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的国际对话*
——历史回顾、现实透析与未来前瞻

欧阳康 [马来西亚]翁诗杰

欧阳康(以下简称“欧阳”)：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参加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以国际对话的形式认真回顾历史、分析当下，全方位、多层次地深入探讨变化中的世界与中国，希望通过此次国际对话能更加积极地前瞻未来，提升精神自觉。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前副议长、马来西亚交通部原部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先生。翁诗杰主席作为非常优秀的海外华人领袖，不仅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圈具有很高的声望，也对马来西亚的经济、政治和学术发展，尤其是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非常感谢他在一些重要时刻对中国的发展给予的高度关注和热情支持。

今天我们对话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的国际对话：历史回顾、现实透析与未来前瞻”，分为六个议题：第一，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历史进步与思想创新；第二，如何看待中国百年社会发展对世界和亚洲文明进步的贡献与未来责任；第三，如何看待当前世界变局及其提供的机会与挑战；第四，如何看待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关涉中国问题的各种言论；第五，如何看待中国和亚洲国家在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和作用；第六，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友谊与合作。这些问题都是开放式的，希望您和我们一块来探讨，同时也欢迎线上线下的学人能够积极地参与讨论。

翁诗杰(以下简称“翁”)：欧阳院长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次我接到您发出的国际对话的邀请，尤其是看到里面的议题之后，一方面我觉得这些议题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另一方面我是战战兢兢。我将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参与研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不对之处，希望各位，尤其是欧阳院长能够给予匡正，谢谢！

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的历史进步与思想创新

翁：首先我要向中国共产党友人致以诚挚的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中国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整整一个世纪的砥砺前行也造就了共产党。

如今神州大地的繁荣昌盛绝不是偶然得来的，而是累积百年前仆后继、艰苦奋斗的成果。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废除列强制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至大国崛起、盛世再现；从“两弹一星”到天宫一号空间站，中国跻身航天大国前列；从一穷二白到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20年的百年疫情大考中，中国的治理模式优势突出，率先控制住疫情并实现经济复苏。中国在自身尚未摆脱疫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他受疫国家提供医用物资，充分体现出大国担当和不计地缘政治得失的付出。尽管欧美国家群起甩锅卸责中国，但再大的国际媒体话语权也遮掩不了中国独立抗疫控制住疫情，进而复工复产，成为疫情发生后全球经济复苏动源的这一事实。世人如今看到的华夏民族翻身、中华文明复兴乃至再创辉煌，都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开创的局面。

欧阳：感谢您对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历史进步所作的全面概括。我们在讨论一个国家、政党和民族的进步时，实际上有三重视域：从它与自身相比较、与相关国家比较以及从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变化来比较。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百年努力，将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完全独立自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切实为人民带来福祉。经济上，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由1840年的约33%一度下降到4.6%，现下恢复到将近16%。中国消除了几亿人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与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发展进步最大的特点是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全面地由中国人自主掌控。这种发展路径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从处于世界发展的洼地逐渐崛起，逐步形成最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产品。同时，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一定提升。

同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思想上的巨大进步，最根本的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和自我定位取得巨大进步，认识到中国只有先发展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对世界现代化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认识，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比如我们把西方现代化引进中国，但不是简单地把西方现代化模式移植进来，而是走出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我们还把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结合，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进步，既有传承与借鉴，也有变革与创新，它不仅能解决中国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能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在更好地走向未来中所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

当然，我觉得回顾百年中共党史，既要看到成就，以增强自信，也要看到问题，以保持清醒。比如，对中国发展中的GDP还要保持辩证态度和客观认知，在人均GDP和单位GDP能耗方面，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总体上，既要看到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也要关注潜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走向未来。此外，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人类进步事业和文明发展进程中，还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做好必要的储备。

