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色

阿栩

经营了二十二年的复旦旧书店正式关闭，借此机会，我们探访了五家分散在上海不同区域的小书店。

比起大型连锁书店，这些书店的面积很小，开在街巷深处，很少雇佣店员，一般都由爱书的店主独自经营。从装修到选书，体现的是店主的个人品位，所吸引的读者群体、面临的经营困难也各有不同。正因此，小书店往往是一座城市文化底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址：杨浦区政肃路55号

店主推荐书目：《佩文韵府》

2021年12月10日晚上7点，原本已经到了平时的关店时间，但今天复旦旧书店里还是人挤人，每一个书架前、角落里都有读者站着、蹲着找书。

这是复旦旧书店原定关闭的日子，但由于太多身在外地的老顾客只有周末才能赶来与书店告别，店主张强向街道办申请延长了两天的经营日期。他坐在一堆旧书中间，笑着和打电话来询问的顾客说：“今天只要还有人愿意来，我可以陪他到12点。”

复旦旧书店位于政肃路55号，夹在一片喧嚣的菜市场、网吧和公寓之间。它的招牌不算显眼，如果不是有目的地寻找，很容易就会忽视它的存在。67平米的书店放了五万多册旧书，刚进门，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逼仄。从1999年来上海算起，张强经营这家书店已经有二十二年的时间。

刚来上海时，没有找到工作的张强在复旦第九宿舍发现有许多不错的旧书被当成废品扔掉了。他用身上仅有的30元收了15公斤旧书，开始在国年路上摆地摊卖书。半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中国科技图书公司的老板，在政肃路55号的书店里做起了店员。

新书的生意并不好做，老板采纳张强的建议，在店里辟出一小块区域，让他联系文庙的卖家，做一些旧书生意。2005年底，老板出国，张强便替他管理这家书店，开始以卖旧书为主。为了多放一些书，他和老板一起给书店搭了一个环形的隔层。一直到2008年，原来的老板想要将书店转让给张强，他才正式从管理者变为了经营者。

比起经营书店，张强对于书籍，尤其是旧书的热爱来得要更早一些。从来上海开始，文庙就是张强每个周末的必去之地。收书、和朋友聊天、了解旧书市场的行情，这样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了2008年前后。后来虽然去得少了，但张强仍然通过QQ、微信和文庙的老朋友们保持着联络。

在文庙，张强第一次接触到了大量爱书如痴的人，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位名叫吴迎春的老先生。尽管吴迎春已经去世了五六年，张强还能记得他每次收到好书时轻快的脚步声。每个周末，吴迎春都会骑着三轮车，从黄浦到杨浦，一边骑车一边在沿路的书店里收书。由于张强卖书的价格比较便宜，每次来复旦旧书店时，都会有一大群读者围在一旁，等他上架完毕就开始抢书，吴迎春乐呵呵地在一旁看着大家抢购。

“吴迎春不修边幅，也不在意吃穿，唯一的乐趣就是收旧书，然后把书卖给愿意读书的人。吴迎春一直住在一间老房子里，五年前有一次下雨，阁楼有些漏水，他担心自己的书被打湿，就着急地爬到房顶上去修理，一不小心摔了下来，没有抢救过来。”

谈起文庙书市的关闭，张强的语气中多了一丝伤感。“文庙没有了非常可惜，它曾经是上海文化界一张很好的名片。现在一些书商会在福佑商厦里（卖书），但是和小商品市场掺合在一起，当年那种感觉已经变了。”

开书店的这二十多年，“旧书”像是一条红绳，将张强与无数爱书、爱读书的人联系在一起。许多复旦老教授都是复旦旧书店的常客，店里的抽屉里有一本“复旦旧书店留言册”，封面上的字是中文系教授傅杰写的，里面记有许多复旦老教授的回忆，在第一页上，历史系老教授周振鹤题了词“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现在成为了复旦旧书店的标语。

