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特区建设的历史变迁、基本规律与经验启示*

2022-02-02 00:33许瀛彪于泓源
深圳社会科学 2022年4期
关键词:特区时期改革开放

许瀛彪 于泓源

(1.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北京 100081;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2.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北京 102299)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建党百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其中,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区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独特辉煌的一笔。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时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因时因地制宜设立的特别区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特区具有鲜明的改革功能与探索意义,是我国经济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起点与载体。然而,“特区”这一名词并非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其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不同时期特区的表现形式不同,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亦有不同,但中国共产党特事特办,以特区形式解决时代问题、不断促进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作为制度探索的重要抓手,特区在政治或经济等方面实行特殊的政策和管理模式,发挥了排头兵与试验田的作用。不同历史时期设立的特区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探索发展策略的缩影,特区发展历程是党的百年历史的精彩印证。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1](P399)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本文旨在梳理中国共产党在各时期设立与发展特区的基本规律,为充分理解百年大党不断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独特治理密码提供有益视角。

二、建党百年特区建设的历史沿革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党的百年历史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孕育了肩负不同历史使命的特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宁特区的创立

毛泽东同志在其《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认为,在中国的革命形势下,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奇事,这些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2](P48-50)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刻理解,也正是这一指导思想为陕甘宁特区提供了理论基础。[3]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的中国社会,其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以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策略。1937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开启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将所辖区域设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以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全民族抗战局面。自此,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4]

政治上,陕甘宁特区实行边区参议会制度,采取边区、县、乡三级议会制。为了贯彻“三三制”,1941年边区议会实行了彻底的普选制度,这为推进当时全国的民主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团结了边区内的各革命阶级,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稳定的后方支撑。例如在边区二届参议会大会上,各阶级选民都参与了各项议程和活动,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得到了锻炼。[5]为建国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经济上,陕甘宁特区亦十分注重解决因经济封锁导致的问题。如1940年8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给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的信中强调了发展经济和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1](P366-368)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政策,边区财政遭遇重大困难,毛泽东同志针对经济工作这样谈到:“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1](P465)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自力更生的精神,边区政府采取了缩减编制、分级收税、奖励免税、发行公债等政策,促进了边区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人民群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危难之际,厉行勤俭节约的良好面貌。同时,边区政府在农业生产上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并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联合抗日根据地内的各个阶级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在社会层面亦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松动了原有的带有剥削性质的农业土地关系结构,在改善劳动人民社会地位方面成效显著。在军事上,陕甘宁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持久战的大后方,为开辟敌后战场、扩大根据地、打击侵略者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解放战争乃至胜利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生力军,有效锻炼了人民军队。[6-7]可以说,陕甘宁特区在国内革命、抵御外敌、建立新中国的时代课题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亦在这段时期里成长壮大起来,为后来领导全国性的人民政权积累了经验。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业特区的探索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在全面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我国开始将工业建设作为重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由革命过渡到建设。我国成功进行了“三大改造”后,正式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由于当时对经济工作的认识和经验还不足,对社会发展速度的预测过于乐观,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遭遇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完成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按照该方针,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了几个工业特区,特定政策使得工业特区内的产品质量有所提高,在经营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方面都获得较大提升,同时也满足了当时我国的三线建设任务。以建立的时间先后为序,以下几个特区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油储备的匮乏是我国工业化发展的一大阻碍。1959年,黑龙江松辽地区发现了石油,大庆油田自此迅速发展,至1963年时已经能够年产600万吨原油,建造油井1178口,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3%,基本实现我国石油资源的自给自足。[8]为了提高生产能力与生产水平,1965年1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安达特区,实行政企一体化领导体制。安达特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工业特区。特区政策加强了党对于矿区的集中统一领导,精简了矿区政府,有利于油田的统一规划与工作安排,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管理与工作模式为后来我国开发胜利油田与辽河油田等提供了宝贵经验。其次,在20世纪60年代,因国际形势的恶化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国家开始重视三线建设。攀枝花地区拥有的铁矿储备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成为了我国“三五计划”的建设重点。1965年,中央同意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攀枝花特区基本上采用大庆形式,实行有利于钢铁工业发展的政企合一的制度。[9]最后,在三线建设过程中,为了配合攀枝花地区的钢铁工业发展,1965年国务院在六盘水地区设立了工业特区。六盘水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同时地处峡谷、深山、溶洞等特殊地貌区域,符合当时“三线建设”的“山、散、洞”原则。国家政策对于六盘水地区重点倾斜,煤炭部从全国各地煤炭行业单位抽调技术骨干及劳动人员,短短一年便调集了5万名建设者支援六盘水地区。[10]资料显示,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共向六盘水投资29亿元,使得六盘水飞速发展。[11]由此可见,我国在建设时期为解决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家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家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在多地设立了政企合一的工业特区,企业行使行业管理职能。工业特区在计划经济时期对当时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特区的兴办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指出全党的工作重心应当重新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会上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拉开序幕。党中央本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决定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配合来共同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同志对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P373-374)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特区在这一思想引导下产生。

