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业服务乡村振兴研究

李奇霖 孙永乐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100083)

一、乡村振兴面临的难点

1978年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收入稳步提高(魏后凯和刘长全，2019)。但目前农村仍存在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农村人口持续外流、人才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等现象，这些都是乡村振兴面临的难点。

(一)乡村产业基础薄弱

农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过去几年，受益于技术推广(如种子改良、农业生产机械化)等，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稳步提高。2020年第一产业规模达到了7.8万亿元，相比于2000年增长了428%。但从占比上看，第一产业的增长速度慢于第二和第三产业，这使得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4.7%震荡下滑到2020年的7.7%。随着第一产业占比下滑，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从数据上看，乡村就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占比从2000年的74%逐渐下滑到了2019年的58.5%(见图1)。

图1 从事第一产业的乡村人员数量及占比

同时，除第一产业规模总量下滑之外，农业现代化水平也不高。一是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不平衡。2020年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3.6%、28.7%和47.7%，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分别是7.7%、37.8%和54.5%。这反映出目前中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变进度并不一致，人口虽然从第一产业流出，但流出幅度慢于第一产业产值占比的下降幅度，第二、三产业对农业人口吸纳不足。

二是第一产业人均产值明显偏低。从三产业的人均产值看，2020年第一产业人均产值为4.4万元，第二产业人均产值为17.8万元，第三产业人均产值为15.4万元。第一产业人均产值仅为第二产业人均产值的25%、第三产业的29%。

三是农业现代化水平偏低。根据《2020年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农业机械总动力仅有10.3亿千瓦，低于2015年的历史高值；农业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为92%，但机播面积的占比和机收面积的占比分别仅有70.5%和75.5%，机械化作业面积偏低。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待改善

收入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乡村居民收入水平明显改善。从数据上看，农村居民人均年总收入从1990年的990元增长到2012年的10990元，年均涨幅达到了11%。2012年之后，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口径变更)从2013年的9429元增长到了2020年的17131元，年均涨幅达到了9%。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稳步提高，2020年我国已经实现了全面脱贫；同时，受益于政策等的帮扶，贫困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还高于全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尽管过去几年乡村地区居民的收入得到了明显提高，但城乡之间、省份之间、乡村内部之间居民收入分化明显。城乡差距方面，目前乡村居民收入相比城镇居民依旧有着较大差距。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达到了4.4万元，农村居民的收入仅有城镇居民收入的38.6%(见图2)。省份差异方面，2020年上海、浙江、北京三地的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位居前三，分别为3.3万、3.0万和2.9万元，收入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如西部一些省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都在1万元左右。另外，农村居民内部，高收入农户与低收入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偏大。2020年，农村居民中收入最低的20%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4682元，收入最高的2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达到了3.9万元。

图2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三)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农村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难

目前乡村地区金融体系发展依旧不完善，城乡金融二元化现象较为明显(谷慎和马谌，2019)。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以及村镇银行等，证券公司等网点下沉到乡镇的比较少，这也就意味着乡村的融资模式主要是以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直接融资参与较少。

当前的信贷管理体制依然沿用“重资产”原则，需要足够的抵押物才能投放资金(郑良玉，2019)，而乡村企业往往并没足够的抵押物来获取信贷资金。同时，乡村企业还存在潜在风险高、还款能力弱、信用等级低以及抗风险能力差等问题。从数据上看，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2017年之后明显上升。2016年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2.49%，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比例为1.74%，两者相差0.75个百分点；到2020年末，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到3.88%，比商业银行整体高出2.04个百分点。

乡村对直接融资的利用程度则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乡村企业以中小规模企业为主，在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等方面比较薄弱，乡镇地区能够达到上市标准的企业并不多；另一方面，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的能力有待提高。乡村企业通过上市等方式获取直接融资的规模有限。从数据上看，截至2020年末A股上市公司合计超过4400家，但注册地址在乡村的公司仅有114家。这些乡村企业的首发募集资金也只有598亿元，占所有公司首发募集资金的比重仅有1.4%。

