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T产业中的职业技能训练与程序员精神气质的形成
——以对S市ICT专业大学生的调研为例

贾文娟 丁志文

（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一、研究问题

近年来，中国信息通信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产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包括ICT产业在内的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8%。①《“十四五”规划〈纲要〉主要指标之6|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fzgh/202112/t20211225_1309653.html?code=&state=123，访问时间：2021年12月25日。数字产业已经成为驱动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核心力量。与传统产业不同的是，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核心的ICT产业所需要的是高教育程度、高技术水平的劳动者群体。该劳动者群体不仅应熟练掌握必备的劳动技能，而且需要较高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ICT产业中劳动者群体的职业技能训练状况是推动该产业良性发展的题中之义。

当然，当下对劳动者群体技能形成的研究并不在少数，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围绕传统制造业中的体力劳动者展开的。有学者指出，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学徒制承担了技能培养的职责。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学校教育取代学徒制的角色，成为训练劳动者技能的重要方式。在围绕职业技术型学校的研究中发现，学校通常将进入职校的学生视为失败者，而采取“重管理，轻技能”的教学模式。①杜连森：《“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与教育的“空洞”》，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22-130页。在这种模式下，学校并不关注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而将他们视为廉价劳动力。②姚建华、苏熠慧：《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进而在学生群体中逐渐形成自我放弃的失败者文化，最终导致职业技术学校无法达成培养合格技能人才的目标。③伍宁著，丁百仁、王刘飞译：《学做服务工：中国都市青年、职业学校和新阶层的形成》，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08-121页。这些研究关注职业学校教育对制造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影响，并意识到“文化”在其中具有一定的作用。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工匠精神”等精神气质对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重要性。王星指出，工匠精神作为产业工人的精神气质，是在理论知识学习、长期劳动实践等劳动者技能形成中逐渐产生的。但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侵蚀会使工匠精神难以养成。④王星、徐佳虹：《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现实境遇与路径选择》，载《学术研究》，2020年第8期，第59-64页。

实际上，精神气质与职业文化对于以专业技术人员为核心的劳动者队伍建设更加重要。针对医护人员的研究显示，这一群体被要求在掌握护理病人的基本科学知识之外，还应当基于其职业伦理进行情感劳动。研究者指出，临床医生会在实习过程中，学习如何控制情感、表现出冷静而客观的职业精神，以提升自身的专业性；⑤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著，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2-76页。从事安宁疗护的护士也会在医院组织的训练中，掌握共情、情感控制的方法，并获得慈善悲悯的精神气质。⑥张晶、李明慧：《“向死而生”：安宁疗护专科护士的情感劳动层次极其转化》，载《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2期，第104-123页。可见，当学者研究劳动者的技能形成过程时，不仅需要对劳动技能本身进行考察，还需要关注劳动者精神气质的养成。

对于ICT产业中的程序员群体同样如此，以互联网工程师文化为依托的“极客”气质也是其职业技能养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指出，工程师文化不仅作为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背景，引导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对劳动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嵌入在程序员群体的劳动之中，他们主动将这个文化体系运用在自身的工作中，并对ICT技术创新与产业整体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⑦Kunda G.,Engineering Culture:Control and Commitment in a High-tech Corporation,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9,p.7.卡斯特认为，互联网“工程师文化”包括：技术精英文化、黑客文化、虚拟通信文化以及企业家文化，这四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体现出程序员所具备的精神气质。①曼纽尔·卡斯特：《网络星河：对互联网、商业和社会的反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1-68页。工程师文化是美国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这种以追求自由、创新、极致为特征的“极客”气质并非凭空产生的，不仅形成于劳动场所和生产过程，而且与源自硅谷的产学研一体化及教育与科研协同发展模式有着密切关联。正因如此，中国各地也开始以产学研一体化的方式推进ICT产业的基础创新与专业人才的教育。然而，大多程序员并没有形成追求自由、创新、极致的极客气质，其精神气质更倾向于以智识换取工资的功利主义。实际上，程序员的精神气质并非完全是在工作场所中形成的，高校ICT专业的教育方式对其精神气质的塑造同样极为重要。那么，产学研一体化下的高校ICT专业教育是如何推进的？这对ICT程序员的精神气质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从职业技能训练的视角出发，基于对S市6所高校中的14名信息技术类专业大学生在学校中学习情况的调查，②其中男性12名、女性2名，除一位学生外，其他学生都就读于211、985工程大学的信息技术类专业，其中包括一些在该专业学科评估中达到顶尖的学校。访谈对象为来自国内各个地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讨论了ICT专业的教育方式对其精神气质和职业技能养成的影响，并思考如何破解中国ICT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人才队伍构建”难题。

