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和抑郁水平间的中介效应

杨焕程，李霖亮，王晓璇，曾雪琼，张 涵，郑纯纯，梁 挺

(1．深圳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罗湖区人民医院，广东 深圳 518005；2．汕头大学医学院，广东 汕头 515041；3．广州医科大学，广东 广州 511436)

近10年来，大学生的抑郁状况不容乐观，抑郁症检出率高达24.71%[1]。大学生作为社会上较为敏感、特殊的群体，当他们遭受一定程度的负性生活事件时，因心理承受能力较为欠缺而极易产生抑郁情绪。生活事件可以正向预测抑郁情绪[2]，如果当事人拥有更多积极生存的理由，将会与压力性生活事件一起对抑郁水平起相反作用。当负性生活事件积压过量时，将进一步加剧抑郁情绪的严重程度[2]，但并非所有的负性生活事件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某些保护因子可能在其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生存理由极为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保护因子。当大学生遭遇压力性生活事件时，积极的生存理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心理缓冲，从而缓解抑郁情绪的产生。本文旨在探究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和抑郁水平中是否起到保护和缓冲的中介效应，为抑郁情绪干预方案的建立提供指导。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年1—12 月多阶段随机抽取广州市高校大一至大五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纸质问卷，以自填方式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1 800份，回收有效问卷1 563份，有效回收率为86.83%。年龄18～26岁，平均年龄(20.02±1.55)岁。其中男生732人，女生831人；大一379人，大二397人，大三353人，大四325人，大五109人。

1.2 研究工具

1.2.1 生存理由量表[3]该量表共有32个条目，包括自杀相关关注、家庭凝聚力、未来乐观、自我接纳、同伴接纳5个维度。采用6级评分，从“完全不重要”到“非常重要”依次计1～6分，得分与测验者个人生存理由成正相关。生存理由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1，5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9～0.901。

1.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 采用辛秀红等[4]改良后量表，该量表由27个条目组成，包含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6个因子，用于评定青少年在过去1年中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频度和应激强度。事件分为未发生过和发生过两类，未发生计0分，发生过的根据影响程度分5个等级计分，分别为1(没有)、2(轻度)、3(中度)、4(重度)、5(极重)。得分越高说明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的影响越大。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2，6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8～0.902。

1.2.3 抑郁自评量表[5]该量表共有20个条目，包含精神性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和抑郁的心理障碍4个维度，主要用于抑郁情绪的评级。抑郁自评量表评定的抑郁严重度指数等于各条目累计分数除以80(最高总分)，指数范围介于0.25～1.00，指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高。指数与抑郁程度关系如下：指数＜0.50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度抑郁，0.60～0.69为中度抑郁，＞0.70为重度抑郁。抑郁自评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2。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探究生活事件、生存理由与抑郁水平的关系。通过Amos 24.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的中介效应，通过模型拟合指数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生活事件、生存理由与抑郁水平的相关性

生活事件、抑郁水平、生存理由的总分分别为(67.10±25.18)、(40.04±8.57)、(151.42±23.28)分。生活事件总分与抑郁水平总分呈正相关(r=0.371，P＜0.01)，与生存理由总分呈负相关(r=-0.167，P＜0.01)；生存理由总分与抑郁水平得分呈负相关(r=-0.412，P＜0.01)，见表1。

表1 生活事件、生存理由与抑郁水平的相关分析 (n=1 563)

2.2 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间的中介效应

由于生活事件，生存理由和抑郁水平两两相关，为进一步验证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将生存理由分为5个因子，将生活事件分为6个因子，将抑郁水平分为4个因子，以生活事件为自变量，抑郁水平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图1)。通过修正和路径分析得出，生活事件对抑郁水平的直接路径系数r=0.45，经由生存理由中介作用，变为了r=0.36。生活事件到生存理由的路径系数为r=-0.20，生存理由到抑郁水平的路径系数为r=-0.42。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3.33%。

