回归系数α1检验显著，可以继续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 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

4.2.2 政府补贴中介效应

表4是模型2和模型3的实证回归结果.列(1)是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Sub的回归结果，从具体结果来看，检验回归系数β1是显著的，即慈善捐赠与政府补贴是显著的正向关系，且显著性水平为1%，说明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可以获得更多政府支持.列(2)至列(5)是模型3中介变量为Sub的回归结果，把中介变量政府补贴加入模型后，验证政府补贴在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关系中是否发挥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列(2)至列(5)慈善捐赠系数显著为正，即回归系数γ1是显著的；政府补贴的系数符号为正且显著性水平均为1%，即回归系数γ2是显著的.说明政府补贴在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里的创新绩效具体是指企业的总申请专利、发明和实用专利通过获得政府补贴这一途径，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会提显著升创新绩效，验证了假设2.表中列(5)的政府补贴变量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政府补贴在慈善捐赠与外观专利申请中所检验的中介功效较低.

表4 政府补贴中介效应

4.2.3 CEO声誉中介效应

因为CEO声誉是虚拟变量，所以对模型2中当被解释变量为Srep时采用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表5中列(1)结果显示慈善捐赠系数显著为正.列(2)至列(5)是对模型3中当中介变量为Srep的回归结果，检验CEO声誉在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从结果来看，列(2)、列(3)和列(4)中CEO声誉的系数为正并且显著性水平为1%，可以得出CEO声誉在企业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这里的创新绩效具体也是指企业的总申请专利、发明和实用专利，验证了假设3.列(4)CEO声誉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CEO声誉在慈善捐赠与总申请专利、发明和实用专利申请方面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对外观专利申请方面所检验的中介功效较低.

表5 CEO声誉中介效应

5 进一步的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5.1 政府补贴与CEO声誉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分析

不同的产权性质会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并且企业的产权属性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不能忽视产权性质的影响.例如，已有研究得出产权性质的差异对企业捐赠水平影响显著，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捐赠水平高[47]；在政府补贴方面，研究得出政府补贴可以显著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但对国有企业研发强度的促进作用更大[48]，所以在研究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关系时有必要进行企业产权性质的区分.研究表6为国有企业结果，表7为非国有企业回归结果，依据限制只对被解释变量创新绩效中的总申请专利(Apply)做出结果展示.对比结果来看，国有企业下政府补贴在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CEO声誉在两者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而非国有企业，CEO声誉能在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中发挥更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这说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可以依据其特性更好发挥政府补贴的作用，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联性更为密切，其政策补助等获取渠道也比非国有企业更为广泛.而CEO声誉在区分产权性质后都对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表明CEO声誉不仅仅对CEO个人产生影响，更是把其作为企业形象，在企业的发展上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

表6 政府补贴、CEO声誉中介效应：国有企业

表7 政府补贴、CEO声誉中介效应：非国有企业

5.2 政府补贴与CEO声誉中介效应党组织参与异质性分析

从我国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以及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地位一直就没有动摇过，党组织建立对企业的发展存在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且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已有研究发现，企业在生产经营决策方面会受党组织影响，重大经营决策像并购行为、重大资产重组会受其影响[49]；企业建立党组织后能够显著推动研发投资的增长[50]；也与企业慈善捐赠意愿、捐赠水平是显著正向关系[51]；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2].表8是企业建立党组织的回归结果，表9为企业未建立党组织的回归结果.对比结果可得出，建立党组织的企业，政府补贴在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关系中存在着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CEO声誉在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关系中存在更为显著的完全中介作用.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把党的价值理念融入企业活动中，企业会更加自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政府的补贴政策也会有所倾斜，党组织有效的成为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桥梁;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可能就没有更多途径展现自身实力.CEO声誉作为企业形象之一可以对企业产生影响，特别是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可能更加依赖CEO声誉的作用.

表8 政府补贴、CEO声誉中介效应：建立党组织

表9 政府补贴、CEO声誉中介效应：未建立党组织

5.3 稳健性检验

5.3.1 2SLS检验

表10 2SLS回归结果

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定性，并且考虑到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采用2SLS方法进行检验，参考江若尘等[53]的研究，采用滞后一期的慈善捐赠(Dont-1)作为工具变量，具体结果见表11.在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Dont-1)的系数通过了在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在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是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通过了内生性检验.

5.3.2 PSM检验

采用PSM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检验，具体结果如表13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存在慈善捐赠行为的处理组(Treated)和不存在慈善捐赠行为的对照组(Control)在变量企业绩效(Roa)、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股权集中度(Cr1)、资产负债率(Lev)等方面已经不存在明显的差别，匹配后(Matched)变量的标准化偏差(%bias)都小于10%，匹配结果良好.

表11 PSM回归

5.3.3 转换变量

采用替换主要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把慈善捐赠这一变量替换成虚拟变量Dum，企业进行慈善捐赠记为1，否则为0，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2所示.表中结果与上述实证结果无差异，结果较为稳健.

表12 自变量替换为Dum回归

5.3.4 Bootstrap 检验

为了保证中介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进行了Bootstrap 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3所示.在检验CEO声誉(Srep)中介变量时，依据俞静等[54]的研究，把企业创新绩效变换为创新产出，即企业研发投入资本化金额的自然对数.结果显示，中介效应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均不包含0值，表明政府补贴以及CEO声誉的间接效应显著，进一步证实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13 Bootstrap 检验结果

6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以政府补贴和CEO声誉作为中介变量研究是否对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产生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了产权性质、是否建立党组织异质性分析，研究分析得出：(1)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是显著的正向关系.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对其创新绩效是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对企业的专利申请、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专利都是明显的促进作用.(2)政府补贴在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进而对创新绩效产生促进作用.(3)CEO声誉在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可以提升CEO声誉，进而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4)对产权性质进行区分，国有企业，政府补贴与CEO声誉都能在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而非国有企业，CEO声誉在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更显著的中介作用.(5)对企业是否建立党组织进行区分，建立党组织的企业，政府补贴在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更显著的中介作用；未建立党组织企业，CEO声誉在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更显著的中介作用.

依据上述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都是需要企业出资的行为，企业要衡量好慈善捐赠与创新投入的关系.从本文结果来看，慈善捐赠是有助于企业创新绩效，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专利的增长.所以，企业不仅要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进行慈善捐赠，也要兼顾好企业创新发展，协调好慈善捐赠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让捐赠和创新皆成为企业强有竞争力的体现方式.(2)国家要重视并合理运用政府补贴这一政策，了解这一政策对企业的重要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并且政府补贴在慈善捐赠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明显的中介作用，这就表示政府补贴的政策对企业的有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政府也要加强对补贴资金的监管力度，让补贴能够切实发挥在企业当中的作用.(3)非国有企业也是市场经济中的重要角色，政府要建立健全补贴制度，主动与非国有企业沟通，了解其真正困难，更好发挥非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在研发创新方面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4)企业要完善党组织建立，党组织作为国家和企业沟通的有效渠道，企业更应该重视党组织的作用，已建立党组织的企业要继续完善制度，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助力于企业更好发展；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要尽快按照要求与规定成立企业党组织，提高觉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应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