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体验、新理念、新举措

杨睿博，杨 明

(1.广东金融学院 金融与投资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2.广东金融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新时代乡村振兴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将在更大视野和更大格局下展开。坚定不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与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一脉相承。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印证了中国乡村从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到现代化的历史进步，反映了中国乡村历经40多年的伟大变革、展现了中国乡村富起来、活起来、强起来、美起来的发展过程。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标志着我国乡村现代治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善于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386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由于我国乡村发展很不平衡，地域辽阔资源各异，治理模式多种多样，要实践乡村治理现代化，就要充分发挥乡村资源优势，从乡村治理实际出发，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格局。

一、新体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长久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考察改革开放最前沿，对最具代表性的广东乡村进行再调研，将带来许多新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乡村治理实践，形成了具有独特经验的乡村治理样板。通过反复深入广东百村中独具特色，具有典型意义的乡村(社区)，开展全方位采访、收集、整理、分析，从发展的角度，对乡村历史加以回顾和梳理，提出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以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观察视角，以乡村高质量发展探秘为题，从宏观和微观对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影响乡村治理的因素进行分析，结合乡村高质量发展经验，提出适合乡村治理理念、途径和基本模式，达到乡村治理实践与现代化同步推进、同频共振、全面繁荣的目标。乡村从管理到治理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以新的视角、新的主题、新的基础、新的实践研究分析乡村现代治理发展的历史变迁和逻辑演变，力图展现广东乡村治理努力向现代化乡村迈进的新的实践风貌。

广东乡村治理之路是改革开放40多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勇于探索、勇于实践摸索出来、干出来的。从这些典型村庄实践经验中，可以分析出共识性的认识和经验：深圳南岭村充分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加强和丰富改革开放前沿乡村治理过程中党建的引领作用。广州莲麻村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建立系统的乡村治理体系，发挥智能网络作用，不断提升乡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深圳怀德社区充分发挥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作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注重提升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能力。佛山紫南村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建设新规约新习俗，建设和谐乡村。惠州新楼村加强党的纪委示范教育，形成乡村廉洁清新之风。珠海北山村发展文化产业，走入现代城中村改造的文化建设，全员参加因地治宜，提升城中村的整体功能。中山三沙村生态治理走出乡村生态文明现代之路，在建设人与乡村生态和谐相处上树立了样板。清远水西村以“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芦笋种植，芦笋等有机农产品销往港澳等地，形成乡村产业兴旺的支撑。南雄灵塘村发挥整体协作精神，创新乡村治理新形式，提升脱贫振兴举措，探寻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新路。这些生动的乡村治理实践，无疑能推动广东找到一条适应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使现代乡村治理实践走入新时代新境界。

广东的实践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也要从历史辩证发展过程考察，十全十美的乡村治理经验案例是不存在的，需要用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的分析评价乡村治理的发展之路。选择的典型乡村有的走过坎坷道路，有的经过挫折和失败，有的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众多挑战，但在改革开放乡村治理过程中，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效仿，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实践。有些乡村缺乏现代治理观念，人治管理方式浓厚，不能依法守法执法现象普遍存在；长期人员外流，乡村留不住人才，缺乏高素质治理人才，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程度不够，乡贤及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不健全；乡村关系行政化，权力运行机制不畅，法律规约不能满足发展需要。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乡村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需要不断总结创新，努力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实践需要的新理念、新举措。

二、新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理性实践

加强新时代乡村治理实践，就要适应乡村治理发展实际，树立现代治理善治化、本土化、系统化治理理念，形成现代治理的新思维，新观念，提高乡村治理系统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保障农民基本民生，使广大农民具有强烈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乡村善治化理念