历史系教授张伟然在疫情前每天晚上都会到复旦旧书店看书。“我们隔壁是一个菜市场，他太太去买菜，他就上来看书。太太把菜买好了，在楼下叫他回家，他嘴上答应着，手里的书还是不愿意放下，得要太太上来亲自拉他才会离开。”后来，张伟然还特地给旧书店题写了一幅“有福读书”的书法，一直被張强挂在店里。

经济系教授郭景仪今年已经94岁，从旧书店开业的第一天起，他就很爱在这里淘书。从前每天都会来，年纪大了以后，走路吃力了，但每一两个月还是会让家人搀扶着他来一次。有时郭景仪会带一个手电筒，一个书架接着一个书架地看书、找书，“这种状况是很让我动容的”。

每天穿行在几万册旧书之间，整理收拾，从早上9点半到晚上7点，偶尔会骑车去别的地方收书，这样的日子张强和妻子张芹一过就是十几年。然而去年年末，一纸来自街道办的律师函打破了这种平静。他们被告知由于街道的整体规划，复旦旧书店所在区域被纳入改造范围，街道委托律所催促旧书店在2020年12月底尽快搬迁。经过协商，时限拖到了2021年的2月底，再后来便没了确切消息。

这一年中，搬迁像是一把悬在复旦旧书店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朋友曾建议张强去向街道办申请，为了社区文化氛围，保留下复旦旧书店，“说不定还能给你们更大的地方开店”。张强听了很是心动，想着如果真的扩大面积，自己从前的许多设想都能成真了，“可以办讲座、做一个展示柜，还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免费的茶水”。可惜他递交过去的申请石沉大海，等来的却是一则“必须在2021年12月10日前关闭”的通知。

张强在这一年间也陆陆续续看了一些店址，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提起搬迁，他最担心的问题便是书店换址之后，现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会消失。“我们名叫复旦旧书店，我们的老读者很多都是复旦的学生和老师，想继续在这里开店，给大家一个可以舒舒服服看书的地方。”

由于临近关闭，店里来了许多老客人。大多数人出于羞涩并没有和张强打招呼，忙碌的他也无暇顾及到每一个人。唯独一个陪着妈妈来选书的小男孩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本在忙着收拾旧书的他停下手中的事，热情地询问男孩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平时会不会和妈妈一起逛书店，还拿出两本书送给男孩作为礼物。

一直到男孩和媽妈抱着书离开店里，张强的嘴角还是带着欣慰的笑容。“我一直特别希望小朋友多走进我们书店，看到小朋友读书我都会去鼓励他们，因为这些年我真的想为文化做一点点小贡献。”

2019年，由于多家媒体的报道，复旦旧书店一下在社交媒体上成了“网红”，原本冷清的书店突然来了许多打卡、拍照的人。张强对此并不介意，“我们的阅读氛围已经这么差了，如果100个来打卡的人里，有几个能被书店的氛围感染到，在我们这儿买一本书，那也是很好的事情”。

在一片告别的伤感氛围之中，仍然发生了一件让张强不太愉快的小插曲。12月10日下午，张芹下楼时发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正在强行拆除复旦旧书店的招牌。原本就不起眼的广告纸被撕得七零八落，张芹一下没忍住，和工作人员吵了起来。

张强看着眼前的情景，原本想要争辩几句，但话到嘴边，却又说不出口了。

“有的读者可能就是想过来，在我们门口拍张照片，现在那个广告没了，好像变成了一个洞，我有一种自己的脸破了的感觉。”望着那块原本应该贴着招牌的墙壁，张强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地址：长宁区江苏路876号

店主推荐书目：德里克·贾曼《色》

远方书屋藏在江苏路一处商业园区的二楼，四周都是颇有烟火气的居民楼，对面楼的墙壁上有着大面积的黑白喷绘。五年前，周迎第一次来到这里，园区比现在还要破败一些：楼下是一个巨大的蓝色车棚，四面的墙上都贴着马赛克小瓷砖，一到晚上园区安静得吓人，“阴森森的”。

“这里原来是一家钢笔厂，我很喜欢这种原始的工业风。而且这里相对安静，比较适合阅读。”