二、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以教为主”的职业人才培养模式逐渐过渡到教研合一的培养模式，最终发展为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这一转变过程决定了在现今大学培养模式中，同时存在着行政化和市场化两种倾向。一方面，行政化倾向造成大学课程体系僵化，难以符合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市场化又使大学的课程内容和培养过程蕴含了大量的市场逻辑。接下来，将讨论这两个特征对信息技术类专业教学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大学正式形成。③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及院系调整，现今中国大学基本格局的建设在当时已经完成。在这一阶段中，中国的大学具有鲜明的以教学为主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受战争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疲软，急需大批实用性人才为国家的建设服务，因此在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工科型院校。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曾指出，政府培养人才的办法，是按照国家建设需要，确定专业的设置，并以专业为基础进行有计划的招生。④曾昭抡：《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问题》，载《人民教育》，1952年第9期，第6-9页。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大学的学科设置也以工科专业为主，占所有专业总数的55.3%。⑤鲍嵘：《学问与治理——中国大学知识现代性状况报告（1949-1954）》，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9页。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事实上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教育，而科研工作受到贬低。⑥李刚：《大学的终结——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载《中国改革》，2003年第8期，第36-37页。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期的高等教育还存在鲜明的行政化特征。这一时期，国家对大学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掌控达到了顶峰，并对学校开设的课程，乃至课程具体内容的设置进行管控。①张侃：《中国大学制度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的自主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有权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任务。”这意味着大学受到的外部干涉压力逐渐减少，可以自主决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并采取学分制、选修制等制度完善大学的管理，提升大学的运作效率。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大学本身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原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类似于职业院校的大学，在这一阶段逐渐开始将科研工作视为主要任务。②张侃：《中国大学制度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页。197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以此为标志，大量大学开始转型，从原本的教学型大学转变为科教一体型大学，使科研工作再次回归大学校园。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要根据不同条件，大力开展技术开发、推广应用和咨询服务，兴办科技产业，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06/01/t20070601_11569707.shtml，访问时间：2022年01月20日。《纲要》出台的主要目的是使大学能够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做出贡献。近年来，产学研一体化成为中国大学发展的主导趋势之一。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产学互动、校企结合的形式，把教育与科研、生产等活动和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同时实现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继而更好地推动产业发展，④张侃：《中国大学制度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1页。实现校企双赢。⑤邹本国：《对高等学校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的思考》，载《中国成人教育》，2010年第10期，第40-42页。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教师一方面要完成日常教学工作，另一方面则要将自身的技术创新转化成为产品，以实现经济效益、推动产业发展。因此，大学的职能除了原本就有的“科教合一”，还增加了需要以学、研来助推产业发展。

产学研一体化的高校办学方针对学校教学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一方面，大学行政系统需要对产学研一体化推行中的各项具体事务进行管理，包括财务、项目、教学等。当然，中国大学的行政化特征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奠定的“政治主导大学”的基本格局之间有密切联系。在之后的改革中，虽然国务院、教育部逐渐将科研和课程的自主权下放给学校，但是行政主导的特征依然鲜明。事实上，中国大学的产学研一体化也并非是自发现象，而是由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与科层制命令推进的。⑥张侃：《中国大学制度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61页。另一方面，企业与市场的力量对大学教育的影响同样强大。在现有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大学的“公司化”问题逐渐获得了全球学界的关注。国外研究者指出，“公司化”意味着大学从一个科学研究的场所逐渐转变为生产知识的工厂，其更多地向学生提供类似职业教育的课程以满足市场与公司的需要；大学的所有制度设计都以经济利益为先，却通过宣传手段将自己包装成看似以学术为追求的大学，以吸引学生。①Ginsberg B.,The Fall of the Facul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3.中国的大学也没能在商业化大潮中独善其身。不少任课老师同样通过强调课程的商业价值或利用学生对就业的焦虑，来进行课堂管理。可以说，在大学生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他们便已经受到功利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那么，产学研一体化背后的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是如何影响和形塑了ICT专业大学生的精神气质呢？接下来，我们将回答这个问题。

