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木丹制和萨迪纳制对缅甸和泰国国家构建的影响

云南师范大学 易行健

一、阿赫木丹制和萨迪纳制的源流

从公元前后到13世纪，伴随着民族迁徙、生产力进步和强大国家（如唐、南诏、蒙元）扩张对边缘少数民族的挤压，藏缅语系民族逐渐进入今缅甸地区，壮泰语系民族则进入今泰国境内。缅人和泰人在气候适宜地区定居下来并向周围扩展，分别以伊洛瓦底江中游和湄南河流域为中心，在与当地土著融合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以缅族和泰族为主体的国家。

由于气候、技术条件限制，缅泰国家人口稀少、增长缓慢，与同期东亚、南亚和西欧相去甚远[1]，这带来了土地难以开垦的问题。为应对劳动力短缺，统治阶级需要尽可能地有效掌握人口以攫取资源，东南亚领主制国家的国力强弱甚至王朝兴衰与其对村社的控制直接相联系。因此，与西欧社会的权力碎片化和分散化不同，缅人和泰人国家在村社普遍存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结合民族特点,发展具有神化王权和高度集权的特点：国王是国内一切事物的主人，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享有绝对权力；领主是领地的受封者，享有一定赋税和对农奴管理权，没有独立的地位[2]。

缅泰地区耕地广大，结合区域内中央集权和热带地区种植作物产量高，相当劳动力的劳役地租可以满足王朝需要，这些财富又可以通过外贸换取奢侈品，进一步满足统治阶级需要。因此，固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获取稳定收入以维护统治和采取类似中国府兵制，通过兵农合一节约成本，再对外战争掠夺人口财富，都成为古代社会的常见做法。在人口基数小、村社广布和中央集权的相似条件下，缅泰地缘环境和民族特性的不同造就了缅甸利于向外掠夺的阿赫木丹制和泰国便于对内剥削的萨迪纳制，这是两国王朝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

二、阿赫木丹制和萨迪纳制的内容及发展

阿赫木丹也译“阿木丹”，缅文为“承担义务、职责、服役的人”，是直接为缅甸王朝服役的农奴[3]。这类似于印度的种姓制度，是缅甸社会按族群和职业控制人员的特殊农奴组织。不过该制度集中于军事，不存在等级概念，在发展后期将国外掳掠的农奴编入组织。

阿赫木丹在蒲甘王朝初见雏形；蒲甘灭亡至东吁兴起的200多年间，不同王朝为控制人口巩固该制度；东吁王朝统一后扩大组织，其中他隆王下令给阿赫木丹纹身，给各类军事组织标注不同标识，调查户口，整顿组织，编为炮兵、水兵、象兵、步兵等，禁止服役人员调换或从一个村庄迁到另一个村庄[3]；贡榜王朝时期，阿赫木丹制经历了重建和继续发展，孟云时期达到巅峰[4]；1885年缅甸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阿赫木丹失去存在根基而瓦解。

萨迪纳制是泰国戴莱洛加纳王确立的政治改革[5]，即把全国的土地，按贵族的爵位、官吏的官衔和职务以及平民百姓不同的级别进行分配，使其占有“职田”或“食田”[6]，然后由国家征收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7]。在泰语中，“萨迪”为权利，“纳”为稻田，“萨迪纳”即“对稻田的权利”，通过地位高低分配土地[8]。

1466年，戴莱洛加纳王颁布了《文武官员土地占有法令》和《武官及地方官员土地占有法令》，详细规定了王族、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各地各类农奴和奴仆的授田级别和数量，以法令形式确立了萨迪纳制度[9][10][11]；后来的吞武里和曼谷王朝有所改进，但基本内容相似。萨迪纳制在泰国兴盛400余年，最终废止于朱拉隆功改革[12]。

三、阿赫木丹制和萨迪纳制对缅泰国家构建的直接影响

首先，两种制度直接决定军队战斗力[13]。16至18世纪，缅甸在历次对泰作战中保持优势，泰国难以形成有效反击。特别是大城王朝沦为东吁王朝附庸，后又被贡榜王朝灭亡，首都被彻底摧毁。直到18世纪下半叶，泰国的吞武里和曼谷王朝团结民众、强化中央集权并积极进口西式武器，缅泰战局陷于僵持，现代疆界逐渐形成[14]。

