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蒙学德育思想的历史演进

李明高，孙召路

（1.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发展中心，江苏连云港 222006;2.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连云港 222006）

关于中国传统蒙学教育历史发展阶段划分问题，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将其分为秦汉的产生期、唐宋的发展期、明清的兴盛期三个阶段[1]；有的学者将其分为先秦的萌芽期、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转折发展期、宋元明清的延续发展与转折期三个阶段[2]；还有的学者将其分为秦汉之前的萌芽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发展期、宋元成熟期、明清鼎盛期四个阶段[3]。但是，关于传统蒙学德育思想历史演进历程问题，目前学者们还没有论及。本文从传统蒙学教育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结合江万秀等人的《中国德育思想史》、罗炽等人的《中国德育思想史纲》提出的划分方法，将中国传统蒙学德育思想的历史演进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先秦：传统蒙学德育思想的发端期

（一）秦代以前蒙学的萌芽与发展

关于蒙学的最早论述见于《周易》。《周易》的蒙卦排在六十四卦的第四位，专门论述启蒙教育。蒙卦的卦象为“坎下艮上”，“坎”象征水，“艮”象征山，故蒙卦又称“山水蒙”。“蒙”的本义为蒙昧、幼稚，因此启蒙开智实属必要。蒙卦《卦辞》说：“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4]24意思是说，“我”应童蒙之求对其进行启蒙教育。蒙卦《象辞》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4]25意思是山下有泉，泉水喷涌而出，因此蒙卦象征着君子应该以果敢坚毅的行为来培养儿童之德行。蒙卦《彖辞》：“蒙以养正，圣功也。”[4]25当儿童处于发蒙之际，就要施以正当的教育，培养孩子的正知正见，这是最神圣的功德。这里揭示了童蒙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育德和养正。蒙卦《爻辞》曰：“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4]25“初六”属阴，以阴承阳，故得其照耀。这意味着启蒙要使儿童以受刑之人为戒，远离犯罪，摆脱枷锁。蒙卦《爻辞》已经涉及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即榜样教育与规矩教育。由此可见，传统蒙学的德育思想在西周时就已经萌芽。西周时期不仅蒙学教育受到重视，而且出现了专门用于儿童启蒙教育的教材。《汉书·艺文志》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5]13据说《史籀篇》四字为句，二句为韵，大体按意义编排而成，遗憾的是现已亡佚。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首开私人讲学，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极大地扩大了教育范围和教育对象，其结果是奴隶主贵族掌控教育的“学在官府”的垄断被打破了，私人讲学的兴起促成了“学在四夷”的局面。这一时期，对孩童进行启蒙教育的民间社会机构开始出现，对后来传统蒙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我国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由私学完成的。特别是战国时期，私学林立，百家争鸣，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和德育理论，奠定了中国封建道德教育的基础。这一时期没留下童蒙教育教材，因而无从考证当时童蒙教育的德育思想。但可以肯定的是，诸子百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影响了当时蒙学德育思想。

（二）秦代蒙学的发展概况

秦统一后，秦始皇命丞相李斯作《仓颉篇》，命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命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三人都取《史籀篇》中的大篆字体略加修改而成小篆，虽然并非完全创新，但足可反映秦代对童蒙教育的重视程度。遗憾的是，李斯颁布的禁止私学的限令，限制了蒙学的进一步发展。

