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科技传播研究领域分析

文/许雨晴（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

随着新冠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化事件，社会愈发关注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传播。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普及与传播，不再是大众常识中对新知识、新技术的解释，而是事关公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对科技传播研究呈现出多主题多层次的特征，如从对不同时期从事科技传播工作的期刊入手，剖析科技传播内容的发展与变化（陶贤&邱锐，2011）；从不同理论切入，探讨科技传播实践的理论合法化建设（黄时进，2009）；以及科技传播内外生态对科技传播整体的影响等。但是有关于中国科技传播整体发展状况的综述性文章相对较少，少量的综述文章也更加注重对科技传播发展较为成熟的西方学术成果进行研究。基于国内本领域研究呈现出上述特点，本文以国内科技传播相关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可视化研究工具cite space呈现中国科技传播研究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化，梳理该领域国内研究的发展脉络。

由于科技传播的概念，有“科学传播”“科学与技术传播”等诸多说法，目前学界没有较为统一的认知。本文重点不在于这一概念的厘清，因而在检索主题词上，本文选择了同义主题词检索。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文献全文数据，设置检索主题词为“科学传播”“科技传播”与“科学普及”，期刊来源为核心期刊以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经检索获得有效国内研究1254篇。

一、基本情况统计

（一）发文量随年代分布情况

由图1可看出，科技传播第一篇研究性文献在1992年份刊登，阮成武以教育科学作为观察对象，指出当时教育科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并指出其主要原因是教育科学传播推广工作相对不足[1]；陈涵奎以邓小平南行讲话提及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背景，认为科普工作和科技提高工作同样重要，其目的是提高全民科学素养[2]。从后续的研究来看，这两篇文章提到的科学传播推广以及科学普及，一直是科技传播研究领域最主要的研究问题，并且实现了从“观点”走向“实践”。从图1可以将国内科技传播研究的发展阶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结合关键词凸显图（图2）与对文献的阅读，总结各阶段研究主题如下：1992年～1998年，为科技传播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相关研究发文量较少，研究更具有概括性，关注区域科普工作和科学教育问题，研究视野更偏向于上层建筑，农业科技传播研究是主要焦点，并且这一焦点一直贯穿于科技传播研究的始终；1999年～2007年，为科技传播研究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国内相关研究的发文量上升，这一时期，“公众理解科学”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科技传播的更多主体走入研究者的视野，如科学家、媒体等，同时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学说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的贡献开始展现；2008年至2013年，科技传播研究进一步发展，发文量迅速升高，研究主题继承前一阶段的热点并进一步发展，科技传播史与大众传媒对科技传播的影响相关研究突出。学者们开始关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科技传播对我国发展的借鉴意义；2014年至今，是第四阶段，这一阶段该领域研究发文量再度上升，案例研究增多，同时具有视听性质的新媒体成为科技传播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科技传播的理论也从“公众理解科学”发展至“公众参与科学”，置于风险语境之下的科技传播成为研究的主流。

图1 发文量随年代的变化图

图2 关键词突显图谱

（二）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该领域研究成果最为突出的是姚远。从各位学者的研究方向上来看，前辈学者，如翟杰全与朱效民，深耕研究领域更久，研究更聚焦，晚近学者的研究焦点则更分散一些。从这一视角出发，我国在科技传播史、科技传播理论变迁和影响科技传播的元素等相关主题的研究相对更充分；而在不同传播形式对科技传播效果的作用的实证研究还有待深入。

图3 作者共现知识网络图谱

从作者共现网络来看，围绕着高发文量作者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团体。其中以姚远为核心的研究团体最为显著。团体之间合作较少，但是团体内部的合作可观，说明以高发文量作者为中心，其影响力的辐射直接影响了国内科技传播研究领域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经过cite space中介中心性计算显示，作者中介中心性最高仅为0.01。中介中心性反映的是某一数值在这一个研究领域中起到的类似于“交通枢纽”的作用，我国科技传播领域作者的中介中心性特别低，反映出当下我国科技传播研究者有“固步自封”的现象，缺乏跨领域合作和研究的意识，从长远来看，这种在本领域研究的深耕不利于拓展科技传播研究的边界和视野。