三、行政逻辑下的课程设置与ICT学生的体验

一般而言，大学生对高校行政化本身的体会并不直接。但是，他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行政逻辑下僵化的课程设置对自身学习的影响。ICT专业大学生发现，不少课程所教授的内容与当下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大学生对课堂教学呈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并试图逃离学校和老师的管束，自由地去追求实用性更强的知识。

（一）课程设置与学生感受

调查发现，目前信息技术类专业的学生需要接触的课程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以专业理论基础为主的课程，例如信号处理原理、计算机组成原理、编译原理、通信原理等；另一类则是偏向于具体操作的课程，这类课程内容较多，上课方式也不统一，往往根据老师自身的研究领域决定。受到行政化影响较明显的主要是第一类课程。

首先，不少学生都认为这类课程对自身未来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

感觉很多课程很难被应用到实际当中，可能就是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但是在实际中其实很少会用到。当然也有少部分课是比较实用的，比如面向对象、算法与数据结构之类的，其他大部分课包括像通信原理这种其实平时基本是用不到的，只能说是了解一下这个东西。（C09访谈：20211221）

正如许多研究业已发现的一样，对于一个知识更迭快速的行业来说，学校的理论教学体系难以跟上现有的市场需求，进入市场之后学生还要再花大量的时间额外学习。许多专业基础课对学生来说只是一个走过场的过程，甚至是“抽空去上个课（C10访谈：20211221）”。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呢？

我们发现，教材更新速度缓慢是学生不满课程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一些较为基础的或者国际化的课程，大部分的教材内容都由任课老师自己编写。这种教材的特征是编写时间相对较早，版次更新缓慢，以至于很难满足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正如以下学生所述：

如果是计算机领域比较权威的教材，我们一般会说到“黑皮书”，我记得好像当中出到第五版、第六版、第七版的都是比较多的。而如果是我们自己老师写的那个书呢，我印象里是在二、三版。（C13访谈：2022116）

专业课上，有一些教材是我们老师自己编写的，还有一些很经典的教材，比如计算机领域的外国权威著作。当然是后者的编写质量会好一点，经常会有学长说老师自己编的教材中存在错误，让我们不要按照课本上的内容进行操作。（C13访谈：2022116）

从访谈中可以发现，有些教材的编写从现在的视角来看甚至“漏洞百出”，需要学生自己进行选择性的采纳才能满足学习和使用。显然，面对变化十分迅速的计算机市场，这种类型的理论学习难以满足学生的需要。

（二）课程形式的模式化

除了课程内容本身的问题，对于这一类比较偏理论的课程，教师授课时似乎也更倾向于“走个形式”。如以下学生所说：

我觉得研究生没有上课的必要吧，反正老师讲得也不怎么样。（C04访谈：20211126）

做项目的时候比上课的感觉更好。我感觉我们的理论学习其实大多是靠自己，老师讲的内容只是一个辅助。（C05访谈：20211204）

我觉得老师讲课的内容学习起来可能效率会很低，老师课上讲的东西还不如我们私下自己去学。（C06访谈：20211205）

许多教师往往照本宣科，几乎完全按照PPT以及书本上的内容来授课，并没有对其进行拓展，使得本来就已经落后于产业需求的理论课程更为僵化和无趣。比如，以下受访者所说：

说实话吧，我觉得其实做项目的收获比考试要多一些。比如，《操作系统》那门课我就是学了两天再刷了两天考研题去考的，最后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C13访谈：2022116）

基本上老师都先用一半的课程讲一些基础的理论知识，课程的后半段都是老师布置一些实验作业，自己练习一下就可以了。（C03访谈：20211130）

最后，理论课程的考核和作业也具有固定的套路。大部分课程的作业都是教材所附的课后练习材料。而考试的内容也大多参照教材或者从某一固定的题库中抽取。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需要考前突击学习几日就能取得优异成绩。