在改革初期的1979年,习仲勋等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到中央汇报工作时就已经有了创办经济特区的想法。对广东方面的想法,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提出设想,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13]同年党中央及国务院决定率先在深圳、厦门、汕头、珠海四个沿海城市试办出口特区,广东省与福建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设立出口特区是为了突破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沿海经贸便利地区进行市场经济试点,这符合国际化大生产的趋势。1980年,“出口特区”被正式命名为“经济特区”,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历程。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创办经济特区自然会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邓小平同志通过提出经济特区的思想解决了这一问题,同时指出经济特区从功能上看是为了发展经济,从国家战略上看则承担着试验功能。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特区的定位更加突出地表现为支持制度创新的试验田。[14]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如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大经济特区在2009年以全国0.44%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国4.04%的GDP,[15]有力说明了设立经济特区的正确性。2010年,为了平衡区域发展并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正式批准喀什设立经济特区,并赋予国家计划的单列权限,加速该地区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深圳是最具标志性的经济特区,地区生产总值在2021年已达3.07万亿元,实现了经济的飞跃发展。[16]从一个边陲小镇跨跃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这期间深圳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缩影。

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从实际出发,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建设经济特区,领导我国融入世界经济,带领中华民族实现富起来的目标。历史经验表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这些历史成就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所述,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推动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17]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示范区等的先行先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雄安、深圳、浦东、浙江等陆续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要打造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深圳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要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201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发布,中共中央支持设立雄安新区,雄安担负起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的重要使命。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继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与上海浦东新区后又一重大战略抉择。2019年8月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明确了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18]自此,深圳不仅要引领经济发展,而且将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为我国未来的发展积累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道路。2021年4月23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发布,明确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战略定位。为贯彻中国共产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浦东新区将在高水平、深层次的改革开放事业上闯出一条新路,为全国提供可复制推广的经验。202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明确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浙江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关乎民生的重要领域方面实现了“蛋糕做大”的目标,当前更强调通过共同富裕保障未来各项事业发展的可持续性。除此之外,为了实现贸易繁荣,配合全球分工,在2013年到2019年,我国陆续批准了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带动了全国经济贸易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成为了阻碍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短板”。为了进一步谋求发展,跨越大国发展中的“卡夫丁峡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发展中的问题,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均是为破解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问题而诞生的。这些示范区、引领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地,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更深层次的内涵,更加有针对性地指向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提出的目标性改革、关键性试验、重要性探索。从地理位置上看,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缩影;浦东新区是通过发挥上海的辐射作用,实现长三角一体化;深圳是在“双区”驱动与“双区”叠加的历史机遇下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而浙江则是在我国沿海发展较均衡的地区发挥共同富裕的试验田作用。从功能定位上看,雄安、深圳更加强调改革,通过政策试点等方式以改革促开放;浦东更加强调开放,要求在科技、金融等领域形成开放高地,为全国提供有益借鉴;设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则是在经济发展较为前沿,发展较为均衡的地区为未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示范。示范区、引领区之间也在相互借鉴、学习,以谋求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谋求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9]这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不断地摸索与实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会在这些地区率先实现协调发展,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也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彰显新时代中国锐意进取,努力寻求更为均衡、更为充分的发展之路,破解时代难题的决心,更是中国共产党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精神的充分体现。