除股权融资外，乡村地区债权融资的规模也比较小。近年来，虽然中国债券市场稳步发展，截至2021年9月，Wind数据显示中国信用债存量已经超过40万亿元，但信用债主要是以金融债和城投债为主，金融债规模为9.8万亿元，城投债则超过12万亿元，两者占信用债比重超过50%。目前中国高收益债市场发展并不完善，市场投资者更偏好高评级的信用债，对低评级的债券投资意愿并不高，这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获取资金。从2018―2020年信用债发行数据看，信用债发行明显出现了区域分化，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是信用债发行规模最多的地区，合计占比超过了65.9%，而发行规模占比最低的10个省份合计信用债发行仅占3.12%(见图3)。

图3 信用债发行地区发行金额占比

二、证券业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

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证券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表示要加大金融扶贫力度。此后，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等都出台了相关规定。证券业一直助力扶贫工作，截至2020年末，共有101家证券公司结对帮扶294个国家级贫困县，占国家级贫困县总数的35%。在定向帮扶过程中，证券公司深入了解当地乡村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从金融扶贫、产业扶贫、公益扶贫等方面入手，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随着乡村振兴进入新阶段，证券公司可以继续从以下几个方面助力乡村振兴。

(一)拓宽乡村企业融资渠道

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重要参与机构之一，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帮助乡村企业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1.借助国内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助力乡村企业直接融资

我国目前的股权融资市场已经较为完备，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科创板、北交所、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中心以及其他场外交易市场。在过往扶贫经验的基础上，证券公司综合运用承销保荐、并购重组、财务顾问等手段，为贫困地区企业规范公司治理、改善融资状况提供专业服务。

第一，证券行业帮助贫困地区企业在主板上市融资，降低贫困地区企业上市成本，并持续提供后期融资指导服务，使其形成“共生共进”的扶贫模式。证券公司创造性地发挥在投行业务方面的优势，帮扶企业上市融资，并且在企业上市后，还会针对企业所处的阶段，为企业提供个性化融资方案。以招商证券为例，2004年招商证券作为主承销商，帮助牧原股份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上市之后，招商证券以投行业务为核心，联合多个部门持续为牧原股份提供全方位资本市场服务，并多次帮助牧原股份通过增发股票、发行优先股、可交换债等方式从资本市场融资。牧原股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在加大扶贫力度，创设了“政府+金融机构+牧原股份+合作社+贫困户”模式，通过多方合作，有效解决了贫困户缺乏项目资金、技术等问题(见图4)。

图4 牧原股份的扶贫模式

第二，证券业助力贫困地区企业通过新三板挂牌及融资实现转型升级，助力贫困地区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财务管理，改善经营机制。新三板以及其他相关的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入驻门槛比较低，更适合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企业股权融资。为了更好地帮助落后地区企业在新三板挂牌，股转公司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一是对注册地在贫困地区的企业推行“专人对接、专项审核、即报即审、审过即挂”的政策；二是对贫困地区企业减免挂牌费；三是通过其他多渠道助力乡村扶贫，如要求挂牌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履行扶贫社会责任的情况。

证券公司在帮助贫困地区企业在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贡献巨大。一方面，证券公司通过组建专项小组等方式，在发行融资备案审查中，安排专人跟进流程并进行业务指导，对涉及贫困地区公司的项目优先安排、着重推进；另一方面，证券公司从劳务制度、财务制度、产权制度等方面对企业进行规范，引导贫困地区企业规范经营、推动企业全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作为贫困地区标杆带动同类企业提升经营治理能力。例如，中信建投证券与戈碧迦于2014年底达成合作，在帮助其挂牌融资的同时，成立专项小组参与完善戈碧迦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业务部门共同探索未来业务方向。中国扶贫办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证券公司帮助贫困地区企业新三板挂牌融资总金额7.3亿元，项目总数139个；区域性股权市场融资总金额148.5亿元，项目总数458个。