几名参与中外高校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表示，中方教师与外方教师的教学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我觉得我们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很严重。与国外特别是北美的本科或者硕士教学对比，我的心理落差很大。人家的老师很厉害，他们学的技术也很厉害，而且他们的课程还是免费的！老师大方地把所有资料都公开，一下就会让国内大学生的心理非常不平衡。（C01访谈：20211003）

如果是中方的老师教学，一开始可能就按照课本的内容讲，作业就是课本上的题。但如果是外方教师的话，授课方式就比较灵活，因为是老师自己准备的，给我们的作业也是看老师的心情布置的。（C05访谈：20211204）

由此可见，外方教师教学有着很大的灵活度，可以根据自己对计算机专业的理解给学生安排课程并且布置作业；相对的，国内教师教授的理论课程更为僵化，并常将课本内容作为讲解资料和课后习题的来源。

通过以上两方面可知，国内大学ICT专业中的计算机理论训练具有高度模式化而欠缺灵活性的特征，教师倾向于使用固定的教材、固定的授课方式、固定的考试方式推进学生的学习。一批又一批的学生经历同样模式的训练，甚至在一个学校中相隔好几届的学生学习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这一现象与大学教育的行政化运作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课程设置的更改可能会使选课人数、教授方式、考试方式等事项发生变化。而且，在要求教师每讲必有PPT、必须要写板书且经常有教学督导听课的情况下，围绕课程的任何改动都有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大胆的理论课程创新可能给教师自身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继而直接影响任课教师的职称评定。另一方面，任课教师但凡需要更换课程名称或开设新课程，都必须提前向学院、学校方面进行申报，并填写各种烦琐的表格。教师个人在课程更改、课程开设上的自主性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往往倾向于选择轻车熟路并稳定的教学方式，避免完全脱离“常规”教学方法——哪怕这种教学方式过于因循守旧。总之，对于教师个人而言，一旦要对课程进行改动就需要层层行政审批，这意味着巨大的投入与成本，这是其不愿承受的。当然，僵化的授课方式与课程设计对于基础学科来说问题较小，但是对于计算机这种快速发展的专业，则会造成与市场脱节的问题，难以满足学生个人发展的需要。

（三）ICT专业学生的功利主义追求

当然，S市信息技术与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正如威利斯在中国学生群体中的研究发现，大部分中国学生的目标仅是追求在发达城市过上由“消费主义”定义的富裕生活而已。在他们眼中，农村生活是贫穷与落后的象征。①Willis P.,Being modern in China:A Western cultural analysis of modernity,tradition and schooling in China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2019.与此类似，对于ICT专业的学生而言，获得工作、获取经济利益、提升自身的社会阶层，便是其受教育的核心目标。比如，当笔者问“为什么选ICT类专业时”，被访者的回复如下：

因为挣钱，收入更高。（C07访谈：20211211）

想学计算机但高考分数不够，就只能报计算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了，单纯地觉得这个专业可能工作前景比较好，然后就选择了这个专业。（C05访谈：20211204）

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其实我想选一个文科专业，是市场营销类的；后来我爸说，不要去选那个文科专业，不好找工作。因为我高中学的理科，我想大学再选个理科专业也行，然后就挑了一些计算机、软件工程、电子信息类的专业。最后就确定了这几个专业，报志愿的时候都报上了。（C06访谈：20211205）

显然，上述僵化的课程体系并不能满足这群学生对好工作、高收入的追求。随着中国大学扩招的持续进行、高等教育受众规模的不断扩大，学历贬值危机逐渐蔓延到了本科甚至硕士研究生身上。现今的高等教育已不是为选拔精英而设计的制度，而成了大多数适龄者的机会和权利；大学培养的学生也从专门人才转为了标准化、可重复生产的“高级人力”。②丁洁琼、刘云杉：《中国高等教育70年：大学生角色的演变》，载《北京教育(高教)》，2019年第10期，第93-98页。而对于企业而言，学士或硕士文凭只是一个基本门槛而已，并不能代表其工作能力。比如，被访者C14便坦陈：

找工作时更看重的是你在各种比赛中拿了什么奖，或者做了哪些有影响力的项目，而不是你有没有毕业，考了多少分。③学生的行为也能证明这一点，那些有志于进入大公司工作的人会在本科或研究生期间积极参与多种多样的计算机类实践项目并争取获奖，以期得到企业的青睐。（C14访谈：2022120）