之所以将先秦（含秦）时期作为蒙学教育及其德育思想的发端时期，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蒙学教育机构已经出现，产生了“小学”“庠”“塾”之类的机构（场所）。其中，“小学”是贵胄年幼子弟的受教育机构（场所），“庠”“塾”则是乡村儿童受教育的地方[5]12。二是蒙学教材的出现，如《史籀篇》《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这些教材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儿童识字、写字，几乎不涉及道德教育内容（不涉及道德教育不代表蒙学不进行道德教育）。此外，将先秦作为传统蒙学德育思想的发端，除了因为《周易》蕴含了蒙学道德教育的目标和方法，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当时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弟子职》。《弟子职》是《管子》中的一篇。《管子》是一部记录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人物言行事迹的典籍，大约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弟子职》是齐国稷下学宫制定的学生行为规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学生守则，其内容是对弟子在学习、言行、道德、容止、服装、礼貌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虽然《弟子职》中所称的弟子与儿童不能简单等同起来，但是其中许多思想对后来的童蒙道德教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汉代至唐代：传统蒙学德育思想的发展期

（一）汉代的蒙学教育

汉代蒙学教育较前代有重要发展。一方面，汉代文献有大量关于小学、书馆和蒙馆等儿童教育专门场所的记载。王国维在《汉魏博士考》里说：“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6]141王充在《论衡·自纪篇》里记述了自己童年在书馆学习的情形，“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书丑得鞭”[7]2。另一方面，汉代出现了大量新的蒙学教材。目前，可考的蒙学教材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杨雄的《训纂篇》、班固的《太甲篇》、贾鲂的《滂熹篇》、蔡邕的《劝学篇》等。尤其是史游的《急就篇》，内容和形式都有创新。《急就篇》共三十四章，内容包括姓名、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多个方面，形式上三言、四言、七言并存，不讲求句式整饬。颜师古为《急就篇》作注称该书因“包括品类，错综古今”受到欢迎，“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察，犹竞习之”[8]59。

汉代蒙学教育除了实施识字教育，还重视道德教育。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制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从此儒学就被尊奉为封建统治思想正统，天下士子都习儒业，一时间形成了“学校学儒经、官吏皆儒生”的局面。汉代儿童启蒙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识字和写字教育，主要教材有《急就篇》《凡将篇》等；第二阶段是基础经学教育，以《孝经》《论语》为主要内容。崔寔《四民月令》中的相关记载，为后世了解汉代蒙学提供了证据。《四民月令》主要按时序记述了东汉洛阳地区的农耕生活，其中有反映当时乡村学校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如“（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9]9，“（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9]60，“（十一月）研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9]71。

汉代蒙学经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书。史游的《急就篇》中有“诸物尽讫五官出”[10]240“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砺身，智能通达多见闻。名显绝殊异等伦，超擢推举白黑分”[10]244-245等说法，可见汉代不仅向儿童讲授儒家经典，而且向他们传输“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观念，教育他们积极谋取社会政治地位。《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学纳入蒙学教育，强化了传统蒙学的德育功能，这是汉代蒙学与先秦蒙学的不同之处。汉代蒙学的新变应该归功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它强化了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促进了重视德育的教育传统的形成。

（二）魏晋南北朝的蒙学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战乱不已，政局多变，经济衰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经学式微，玄学兴起，外来佛教与本土道教相持不下。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格局被打破了，儒道佛三教相互斗争、相互渗透又渐趋合流，使文化思想领域呈现了多元化的新态势。在教育领域，官学衰落，私学勃兴，家庭教育受到重视，蒙学教育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蒙学教育体系初步形成。就教育主体来看，有学校教育（官学、私学）、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就受教育阶层来看，有皇室教育、贵族教育和平民教育；就教育对象来看，不仅重视男童教育，也重视女童教育；就教育内容来看，识字教育、常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三大内容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后世的蒙学教育的内容和职能，均未能跳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蒙学涉及的范围。其二，蒙学教材类型多样。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以及地位不亚于五经的《论语》《孝经》等经学教材，儒学独尊的局面虽然被打破了，但是这些儒家经典仍然为蒙学教育所使用；有蔡邕的《劝学篇》、顾恺之的《启蒙记》、王羲之的《小学篇》、周兴嗣的《千字文》等识字类教材；有曹操的《诫子植》、诸葛亮的《诫子书》、嵇康的《家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训诫类教材，这类教材的兴起主要与家庭教育受到重视有关，其中以《颜氏家训》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有科技类教材，如南北朝时的《孙子算经》、北周甄鸾的《五经算术》等。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书法、绘画和音乐发展的促进下，一些适合儿童学习的艺术类蒙学教材相继出现。在所有的蒙学教材中，影响最大的是南朝梁代史学家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时间最早、使用最久、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该教材仅有千字，无一字重复，四字一句，整齐押韵，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其三，德育思想初步形成。一方面，蒙学德育内容有了体系化趋势，儒佛道三教的融合丰富了传统蒙学的德育内容，初步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儒佛道相互融合的传统蒙学德育内容体系。如《千字文》的内容包括：主张劝善去恶，如“祸因恶积，福缘善庆”“仁慈隐恻，造次弗离”；宣扬孝亲忠君，如“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提倡友爱相处，如“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交友投分，切磨箴规”；强调诚实守信，如“信使可覆，器欲难求”；注重守节修身，如“节义廉退，颠沛匪亏”。另一方面，蒙学领域提出了不少可行的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如及早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以及情境法、习礼法、胎教法、慎交法、榜样示范法、严慈相济法、环境熏染法等。