乡村治理要实现和谐有效，就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治思想，把创造性转化的乡村善治理念结合在乡村治理实践的全过程，建设中国特色的乡村善治模式。中国乡村善治历史渊源深厚，形成了乡村宗法习俗教化的治理基础，《周易·贲卦》彖传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55。传统乡村治理，传承民俗思想教化，维系传统礼仪，保持乡村稳定和谐。乡村的祠堂仪式、节庆仪式、祭祀仪式、婚丧嫁娶等，都是乡村教化，乡村管理的方法途径。以往在乡村管理中都是挑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承担伦理教化、风俗规范的职责。传统乡村治理靠伦理教化，而大量存在于民间的比如说祠堂崇拜，发挥了惩恶扬善的教化实践功能。春节、端午节、重阳节等，都是实行教化的重大节日。广东潮汕一带的民俗文化，包括婚丧嫁娶的民俗教化，贯穿和渗透于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过程，形成了影响至今的历史文化习惯和传统。湛江林屋村传承优秀乡村文化传统，形成了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的村民风貌。为营造更加安定的宜居环境，成立了林屋村“红袖章”巡逻队，使村民住得安心、过得欢心、外出赚钱放心。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林屋心悦之声”曲艺社和“林屋魅力乡村三四五舞蹈队”给村文化建设增加了光彩；“林屋快武堂醒狮团”和“林屋快武堂民乐队”既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又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乡土社会内部的规约奖惩机制，规范乡村治理秩序，乡土社会自身的机制创造“口碑”，解决乡村内部的闲言碎语、纠纷矛盾，这种软约束，对乡村治理有重要意义。邻里相传、村村相传，甚至世代相传，这种褒奖惩罚机制具有极强的约束力，成为乡村治理的习惯法。乡村管理需要乡贤出面出力，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新乡贤，对乡村发展形成了新机制新动力。许多从村中走出又回到乡村的“能人”见过世面，把外面的东西教给村子，有权威、有道义、有资源、有能力。新时期乡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法治基础，靠这种介于正规的法律和不成文的民俗之间的乡规民约，基于乡村的伦理习惯和民俗传统而制定的一整套乡土行为规则，规劝族人和乡里向善的治理文化，这些乡规民约带有某种强制性，具有一定的惩罚机制。传统乡村“善治”的实践历史悠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以现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实际来看，传统乡土社会治理文化中还有一些很值得汲取的精华，要批判吸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1]313

(二)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本土化理念

乡村治理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按照乡村治理实际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现代乡村治理就是要因地治宜，落实乡村治理规划，提高乡村治理实效，把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起来，扎根中国大地开展乡村治理实践，使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真正实现本土化，做到来源于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3]27因此，只有符合乡村治理实践，中国特色本土化乡村治理的政策法规，才能推动乡村治理行稳致远。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现象，各地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参差不一。因此，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树立本土化的、符合乡村治理实际的治理理念，能够有效推动乡村治理向现代化方向健康发展。要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夯实乡村治理平安、稳定基础，科学地开展社会风险治理的重大决策。例如珠玑镇灵潭村通过召开乡贤恳谈会、优化返乡创业政策等形式，吸引外地乡贤返乡投资、创业，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其充分发挥乡贤在人脉、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引导乡贤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搭建起反哺家乡的平台；通过乡村有效治理群众积极参与的有机组织，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的方式，带领村民脱贫致富。通过村民自治机制下沉传导，提高综合治理能力凝聚起“说话算数”的人，由村小组长、外出乡贤等为成员的村民理事会，组织和号召全体村民积极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召开家长会进行民主议事，听取村民意见，完善村庄综合整治建设、新农村建设规划等。同时，制定村规民约加强村民自治，引导和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村公共事务建设。实践证明，只有从乡村本土实际出发，努力实现村民切身利益，做到言出必行，行有结果，务求实效，这样才能建设好乡村有机共同体，不断提高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三)基于科学规范的乡村治理系统化理念

乡村治理需要遵循治理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守中国乡村治理实践的特殊规律。为此就要树立科学规范的乡村治理理念，系统化地开展现代乡村治理活动，既需要顶层设计，也要确立底线思维，在乡村治理中真正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勇于改革创新，“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3]68。树立科学规范的乡村治理理念就是要确立乡村治理社会、法治、智能、专业性相结合的现代系统理念，实践乡村治理的系统化。社会化系统治理需要社会多元主体承担乡村治理的职责，提高乡村治理的社会化水平。法治化系统治理要求乡村治理从内容、程序上都要符合法治化的规范。智能化系统是乡村治理实践的源驱动力，专业化系统是实现乡村治理细精准的现代标准。四化统一本身就是系统协同过程，需要我们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学习现代治理理论，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和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瞄准国际先进知识、技术、管理经验，以韦编三绝、悬梁刺股的毅力，以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的劲头，努力扩大知识半径，既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砥砺道德品质，掌握真才实学，练就过硬本领”[3]59。乡村治理实践的规范系统，在改革开放实际中不断得到体现。比如：中山圣狮村加强树立系统化的乡村治理理念，不断创新乡村治理新模式，推出乡村治理的新举措，特别是以公益服务为切入点，把党员和群众紧紧联结在一起。其重点打造的“公益+创新”，以文化为引领，注入本土特色民俗文化内涵；其打造的“公益+党建”，以党建为引领，注入红色元素内涵；其打造的“公益+管理”，以凝聚民心为引领，注入社区融洽元素内涵。在三种“圣狮公益+”新模式的尝试下，推动形成了社会服务输出系统、社会组织培训系统、社会治理展示系统、全民公益动员系统，不断创新乡村治理的新样式。

