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隋唐时期中亚粟特商人对蜀锦贸易交流的贡献*

四川师范大学 毛艺坛

中古时期，中亚粟特商队经古丝绸之路连接欧亚大陆的经济往来，奠定了中西贸易交流和文化互鉴的基础。粟特商人活跃的汉唐时期，也是丝绸之路最为繁盛的阶段。近年来，通过对古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大批丝绸残片进行研究证明，隋唐时期蜀锦是从丝绸之路出口的主要丝织品[1]。唐代是蜀锦艺术成就最辉煌的时期，蜀锦无论是纹样的设计还是织造的工艺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和发展。中亚粟特织锦对中原蜀锦设计与织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粟特人在蜀锦商贸活动和中西丝绸经济文化交流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隋唐时期中亚织锦对蜀锦的影响

蜀锦始于秦，兴盛于汉唐。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带有异域民族风情的艺术潮流通过古丝绸之路影响着我国的丝绸艺术。这一时期蜀锦吸收中亚粟特织锦的艺术风格，又汲取西方纬锦的织造技术进行了工艺升级，得到空前的发展。中亚织锦对唐代蜀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联珠纹样和纬线显花织造工艺上。

（一）联珠纹

联珠纹最早起源于波斯艺术，蕴含复杂的意义，将这种纹样最早用于丝织物的应该是波斯的萨珊王朝（公元224—公元642年）。联珠多由一颗颗小的圆珠围成一个圆圈，用来包围主题纹样，这种联珠环在波斯文化中代表着宇宙的光环，象征着对光明的崇拜。公元5世纪左右，联珠纹在中亚一带广泛流传，中亚粟特人非常喜爱这种联珠图案，广泛用于壁画与衣饰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巴拉雷克——切佩壁画“宴饮图”男子袍服元缘边处的联珠纹，是典型的粟特织锦[2]。

联珠纹在中国的流行始于南北朝时期，唐朝达到顶峰。唐代中国的纺织工匠通过模仿、吸收和创新，最终催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纹样——团窠纹样。唐代著名的“陵阳公样”正是以团窠为主体，围以联珠纹，在蜀地非常流行，是蜀锦的典型纹样[3]。丝绸之路出现大量带有明显西域风格的锦类产品，例如，吐鲁番出土的最早的一件联珠纹锦——联珠孔雀贵字纹锦便充满了异域风情，其联珠圈中间织入了汉字“贵”，联珠圈外侧以兽纹为装饰，可以称为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我们认为团窠纹样在图纹结构和造型上吸收了来自西域的联珠纹，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土文化设计创造的新型团窠样式，是联珠纹的继承和创新。

（二）织造工艺

唐代以前中国古代织物一直以传统的经线显花工艺为主，且织物组织多采用平纹及平纹变化组织。魏晋时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就采用五色五重平纹经锦。粟特织锦主要通过纬线显花工艺表达，颇具智慧的中亚粟特人，吸收了萨珊王朝毛织物的纬线显花技术，用于中亚织锦的生产上，“团窠对野山羊纹锦”就采用三枚斜纹组织。粟特织锦随丝绸之路回传到中原地区，进而影响蜀锦的织造生产，唐代中期出现了斜纹经锦和斜纹纬锦，“红底花鸟纹锦”即采用的2/1三枚斜纹纬锦。纬线显花技术克服了经线显花色彩难改变、花型小等弊端，进行工艺技术革新之后，蜀锦新品种不断出现，花纹更繁复、色彩更多样，形成了绚烂生动的时代风格。

二、中亚粟特人对隋唐时期蜀锦贸易交流的贡献

四川与中亚地区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就已经存在商业来往。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马相如《喻巴蜀民檄》曰：“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故知张骞通西域之前，粟特商胡就到巴蜀乃至长安经商了。中国隋代专门管理丝织业的“织锦官”何稠的祖上就来自中亚粟特何国，何稠的祖父何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足证当时粟特商人已开辟巴蜀的商路[4]。隋唐时期奉行重农抑商，不鼓励汉人经商，这为粟特商人的贸易繁荣提供了机会，因此蜀锦对外贸易以粟特人为代表的胡商居多，他们是中西亚与中国贸易的中间人[5]。

（一）隋唐时期的中亚粟特人

粟特是中亚古代民族，粟特地区位于中亚中部，即锡尔河流域以撒马儿罕为中心的地区，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南部。隋唐时期这里主要分布有康国、安国、石国、米国、史国、何国、茜国、火寻、戊地九国，中国史籍称之为昭武九姓[6]。这些国家在汉代就与中原建立了贸易关系，互有交通，其国经济来源主要依赖转输中国的丝路贸易。