（三）隋唐时期的蒙学教育

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思想开放，为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唐代蒙学教育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教育机构类型多样、数量剧增。唐朝统治者对蒙学教育比较重视，京师、州、县有官办小学，民间办有乡学、村学、乡塾等，一些偏远地区还有社学、寺学等特殊蒙学教育机构。二是启蒙教育惠及社会各阶层。官宦之家原本就重视蒙学教育，平民百姓也开始注重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蒙学教育对象由贵族官僚子弟扩大到乡野庶民子弟，出现了“圣人之教”遍于乡野的盛况。这是唐代蒙学教育的一大进步。三是经史教育和诗文教育受到重视。唐代一些蒙学教材的形式和内容都反映了这一特点，如策问形式的教材《兔园策》（又名《兔园策府》）、典故形式的教材《蒙求》、诗歌形式的教材《咏史诗》等。唐代蒙学教育后两个特点的形成，均与当时实施的科举考试制度和诗歌创作的繁荣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隋唐蒙学德育基本上沿袭了魏晋南北朝的做法：以光宗耀祖、成名成家等思想观念教育儿童，确立了“学而优则仕”的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强调崇圣尊儒和德行养成。与前代相比，隋唐时期的蒙学教材有了创新，出现了专门用于儿童道德教育的教材《太公家教》。隋唐以前，儿童道德启蒙的主要教材是内容艰深的《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这些书籍之所以被用作儿童道德教育读本，是因为它们合乎统治者宣扬儒教的需要。

总体上看，汉魏六朝到隋唐蒙学德育思想的发展可以归为以下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政策因素，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唐代的科举政策，都为蒙学德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二是教材创新，教材起初围绕识字教学而编写，后来将识字教学、常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相结合，形成了综合性蒙学读本，进而出现了专为蒙学道德教育而编写的教材，道德教育不断受到重视；三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蒙学教育，司马相如、史游、李长、扬雄、班固、周兴嗣、颜之推等人都参与了蒙学教材的编写，使蒙学读物承载了传播儒家伦理道德的使命，发挥了“化民成俗”的作用。

三、宋元：传统蒙学德育思想的成熟期

宋元时期，农业经济和城市经济空前繁荣，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推动了思想学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宋代统治者“重文治”“兴文教”，尊孔崇儒，大力兴办官学，同时鼓励创办书院和私学。元世祖忽必烈沿用“汉制”管理国家，利用儒家思想巩固政权，鼓励兴办私塾、家塾。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和促进了传统蒙学教育的发展。