二、国内科技传播研究主题演进

基于国内科技传播研究主题发文量时间分布，本文将国内科技传播研究大致分为1992年～1998年、1999年～2007年、2008年～2013年和2014年～2021年四个阶段。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本文试图从科技传播的三个转向总结国内科技传播研究主题的演进。

（一）从“科学普及”走向“公众参与科学”

从时间上看，“科技传播”与“科学普及”在我国出现于同一时期，对于二者的定义这一阶段的学者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通常认为是对科学技术的大众化表达和传播。“科学普及”的内容是科学技术，尤指农业技术、经济科学等，这与我国当时进行农村改革和市场经济改革有关，其目的是服务国家的经济建设。从其对应的科学模型来看，其基础是以科学家教育大众为特征的缺失模型，基于这一模型的科技传播，认为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且大众在这一类型的知识上是缺乏的，需要被“填充”，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呈现出“由上及下”的特征。

临近21世纪，民主的概念被引入科技传播研究领域，刘兵在1999年首先提出在科学普及中民主缺位的问题，他批评当时科学普及重视具体科学知识的传播，而对“科学精神”避而不谈，更遑论对“科学”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探讨，[3]。朱效民引入“公众理解科学”这一概念，介绍了西方“公众理解科学”理论的发展，强调科普双向性、传播内容的两面性、公众具有拒绝的权利的特征[4]。实际上，“公众理解科学”是约翰·杜兰特的“民主模型”对科技传播的理论重塑[5]，而从后续“公众参与科学”这一理论的发展来看，这一模型的引进，对科技传播的理论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科学传播”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旨在代替“科学普及（科普）”一词，以期能够指代日益多元化、民主化的科学知识的传播工作。

2004年，“公众理解科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公众参与科学”走入研究者的视野。实际上，“理解”与“参与”两种科学传播观念并非是截然分开的，从研究的起点来看，“参与”更像是“理解”的进一步发展，其双向性和互动性愈发明显。2008年左右，国内有关于“公众参与科学”的研究开始成为主流。翟杰全（2008）梳理了科技传播的三个阶段，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公众科学知识的缺失并不必然导致科技精英凌驾于公众之上，公众参与科学基于知晓与理解之上，因而有必要为科技传播建立一个整合性的模型，以推动科技传播与社会发展[6]。

1.从实用主义走向批判

图4 四阶科技传播研究关键词共现

我国科技传播研究主要来自科学研究管理、新闻传播学、出版学和教育学四个领域，研究可分为三个主题：

科技传播生态研究。这一部分的主力军是科学研究管理和教育学相关研究，其焦点是对科学传播实践的现状、存在问题、未来发展和推进策略等的探索，其中最为常见的研究是关于科技传播的政策和科普教育的研究。农业科技传播一直是这一主题研究经久不衰的热门，而近年来风险社会的背景下，也为这一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话题。

其次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这一领域近年来已然成为科技传播研究的最主要力量，这一方面源于科技传播本身天然具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特征，作为传播研究的义项，自然与传播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另一方面也源于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速度之快带给科技传播领域的活力。

最后是科学传播史的研究。这一主题的研究在2008年前后成为爆发式增长。这一领域的研究以姚远最为突出。从研究方法上看，科技传播史的研究多采用原始文献考证或者内容分析法，透析从事科技传播的大众出版物进行科技传播实践的特征和其可借鉴之处。科学哲学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更具有批判性，其研究多从理论批判的视角出发，解析科学传播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以及在科技传播实践中出现的功利主义倾向。