三、建党百年特区建设的基本规律

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起到的作用、产生的效果有所不同,各时期特区在特事特办理念的传承及政策试验方法等方面是具有共性的。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主线,纵观各时期建立的特区,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特区的建设背景、建设内容与建设成果方面的规律是有迹可循的,由此可以归纳建党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特区建设的经验。

(一)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不同的特区建设背景

从上述四个历史时期的特区发展来看,特区一直都是在各时期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适应时代背景而设立的,实行特殊制度的特别区域。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人民,中国共产党必须分清当时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选择合适的政治策略。设立陕甘宁特区便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各个有意愿对抗帝国主义的阶级的政治策略。陕甘宁特区向全国人民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向全中国展现出陕甘宁特区的巨大政治前景,中国人民有机会看到共产党人的工作方式。这也使得中国共产党通过建设陕甘宁特区,摸索出一条改造中国社会,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径;其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中国社会,工业特区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规划、统一管理,是对当时政府的条块式体制的一大突破,有利于各地重工业的发展。政企合一制度下,特区政府在领导企业生产的同时,行使政府职能,提供社会产品,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工业建设的特殊时期实事求是、特事特办思想的体现。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同志曾在不同场合21次提到“三线建设”,其中明确提到攀枝花开发建设的就达6次,这体现了工业特区对我国工业起步发挥的关键作用。[20]复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积攒了足够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新的经济模式已经呼之欲出。此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业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经济特区,突破了只有计划经济才适用社会主义的片面思想,破除了思想桎梏。中共中央开放沿海城市,使得国外先进资金、人员、技术得以流入,发挥了几个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同时又带动内地人员的就业、创业与内陆地区的发展。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区需要找到新的发展“支点”。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央先后支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等,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这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一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不断进行的摸索与实验。

(二)不同的历史使命要求不同的特区建设内容

各时期特区肩负不同的历史使命,特区建设内容与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时代课题、国家发展重大战略规划等息息相关。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陕甘宁特区内的政治制度建设如参议会制度、“三三制”建设,皆是新中国政治制度也即人民代表大会与政治协商会议的雏形;[21]经济建设方面,陕甘宁特区积极调整贸易税额,扩大政府财政,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文化方面提倡男女平等,推广文化教育,提倡社会主义文化,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十分先进的。陕甘宁特区所具备的强大政治号召力,激发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热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了便于发展工业,集中统一规划各地区重工业部门,中国共产党设立了众多的工业特区,实行政企合一的管理模式,创造了大庆油田、攀枝花铁矿、六盘水煤矿等工业成果,这是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老一辈的共产党员与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开拓出的工业化之路,为我国的工业起步提供了契机。1953到1977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为6.5%,虽然不及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但也是一个不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特区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保障了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国家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复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创造性地设立经济特区,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以“先富带动后富”思想为指导,经济特区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以往传统模式的发展之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激发了人民的劳动热情。最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努力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成为当前的历史任务,特区的使命也必将进行战略升级,如深圳被赋予在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城市文明、民生幸福、可持续发展各方面树立新时代标杆作用的重要使命。又如浦东新区被赋予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的历史使命。再如浙江则被赋予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的历史重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特区建设直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努力开辟高水平、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这不仅是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指引,也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