（一）蒙学教育发展成熟的主要体现

第一，蒙学教育范围进一步扩大。宋元时期，越来越多的庶民子弟拥有了接受蒙学教育的机会，蒙学施教范围比前代扩大了许多。宋代诗人陆游的《秋日郊居》（其七）真实地记载了宋代乡村蒙学教育的情况：“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元代随着疆土的扩大、文治的加强，出现了学校教育“远被遐荒”这一前所未有的盛况。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教育兴旺发达的时期，启蒙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第二，教育机构类型多样。宋元时期，全国城乡普遍设有蒙学，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政府办的官学、民间办的私学和官民合办的社学。官学分为两类：一是设在京城的贵胄小学；二是设在地方的庶民小学。官学办学条件好，师资水平高，但数量有限；私学有小学、冬学、乡学、家塾、私塾、蒙馆、舍馆等不同类型，普遍分布于中小城镇和乡村，有记载称“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1]112，可见当时私学之盛况。

第三，内容趋于完善，教材种类齐全。宋代，蒙学课程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内容体系，初步具备了分科教学的特点；蒙学教材丰富多样，种类愈加齐全。宋代蒙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六个方面。（1）“字教”，即识字写字教学。这部分内容比较多，专门教材也不少，典型的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三部蒙学教材各具特点、相辅相成，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为人们所公认，成为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蒙学教材。（2）“德教”，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专门的蒙学德育教材，如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朱熹的《童蒙须知》、程端蒙和董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郭居敬的《二十四孝》、虞韶的《日记故事》等。（3）“史教”，即历史知识教育。相关教材有宋代王令的《十四史蒙求》、胡寅的《叙古千字文》、黄继善的《史学提要》，以及元代陈栎的《历代蒙求》、吴化龙的《左氏蒙求》等。（4）“识教”，即名物与常识教育。相关教材有宋代方逢辰的《名物蒙求》。（5）“诗教”，即以诗为教。如汪洙的《神童诗》、朱熹的《训蒙诗》、刘克庄的《千家诗》等。（6）“艺教”，即各种技能、技艺教育。宋代蒙学的每日功课有写字、读书、作文技能等方面的训练，有的蒙学机构还进行“礼乐射御书数”的训练。

第四，训蒙方法不断丰富。蒙学在识字写字、读书作文、道德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训蒙方法，出现了研究训蒙方法的专著，如宋代蒙学教育家王日休的《训蒙法》、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等。元代蒙学教育开始有了较为稳定的教学程式。《程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规定了孩童读书、习字、写作的次序，后代蒙学基本上照此执行。此外，蒙学教育者还总结出了一些切实有用的具体方法，如朱熹提出了“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条读书方法，史称“朱子读书法”。

（二）蒙学德育思想发展成熟的主要体现

宋元时期，蒙学德育思想进入了成熟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蒙学德育理论基础已经确立。宋元理学以“人性论”为基本立场，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基本纲领。一方面，理学吸收了荀子“性恶论”，论证了人接受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理学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人人都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品质，承认人人都有经培养而成为圣人的可能性。理学的这些主张为传统蒙学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宋代已经有了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的说法，其标志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然而，很可能在朱熹之前“四书”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吕本中已经在启蒙教育中将其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体系来开展正统教化伦理的教育了”[12]24。“四书”以一个完整的系统被用作蒙学教材，从实践层面筑牢了传统蒙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蒙学德育体系更加完备。宋代理学家朱熹深刻论述了“小学”与“大学”的区别和联系。他认为，“小学”教学生“学其事”，“大学”教学生“明其理”。通俗地说，小学就是教育儿童知晓一些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但无需解释这些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的来源和依据；大学不仅要让学生熟知伦理规范和准则，还要使他们明白这些规范和准则得以确立的依据。这样的区分，准确界定了蒙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职能。朱熹在蒙学教育内容体系构建方面也进行了实践尝试，他编写的《小学》以“立教、明伦、敬身”为纲目，内容全面且结构严谨。除了朱熹，吕本中、吕祖谦、程颐、程颢等理学大家也围绕蒙学德育进行了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经过上述学者的努力，宋元蒙学形成了以由贤至圣、塑造“圣贤坯璞”为德育目标，以“三纲五常”为德育规范，以“四书五经”为德育内容的比较完善的德育体系。