中国的科技传播研究肇始于社会发展需求，以指导实践、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为目的，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影响着整个研究领域的发展，而从民主思想与科技传播的再度融合与发展，科技传播研究的大厦出现了新的“居民”。从实用主义向批判主义的转向，长远来看，批判主义的出现对于科技传播生态内主体之间权力平衡有着积极的意义。

2.从传者视角走向传受并重

研究对象视角的转移，本质上根源于科技传播实践理论的发展与变化。科技传播的理论模型，从缺省模型走向民主模型，带动的是研究者们对于科技传播整个传播链条的多维关注。

我国科技传播研究初期，在缺省模型基础之上建立起的科技传播研究观，传者在科技传播中的实践及其影响是主要关注点。从传播主体上来看，政府如何推动科技传播发展（张义芳，1998），科技传播出版在科学普及中发挥的作用（庄葵，1998）以及如何教育受众提高其科技认知水平（杨尚冰&薛平，1997；林菁，1997）是该领域研究初期的主要焦点。

进入21世纪初期，科技传播的研究进一步丰富，科技传播也逐渐从技术传播演变为科学传播，研究对象也日渐丰富。有关于科技传播主体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扩张。科技传播的传者主体被细化，政府作为指导性力量在这一时期研究中热度不明显，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家则在这一期走入研究者的视野。首先是科学家的角色责任，朱效民（2000）、刘霁堂（2004）分别从作用和角色变迁对此做出论述。科学家形象是另一个研究焦点。这一主题的研究主要有介绍国外相同主题研究的发展（詹琰&胡宇齐&郝君婷，2014；郝君婷&詹琰，2016；刘如楠&王大鹏&詹琰,2017）以及特定群体对科学家形象的认知（伍新春&季娇，2012；周晴&范雨萱&刘彦锋，2017；王颖，2020）。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在科技传播中的角色也开始为研究者所注意，这也标志着科技传播从国家政策的实践问题转变成为传播学领域研究的垂直领域的学术问题。侯强和刘兵（2003）认为我们所言的科学传播一般指面向公众的传播，媒体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一直被忽略，与媒体在实际上的科学传播实践中所呈现的影响力并不相符，媒体自身的特性及其对科学的建构作用表明其在科学传播中正成长为一股独立的力量[7]。媒介技术及其呈现形式是媒体科技传播研究更加关注的研究主题，学者们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框架分析的研究方法，关注某一类型媒体的内容生产特点及其传播效果。在科技传播受众方面，公众的科技素养是研究的重点。区域性公众科学素养是研究的热点，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辅以统计分析获得当下某一区域的公众科学素养状况，同时公众科学素养的城乡差异也被学者们注意到，安徽省社科联课题组2004年进行的万份安徽省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安徽省“农民、工人的社会科学素养和对社会科学的需求普遍低于城市公众和新的社会阶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获取社科知识的渠道不畅”。[8]随着民主模型的引入，对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除了对诸如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社会客观因素等要素的考察外，公众的认知、态度、情感等层面对科技传播过程及效果的影响，而这一类研究的出现与“风险社会”这一理论背景的产生无法分割，杨嫚认为公众与科学精英和政策制定者对科学风险的认知存在鸿沟，其根源在于公众的常人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的落差，对于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的一组反映客观风险的数据，对于公众来说是必须由其自身承担切实的伤害，这种认知更为主观，且包含着价值判断[9]。

（二）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我国近40年来科技传播领域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对该领域研究的基本特征和主题演进进行梳理。我国科技传播领域研究发展进步极快，但也存在着研究主题深耕有余但广度不足，这需要学者们冲破学科壁垒，加强合作交流，使得科技传播的研究领域能够互相融合，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更加全面化、系统化；同时，研究主题上虽然逐步上实现了三个转向，体现了与时俱进，但是也出现了批判能力有余建设能力短板、理论引入有余本土理论建设匮乏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同的社会生态，对学术理论以及实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纵观中国科技传播研究发展至今的40余年，受国际研究的影响颇深，其舶来气息浓厚。国外的研究结论或者取向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还需要学者们做更多研究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