如何看待中国百年发展对世界和亚洲文明进步的贡献与未来责任

欧阳：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伟业既是在解决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独立和繁荣富强问题，也是在为世界人民的自由民主独立和繁荣富强作重要贡献。历史上，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亚洲战场中最坚实的力量，遏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为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杰出贡献，也为促进人类和平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中，中国是非常积极的中间力量，促进了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和崛起。随着世界现代化的全球拓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为各国人民幸福生活提供便利。

翁：其实对新生代的海外华人来说，中国的进步最直观的表现就是GDP的上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复兴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同时也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抗中”集团的无理反扑。他们虽心知肚明中国崛起已势不可挡，但美国坚决不容自己的霸主地位拱手让人，处处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但这既无助于提升自身竞争优势，也尽失大国风范，充其量只能为中国的“去美元化”和“科技赶超美国”设置障碍。实际上，美国已经意识到对这两大支柱的冲击，将会造成自身丧失霸主地位的致命伤。它和它的一众附庸国以捍卫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为由，串联成“反华抗中”联盟，并辩称它们与中国之争是“民主自由”与“极权政治”之争。中国从不曾输出自身的意识形态，也从不曾胁迫他国表态站队，西方集团的立论根本站不住脚。

欧阳：中国未来如何进一步对世界和亚洲文明进步承担责任、作出贡献？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每年举办一次全球治理·东湖论坛，今年(2021)研究地缘政治。我们关注地缘政治有一个特别的视角，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政治走向多极化，它们不是同向的，这也是世界格局中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实际上，世界各国经济走向高度一体化后，各个国家的特殊利益反而更加凸显，各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利益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和保障。我认为处理地缘政治问题时，必须既要有历史的视域，也要考量现实利益的交汇，还要警惕域外势力的干预。各个地区的事务应该由这些地区的国家来讨论，来共商、共建、共享，这是全球正义的一种表现。

如何看待当前世界变局及其提供的机会与挑战

欧阳：可能翁主席也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样概括世界变局的走势以及它所提供的机会与挑战，这对我们认识当今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您能不能谈一谈这个问题？

翁：事实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酝酿多时，与其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导因，不如把它喻为“最后一根稻草”。国际秩序正处于新旧交替阶段，美国的霸主地位一去难返，中国多维崛起已经是事实。我觉得现阶段中国不必急于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因为这不仅会坐实欧美国家对华的指责，也会让众多弱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受美国地缘外交手段的影响而倒向美方。大多数国家都还在观望正在形成的国际新秩序，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分歧的忌惮也确实存在。我认为中国正确的选择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循序推广落实，将“一带一路”高质量推进，同时，配合软实力的厚植和对疆域尤其是南海水域主权争端的审慎处理，不给西方“反华抗中”集团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

同时，中国的双循环战略与“十四五”规划，在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落实下预计会如虎添翼，中国的贸易能量将进一步扩展，但在这利好的势头之下也要警惕变数。美国当前对华的态度是准备以举国之力，乃至串联全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打击中国。美国对中国参与的跨国协定频频设置障碍，并非前无先例。美国两党当前以“反华抗中”为主要共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不容乐观。

在国际媒体的话语权和能见度方面，中国媒体更是受美国的重重挤压，即使是美国国内少数支持中美合作的智库学者也会屈从于“政治正确”的压力。中方要在这个方面突围，就必须厚植境外知华、友华的智库喉舌。这种“大外宣”与“大内宣”迥然不同，它是中国全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重要环节，它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以境外听得懂的语言和道理来讲述“中国故事”，进而让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亲切可爱。