第三，德育基本方法已趋成熟。宋代学者提出了许多适合儿童德育启蒙的基本方法，如张载提出了“养正于蒙”“立志践履”的德育方法，程颐、程颢提出了“立志”“存诚”“主敬”“养心”“寡欲”的德育方法，朱熹提出了“主敬”“涵养”“克己”“力行”的德育方法，陆九渊提出的“切己反省、改过迁善”的德育方法。这些德育方法对传统蒙学德育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指导作用。

第四，蒙学德育名著影响深远。宋元时期，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蒙学经典作品相继问世，如被称为古代蒙学“小四书”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其中有三部为宋代作品。这些作品虽然不是专门的德育教材，但是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朱熹的《童蒙须知》《小学》、陈淳的《小学诗礼》、真德秀的《家塾常仪》、程端蒙和董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郭居敬的《二十四孝》、虞韶的《日记故事》等蒙学教材，都是以道德教育为主要目标的蒙学读物。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既是家训也是一部重要的蒙学德育教材，“虽家塾训蒙之书，意求通俗，词句不免于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13]780。

四、明清：传统蒙学德育思想的深化期

这里所说的“明清”，是指明朝开国至鸦片战争之前的特定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在前期进一步强化，到后期走向了衰败。在社会经济、科举制度和文化统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蒙学教育包括蒙学德育思想均进入了完善期。

（一）明清蒙学教育的完善

第一，学校类型更加多样。明代教育事业比较发达，蒙学教育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明史》载：“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序声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14]1675。清代蒙学教育普及范围进一步扩大，私学数量明显增加，为更多的贫民子弟和边疆少数民族子弟提供了受教育机会。明清私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钱人家请塾师到家中设馆，教育自家子弟和亲友子弟，称为“教馆”或“坐馆”；第二类是塾师在家中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称为“家塾”或“门馆”；第三类是在地方士绅主持下，由地方出钱或者私人捐钱捐田聘请塾师，招收农家子弟就读，称为“义学”或“义塾”。

第二，蒙学课程更加完善。与前代相比，明清蒙学课程更加完善。官学、私学虽然各有差异，但是大多能根据儿童学习需要系统设置课程。从课程内容来看，明清蒙学课程既沿袭了前代的某些做法又有所发展，识字写字教育、常识教育和道德教育均受到重视，有些学校还增加了属对、歌诗、算术和音体美等相关内容。从课程安排来看，明清蒙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识字阶段（八九岁之前），主要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辅之以《小儿语》《弟子规》《增广贤文》等读物；第二阶段是读经阶段（八九岁至十四五岁），主要教材是“四书五经”，辅之以《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声律发蒙》等读物。此外，有些学校还规定了每日课程顺序，如早学包括诵书、正句读，午学包括歌诗、习书数等环节，晚学包括温书、习礼仪等环节。

第三，蒙学读物更加丰富。随着教育对象范围的扩大、印刷技术的进步和教材编写经验的积累，明清两代蒙学教材种类远超前代。明清蒙学教材除了沿用前代的“三百千”及“四书五经”等教材，还编写了许多新教材，大致包括以下七类：（1）识字类，由“三百千”改编而成，如黄周星的《重编百家姓》、吴沈的《千家姓》、周履靖的《广易千文》；（2）训诫类，如吕德胜、吕坤父子的《小儿语》《续小儿语》，李毓秀的《弟子规》；（3）历史类，如萧良友的《龙文鞭影》《纲鉴咏略》；（4）知识类，如《幼学琼林》《文字蒙求》；（5）诗歌类，如《唐诗三百首》；（6）文选类，如《古文观止》；（7）杂字类，如蒲松龄的《日用杂字》、陈继儒的《群珠杂字》。蒙学教材的分类日趋细化，出现了一些自成体系的专门教材，有专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女小儿语》《闺训千字文》《女儿经》》《改良女儿经》，还有专讲吟诗属对、训练儿童学习声韵与格律的《声律启蒙》《笠翁对韵》。