三、新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实践

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实践，为大力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要适应这些新变化，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1]374，开展中国特色乡村治理，在不同层面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升亿万农民的幸福感、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也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改革发展指明方向。

(一)战略层面优先规划制定现代乡村治理的实践体系

1.规划宏伟蓝图，发挥体制优势。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要基本形成，到2035年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就为实践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了宏伟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要坚持完善乡村治理已经取得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科学规划、突出特点、循序渐进开展现代乡村治理，把具有中国智慧的乡村治理实践应用到长远规划的实施过程中，脚踏实地，认真落实。

2.加强乡村党的领导建设，完善改进乡村治理体系。要建立完善乡村治理党的全面领导体制，实现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例如，深圳市怀德社区在怀德社区党支部领导下，相继培育和发展了老年人协会、志愿者协会、爱心协会，成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由社区服务中心牵头，建立了由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义工共同参与的统一服务平台，形成三社联动、共建共享的服务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社区治理成效。通过多年乡村治理实践，提供了乡村治理多维体系和执行能力提升的借鉴，要充分发挥乡村党组织在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保障党的基层组织始终成为乡村治理的灵魂，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公众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

3.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创建治理执行体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为巩固和发展这种制度优势，就需要不断创新乡村治理多种模式，提高乡村治理的执行能力，提高乡村治理现代水平。广东清远所推行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成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通过基层治理重心下沉、创新农村经营管理方式等，开启了农村发展新模式，农村综合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农村组织化水平逐步提高，农民主体作用、村级各类组织作用逐步发挥，农村发展活力、贫困农民脱贫致富能力明显增强，为乡村治理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新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决策层面打造现代乡村治理多元共建共治的实践格局

现代治理思想要求乡村治理过程中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契合当代乡村治理社会生态系统，激活乡村治理机制的融合力和创造力，营造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格局，提升乡村治理的决策效能，体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1.以自治激发乡村治理活力。乡村治理坚持自治为治理能力之根本，通过自治增强乡村治理活力，要因村制宜从健全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入手，尊重村民意愿，不断提升乡村治理实践的效率效能，完善乡村治理议事决策主体和程序，落实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比如，广州市莲麻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先后讨论通过《莲麻村村规民约》，从土地管理、公共卫生清洁家园、水利和村公共设施、森林保护消防安全、发展生产、惠民福利待遇、公共事务等七方面制定民约。韶关市武江区西河镇向阳村成立退休村民协会理事会，由村中部分有威望的退休老干部和老党员担任理事，解决村集体与村民们之间“事难理，议难决，决难行”问题，激发调动群众参加治理的积极性，在引领群众、牵线搭桥、矛盾调处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2.以法治增强乡村治理保障。走中国特色乡村善治之路，就是要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以自治为根本，全面在乡村实现依法管村，依法治村，依法发展乡村事业。对村民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复”的承诺，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助推村中各项事业发展。完善规范多元协商治理制度，如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村财务监督委员会工作制度、村民主恳谈会制度、乡村重大事情协商制度、乡贤参政制度等，为多元治理建构法治化制度化平台。比如，惠州市新楼村村两委加快民主法治建设，深入推行“法制副主任”制度，村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法律常识普遍得到增强，村民小组议事规则、“四民主工作法”等制度得到贯彻落实。通过法治化建设，确保农民切身利益的实现，确保乡村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推进综合行政执法向乡村治理延伸，创新乡村治理普法工作方式方法，强化法治资源要素保障，为乡村治理法治建设“造血”。