在欧亚陆路贸易中，中亚绿洲国家是域外西方与中国贸易的必经之地。粟特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北邻突厥、匈奴等游牧部落，南边是印度，往西是波斯、罗马，往东到中国，是连接中西南北的十字枢纽地带和文化交汇中心。粟特的昭武九姓国是中西陆路交通最主要的环节和纽带，具有优越的商品贸易条件。东西方丝绸艺术在粟特人的手中交汇、互融，又随着粟特商人的足迹往来贸易。

（二）粟特人对蜀锦的贸易贡献

1.蜀锦是粟特商队贸易中主要丝绸商品

丝绸之路的贸易是远距离运营，要克服沙漠、戈壁等险恶环境带来的困难，再加上路途中经常出没盗贼，这就要求粟特商人必须组成商队。敦煌、龟兹石窟壁画中有表现经商的场面，隋唐的墓葬中有骑驼或牵驼的胡佣。近年来在我国西北及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一系列入华粟特人的墓葬雕刻的画像中，就有内容丰富的商队出行画面[7]。商队长途跋涉贩运，困难重重，只有获利最大的商品才值得一运，而当时最有吸引力的商品便是中国的丝绸和香料。山西太原北齐张肃俗墓出土的载丝绸陶驼俑,一捆捆的丝绸十分清楚[8]。《周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使团通使北齐,西魏伏击了这支使团,“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远，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骆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可以看出，质轻价重的丝绸是商队贸易中的核心产品。

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很多商人有可能会把目光投向奢侈丝质品种，而蜀锦做工繁琐华丽异常，恰是丝绸中的高档品种之一，代表了唐代丝质业的最高水平。刘熙《释名》云：“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惟尊者得服之。”可见蜀锦的价格昂贵，应该是粟特商队贸易中的主要丝绸商品。

2.粟特商人构架起丝绸转运贸易良好的区域经济环境

丝绸之路大都是在戈壁沙漠中穿行，环境恶劣、人烟稀少，落后的交通工具和道路条件决定了粟特人在古代丝绸贸易活动中以转运贸易为主。唐代粟特入华人数多，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的于阗、疏勒、楼兰、吐鲁番等，从西域到中原必经之地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武威等，以及长安、洛阳等丝绸之路沿线的商业城市和中心城市形成了粟特人重要的聚居地[9]。在吐鲁番、于阗、沙洲（敦煌）、姑臧（武威）、楼兰等地留存的大量文书和粟特文遗书正是古代这些城市中粟特人众的旁证。

粟特人以商业活动为表现形式，在丝绸之路的迁徙行为繁荣了一大批城镇商埠，其形成的一个个聚落成为丝绸贸易的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进而发展出各地的互易市场，构架出丝绸贸易市场的层层网格体系，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空前发展、商品贸易的繁荣和贸易之路的兴旺。而这种贸易的发达反过来又推动了粟特商人的规模。

3.聚落之地的仿制织锦振兴当地织造业

粟特织锦在丝绸之路的发现，说明中亚粟特人在唐代已经全面掌握了中国的丝绸生产技术，不仅占领西方和周边的市场，也沿着丝路将这种技术带到了西域甚至中原。我们推测粟特人东迁的队伍中应该有一批掌握中亚丝织技艺的匠人。极具商业头脑的粟特人结合当地良好的桑蚕业基础，利用所在城镇发达的商业贸易市场，开始建立起仿制中亚织锦的产业，给往来的货物和其承载的文化内容打上自己的烙印。据考证，新疆和田、于阗和甘肃敦煌这样的地方都曾经种桑养蚕，织造丝绸。在丝绸之路沿线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丝织品中，除了产自中原的蜀锦，还有本地仿制的中亚织锦，这很有可能就出自移民于西域各城镇的中亚粟特织工之手。

久居西域的粟特人慢慢接受着中原文化的洗礼，粟特织锦艺人在仿制中亚织锦的同时也逐渐采纳唐代流行纹样，乌兹别克布哈拉附近的瓦拉赫沙壁画中，粟特王坐垫的织物上就绘有宝花纹，反映出中原丝绸纹样对中亚织锦的影响[10]。丝路沿线西域本地的仿制织造业的兴起，在传承中亚文化的同时拉近了丝绸之路贸易的距离，成为中西丝绸文化交流的又一个承载形式。

（三）结论

商业贸易兼有文化交流的意义和内涵，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域外各国各民族互相了解交流的最可靠、最便捷的通道。大量粟特移民不仅推动了丝路沿线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推动了丝绸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在丝绸贸易推动下，中原丝绸业从中亚粟特锦中汲取营养，而粟特人也在以蜀锦为代表的中原丝绸文化中获得了丝绸传播的动力。如今，在新丝绸经济带构建的蓝图和丝绸之路的申遗成功下，中亚的枢纽优势又重现生机和活力。挖掘中亚商人在古丝绸之路商品贸易交流中的作用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