(三)不同的时代课题孕育不同的特区建设成果

不同的时代课题孕育不同的特区建设成果,特区的建设成果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时期完成的历史使命。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同国民政府进行合作,搁置政治分歧,创立陕甘宁特区,团结同胞共同抵御外敌。这既解决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又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政治成效不言而喻。陕甘宁特区政府还在妇女权利、土地改革、政府治理等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提升了中国革命的影响力。同样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也走向成熟,开展了整风运动等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自我革命。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业特区成功使得我国拥有了一条较为完整的工业链条。从1965年工业起步开始,我国的工业体量开始较快增长,如前述之攀枝花铁矿,1970年7月达成了“七一”出铁的胜利,1971年达到出钢的能力,1974年已经可以达到15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9]这些工业特区为当时身处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的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储备,使得我国军工、民用产业开始兴起,推进了我国工业化进程。该时期的特区制度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资源丰富、易于发展重工业的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建设时期的特区制度毕竟是为了我国工业初期发展而构建的。国家对特区的巨额投资使得国家财政负担加重,长时间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政企合一制度虽然短时间内可以夯实我国工业基础,但从长远来看也有弊端。这为我国后来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复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深刻总结改革开放前的经验与教训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谋划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随着经济特区政策落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也被逐步摸索出来,我国发展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先进经济模式。[22]该种经济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制度缘由。随着外资的引入和国内市场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向前,经济体量随之不断扩大,人民的生活质量、社会教育水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人才、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通过经济特区这一对外开放的“窗口”不断引入,助推创造了40多年来我国的发展奇迹。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也逐步成熟,市场经济与国家性质无涉,只是一种经济发展手段,市场的作用被不断肯定。最后,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暴露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亟需破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共同富裕示范区均是为破解发展中的新问题而诞生。这些示范区、引领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地,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更深层次的内涵,更加指向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攻坚,这是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提出的重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时代课题决定了深圳等示范区的建设不惟强调经济建设,且需努力在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上、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上发挥先行先试的排头兵与试验田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争先。

四、建党百年特区建设的经验启示

特区的建设与发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中国共产党以建立特区的方式解决时代问题的理念在不同时代承继。对各时期特区建设的经验进行总结,有助于厘清发展路径,为我国的制度创新提供迭代升级的发展思路,这是唯物史观的要求。

(一)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人民主体性相结合

特区发展历程是党的百年历史的精彩印证,其中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人民主体性相结合是一个鲜明的经验。首先,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3]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划,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是十分切合中国实际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有力领导特区,大力发展经济与军事,联合各革命阶级,才保证了革命火种得以在陕甘宁特区延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中央推动工业特区政企一体化发展,协调生产与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果断设立经济特区,给予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面对艰巨复杂的改革任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把握好改革正确方向,同时兼具灵活性与创造性。

其次,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落实到实际建设过程中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宁特区作为战略基地,发动全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作斗争,人民战争路线在此实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业特区的劳动者以其勤劳勇敢的品质铸就了“铁人精神”“攀枝花精神”等重要精神财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特区人民勇敢创业,敢为人先,有力推动了特区的经济发展,为全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雄安、深圳、上海浦东、浙江等地人民奋发图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争先。

最后,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我们党历来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特区发展的创新创造活力。百年特区建设历程启发我们,我们党科学指引人民群众奋斗的正确方向,人民群众就能在党的领导下有方向、有信念、有力量地不断创造更多的奇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陕甘宁特区里,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提高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为革命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业特区的党员同志与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实现了工业技术的本土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共同形成的“特区精神”依旧引导新时代的中国前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时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深化改革,用新发展理念探索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激发人民的创造热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保障并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有关“公平”分配的理论,所有社会主义方案都是以分配为起点。[2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表明,在党的领导下改革的红利终会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上,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分享是顶层设计中的应有之义。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2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做出巨大努力,推动我国民生事业巨大进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使得党的领导同人民群众主体性充分结合起来。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真理是不断发展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性,也具有在一定条件下的相对性。真理也是一种认识,认识同样因为不同历史条件下人的实践所受到的局限而具有相对性。[26]各时期特区政策的施行就是与时俱进理念的贯彻,结合现实社会发展看问题才能保障事业顺利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彼时中国共产党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革命政权,陕甘宁特区因此设立。特区内部发展民主政治、经济、文化等就是党在实践中不断探寻社会发展的途径,为胜利夺取全国政权打好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发展遇到瓶颈,无论是设立工业特区还是经济特区都是为全国经济发展探路。经济特区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破除万难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总结我国发展的经验后,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全面发展之路。“先富带动后富”的指导思想必然要求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示范区、引领区作为新时代发展的社会试验,也势必会提供更丰富的发展经验。