第三，帮助当地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提高企业经营能力。证券公司抽调专家团队深入企业内部，对该类企业的经营、财务风险进行分析，为企业制定科学合理的并购重组方案，帮助其摆脱亏损困境，增强盈利能力。例如，光大证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助力河池化工完成收购南松医药重大资产重组。河池化工于1999年在深交所上市，是广西河池县唯一的上市公司，但近年来因为行业竞争压力加大、公司经营策略失误等原因，经营业绩大幅下滑，2015―2018年营业利润均为负。光大证券针对河池化工面临的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其他中介机构合作，最终确定了一套可行的重组方案(见图5)。重组之后，河池化工实现由传统化工行业向医药中间体研发、生产及销售企业转型，生产经营能力也得到明显提高。2020年河池化工实现营业收入2.4亿元，同比上涨75.6%，EBIT也超过了6000万元，是2012年以来首次转正。

图5 河池化工并购重组方案

证券业协会数据显示，证券公司帮助贫困地区企业通过IPO、增发、在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挂牌等方式获取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其中，区域股权市场和新三板市场挂牌的企业数量最多，通过增发方式获取资金的规模最大(见图6)。

图6 证券公司助力企业获取股权融资数据

目前，中国债券市场总存量已经超过了120万亿元，充分利用债券市场融资对于乡村振兴尤其重要。

(1)扶贫债的发展现状

在政策推动下，我国扶贫债总体的发行数量和金额都在逐年增加。从债券发行方式看，扶贫专项公司债占比更高。Wind数据显示，2019―2020年扶贫专项公司债合计发行418亿元，在各类型债券中占比最高。扶贫专项公司债之所以受到市场欢迎，是因为该债券的发行要求相对比较宽松。从发行方式看，目前公司债的发行主要以私募方式进行。2019―2020年公司债合计发行69只，其中65只债券均是以私募方式发行，可能原因是市场投资者缺乏购买扶贫债的动力，且公募方式的要求更高，因此发行人会先找好投资者，再以私募方式发行。从发债主体看，Wind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1年7月与扶贫相关的债券发行主体依旧是地方国有企业，剔除重复值后的扶贫信用债发行主体共计75家，其中66家是地方国企，占比为88%，民企仅有3家，占比仅4%。其中城投公司有43家，占比达到57%。发债主体明显分化，一方面是因为城投公司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潜在风险较高，企业资质较差，相应的发债难度也就明显提高了。

(2)相关资产证券化产品

证券化产品包括证监会主管的ABS、银保监会主管的ABS和交易商协会主管的ABN。乡村地区企业因为整体经营状况偏弱等原因，发债难度也比较大，但也存在一些优质资产。而资产证券化对于盘活乡村地区存量资产等具有重要作用(郑良玉，2019)。无论是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还是土地资产证券化或是收益权资产证券化，都具有很大发展空间。

一是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已经有很多年，简单来说就是以银行等机构为核心，联通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经济主体(上下游企业、农户等等)，由银行等率先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所需资金，最后在农产品生产出来后，再偿还前期的信贷资金，以此解决农户缺乏初始资金的困难。最开始的模式比较简单，就是“银行+农户+相关企业”，在农户和下游厂商签订合约后，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审核后向农户发放贷款。后来这一模式逐渐发展，如农户联合形成合作社，引进第三方机构，通过多机构参与的方式降低供应链中的潜在风险(见图7)。另外，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不少企业还开始将互联网技术等引入了供应链金融(郑玲艺，2019)。

图7 供应链金融模式

在此供应链金融体系下，核心是银行等信贷支持机构。银行为了盘活存量资产，将信贷资产打包证券化，参与到供应链资产证券化中。例如，银行以贸易类应收款债权为基础，进行资产证券化，从而提前回笼资金。另外，银行还可以承担增信机构的作用，通过票据承兑等方式对基础资产进行增信(见图8)。

