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模的社会福利效应分析
——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28个地州市为例

杨丽琴，张旭娜

(兰州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兰州 730070)

政府规模的不平衡发展会导致很多负面的问题，比如政府规模过大对社会投资具有挤出效应，阻碍经济的发展。由于政府规模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政府规模过小又会限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因此适度的政府规模，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进(文雁兵2014)。对于政府规模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对于政府规模对社会福利方面的研究，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不同的结论，分别为政府支出规模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政府规模和社会福利呈现N型，以及政府规模不利于社会福利的实现。刘长生等(2008)研究发现，我国的政府规模对于社会福利指数具有显著的影响，在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之中，应当逐步增加政府支出规模，以促进我国社会福利的提高。文雁兵(2016)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省级政府规模与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对社会福利具有非线性影响，分别表现出N型、倒U型和N型。由于大多数文献主要集中在全国和省级层面，并且大多数研究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是政府支出规模应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其最终目标。2013年，我国中央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方针，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又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和谐影响着整个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因此本文利用2000-2018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28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规模进行测度，研究政府规模对于社会的福利影响。

一、社会福利指标的构建

政府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充分就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提高居民福祉，政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福利提高，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不是重中之重，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维持本国社会稳定不仅仅是对本国，甚至为国际和平稳定做出了贡献，研究社会福利的提高变得格外有意义。在1972年时，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提出经济福利尺度概念，主张通过对GDP的校正得出经济福利指标。阿玛蒂亚·森提出一个简单的用来综合衡量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福利指数的计算公式:

S=RY(1-G),

其中，S为社会福利，RY为人均收入增长率。G为基尼系数。这些学者甚至后来学者的研究都将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很少从社会角度分析社会福利水平。本文利用熵值法，分别用教育、社会公平、就业率和医疗水平四个维度衡量社会福利。

在关于信息论的研究中，熵是度量不确定性的一种方法。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反之则熵越大。因此基于熵的这种特性，我们能够计算熵的大小来判断某个基础指标的离散程度，如果基础指标拥有更大的离散程度，则该基础指标对目标层的影响也就越大。所以，依据各项基础指标的变异程度大小，利用信息熵这种方法，可以计算出各项基础指标的权重大小，从而为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提供决策办法。熵值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设xij表示某年第1个城市第J项指标数值，其中i∈[1,l]，j∈[1,m]。

(1) 对原始数据都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由于本文四个指标都属于正向指标，因此：

(1)

从式(3)中笛卡尔速度中获得可用的离散样本,然后可以用雅可比矩阵的列向量Ji来改写式(3)的离散形式，得

(4) 计算信息熵冗余度：dj=1-ej;

社会福利水平指标的选取如表1所示。

表1 社会福利指标选取以及意义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模型设定和参数说明

为检验政府规模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本文选取2000-2018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28个地市州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计量方程：

welit=β0+β1scait+sca2it+βjXit+εit,

其中，下标i，t分别为各个地州市的地区和年份，wel为被解释变量福利水平，sca为政府规模，sca2为政府规模的平方项，X为一组控制变量，分别为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外贸水平和城市化率，ε为随机扰动项，β为待估系数。

(1) 被解释变量。目前学术界多使用综合指标对福利水平进行测度，本文基于就业率，教育、医疗、社会公平四个维度使用熵值法建立一个综合指标。就业率采用就业人口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教育采用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与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的比值来衡量，医疗采用卫生机构床位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衡量，社会公平采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规模。对于政府规模，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四种度量方法：① 预算内支出或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范子英，张军，2010)；② 预算内外支出之和占GDP比重( 王文剑，2010)；③ 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Sheehey，1993；Chen，Lee，2005；杨子晖，2011)；④ 政府雇员占全部人口或者就业人口比重((Karras，1996)。本文采用政府支出即地区政府的一般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本文分别采用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外贸水平以及城镇化率。其中经济增长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与年末人口的比值来衡量；人口规模采用地区年末人口的对数来衡量，外贸水平采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城市化率采用地区城镇的就业人口数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所有与价格有关的数据均进行了平减。具体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

表2 2000-2018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与计量分析

2000-2018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规模对社会福利的实证结果如下表3所示，为了使实证结果稳健可信，本文的计量模型分别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差分GMM模型以及系统GMM模型，其中模型(1)代表固定效应模型，模型(2)代表随机效应模型，模型(3)采用的是差分GMM模型，模型(4)采用的是系统GMM模型。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p值为0.000 0，因此在选择静态模型时，应当以固定效应模型为主，随机效应模型为辅；动态模型中，相比差分GMM，系统GMM可以提高估计效率，我们选择一阶段系统GMM估计法进行统计分析，差分GMM模型实证结果作为参考。

表3 2000-2018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四个模型中政府规模的二次项sca2的系数均为负数，政府规模sca的系数均为正数，并且显著，说明政府规模与社会福利呈现倒“U”型的关系，当政府规模小于最优的政府规模时，随着政府规模的增大，社会福利逐步增加，直到政府规模达到最优政府规模，政府规模继续增大，政府规模大于最优政府规模，此时社会福利随着政府规模的增大逐步减小。最优的政府规模按照模型(1)～(4)计算可得分别为1.919、1.921、2.03以及2.01，说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最优的政府规模在1.9～2.1之间。从数据中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规模平均值为0.382，个别值政府规模才大于2，说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规模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政府规模较小，此时提高政府规模，可增加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政府应加大政府对公共品、教育、医疗等等的支出，从而提高西北少数民族的地区的福利水平，缩小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以及中部地区的差距。

经济增长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正，与现实情况相符，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社会福利水平越高，这个结果有力的验证了(诸大建，徐萍，2010)的结论，政府在努力兼顾公平的同时，效率也是不可忽略的，福利的提高很大部分还是依靠经济的增长，在想把蛋糕瓜分平均的同时，把蛋糕做大也可提高居民的效用；人口规模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正，不同于东部发达地区以及中部地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提高人口规模可增加劳动力，劳动力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适当增加人口规模对于西北民族地区来说能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外贸水平对于社会福利影响为负，说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在对外贸易中，并未享受到对外开放带来的红利，政府应当大力发展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比较优势产品，逐步提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区，赶上中部以及东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享受对外开放的成果；城市化率可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城市中的医疗、教育可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加大城市化进程，缩小城镇收入差距，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是百利无一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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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各省发展年鉴

四、结论

我国学者对于政府规模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政府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对于社会福利水平的研究较少，对于西北地区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本文将视角放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利用2000-2018年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静态的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动态的差分GMM模型、系统GMM模型，研究政府规模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得出结论：

第一、政府规模与社会福利呈现倒“U”型的关系，最优的政府规模为1.9～2.1，目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规模大部分小于这个区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规模较小，应逐步加大政府支出，提高政府规模。

第二、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城市化率对于社会福利影响为正，外贸水平对于社会福利影响为负。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来说，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当兼顾公平，对于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让每个孩子都有学可上，降低城市的落户标准，加大城市化水平。虽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外贸水平的提高并未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甚至外贸水平的提高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政府应当继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优化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贸产品，提高外贸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争取在国际贸易中保持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