事物的发展是依靠矛盾的推动,矛盾双方互相克服,互相转化。列宁有言,“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同一,是怎样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27]矛盾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往往呈现出共性和个性,一般和特别的关系。特区的建设是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纵观我国社会主义各个时期建设历程,从来都是特区率先试点试验,而后先进经验推广全国。特区实质上就是一种试验,[12](P130)在这种试验中一直遵循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规律。特区的因地制宜如深圳沿海和毗邻港澳的经贸便利是矛盾特殊性的体现,而特区的普遍有益经验则为矛盾普遍性的体现。对于矛盾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奉行实事求是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28]特区的发展历史证明了当我们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时,人民的事业就能无往不利。

(三)坚持先行先试与法治保障相结合

坚持先行先试与法治保障相结合是特区发展乃至特区经验推广全国的重要路径。

首先,政策在特区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先行先试作用。作为法律的源头,通过政策试验既保证了不会产生同既有法律的冲突矛盾,又保证了特区发展在法律框架内的灵活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所辖区域对烟毒一直采取禁种、禁运、禁吸的“三禁”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随即制定了一系列更为严格的禁毒禁烟的政策法规。[29]1941年,陕甘宁边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边区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明确规定保护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30]1942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同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从法律上推动了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落实。对于民间纠纷的处理,陕甘宁特区政府摸索出一条由村级、区级到乡级的逐级调解模式,这是对社会权威及文化习俗的尊重,是一项遵循法治原则的进步政策;[31]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提高生产力,中央政府为工业特区提供特殊政策。如攀枝花特区在1956年开发初期遇到生产问题,冶炼技术差,产品质量差,于是中央政府在1958年同苏联拟定的《中苏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议定书》中特别提出“制定攀枝花钒钛铁矿综合利用的技术工艺”,以此进行技术引进,改进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质量。[20]同时在各工业特区内政府安排劳动者生活,统筹特区内工业发展,推出相应政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并没有现成的改革经验可供参考,对于如何进行起步工作,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32]这句话充分阐释了中央创办特区的“先行先试”思想。此后特区的外资流入、中外合作经营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式逐步被政策许可,逐步带动了商贸旅游业、电子工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3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为了实现更为平衡、更为充分发展,先后探索建立了先行示范区、引领区等,为我国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中央一揽子推出27条改革举措和40条首批授权事项,给予深圳更大的自主权,在相当程度上为深圳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其次,在特区内的政策试验成功后及时通过立法固定下来,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予以复制推广,使特区成果更好惠及全国人民,是特区建设的重要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宁特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公产管理办法》《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草案)》等重要法规,这些都成为新中国法治建设内容的雏形。其中,《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的颁布实施促进了陕甘宁特区的民间调解工作走向制度化、法律化,乃是陕甘宁特区时期对司法制度的一大探索;[34]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务院批准设立安达特区、攀枝花特区等,同时发布政策允许特区内发展特殊管理体制。196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计划管理体制问题的复文》中规定,攀枝花内的各项建设项目,根据特区内政府统一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建设,[35]这是对当时高度集中政策的一大变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深圳等经济特区取得改革试点成功后,中央通过修改宪法和制定相关法律,允许土地使用权转让和资本市场探索发展等举措,确认了改革的成果。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也确立了下来。《民法典》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法治成果,《民法典》适应我国发展要求,向市场主体提供受法律保障的自由,使市场主体获得自主决定的行动空间,令市场中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各种资源要素活力迸发,以激励各类市场主体,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6]