欧阳：您谈到的诸多问题和建议，都关切着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非常中肯，非常感谢！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进的，一方面顺势、借势、用势，将世界格局演变转化为中国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促进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谋势、造势、促势，推进全球治理格局的健康发展，中国从长期的跟跑，到逐渐与一些发达国家同行，现下在局部领域领跑，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在世界百年变局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非常复杂和严峻的问题，包括您谈到的美国对中国的恶意打压。怎样才能保证人类文明在未来的健康发展，我想这涉及三个全球正义方面的问题：第一，如何在世界未来经济发展中为各个国家保留必要和足够的发展空间？过去一百年，世界各国实际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如今更是拉开差距。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引起了西方一些人的特别关注，甚至遭到严重打压，这从一个经济问题转变成国际正义的问题，也成为百年变局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第二，如何保障各国应有的政治话语权？世界各个区域经济发展后，在政治话语权上，美国一家独大的情况有所弱化，其他各种声音逐渐加大，中国也有了一点话语权，但还非常弱。西方一些政要和媒体不遗余力抹黑中国，垄断国际政治话语权，其是否隐藏着一种特殊的强权政治，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第三，如何保障国际组织的正当权益？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RCEP、CPTPP等组织和协议都是随着国际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而建立的，其成员国都希望共同发展，它们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必要补充。近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和协议也受到比较大的打压。我认为这三个问题的解决亟需构建一个更加合乎文明逻辑和全球正义的体系。

如今全球治理的变局根本上就是强化全球正义的价值取向。我特别注意到您谈到的关于后疫情时代的问题，您说新冠肺炎疫情是“最后一根稻草”，这是不是可以从三个意义上来体会：它像一个激发器，把社会的矛盾全部激发出来——不仅是各个国家内部的矛盾，后来还变成国际的矛盾；它还是一个加速器，改变了整个社会原有的运行方向和速度，使很多矛盾在一瞬间突发；因而它又变成了一个牵引器，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后续发展方式和方向。

如何看待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近来关涉中国问题的各种言论

欧阳：中国的崛起太受关注，被拉到了聚光灯下，压力实在很大。如何看待一些西方国家近来关涉中国问题的各种言论，能不能请您谈一谈？

翁：我以这次七国集团峰会的《公报》为例，其中有几点是关系中国和亚洲前途的，全文有70段，直接涉华的有3段。其中，第49段，在“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七国集团在美国的教唆下，利用新疆和香港问题，明目张胆干预中国内政；第60段，第一次把台湾问题写进公报，七国集团所谓的印度洋、太平洋自由开放航行权利从不曾受威胁，所谓的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和台海的现状，与其说剑指中国，不如说是倒叙美国当年的行为。

回顾历史，没有1971年美国把钓鱼岛连同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方，就不会有如今东海的剑拔弩张；没有美国否定自身于1947年承认的十一段线(九段线前身)，就不会有如今的南海争端。美方声称以国际法规为准则，自身却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约国。同样的，台海的对峙也是美国当年介入国共内战的恶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给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护驾，中国的统一早已水到渠成，更不会出现台海危机。

总体上，这次七国集团峰会是拜登总统为使美国重新执掌西方世界领导权力而举行的，同时意图将之重塑成另一个“反华抗中”平台。这次峰会至为重要的抓手是集七国之力，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所谓“民主的替代”选项，即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3W)，这是刻意把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需求绑上美国意识形态战车的可恶行径。

多国在涉及新疆、西藏、南海、东海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言论上，都离不开引述受欧美资本掌控的国际媒体和智库的评论。这些国际媒体和智库引领舆论风向，尤其是在对华问题的评论分析中明显暴露出维护美国霸权、独尊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本色，它们互相引述、转载，甚至捏造、诬赖，营造一种全球反华、堵华的氛围，从而妖魔化中国。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不纯然是大国的外交博弈，更是一场争取全球人心的信息观感战，讲究的是软实力的较量和媒体话语权的运用。

欧阳：您以海外华人的视角对中国面临的西方“反华抗中”集团反扑所做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建议非常具有建设性，我们将认真关注这些方面。