图8 以银行为核心的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模式

除了这种模式外，资产证券化也可以由供应商发起，以应收账款为核心，进行资产证券化。在供应链上的供应商在将商品出售给相关企业或个人后，获得应收账款；为了尽快回笼资金，供应商将应收账款出让给保理公司，缓解资金压力；保理商则进一步与相关金融机构合作，将应收账款打包证券化。当然，除了这种方式，在供应链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还发展出正向保理ABS、反向保理ABS、票据收益权ABS等产品。这一模式在此前的乡村扶贫过程中也有使用，例如在招商证券与牧原股份的合作中，招商证券采用保理ABS的模式，先将应收货款提前支付给相关供应商，从而解决了供应商回款慢的问题。

二是土地证券化。除了供应链之外，乡村地区土地资产证券化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张咪和宋华，2017)。土地是乡村较为充裕的资源，利用好土地资源对于乡村企业筹资十分重要。海外多个国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都使用了土地资产证券化，其中日本通过农协系统很好地实现了小农经济模式下的证券化。简单来说，土地证券化是由农民将自己拥有的土地经营权向银行等金融机构抵押获取资金，而银行等机构为了回笼资金等会将所有的土地打包出售给相关机构，一般会由证券公司等设立专门的SPV来进行，再通过增信、担保措施，打包并证券化，而土地出租的收益则会作为相关证券的还本付息来源(见图9)。国内多个省份进行了试点运行，例如土地信托模式(鲍杰，2016)，即先将土地经营权集中起来打包给信托公司进行经营，而农户则作为受益人，并不参与到后续土地的经营之中，由信托公司去寻找相关的经营者，并且将土地资产打包，回笼资金。

图9 土地抵押证券化模式

(二)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证券业助力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品牌打造，应根据各贫困地区的资源特点因地制宜，协助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实现转型升级。证券公司深耕资本市场，凭借其投行业务、研究业务对市场走势、行业经济发展方向等有深刻认知，在助力贫困地区发展品牌经济的时候，着力在特色产业项目上下功夫。根据各贫困地区的资源特点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可复制、收益高的贫困地区企业发展模式，激发贫困县的内生动能，帮助贫困地区企业规范公司治理，协助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例如，2016年东方证券与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成结对帮扶协议，后续通过吸引电商平台、建立标准化基地等方式，推动当地特产“东方菇娘”增产并走向市场(见图10)。又如，银河证券在帮扶甘肃省静宁县时，深入研究当地比较优势，确定了静宁县“南果北牛”的产业布局，在适合种植苹果的中南部地区大力发展苹果产业，在不适合种植的西北部乡镇则重点发展肉牛养殖业；为了推动当地肉牛养殖行业发展，在帮助当地建立肉牛标准化暖棚与牛产业交易集散中心、援建平凉红牛养殖繁育项目、建设供港肉牛出口创汇基地等多个环节联动发力。

图10 “东方菇娘”产业项目运行模式

证券业还努力通过设立产业扶贫基金以更好地推动当地发展特色产业。在产业基金的设立和运行过程中，证券公司能够发挥专业优势，负责产业基金投资项目的管理。一是通过项目策划、现场调研等一系列投资决策，选择设立子基金、项目制基金或直投等投资方式，培育具有发展潜力的贫困地区企业；二是在提供产业资金的基础上，负责对贫困地区企业进行资本运作、财务预算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三是设立包括股权回购、证券化和协议转让在内的退出机制，方便投资主体在贫困地区企业发展壮大后灵活退出，转而支持新的具有潜力的企业，形成良性循环。此外，在不干涉被投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证券公司还负责监督被投企业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对当地农户的帮扶情况。