周迎形容自己想开店是“脑子一热”，没有做市场调研，也没有向前人打听经验，完全是因为自己爱阅读，就在市区内选址开了一家书店。因为喜欢旅行，她给自己的书店取名为“远方书屋”。在她最初的设想里，书店应该像是青年旅舍的公共区域一样，有足够多的空间给大家交流、阅读，读者也可以通过一家独立书店了解到更多有意思的书店。

远方书屋刚开业的时候，生意惨淡得吓人。最差的一个月只卖出去了一杯饮料，28元。除了缺少宣传、实体书店没落这样的原因，周迎觉得生意不好也和自己当年的选书品位太差有关系。和大型连锁书店钟爱畅销书不同，独立书店的一个重要卖点就是店主本人的选书品位。前些天在家里整理旧书时，看到五六年前买来的各类畅销书，周迎的丈夫调侃她说：“看看你以前都买些什么书。”

“那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想买书的客人，是不会留在我店里的，因为选书真的很差。我当时连博尔赫斯都不知道，在同行看来，我的选书可能就是幼儿园小朋友的水平。”

开书店对于周迎来说，是一种个人阅读趣味上的巨大成长。书店的主要选书集中于文学类书籍，这也是她的个人喜好。她最近刚读完英国著名导演、作家德里克·贾曼的随笔集《色》，之后还打算围绕这本书在书店里开一个关于贾曼的小型展览。

去年疫情期间，周迎刚生产结束，没有办法开店，甚至连家门也没法出去。每天在月子中心面对着一个熟睡中的新生儿，她前所未有地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读书让她重新找回了价值感，“你开始思考，就会觉得好很多，阅读就像是我陷入迷茫时的一根救命稻草”。离开月子中心时，周迎搬走了整整一箱那段时间读完的书。

作为上海本地人，周迎从小就对文庙很熟悉。2018年，随着文庙的没落，周迎和朋友琢磨着开一个为年轻人服务的书市，这就是愚人书市的前身。

“对于年轻人来说，文庙的门槛在于它必须在双休日的清早去，书又是参差不齐的。在文庙里挑书非常耗时，而且有的人还会觉得很脏很乱，所以我们就想做一个年轻人会接受的，看上去漂亮干净的书市。”愚人书市刚开始举办时，地摊经济尚未流行，很多商场为了增加人气，都会邀请他们去摆摊，“现在集市多了，我们又是纯粹卖书，商场也不需要我们了，所以办得少了”。

因为开书店的缘故，周迎这些年去别的城市旅行时都会格外留意当地的独立书店和旧货商店。因此，她认识了不少朋友，也见证了许多独立书店的黯然离场。今年武汉百草园书店永久闭店之前，周迎和朋友一起去看望店主老王，正巧在门口遇见了前来采访的记者。他们躲开了，“这其中的心酸，我们太了解了，但不是我说给大家听，他们就能明白的”。

回上海后，周迎有天看到纪录片《百草园》的预告片，最后一个镜头里，老王坐在墙边，对面的书店灯还亮着，但已经被搬空了，他对着镜头说：“你看，是不是很漂亮？”周迎看到这里开始嚎啕大哭，对着身旁的朋友说：“我觉得我们是这个时代最后一批开书店的人了，以后的人不会再像我们一样开书店了。”

周迎也想过远方书屋关闭时的情景，那应该是一次无声的离别，甚至不会告诉老顾客，“我不会给这个时代怜悯它的机会”。

“开书店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职业，当你的书卖不出去的时候，当你发现大家都不想买书的时候，这种孤独感是很强烈的。但很讽刺的是，如果这时候来个人买两本书，只要20块，书店老板就会开心起来。”

地址：黄浦区瑞金二路38号

推荐书目：康奈尔·伍尔里奇《幻影女子》

“一位推理小说作家开了一家只卖推理小说的书店”，仅仅是這个标签，就已经足够吸引人来孤岛书店一探究竟。如果你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寻找它，那么很容易就会产生来到了一个悬疑电影拍摄现场的错觉。阴冷的天气，没有路灯的昏暗街巷，若不是有意来访，路人很少会发现巷子的最角落里还有一家书店。