翁：我认为，中国面对西方“反华抗中”集团的围追堵截做出积极部署是必要的，当前经济发展的双循环战略，以内循环为主轴，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而是防范受制于万一。美国正处心积虑要重塑世界供应链的分布,千方百计诱使美资及其附庸国企业迁离大陆，然而并未得逞。中国的全产业链已日趋成熟，企业的考量因素主要是市场得失，而不是民粹政治或意识形态。中国当前关键应考虑的是如何把自身的新动能优势，如数字经济、绿色科技的新基建、公共卫生的治理体系等推广出去，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进而令这些国家有获得感。这种与技术转移相似的“中国智造”模式，在落实中应该着重于中外合作、在地研发，甚至可以冠上当地具有民族色彩的产品型号，让外方有参与感、分享光环，从而为中国地缘政治加分，赢得外方好感。

欧阳：我非常感佩您的中肯评述。我认为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中国的态度转变背后，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第一，这些国家是否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的思想，见不得落后国家的发展，希望继续以剥夺他国利益的方式保持自身发展。第二，在评价世界正义、公平、合理性时是否存在双标或者三标、多标的问题，从根本上违背国际公平正义原则。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的伙伴身上就不成问题，而发生在与自身关系不太友好的国家身上就罗织罪名来加以制裁。第三，是否存在狭隘的国家利益驱动甚至集团利益驱动的问题，违背国际公平正义和合作原则。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发表的各种涉华恶劣言论，包括您谈到的七国集团峰会《公报》的内容，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需要反思：第一，违背基本的事实和科学精神。第二，对一些国家恶意中伤、横加指责，这是违背国际道义的，很难在全球未来的发展中真正赢得各国的信任与支持。第三，能否将未来的国际秩序建立在国际正义的原则基础之上，国际正义是全球治理的根本性前提和价值基础。

如何看待中国和亚洲国家在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和作用

欧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涉及世界和平和全球共同发展，也可以以各地区的命运共同体方式构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共同发展繁荣。只要以尊重历史、现实以及各国利益的客观立场，以友好合作共赢的方式来解决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中国和各地区都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积极贡献。

翁：世人普遍把21世纪视为亚洲世纪，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正重返世界经济之巅，另一方面是整个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相继崛起，比如东盟与印度等，都足以让亚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力场。亚洲要发挥其潜能、优势，首先必须维持区域和平，不容域外势力搅局。在此基础上，中国要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循序推广落实。这一理念若要在亚洲有效推进，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互信、互谅、互助的机制平台。一方面需要通过文化层面的互动对话，促进亚洲诸文明之间的交流，进而奠定互鉴、互谅的基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具体可操作的抓手，否则易沦为“坐而论道”的空论。我认为，由于当前的国际形势多以区域性的共同利益挂帅，而亚洲又地广人众，不同文化并立，政治经济利益与矛盾各异，因而亚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不妨按区域来命名，比如“环南海命运共同体”“环印度洋命运共同体”等。

在“环南海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以当前相对棘手的南海争端为例，中国与其一直陷于被动，受久议未决的“南海行为准则”羁绊，不如主动释放善意，先搁置争议，开拓中国与沿岸国家之间的海事合作、捕捞合作等。前者可避繁就简聚焦于海洋学的探索、海难救援的协作和海上安全的守护等方面；后者可为这些沿岸相对落后国家的捕捞业提供造船技艺、捕捞科技和渔获市场等方面的援助。这种为对方海洋经济添砖加瓦的善意举动，无损于中国的海权和水域主权完整，却可在现阶段赢取东南亚沿岸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与好感。中国面对的主要矛盾避不开美国的威胁，南海水域主权的争端必须妥善处理，不容激化。中方没必要同时开辟多条战线，让美国见缝插针，离间东盟的对华关系。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崛起，当前印度洋也已成为中美博弈的一个角力场。中国可承继此前“一带一路”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缅甸、巴基斯坦等国的部署，联合这些环印度洋国家，建立“环印度洋命运共同体”合作框架。除了基建与经济建设，中方还可继续仰赖“一带一路”的推进，发展公共卫生、减贫扶贫、数字经济、地方治理等领域的合作。