以国都证券为例，2018年国都证券与当地政府合作，设立了兴围产业引导基金，该基金由国都证券全资子公司国都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该产业基金还分设立多个子基金，以此划分各自投资方向，更好地发挥自身作用(见图11)。产业基金的设立，一方面直接助力当地龙头企业或特色产业的发展，进而直接或间接地拉动当地经济和就业；另一方面将被投企业和当地贫困户连接起来，或通过在生产销售环节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或为农户提供就业岗位，提升当地贫困户的生产技能和收入。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截至2019年，证券公司自主设立或参与设立产业基金65亿元，充分发挥了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

图11 国都证券产业基金的运行模式

(三)拓宽居民收入渠道与公益助农

除了上述通过产业扶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之外，证券业还能在其他领域帮助拓宽居民收入渠道。

证券公司可以通过充分挖掘金融工具的功能，降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从而提高居民收入。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具有零散化特征，且农业生产往往会出现明显的周期性行情，证券公司可联合期货公司等，探索贫困地区产业“保险+期货”项目，通过期货交易的套期保值功能，降低农业生产中的风险。在银河证券的帮助下，静宁县成功申请了郑州商品交易所确定的全国第一批苹果“保险+期货”试点项目，并设立了西北地区首个苹果期货交割仓库。在“保险+期货”项目中，果农、保险公司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共同参与并且各自实现收益。保险公司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综合考虑当地果农实际情况，设计保险产品；当地果农则通过保险公司为其产品上保险，使得即使在果价低于目标价格时，也能通过获得理赔得到稳定收益；为了对冲农产品保险的价格波动风险，保险公司向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买入相应期权对冲风险；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进而在期货市场复制出相应期权对冲风险。

另外，除了证券行业基于自身业务来帮助乡村发展之外，证券公司也通过其他多种方式助力乡村经济发展，如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通过设立助学金、捐赠教学物资、帮助建立学校等方式助力当地教育行业发展，在对口帮扶地区开展资本市场教育培训等。

三、加强扶持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一)助力农村金融业发展

目前，乡村地区金融资源匮乏，区域金融体系不完善，因此，推动当地金融业发展，对于证券业服务乡村振兴至关重要。

第一，地方政府出台专门的金融政策，引进金融机构，从而促进当地金融资源集聚，优化金融产业布局，为乡村企业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服务。如对于入驻当地的金融机构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给予一定的减免；对新引入的金融机构可以一次性给予财政补贴，后续可以根据金融机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例如，多家券商在结对帮扶的乡镇开设了相关营业部，以营业厅为前沿阵地为当地提供金融服务，成果显著。

第二，地方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金融人才入驻。一是政府可以对进驻本地的金融专业人才提供税收优惠、住房补贴。如对金融领域优秀人才实施个人所得税减免，对引进的金融领域人才提供租房补贴、购房补贴等。二是对于引进人才较为困难的欠发达地区，政府可以通过挂职方式引入中央金融单位或金融机构总部的金融人才，这有利于深化与中央金融单位、顶尖金融机构的协调与合作。

第三，制定考核激励机制。针对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商业保理等机构，政府部门可以制定各自的考核激励办法。例如，针对银行，根据其当地贷款新增额、普惠型小额贷款额、涉农贷款、绿色贷款、银企对接情况进行打分评比，按照排名情况划分给予现金奖励。此外，可以制定对各乡村地区政府金融工作的考核机制，对重视地方金融产业发展、金融监管体系健全的乡镇进行奖励。

第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一是减税降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及时处理各种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严格落实政府收费项目清单，如在行政事业收费领域实现审批管理零收费、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用电成本、燃气成本等。二是建立信用联合惩戒机制，依托监管信息化系统，针对有明显违法失信行为的企业、失信被执行人等失信主体进行行为限制，提高企业、个人等的失信成本。三是降低针对金融机构的收费标准、简化办事流程，为金融机构的入驻和运作提供便利。

(二)加强对乡村地区企业培育，助力企业上市融资

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多层次股权市场，拓宽乡村地区企业股权融资规模是后续政策需要发力的。