应用最大似然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的拟合程度，结果显示：χ2/df=10.460，NFI=0.939，IFI=0.945，CFI=0.945，RMSEA=0.078。上述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图1 生存理由对生活事件和抑郁水平的中介模型

2.3 生存理由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在本研究中，抑郁水平与生活事件、生存理由之间均有显著的相关，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条件。根据温忠麟等[6]提出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抑郁水平对生存理由和生活事件的回归，标准化后抑郁水平(y)对生活事件(x)的回归模型是y=0.371x，生存理由(w)对生活事件(x)的回归模型是w=-0.167x，抑郁水平(y)对生活事件(x)与生存理由(w)的回归模型是y=-0.361w+0.311x。依次检验表明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见表2。

表2 生存理由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

2.4 生存理由与抑郁水平的相关性

为进一步探讨生存理由与抑郁水平的关系，将生存理由的5个维度分别与抑郁水平进行回归参数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家庭凝聚力(t=-2.377，P=0.018)、 自 我 接 纳 (t=-5.355，P＜0.001)、未来乐观(t=-5.410，P＜0.001)与抑郁水平的相关性最显著。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表明生活事件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大学生的生活事件得分越高，抑郁水平得分也就越高，与陈小琴等[7]的研究结果一致。象牙塔的生活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大学生群体在人际交往中会比较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赵程等[8]的研究发现，87.8%的大学生存在中重度社交焦虑，这说明社交焦虑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且程度偏高。大学生在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性生活事件，比如人际交往的多样化、学习压力的加重和舍友之间的相处与磨合等，倘若处理不当，很可能会产生焦虑感，甚至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

本研究结果表明生存理由与抑郁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生存理由的各个因子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抑郁水平。生存理由及其因子得分高的个体，通常具有较好的家庭凝聚力，与同伴相处较为融洽或者对自我的接纳程度较高等，一般都较为乐观积极，对未来充满希望，因而抑郁水平得分会较低。生存理由作为保护因子，能够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心理支撑，从而缓冲因负性生活事件的累积而导致抑郁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回归分析表明，生存理由的5个因子中，家庭凝聚力，未来乐观和自我接纳这3个因子对生活事件和抑郁水平的部分中介效应较为显著，而且贡献量达到了极高水平。家庭凝聚力对生活事件和抑郁水平的中介效应很显著，可以作为预测大学生抑郁水平的根据之一。家庭凝聚力越高，生活事件对抑郁水平的影响随之降低。家庭不和或者儿童留守可明显影响大学生对心理压力的调节能力，产生情绪障碍甚至导致不同的抑郁水平[9]。未来乐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大学生信念支持，当面对同等压力性生活事件时，如果大学生对未来没有一定的憧憬和期待，很可能因不具备足够的信念支撑而产生自我否定或其他消极情绪，意识不到压力性生活事件可能给当事人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造成抑郁水平的升高[10]。随着自我接纳程度升高，生活事件的发生对大学生抑郁水平的影响下降。高度积极的自我接纳已经被证实对大学生的自杀行为有抑制作用。在应对负性生活事件时，部分大学生会悲观失望、不能接纳自己，容易产生抑郁等心理问题[11]。

生存理由中的家庭凝聚力，未来乐观和自我接纳这3个因子在生活事件和抑郁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与素质—压力模型的观点基本吻合。在素质—压力模型中，因素质因素具有易感性而极易被压力因素诱发，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则会导致抑郁水平的不断升高。而个体在不断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会产生负性的心理应激，个体所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大，当压力性生活事件累积到一定程度，抑郁的风险则会相应地增加。若当事人拥有较为积极的生存理由，比如自我接纳程度高、对未来保持一定憧憬抑或家庭凝聚力高，则有助于减去负性生活事件对个体产生的不良心理影响，缓解压力从而降低抑郁水平。

综上所述，广州市高校大学生生存理由在生活事件与抑郁水平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提高大学生生存理由可能有助于提高自我认知水平，改善大学生心理素质，降低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抑郁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