总体上，中国要走进这些国家，赢取其政府与人民的信任，不能光靠经济产能、基建大项目等硬实力，还需巧用软实力，深耕有关国家的社会人文，才不会让彼此的关系沦为只是“以利相交”的经济关系。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过程中，通过具体抓手落实，使合作方有获得感，就能将西方鼓吹的虚无缥缈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比下去。

欧阳：感谢您一再提醒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不管是周边国家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还是整体外交，都一定要从各个国家的实际出发，尤其是从它们的需求和困难出发。比如马来西亚在历史上就一直与中国良性健康互动，很多华侨长期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发展，中国对此也应该高度关注和重视，尤其要考虑马来西亚的特殊需要。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和亚洲国家在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使命和作用？我认为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首先，最关键的是我们所有的国家都尽可能做好自己的事情，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其次，以合作共赢方式直接地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比如“一带一路”是由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具体对接，所有国家能切实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项目，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互动，达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最后，要努力构建一个稳定和共同繁荣的亚洲，并以此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我们有时不一定能够直接地、全面地参加到全球经济的大循环中，但是建立一种小循环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友谊与合作

欧阳：在构建中国和亚洲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我认为思想相通是很重要的，中国和亚洲国家要抱持相互信任、互相支持的心态，通过增强信任、增强信心，加强团结合作。

翁：谈到亚洲，我稍微谈一下马来西亚的情况。它作为东盟的成员，有自身的优势和短板。我认为马来西亚与中国的友谊与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双边政府的互动与合作上，其抓手也不能仅限于基建项目。民间的往来，除了跨境旅游和侨务对接，双方还有更广的空间可供深耕。马中两国的关系可往更高更广的层面迈进发展，尤其是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阶段。马来西亚需要的是新动能、新基建的带动。数字经济与绿色科技的新基建是当前马来西亚要登上工业化4.0列车的乘车证。

在人文方面，交往深耕的对象，除了华人的中文圈子，也必须兼顾讲英语的社群，以及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多数族群。对接的身段与方式可有别于一般的官方对接，更趋于柔性的民间温情交往。在信息传播方面，中方需要厚植当地的知华、友华人脉，让更多的当地社团、媒体、意见领袖和智库深度了解中国国情，进而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得力伙伴，这也是当前中方广拓国际话语权的一个抓手。要讲好中国故事，需要更多境外的友华声音，以境外的视野来陈述传播。

欧阳：谈到中马友谊与合作的机会，跟翁主席报告，我们学校希望开展一个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一带一路”专题研究。同时，这里也正式向您发出邀请，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完成这个课题。我们可以根据疫情的发展再看以何种形式开展这个专题研究，期望能够有一些详细的调研，包括“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过去做得怎样、现在有何问题和困难、未来应该如何做等，通过调查和研讨直接提出对策建议。这是当前中国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对您谈到的智库合作中的文化、心理和情感等问题深有感触。所有国家之间都有这些问题，看不见摸不着，却无时无刻不弥漫在我们的交往与合作中。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来讨论一些具体的话题，把我们两家智库之间的全面战略合作加以推进。我想未来直接对“一带一路”中的马来西亚的建设、实践进行深入探讨，您觉得怎么样？

翁：我觉得这非常契合现实需求，尤其是在当前，我们都正期待中方在第二个阶段全面推进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只局限于现有的传统基建，包括路、桥、铁路等，也应开展新基建，包括数字经济的新基建等，还有人文、信息传播方面都绝对值得我们去琢磨、去深耕。至于您提到的详细调研，我们也非常愿意配合。此外，我认为大学之间的合作很重要，尤其是产、学、研方面的合作，我提到的“中国智造”，其实最容易、最方便的切入点就是跟当地的相关大学开展合作，树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