第一，完善股权融资的培育机制。在支持贫困地区企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之前，要做好培育工作，提前深入相关地区和企业进行调研，分析市场环境、企业环境、发展前景以及各项运营条件，针对有扩张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企业进行专人培训，深入了解资本市场运营规律以及上市条件，帮助企业进行决策和运行。首先，政府、证券业、金融业可以协力搭建“贫困地区资本市场培育系统”，并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提升上市公司培育服务体系智能化、信息化水平。其次，对具有上市潜力的乡村企业，证券公司可以帮助开展企业上市品牌建设，打造资本市场本土品牌，有利于向全省甚至全国宣传，不断扩大乡村地区资本市场影响力。最后，证券业可以依托政府创新搭建乡村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为该部分有上市潜力的企业提供上市中介服务资源整合等一体化、一站式服务，加强跟踪培育和精准服务，明确企业上市行动路线，完善企业上市后备资源。

第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等资本市场对乡村地区企业上市设立“绿色通道”。此前，对贫困地区的企业，上交所、深交所都出台了专门的优惠政策；后续可以扩展相关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如继续减免相关企业的挂牌费用、加大在当地的政策宣传力度等。2021年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其核心就是服务中小企业，除了“专精特新”之外，北交所对于乡村地区企业也可以加大扶持力度。另外，鼓励当地政府出台专门的资金补贴政策，对于准备上市或者成功上市的企业给予资金奖励，减轻企业上市培育和启动上市过程中的成本负担，“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协调解决上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力推进乡村地区企业上市融资和新三板挂牌。

第三，帮助乡村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一方面，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进行分类，帮助其选定主板、中小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作为上市目标；考虑到乡村地区企业的特征，可以加大在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等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可以尝试引进风投公司解决投资者不足问题，如由政府出台优惠、奖励政策吸引风投机构的入驻，政府、风投机构与乡村企业共同搭建针对乡村地区的风投融资平台等。

(三)培育国内高收益债市场

目前，中国债券市场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低，高收益债市场不完善。农村企业发行的相关债券因为潜在风险高，在市场上缺乏投资者，因此，培育高收益债市场至关重要。为了推动我国高收益债市场发展，一方面要健全一级市场发行制度，针对性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要增强二级市场流动性，保护投资者权益，激发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第一，规范信用评级行为。一是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落实中介责任。如对评级机构设立连带责任机制，即某家信用评级机构因评级行为不公允或重大失误等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失，该机构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二是推广国内投资人付费模式，加强评级机构之间的合理竞争，进一步推动评级市场对外开放。

第二，完善转售交易机制，改善流动性。一是建立多层次的做市商联络网。在联络网中，做市商的经纪公司可以为做市商提供信息服务，支持做市商之间缓冲头寸，提高做市效率。二是缩短高收益债转售的时间限制。如允许私募高收益债券于发行半年或一年后在发行人的非关联机构间转让。三是提升投资机构的参与力度。适当放宽保险机构、银行理财子公司投资限制，如允许保险机构按照自身风险管理原则自主配置高收益债券，允许理财产品在一定比例额度内投资AA以下信用等级的债券。四是加快违约高收益债券交易机制建设，推广“违约债券匿名拍卖+动态报价”机制，提高违约债券的二级市场流动性。2020年2月同业拆借中心制定《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银行间市场到期违约债券转让规则》，规定参与机构可以通过协议转让或债券匿名拍卖开展到期违约债券转让。

第三，保护高收益债投资者，增强高收益债投资意愿。一是可设立偿债基金、回售赎回、控制权约束、合并限制等限制条款，并且发行人信用等级越低，限制条款附加率就越高。二是健全高收益债的破产清算制度，比如专门设立破产法庭，发行人或三个以上债权人可在债券违约后申请公司破产，债权人可在公司破产清算中获得部分补偿。三是发展信用衍生品工具。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上信用风险定价和对冲工具仍比较缺乏，后续可以大力发展信用违约互换(CDS)和债券抵押债务凭证(CBO)这类信用衍生产品。