想开一家专卖推理小说的书店，这个愿望在时晨的心底埋藏了很久，美国、英国、日本都有类似的店。“就像画家想拥有一家画廊，足球运动员想拥有一个球场，我也想有一个能和推理迷互相线下交流的地方，以我的条件，就只能提供这样一个小空间。”

为了营造店里的推理氛围，时晨特地在窗边布置了一个“犯罪现场”，还在四周的矮柜上都摆放了骷髅、黑衣人之类的摆件，墙上则挂了十几位世界级推理大师的照片。有朋友打趣问他，“为什么不开一家剧本杀店”，时晨听后连连摇头，“剧本杀和推理小说没什么太大关系，我店里不可以玩剧本杀，这样可能会吵到来看书的客人”。因此，就算早已知道“实体书店是要完蛋的”，时晨还是选择了开书店。

一家只卖单一品类书籍的书店在客源和营业额上都要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决定开书店以前，时晨就已经做好了亏本的打算。“如果是无限期地亏，那是很可怕的。但如果把开店时间限定在一年左右，算好成本，就算是每天都像今天一样，一个客人都没有，这个亏损也是我可以接受的。”

时晨曾经计算过，孤岛书店周末两天的营业额大概在1000元左右，工作日有时能卖一百多元，有时能卖两百多元，当然也有一分钱都卖不出去的时候。“但是我一天租金也要500元，所以基本是在亏损的。”

开书店以后，时晨对于推理小说的读者有了许多更有意思的观察。比如来店里买小说的读者80%以上都是女性，有的女孩甚至一次会买走五六本书，“我都觉得她们是在往我口袋里送钱，就是为了支持实体书店”。情侣如果来店里，是很少会买书的，时晨甚至遇到过一次，女孩想要买两本书，身边的男友对此表达不满的情况，“他们开始在我店里吵架，我还挺尴尬的”。

开店让时晨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推理爱好者。曾经有一位中年男顾客，来店里逛过几次，有天下班前，他匆匆忙忙跑来，送给了时晨一本自己编写、印刷的推理史，从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到黄金时代再到日本推理，“如果你不开店的话，很难接触到这样的资深推理爱好者”。

时晨喜欢和来店里的客人聊天，尤其喜欢给他们推荐推理小说。有一次，店里一位读者希望他可以为自己推荐一本欧本黄金时代的推理小说，时晨给了他《幻影女子》，并向他讲了这本书的故事。没想到他绘声绘色的讲述吸引了店里其他客人的注意力，“突然所有人都要买这本书，店里库存都卖完了，有人还没买到”。

不过可惜的是，大部分到店的客人都不会和他讲话，只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看书、选书。“很多人在店里的时候不和我说话，回来以后在微博上跟我发私信，告诉我刚才不好意思跟我说话。”

在开书店以前，时晨总是利用上班摸鱼的时间写作，“特别起劲，仿佛在占公司便宜，我大概有十本书都是在上班时间写出来的”。现在他却很少会在看店的时候写小说，尽管很多时候一整天也不会有一个客人，“如果有顾客来，思路会被打断，所以在店里我一般都打游戏，晚上回去以后再一口气写到凌晨四五点”。

开孤岛书店，时晨还有一个私心：希望可以借此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国内的本土推理小说。为此，他特地开辟了一整个书架来放国内作家的书，其中还有不少签名本，希望可以吸引读者购买。当然，也少不了放了一些他自己的书，店里还张贴着一张他新书《侦探往事》的巨大海报。

“我也遇到过让我很无语的读者，在店里说，‘中国人写的（推理小说）我不看的’。我觉得他也许没有什么恶意，就是条件反射说出来的一句话，但我明显感觉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种高高在上的态度。”