可见，信息技术类大学生已经清楚明确地意识到，他们即将面对的市场环境是极不稳定并充满竞争的。他们也知道，任课老师不愿意在受行政制度约束过多的教学上花费太多精力，而是将更多时间投入到与企业的商业合作中。在这种情况下，ICT专业学生认为，认真上课是一种浪费与损失——他们原本可以把时间投入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四、市场逻辑下的课程训练与程序员气质养成

产学研一体化的参与者不仅仅有高校，还有企业。从制度逻辑上看，高校管理方的行动主要在行政化的逻辑下进行，而企业方的行动则主要在市场逐利的逻辑下进行。高校管理方和企业合作方的行动逻辑对高校教师和学生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校教师既要遵从学校管理方的行政化逻辑，又要遵从企业合作方的市场效率逻辑——开设与市场需求接轨的操作类课程，并承担来自企业的商业合作项目。高校教师的行动对信息技术类大学生的课堂学习态度，及程序员精神气质的养成亦有所影响。前文讨论了学生倾向于投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应付僵化的基础课程。在逃避这些僵化课程的同时，ICT专业大学生主动拥抱了那些以“适应市场”“好找工作”为“卖点”的应用性课程，并积极参与教师承接的商业项目。那么，受访者在更为市场化的课程中，有怎样的学习体验呢？

第一，信息技术类学生通过参与市场化取向的课程，①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类课程具有市场化的特点，但是也仅仅体现在作为作业的课程项目之中，日常的授课安排与一般的理论课程并无较大区别。习得了ICT产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控制方式。比如，C02表示，有些课程的考试方式，和信息技术类企业的绩效考核方式很接近：

我们有一个项目是教师排考系统，要求做一整个的项目管理。老师让大家课下组好队后再把小组成员名单报上去，然后按照实际在公司工作那样的小团队进行分工合作。比如有项目经理，有管产品的，有做架构设计的，还有管开发的、做测试的，按不同角色进行分工。之后，每次不同的人汇报，就汇报自己那部分的工作。（C02访谈：20211130）

在侧重于实际应用和操作的课程中，任课教师会要求学生完成一项项目。一般来说项目的选题由教师决定，且会对基本的要求进行规定。例如上述C02所说的“教师排考系统”，任课老师会要求学生利用程序实现特定的功能，使其能达到实际使用的目的。在项目中期，教师会针对项目执行的情况进行检查，如果项目的推进出现问题就会及时给出意见以帮助学生团队解决，最后再进行课程展示。

有一个叫彩虹楼梯的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五个人合作，需要有人用PCB板（即印制电路板）画画；还要有人做硬件方面，就是单片机的处理；同时还需要有人编写上位机程序，我就是负责做上位机的。上位机的设计比较侧重于软件，作为用户与下位机沟通的桥梁，可以让用户接触到这样一个设备并且进行一些个性化操作。我们这个彩虹楼梯呢，就是一个可以变成不同颜色的楼梯，用户可以调节楼梯的颜色、发光模式，设计时还要考虑不同接口的传输速率等。总之，这是一个合作项目，我主要是负责上位机。（C09访谈：20211221）

与正式的工程开发一样，学生的作业项目也会涉及复杂的分工合作。如上述彩虹楼梯项目需要五个人分别从事图画制作、硬件处理、代码编写等。在有些项目中甚至会安排专门的项目经理和汇报人来协助完成任务（C02访谈：20211130）。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学生团队也会定期开展项目进度讨论会以协调每个人的工作，保证项目平稳推进。以上流程与实际市场中的项目开发过程非常相似。

项目汇报一般来说就是上台展示代码运行过程或者录好视频上台播放：要求用第一种方式的老师其实不是很多，因为展示的电脑跟自己的电脑搭建的本地环境不一样，可能没办法跑编好的代码；第二种用得比较多一点，在搭建好的本地环境下展示并且录屏，再用学校上台展示的电脑播放视频。（C08访谈：20211218）

一般评价的标准是看完成的工作有没有达到老师要求的一些指标，然后就是代码有没有一些创新点以及功能上有没有创新之处，也要看这个设计的内容有没有和别人的重复。首先从内容呈现上进行评价，然后再看一下代码，以及在演讲汇报过程中的表达也很重要。（C07访谈：20211211）

