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贡献

王明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其生平和业绩始终是中共党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具体到李大钊在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早期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党史学界却始终缺少系统、全面的分析，这无疑会影响到学术界对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历史贡献的定位。其实，李大钊是在批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进而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宣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笔者不揣浅陋，拟以上述思路为线索，全面展现李大钊接受、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心路历程，科学概括李大钊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即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贡献，以期增加学术界对李大钊研究的学术认知。

一、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李大钊的经济思想，是在他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中逐渐形成的。1918 年11 月，他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他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它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1]358。他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1]358。他继而在1918 年 12 月的《Bolshevism 的胜利》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的意义，“Bolsheviki 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和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1]364。他们要求：“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1]365。他在1919 年元旦撰文讴歌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1]377。

发表于1919 年9 月、11 月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实际上成文于五四运动前夕。在这篇论文中，李大钊系统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他首先指出：“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2]4。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他三个理论组成部分之一，即“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是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家的经济论；三是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2]5。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建立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之上，即“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2]14。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即“马克思则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国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之后，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2]17。阶级之间，“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上的权力，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2]17。其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即英国工业革命后，“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2]23，亦即“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2]23。

再次，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主要观点：“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论，以及“资本集中说”。“余工余值说”的主旨在于“马氏的目的，在指出有产阶级的生活，全系靠着无产阶级的劳力”[2]24。而“工人的工力为工银所买，与其本人断绝关系”“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之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全部移入资本家的手中，完全归他处分”[2]25-26。总之，“马氏的论旨，不在诉说资本家的贪婪，而在揭破资本主义的不公”[2]28。而资本集中论则说明：“大规模的产业组织的扩张，就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的制造”[2]39。劳资斗争的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即“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2]40。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他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是仍然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反对把阶级斗争的作用绝对化。他认为：“马氏并非承认阶级竞争是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2]18。他也不认为仅仅改造经济组织即能改造社会，而是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2]23，即“物心两面的构造，灵肉一致的改造”[2]23。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积极地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成为他介绍的重点。他首先继续向思想界宣传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论证在中国实现根本性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必然性。1919年8 月17 日，他撰文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阶级的构造作他的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2]55。1919 年9 月15 日，他进而撰文指出：“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奔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2]67。1920 年 12 月 1 日，他撰文指出：“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之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2]275。1923 年9 月至1924 年上半年，他撰文指出：“历史的唯物主义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重要”[2]437；“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2]438“经济现象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2]439。

其次，他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雇佣劳动剥削制度的罪恶，论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1922 年2 月19 日，他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演讲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说包括两大原理：“第一，在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把劳动的结果怎么劫去；第二，限度经济组织之趋势”[3]52。前者的秘密在于资本，即“因为社会上有了私有制度，于是他们也拥有资本。他们有了资本，于是也有机会去劫夺劳动的结果”[3]54。后者则说明资本集中的趋势，结果“大都市发生的大产业一天多一天，失业的‘无产阶级者’也一天多一天，于是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者’齐集资本家之下，而形成社会上的两大阶级：有产阶级、无产阶级”[3]56。这便产生一种动力，即“‘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3]56。1923 年 3 月 12 日，他在上海职工俱乐部演讲指出，资本主义剥削的意义在于：“不变资本在生产程序中，只能保持其原来的价值，必定要靠可变的资本才能产生新的价值。这新的价值就是劳动者的结果，所以都被资本家夺了去”[3]188。但是，“工厂的发达并非都于无产阶级无利，就是他们在工厂中有联络的机会，聚集的时候，可以促进阶级的自觉，准备和资本家奋斗”[3]189。结果，“到了时机成熟，新生命已经发育完全，就是资本家势力发达到极点，非采用社会主义去推翻资本制度不可的时候，那就必定要用革命的手段”[3]189。1923 年 12 月 4 日，他在上海大学演讲指出，工银制度，即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就是买卖劳动力，资本家是买主，领导者是卖主，工银是价格，劳力是商品”[3]469。这种制度下，“不相等势力的订约结果，都是把劳动者劳力的报酬递减削下去”[3]471。而补救的办法只有两个：“舆论的鼓吹；劳动者的团结”[3]472。前者是“社会的外力的补救法”[3]472，后者是“内力的补救法”[3]472。

二、从主张收回国家经济权利到宣扬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坚决主张收回被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国家经济权利。1915 年6 月，李大钊针对日本对袁世凯政府“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撰文指出：“此次日本要索之主的，对于吾国，则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4]243，因此，“政府果不愿为之国之政府，则宣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速与天下更始，定根本大计，回复真正民意机关，普及国民教育，实行征兵制度，生聚训练，以图复此深仇奇辱”[4]244。他认为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对德宣战机会争取国家经济权利。1917 年3 月5日，他撰文指出：“若加入战局，则亦不可不基于巴黎经济会议之决议，对敌通信及通商，一切皆应禁止；并宣积极的加以经济的压迫，如对德、奥当支拂之赔款等亦当停止”[4]512。他痛陈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落后之弊害。1917 年2 月10 日，他针对北京人力车夫生存困境撰文指出：“然以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4]454。