地址：徐汇区文定路218号

店主推荐书目：《100 years offashion illustration》

2021年11月，蜗牛和丈夫一起庆祝了乐开书店的十周年纪念日。十年来，乐开书店辗转了多个地址，从娄山关路附近商场的地下一层到新天地咖啡厅里的一个10平米的小角落，从新华路、五角场的分店到如今只剩下文定路一家总店，中途甚至还关停了几年。

2015年，由于身体原因，蜗牛被迫关掉了位于娄山关路的乐开书店。原本想着休养好身体就赶紧重新开店，没想到重新寻找店址的过程远比她想象中艰难。2016年夏天，蜗牛看上了新天地附近的一家小店，原本已经进行到了签约阶段，没想到中介突然打来一个电话，说不能租给他们了。

“效果图和书店重新开张的推文我都做好了，那时我开书店以来第一次感到崩溃，听到消息之后就在家里大哭。后来才知道，中介是把这家店租给一个画室了。”

这个意外的插曲却为乐开书店带来了新的生机，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店铺的蜗牛开始在新天地附近的一个集市摆摊卖书。没想到这一摆便一发不可收拾，她爱上了摆书摊，不仅去遍了上海各大集市，还特地跑去过苏州、西递等地卖书。每次开始摆摊，蜗牛就好像打了鸡血，热情地和每一位路过的读者交流，每到结束的时候往往已经声音沙哑。“我觉得看书会上瘾，开书店会上瘾，摆书摊也会上瘾。”

2018年夏天，蜗牛和丈夫商量暑假带儿子去哪里旅行时，丈夫突然提出了一个想法：不如开一辆移动书车，一边环游中国一边售卖书籍。蜗牛一听便兴奋了起来，两人一拍即合，租下了一辆银灰色的上汽大通G10，在后备厢里装上了八百多本书，等孩子一放假就从上海出发。

五十八天的旅程，蜗牛和丈夫开着书车途径江苏、江西、湖南、重庆、四川、甘肃等十一个省市，行驶了九千多公里。一路上，蜗牛和丈夫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摆了书摊。在都江堰的一个夜市上，蜗牛把书摊摆在了一家凉皮店和水果店之间。水果店的男主人每每有空闲的时候，都会来书摊上看书，和他们闲聊。快要收摊的时候，男主人买走了一本《小王子》，送给他女儿。

“这是我在这趟旅途中最大的感受，就是父母辈可能自己不太看书了，但他们还是希望孩子能够读更多的书，也很愿意给他们买书。”

最让她难忘的是在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大草原上，他们原本打算在草原上摆摊，结果天公不作美，一场雨打乱了计划。蜗牛和丈夫便将书摊摆在了蒙古包门口，原本没有指望有多少人会对此感兴趣，没想到来来往往的游客、工作人员纷纷被吸引。有位穿着蒙古传统服饰的工作人员买走了《洵美文存》，蜗牛在去洗手间的路上，看见刚买完书的他已经坐在宿舍门口开始读起来。

“从前我在书店卖书，但是我也不知道大家买书回去会不会阅读它们;但是这一次我亲眼看到，真的觉得非常开心。移动书店可以让我把想分享、推荐的书带到更多地方，让更多的人跟它们不期而遇，没有太多地域限制。但实体书店的优势是可以和一个街区、一群客人建立更长久的联结。”

摆书摊和开书车的经历为蜗牛重新开店提供了许多启发。在摆摊的时候，蜗牛发现，相比书脊朝上的书，一般封面朝上放置的书更容易被拿起来翻阅，也更容易被客人购买。因此，在规划新店的时候，她特地做了一面墙，把不同种类的书轮流放在这面墙上，封面朝上向读者展示。“否则这些书如果一直塞在书架上，很容易就被读者错过了。”

在文定路上逐渐稳定下来后，蜗牛开始尝试和所在的街区做一些联动：邀请附近的居民来店里参加活动，和附近的画廊、博物馆一起办展览，还特地在店里设置了一个“上海主题”的书架，希望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游客，都能在阅读中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上海这座城市。