3.以德治再塑乡村治理灵魂。坚持德治为魂，以德治扬正气，深入推进乡村治理移风易俗工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加强优良的村规民约建设，加强正面典型激励引导，建立完善乡村德治工作标准，形成德治的群众性组织，树立德治活动的引领示范。如佛山紫南村开展乡村治理系列文化建设，包括每年1月1日举行全民长跑；每年9月28日举行孔子诞，由2000名村民穿着博士服朗诵紫南赋；每年重阳节评选紫南十大孝子、十大长寿健康老人、十大新紫南人、十大仁善五好家庭等。其将德治纳入乡村治理规划，实现德治建设的人财物保障，让德治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三)工作层面建设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

工作层面要不断建设完善现代乡村治理组织协同的实践机制，勇于大胆创新、大胆探索，把现代乡村治理建设各种关系理顺、制度完备、效能提升，“形成一体推动、一体落实的有效工作机制”[4]127。

1.建设总揽全局协调有序的组织机制。农村要发展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好班子和好带头人，乡村现代治理就要把村两委班子建设得更强。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坚强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2020新年伊始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南岭村社区党员和志愿者筑牢第一道防线，建立“防疫地图”，全社区所有交通出入口疫情期间严格把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带头作用，仔细排查辖区内所有片区重点场所，各项防控工作全面铺开、有条不紊推进。充分加强疫情防控组织建设，由党员、网格员、居民志愿者、物业公司负责人等60名骨干组成居家隔离生活服务组，每天认真检查疫情居家隔离情况，测量监测居民体温和身体健康状况，为居民减轻心理压力，共克时艰。正是全体党员干部众志成城的努力，确保了南岭村社区防疫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党组织总揽全局是乡村治理的核心与灵魂，协调有序是乡村治理效能的体现，要不断推动乡村治理力量向基层社区下沉，完善基层组织治理的中心功能和运行机制，健全乡村公共安全体系，持续开展乡村安全隐患治理，加强乡村卫生、消防、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控公共重特大事故，提升乡村治理的执行效能。

2.建设因村制宜协商共建的统筹机制。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乡村治理自我发展能力较弱，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必须要采取超常规措施，统筹城乡融合发展，不断创新乡村治理的现代政策模式，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中山南城社区以创新服务为抓手，积极推进“2+8+N”管理模式，“2”是指建立一个建设协调委员会，搭建一个社区服务中心；“8”是指社区服务中心设“四站”“四室”，即公益事业服务站、环境卫生监督站、志愿者服务站、农技服务站、文体活动室、计生卫生室、治安警务室、法律服务室；“N”是指根据当地居民需要，组建若干社会团体组织。探索建立建设协调委员会和居委会特别委员制度，建设协调委员会，是一个新老南头人共同参与社区建设的平台。协调委员会由社区“两委”成员、特别委员、社区党员代表、镇人大代表、事业单位代表、企业主和居民代表组成，努力实现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协同共建。根据乡村社会发展实际，统筹乡村社会各种主体，统筹乡村经济社会各种资源，认真研究乡村结构差异，因地因村制宜，创造协商共建的新机制，特别是组织建设新模式，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到建设全过程[5]，形成整体合力为乡村治理“铸魂”。

3.建设整合资源共建共享的均衡机制。农村社会要得到均衡发展，就要整合资源，以产业驱动，文化人才带动，环境协动，组织推动。要实现以城补乡的均衡发展，要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均衡发展，要实现工商资本下乡的均衡发展，更要实现城乡治理的统一协调均衡发展。乡村振兴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特别是金融普惠在乡村治理中的造血功能，要充分发挥普惠金融在生态环境宜居、村规乡风文明、治理提升有效、生活富裕健康方面的作用，把乡村治理资源配置最优化，实现乡村治理效能最大化。目前，乡村治理要全面均衡发展，就要建设乡村治理的有效均衡机制，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使乡村更加和谐安定有序，促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得到均衡发展。乡村治理要得到全面均衡发展，就要让广大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宽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体现在乡村现代治理过程中，就是要不断推进乡村移风易俗、文明进步，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均衡发展是治理的有效前提，治理有效是均衡发展的动因。实现治理有效是乡村治理能力的体现，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不断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探索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实践过程，就是要树立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新理念，不断创新乡村现代治理新模式，不断提升乡村现代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水平，逐步打造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现代体系，实践乡村治理现代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不断提供可借鉴的中国乡村治理示范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