五四运动后，他站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立场上，继续关注国家经济权利问题。1922年6 月1 日，他撰文指出，帝国主义“以金钱贿买，以武力威吓，他们从中国的军阀与官僚手中，将中国权利劫取无余。复束缚我们的海关订税的自由，享受豁免厘金的权利，更能避免去兵匪的滋扰。他们挟几十年休养的雄厚的资本主义，以与在种种束缚之下的我们新兴的资本主义竞争”[5]513。他宣布：“我们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主义，要连根带蒂的拔除督军制度以实现民主主义”[5]515。1922 年12 月1 日，他撰文指出：“由华盛顿会议可以看出，美国舆论实欲把中国置于列强管理之下，而从共管铁路着手”[3]130。又因为“明目张胆的来管理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别寻一种避名取实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共管中国的关税”[3]130。1927 年4 月，他在狱中自述中指出：“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5]298。

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主张在中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以实现工业化。他从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性着手，论证中国通过建立公有制经济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1921 年 3 月 20 日，他撰文指出，一方面，“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2]359；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2]359。换言之，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失去最佳时机。他又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2]360。1921 年 3 月，他撰文指出：“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实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因为资本主义之下，资本不能集中，劳力不能普及，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以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以普及而加强”[2]352。他进而认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说缺乏资本，尤不说缺乏劳力，以此而开发地大物博的中国富源，实业是大可发展的”[2]253。

他提出一系列未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组织原则和具体形式，驳斥了有关社会主义破坏生产力的谬论。1923 年1 月16 日，他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演讲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组织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即“除去一部分的有土农夫，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在人民会议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办理”“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而停止其从前的业务，有限的归于消灭”“中间的中介人、代理人一类的职业均被抑止”“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生产行于大工厂，分配集中于大中心，市场运输归于国营”“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外，土地亦收归国有”[3]165-166；住房“将来设专门机关管理之”[3]166；“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期流行的货币”“国家用科学的方法，制定工作日的期间，使生产恰合于公众的需要”[3]168。1923 年11 月7 日，他在上海大学演讲指出：“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3]457，所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3]458。

三、运用唯物史观论证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工人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高度肯定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1920 年1 月1 日，他撰文指出：“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2]191。这是因为孔子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2]191。因为“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2]192，所以，“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2]192。1920年1 月15 日，他撰文指出：“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2]213，即“从前的是以富佣贫，以资主掠夺劳工，以地主奴役佃户，是纵的组织。现在的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2]213。1924 年10月，他在苏联报刊撰文指出：“在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懂得了谁是他们受苦受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它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民族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责任”[5]41。

李大钊在党内较早关注农民问题，他对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本来持怀疑态度。如1921 年3 月，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俄国社会与中国有共性，“农民的气质，和中国人差不多，保守性重，沉沦在无情愚昧、忍耐、服从的种种恶习惯之中，全是专制压迫的结果”[2]365。后来，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他对农民在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重重压榨的农民阶级必将走上革命道路。1924 年9 月13 日，他对苏联报刊记者谈话指出：“拥有30—100 亩地的农户的数量减少的速度特别快，而拥有10 亩地以下的农户数却在逐渐增加。这种倾向在1918—1921 年间尤其明显地呈现出来。它生动地说明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下遭到破产的状况”[5]38，而这些内战“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煽动的”[5]38。同时，“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造成的大量本国积压的产品倾销到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从而破坏和挤垮了中国农民的私有生产和手工业生产”[5]39。而这一切必将使工农群众认识到踏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路才是唯一的求生之道。

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他进而提出通过向农民群众灌输革命道理，把落后的农民武装改造成进步的革命武装。1926 年8 月8 日，他撰文指出，山东、河南、陕西的农民武装团体红枪会，“有几个显著的特征：反洋人，要真主，迷信。但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5]165。首先，“红枪会反对洋人，便是农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表现”[5]166。共产党人“应该给他们正确的解释，使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剥削中国农民的行动和工具上去”[5]166。其次，“红枪会要求‘真主’，便是农民要求政治安定的表现”[5]166。共产党人“应该告诉他们，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他们得到生活安定的唯一处理”[5]166。最后，“落后的农业经济反映而成一种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这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5]167。共产党人“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5]167。总之，只有“让他们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5]168，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5]168。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李大钊的经济思想，是在他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他基本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但是仍然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积极地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自然成为他介绍的重点。他首先向思想界宣传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论证在中国实现根本性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必然性。其次，他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雇佣劳动剥削制度的罪恶，论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合理性。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坚决主张收回被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国家经济权利。在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主张在中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以实现工业化。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工人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高度肯定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他提出通过向农民群众灌输革命道理，把落后的农民武装改造成进步的革命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