“我读过一本书，叫《改变街区的独立小店》，我也想做一家这样的书店。最近我们庆祝十周年的时候，很多人给我发消息，说感谢我们书店陪伴他们度过了最低谷的时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书店存在的意义之一，让大家走进来的时候能稍微超脱一下日常生活，得到一些缓解。”

地址：徐汇区天平路42号

店主推荐书目：FayeToogood “Assemblage 6：Unlearning”

过去一年里，周安迪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天平路沿街，开了一家独立书店——梯书店。在此之前，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读了两年博士，退学后前往做了五六年的书籍设计，直到2018年年底，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梯工作室，主营书籍设计出版。

梯工作室出版的书籍，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作品，参与书籍设计，需要策划、编辑、翻译、联络出版社合作，也是因为这家工作室，让周安迪有了开一家书店的决心。出版的书籍需要出售，除了常规的出售渠道之外，他也想要能在自己的书店卖自己喜欢的书，有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他走访了上海市中心的大街小巷，想要找一個安静但又交通方便的地方，既能当工作室，又能做书店，天平路40号，就十分符合他的要求。

有一些出版物，也不太称得上是一本书，内容十分短小，一般出版社不太愿意选择出版的非常规读物，这时就需要梯这样的独立书店兼书籍设计出版工作室加以助力，使得这些有意思的出版物能来到读者的手中。

《及格家宣言》就是一本这样的出版物，一共92页，只有一个手掌大，大概花半个多小时就可以看完，腰封写着“让一事无成的你也能心安理得快乐生活的指南”，看起来像是在内卷时代的你我需要人手一本的解压读物。如果说周安迪本人看起来是个平平无奇的文化人，从这本书的腰封上，就可以窥探他的灵魂一隅。作者处写着“医学博士 [美] 雷·贝内特”，译者处写着“政治学博士肄业 周安迪”，一种诡异的幽默感透过这样一行字传出。

不同类型的书籍，在设计上也有一定的讲究，周安迪称之为“适配度”，“就像做衣服一样，你要想把这本书卖给谁，以及这本书是什么内容，这两点要有一定的适配度”。如果一本社会学严肃著作，设计成畅销小说的样子，被想要阅读畅销小说的人手误购买了，那就不太必要。

这些书籍被摆在简易的白色书架上、木质桌面上、橙色的收纳筐里，店里的一切装修装饰都是以简单为主。“我很担心这里成为一个靠装修制胜的网红书店，大家只是来拍个照，然后什么都没记住就记住了装修，这样就完蛋了，我希望大家来到这里直接翻书就行了。”

梯书店里的书籍，每过一个月来，基本上就会有三分之一的书完全不同，其中有些来自出版社的书单，有些是周安迪以前就喜欢的作者，也有些艺术家、编辑朋友的推荐。这些有意思的出版物，从不同的人口中得知，最后汇聚在这一个二三十平方的空间里。这个举动，特别像“梯”书店，这个名字的逻辑，“梯其实是连通两个空间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工具，作为名字，特别好”。先有了中文名之后，他给梯起了一个外文名，“Telos”，这个词原本是个希腊语，可以翻译成目的、终极。

那么梯书店的Telos是什么呢？

“是一种有趣的文化休闲吧。”梯书店对于周安迪来说，是一个媒介，不单单只是介绍书的书店，“如果你到我们书店来，你会发现喜欢这一类书的人，他喜欢的别的东西我们可能也喜欢，我们就会想把那些东西也介绍给大家”。

店里出售的《追电逐雾》就是他发现的有趣的艺术品，英国的声音艺术家Simon James在到深圳创作以建筑为灵感的音乐时，偶然到了华强北电子市场。Simon收集了不同LED灯发出的声音，处理过后制作了一张专辑，他将音频放在了二手U盘里，采集了一些霓虹灯的照片，夹杂着自己的采访制成了一本小册子，和这个装有音频的二手U盘一起出售。

总之你能在梯书店里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产物，不拘泥于纸质书，也许明天他们就出了一个PDF在店内出售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