第四，教育方法更加成熟。明清两代在继承前代训蒙法的同时，又做了补充、创新和完善，出现了许多训蒙论著，如明代沈鲤的《义学约》、吕坤的《蒙养礼》、王守仁的《训蒙教约》，清代崔学古的《幼训》《少学》、石天基的《训蒙辑要》、李新庵的《训学良规》、陈芳生的《训蒙条例》、王筠的《教童子法》等。

（二）蒙学德育思想的深化

第一，蒙学德育读物众多。明清两朝为了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新编了大量思想道德类的蒙学读物。比如：明代吕德胜、吕坤父子的《小儿语》《续小儿语》《女小儿语》和《演小儿语》，涂时相的《养蒙图说》，方孝孺的《幼仪杂箴》；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规》，罗泽南的《小学韵语》，胡渊《蒙养诗教》。此外，还有明清两代学者先后编补的《幼学琼林》和《龙文鞭影》等。蒙学德育读物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为前代所未有。蒙学德育读本不仅涵括了丰富的内容，而且拥有多样化的文本形式。比如：《小儿语》《续小儿语》用的是格言和谚语形式；《弟子规》用的是学则、学规形式；《童蒙训》《童蒙须知》用的是散文体；《养蒙图书》用的是故事与图画结合的形式。这些蒙学德育读物贴近生活，注重实用性、直观性和通俗性，更加符合儿童的学习需要。

第二，蒙学德育思想多样化。明清时期，一些教育家开始重视蒙学教育，潜心研究蒙学道德教育，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儿童德育思想。如明代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因材循序”、吕坤的“蒙养之道，贵在慎始”，以及清代陆世仪的“及早施教，勿失良机”、张履祥的“正其心术”“亲贤乐善”、崔学古的“以爱养之，因势利导”和唐彪的“力学为先”“奖功督过”。

第三，蒙学德育体系更加完善。清代蒙学的道德教化色彩越来越浓，将程朱理学的思想渗透在蒙学读物里。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看，明清蒙学德育体系都比前代更加完善，德育的目标、内容、方法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值得关注的是清代陈宏谋编辑的《五种遗规》，是当时社会教育和蒙童教育广泛使用的教材。陈宏谋有感于社会弊端滋生、世风日下，遂于公务之余采录前人关于养性、修身、治家、为官、处世、教育等方面的著述，分门别类地辑为五种——《养正遗规》《教女遗规》《训俗遗规》《从政遗规》和《在官法戒录》，总称《五种遗规》。陈宏谋为《五种遗规》撰写了序言，还加了按语、评语。这部教材汇集了自汉代至清代80 位名人学者的相关著述，全面阐述了有关为人处世的规范。

第四，德育教育专门化。清代特别重视女性的道德启蒙教育，出现了许多面向女性进行道德教育的训诫性读物，如明代吕得胜的《女小儿语》、吕坤的《闺范》、温璜的《温氏母训》，清代王相之母编撰的《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合称“女四书”），以及清代人编写的《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这些以教育女童为主的蒙书宣传封建女德，强调对女子进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训练，目的是造就封建时代所需要的贤女、贤妇、贤母，使女子养成符合男权社会期待的以“顺”为美的道德人格[15]13。

清中叶以后，特别是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建立教会学校，开办西式学堂和幼稚园，一时间掀起了西学东渐之风。西式教育的传入，促使中国变革传统的保守封闭的教育形式。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以识字教育和道德教育为主的传统蒙学教育逐渐让位于以科学和实用知识传授为中心的现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