阿赫木丹是兵农合一的专业军事组织，军户占据肥沃土地集中于首都附近，平时不纳税，战时掠夺战利品。一来国王有效掌握武装，迅速集结军队；二来军户自备武器，节省开支；三来士兵因军功、战利品士气高昂，有利于稳定政局和军事活动[7]；萨迪纳制集中于土地分配和等级排序，各阶层宽泛的义务和有限的权力造成相互间推诿，村社、地方政府、属国等组织需要时间和责任感征募军队，首都地区军队听从国王调遣，但大城末代国王厄伽陀的战略导致一连串的军事失败，泰方处于劣势不足为奇[14]。

其次，两种制度带来了保守和开明的相反结果。阿赫木丹的军事优势助长了缅王的武力迷信，致使其统治阶级无视外部环境，严酷剥削、经济落后和保守封闭的问题愈发严重。如占领泰国的关键期，侵占边境土司导致明清干涉，国力严重受损；纳黎萱和郑信趁缅军主力与中国作战的机会，借助反侵略大义成功复国，又如缅甸王室在英缅战争和敏同王改革中的落后短视。一旦军力被遏制，统治集团在战略和领土治理上的短视显露无疑；萨迪纳制扼杀社会各阶层的活力，然而萨迪纳制的等级性和军力问题使泰国容易保持忧患意识和吸收人才技术，对外部状况做出正确把握，这在近代化转型、对明清两代朝贡、割让领土交好英法中反复都有体现，最终免于被殖民的悲剧。

四、阿赫木丹制和萨迪纳制折射出的内核和其深远影响

缅泰地理条件类似：周围山地、中心平原，主要交通依赖于大河，南部具备优质港口[13]。这导致重点发展对外交往频繁、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区，还是农业集中、商业落后的内陆地区的难题，阿赫木丹制和萨迪纳制在这种空间之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蒲甘王朝瓦解后，缅甸陷入长期分裂，阿瓦-勃固战争明显体现了农业发达内陆地区与贸易繁荣沿海区域的激烈争夺，最终中部农业区的东吁获胜，贡榜王朝巩固这一结果。缅甸始终存在沿海生产力低、治理成本高的问题，而阿赫木丹制对发展农业和保持军队战斗力起到重要作用。统治集团在军事优势中倾向于维持国家稳定，贡榜王朝的首都在内陆的阿瓦和曼德勒来回转移，以内陆农业区为中心对外来入侵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核心区域闭塞所引发的全方面落后导致了缅甸的沦亡；素可泰到曼谷王朝，泰人国家的统治重心由素可泰、阿瑜陀耶、吞武里转向曼谷，呈现向南部沿海移动的趋势[15]。一方面，沿海地区利于货物和人员流动，促进进步；另一方面，萨迪纳制的秩序性稳定了泰国由内陆转向沿海的过程，并为改革成功创造条件。

追根溯源，在控制人口规模决定国力强弱而沿海贸易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凭借阿赫木丹取得军事优势的缅甸需要稳定保守的国内环境，最终以伊洛瓦底江中游为统治重心；而泰国沿海面向两洋，农业和商业同样优渥，打破了地理上的海陆之争，形成海陆兼具的优势。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华人“下南洋”热潮中，缅甸控制严密而商业落后，华人移民较少；而泰国华人涌入、成绩斐然，国家实力得到有效补充，萨迪纳制是华人移民与泰国当地文化相适应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一，早期泰民族社会有庞大的人口需求,特别是男性需求, 与男性化的华人移民社会形成互补关系，族际通婚普遍发生；其二，萨迪纳制实施过程中,政治与商业、相互联姻，在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萨迪纳制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泰、华心理层面的高度同化。到20世纪，虽然萨迪纳制不复存在，但早期的文化适应已经为后来的泰华移民融合同化的坚实基础。萨迪纳制与泰国华人同化的密切关系揭示了东南亚华人的同化问题，缅、老、柬华人移民由于历史上缺少便于同化的萨迪纳制, 整体融入程度都不如泰国[16]。

重视军事、漠视空间变化又缺乏新鲜血液补充的缅甸趋向于内部的安全稳定，依靠传统制度和国家组织营造武力充沛的表象；而同一阶段，贸易的发展、外来事物的传播使泰国王室了解格局变动，具备初步的空间意识。

五、结论

两种制度都在特定阶段发挥积极作用而不能适应近代社会发展，其优劣不足以导致缅甸和泰国近代的巨大差异，关键在于应对巨大变化时，缅泰统治阶级对外部环境是否有清醒认识，进而利用内外部条件，进行符合国情的变革。显然，缅甸统治阶级不能正确认识西方殖民者，既不能改善内部环境，也无法对外来变化做出有效反应；泰国统治阶级则对西方殖民者有清醒认识，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改变。除考虑阿赫木丹制和萨迪纳制本身对改革的影响，从对这些制度的应用和发展中，一个国家的朝向和脉络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