(四)推动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

鼓励证券行业探索更多新的金融品种，进一步推动农村供应链金融的发展。

一是推动金融科技在农业供应链金融中的应用。首先，可以使大数据、云计算与农业供应链金融相结合。金融机构可以依托数据储备建立大数据风险管理模型，通过云计算技术从贷前、贷中、贷后实现智能化管理，设计并提供纯信用、免担保产品，比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农村征信体系，形成行业黑白名单。收集链条企业、农村合作社和农户的个人信息、交易信息等，建立信用模型和数据库，并及时更新各个主体的信用情况。其次，借助区块链技术搭建“区块链+金融服务”平台，保证资金交易与业务交割数据完全真实，规避人为造假与投机行为。最后，通过物联网技术建立农业供应链管理系统，使金融机构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监控供应链内的企业商品，有效减少物资与资金的非法转移，进而大大减小农业供应链融资风险。

二是加强政府、银行、核心企业及第三方平台深化合作创新。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建立了“中征动产融资服务平台”，引导企业与银行通过该平台为供应链融资提供信息支持。未来可以参照该平台在农业领域建立更多供应链融资、票据平台，实现核心企业信息与信用在全产业链的流转。

三是加强相关领域的法律建设与监管力度。供应链金融主要以应收账款等为基础资产，但在实际运行中也会存在凭证造假等问题。对此，相关金融机构应加大对相关资产的监管力度，坚持做到以真实贸易为基础，对底层资产进行穿透式管理。

(五)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第一，财政政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至关重要，后续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发挥财政资金的引领作用。可以由财政带头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过程，推动由当地地方政府带头设立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并鼓励证券等社会资本参与其中，推动基金规模扩大。同时，需要加强对产业基金投资的监督和风险控制：一是在帮扶前，证券公司等需要对接受产业基金援助的目标企业或产业进行深入调研，评估目标企业资质以及产业可行性，衡量产业收益和潜在风险；二是在帮扶过程中，需要加强与目标企业的合作和对目标企业规范运作的监督，如设置对目标企业的监管或考评机制，确保产业基金的规范高效，同时保证投资者利益。

第二，发挥证券公司在投行业务等方面的优势，因地制宜，助力打造当地龙头企业。一是鼓励证券公司与多方合作，深入调研当地经济、产业等现状，因地制宜为当地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二是鼓励证券公司帮助乡村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三是需要为乡村企业提供更多的咨询业务，缓解乡村企业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满足乡村企业对于上市融资、行业发展等方面的需求。

第三，重视乡村人才的培养。乡村的本地人才对乡村的发展情况更加熟悉，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当地资源，优化当地资源配置，还能更有效地带动当地居民转变思想观念。后续应加大对乡村人才的培育力度：一方面，开展乡村地区金融知识的普及，证券行业利用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帮助当地村民和企业等理解融资、证券等资本市场概念，了解各项帮扶项目的原理；另一方面，加强针对乡村基层管理者的金融培训，如定期组织乡村管理人员实地参与资产证券化、股权债券融资、产业基金等项目的流程，了解各项目的实际运作过程，强化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并能帮助乡村管理人员主动发现新的帮扶点，加快促进乡村发展。 ■

注释

1. 过去几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贫困线标准也有所提高，目前的全面脱贫是按照2010年划定的每人每年2300元标准来计算的。

2. 数据来源于Wind，排除一线城市下辖区的村，如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韩村河村。

3. 河池县整体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有多地是贫困乡，河池化工是河池县重要企业。

4. 比如德国的土地证券化制度仍采用的是土地抵押信用合作制度，土地合作银行或土地改革银行在抵押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设立。日本的土地证券化则具有明显的层次，以农林中央金库、农业信用联合会和基层农业协同工会等为基础，实现在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土地证券化。

5. 美国在农产品期货业务上经验丰富，自1865年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谷物期货合约开始，美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经历了150余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中心。借助完善的期货市场，美国大量农场都会使用期货或期权对冲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