最后,法治保障与先行先试相结合的法理基础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源于经济基础,也服务于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也将反映到上层建筑,引起法律变动。在特区内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对法律进行暂时性的调整,进行政策试点,是制度创新的必由之路,是为特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法治支撑空间。[37]

(四)坚持具体国情与制度优势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甘宁特区的政治号召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业特区的生产驱动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特区的世界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先行示范区等的示范引领力均是特区制度灵活性与优越性的体现。

首先,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之一。在任何时期里,全党全国将人力、物力集中到发展重难点上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经验。[3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要集中优势兵力,重点打击敌人力量,取得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最终获得整场战争的胜利的思想。[2](P227)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临工业化的问题,党中央创办工业特区,调动全国科研、管理人才和产业工人,在几年时间内实现实质性的工业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创办经济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在特区内引进人才、技术及资金,创造了40多年来的经济奇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了应对发展中的诸多难题,中央适时调整发展策略,牵住示范区、引领区等“牛鼻子”,集中力量以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分清各时期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深刻分析基本国情,科学完成各时代课题,将力量集中于所需之处是我国取得优异成绩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能够充分调动现有的资源、着重解决当前时代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创办好特区的底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联合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共同奋斗,建设陕甘宁特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正确处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从根本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投入大生产运动和抗日战争,最终成功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紧紧抓住资源型区域的发展机会,设立工业特区,实行特区内集中领导的制度,最终实现我国的工业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设立经济特区,同国际生产供应链接轨,创造国民经济发展的奇迹。现在的中国恰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是一大发展机遇。特区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补齐我国发展的短板,为我国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39]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40]认真分析各时代的主要矛盾,灵活调动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并集中力量予以解决,这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工作的科学方法。

最后,重视央地关系的发展,也是特区制度带来的重要经验。在中国这样超大规模体量的国家内领导发展建设,不得不注意到中国幅员辽阔,民族、地方差异巨大的现实。如果不具体分析各地情况而进行“一刀切”的政策,势必不利于国家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时局限制,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特区内发展民主政治,鼓励生产与抗战,通过向全国人民的宣传,展现了陕甘宁特区的发展成果与共产党人的风貌,同当时国内其他地区政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安达特区的成功使得党中央可以在更多资源丰富型地区设立工业特区,考虑到一般政府体制难以协调工业生产与地方发展,中央发展出集中统一领导型政府,区别于一般地方政府同时,同中央紧密联系,促进工业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特区吸取了建设时期的经验教训,中央将权力逐步下放到经济特区,使其得以更灵活地对各项社会政策进行“先行先试”试验。邓小平同志对广东办经济特区问题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东要快一点,宽一点。[41]深圳经济特区4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依靠的不仅是文化、地缘等自身优势,更在于深圳不断地获得中央的赋权。[42]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中央将深圳的地位提升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要缘由。这也要求在注重深圳自身优势的同时通过深圳的先行先试获取能够普及全国的优秀经验。在发展中将中央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差异性结合起来,就要通过特区制度将国家发展战略目的同地方发展实际状况相结合。我国发展出的特区制度就是建立与发展和谐央地关系的有效路径。

五、结语

特区发展贯穿于建党百年各个时期,其发展历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精彩引证。建党百年来特区的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锐意进取,不断夺取各历史时期胜利,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壮丽篇章。从陕甘宁特区到工业特区,再从经济特区到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特区就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应对各时代问题的理念载体。尽管不同时期特区的表现形式不同,需解决的时代问题亦有不同,但中国共产党特事特办,以特区形式解决时代问题、不断促进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人民主体性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法治保障与先行先试相结合,坚持具体国情与制度优势相结合,才能将特区的制度创新使命贯彻到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强调的,我们要“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43]当前,要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从特区历史中汲取智慧与经验,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地走好中国道路。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上,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要发挥先行先试的排头兵与试验田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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