课程项目的最终考核，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学生直接将自己的代码程序放在课堂上展示并配以PPT具体介绍项目的设计方案及实现过程；另一种则是通过电脑录屏的方式展示。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最终任课教师的考评标准还是比较统一的。首先，该程序必须能满足各项指标的要求；其次，需要有创新点，并且是客户友好的；最后，考察演讲过程。创新点和客户友好度有时会成为考察的重点。任课教师通常会偏好一些比较新的代码，并不鼓励学生仅使用课堂上学习到的内容来解决问题。例如，C07曾经遭遇过一次“挂科危机”，此后，他从网络上复制了他人的新代码，才获得了任课教师的认可。此外，对客户友好度的要求意味着任课老师会很关注程序使用界面的美观度，虽然这常常并不是一个程序最核心之处。①用C13的话来说，一般在课程中写程序甚至不需要任何界面，只要能够完成程序要求的功能即可。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用户界面常常是很多余的内容，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对于用户而言，他们最关注的可能就是软件的客户友好程度。因此，这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我们平时上的一些课程在收尾阶段会有学校跟企业联动的内容，有时企业的老师会来我们学校教课。有些课程本身就不仅仅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在上，也会让企业的员工来给我们上课，比如会请字节跳动的某技术“大牛”，这其实就已经与企业有非常多的联系了。还比如，我们课程作业做得非常好就可以直接进企业实习了。（C10访谈：20221221）

部分的学校课程是直接与企业合作开设的，并由业界专家来校给学生上课，使学生了解市场情况。如果学生在期末作业中表现出色，就能直接进企业参加实习。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生发出“进入市场”的向往，并强化了自身的竞争意识。

第二，任课教师在与学生的日常互动中认为，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被访者指出，任课教师在上课的时候，是通过宣称“课程的市场有用性”和“知识的交换价值高”，来证明课程的重要性，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老师上课时会说：“现在你们好好学，以后靠这个能够赚大钱。”（C09访谈：20211221）

上课的老师，都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比如说我们院长，还有一些做光纤的老师，他们都是搞硬件搞研究的，就会认为那些搞软件的都没有用，不是长久之计，35岁就退休了，很容易被淘汰。但是，做软件方面的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会说做软件的能有多少好处，好多学生毕业了都是去做软件，一年工资少则二三十万，多则三四十万，可以很快实现财务自由。（C06访谈：20211205）

从C06的描述来看，无论是从事硬件还是软件编程的教师，都是通过向学生表示选择该方向后，将拥有更光明的未来，而使学生跟随自己学习。经济收益已经成为招生的重要手段。

别说我们自己的热情消退了，老师的热情有时候都消退了。其实老师们也看得很透彻，说是真正热爱吗？其实并不是这样。都告诉学生既然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技能体系，能够依靠这些技能吃饱饭，而且吃得很好，那就在这儿了。（C11访谈：20220102）

大多数信息技术类专业的教师和学生都是通过“交换价值”来理解其未来和工作的意义。教师对取得市场成功的强调，亦使学生生发出了功利主义的取向，学生的目标就是把自己打造成符合市场需要的知识劳动者。

第三，学生通过参与老师的商业类项目，过早地成为信息技术类公司的劳动力。①事实上，ICT产业大学生的学习生活节奏具有行业从业人员中程序员的特征，比如他们会在期末时集中赶工熬夜完成自己的项目。但是这一点可能是由教学安排上的问题和失误导致的，本文在此不详细论述。比如，C07就谈到自己参与的多个商业项目：

前两年跟的项目是配合军区的一个研究所做卫星信号处理或者是波束形成阵列处理这些通信方面的工作。这两年老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窍”，去找校外的第三方公司做纯商业项目，上一个项目是医院的听力检测系统，最近又有一个数据库的管理系统项目。（C07访谈：20211211）

C07在本科时期就跟随他的导师做项目，最初是参与纵向的科研项目，但后面便参加了一项关于听力检测系统的商业项目。该项目是为了能够让医院检测出患者是否有听力障碍。C07说，自己在这个项目中遇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甲方会提出一些他们认为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实现的功能，因为甲方他们不懂技术。他们之前就提过一个要求，说要有自动打印功能，能把系统里面的文件直接拖到打印页面里，只要拖进去就能够完成打印。从开发的角度来说，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就直接跟他们说这玩意儿不可能实现，如果能实现也不是我能做到的。这就必须得和他们说清楚，不然要真以为这主意我也能给实现了，那我到时候做不出来不是完蛋了吗？（C07访谈：20211211）

对于这群学生来说选择市场化课程以及“做项目”最大的意义在于其具有实用性，能够直接提升自身未来的工作能力，为今后在就业市场中取得优势做好准备。如C10所述：

我在研究生阶段去参加那些项目类型的课程会更有价值，因为它会让你接触一些工作实践中常用的程序库，把那些库用得特别熟练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而一些前沿理论，虽然可以锻炼人的思维能力和总结问题能力，但是在工作中往往不会真的遇到这种问题。（C10访谈：20211221）

在这种情况下，理论课程逐渐成为干扰ICT专业学生获取经济利益的“绊脚石”。比如C7和C10表示：

我一上课就开始做项目，每天上课就相当于上班。当然我也不会旷课，但我到教室后就打开电脑开始干活儿，下课了我就干完了。（C07访谈：20211211）

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实验室的东西，然后抽空去上个课，再抽空把课程的作业做一下。我们的时间都是先放在实验室的工作上。（C10访谈：20211221）

通过额外的知识学习、项目参与，甚至直接进入公司实习，ICT专业大学生能够习得最新的技术和方法，强化自己的能力。当然，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甲方经常会向信息技术类专业的学生提出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某个模组设计任务等不合理要求，不少被访者也有过“熬夜完成甲方各种附带任务、额外任务”的经历。可以说，许多信息技术类专业学生在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成为深谙市场运作逻辑的劳动者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信息技术类专业学生表现出与卡斯特笔下所述的互联网文化截然不同的精神气质，他们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主张，而且并不认为自己的追求是成为新技术的引领者，他们关心的问题仅是怎样更好地将自己的技术能力转化成经济收益。

五、结论

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精神气质对于劳动者队伍建设与劳动者职业技能养成的重要性。当然，劳动者的精神气质并非仅是在生产场所及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教育经历对劳动者精神气质培养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本文发现，国内ICT产业程序员呈现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精神气质，并不同于卡斯特对互联网工程师文化的描述，也没有呈现出极强的“极客”特征，是与其在教育阶段的经历和体验密切相关的。

在产学研一体化的教育创新体系下，ICT类专业课程设置与技能传授同时受高校行政管理方和企业项目合作方的影响。因为高校教师的资源获得完全仰仗于前述两者，所以其在该体系中的权力与影响相对更小，科研自由难以完全得到保障。在上述权力关系中，高校行政管理方和企业项目合作方倾向于将自身需要加在教师身上，这使得教师自身的科学研究需求受到了挤压。从制度逻辑上看，高校管理方的行动逻辑是行政化的，要求尽可能降低管理复杂性和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企业方的行动逻辑是市场化的，其核心是追求市场效益。高校教师通过两种类型的课程设置分别满足两方的需求：相对稳定、甚至僵化的理论性课程，以及以就业为导向的应用性课程。学生一般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科技发展与技术突破则难以实现。结果是，被访者在对行政逻辑影响下的僵化课程的排斥与抵触中，拥抱了受新自由主义文化思潮影响的实用主义课程，并积极参与到导师与企业合作的横向项目中，依附于大企业和大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所述的技术精英文化和黑客文化已经成为遥远的想象。对于中国的信息技术类学生来说，编程仅是其用于获取收入的工具，他们选择信息技术类专业仅仅因为该产业容易就业，他们并不期待自身能够成为技术引领者。

今天，全球各国围绕计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等技术发展的竞争已经白热化，我国ICT产业技术的创新发展也进入了深水区，创新型人才是推动ICT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但各大高校的学生教育逻辑却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高校管理层通过行政手段对课堂内容进行了严格控制，削弱着授课教师的自主性。这使得教师宁可选择虽然僵化守旧、但便捷安全的教学方式，而非花费精力对课程进行实质性创新。另一方面，学生就业率是指标化管理的重要部分，各高校的目标是向企业批量提供标准化的劳动力。这使得教师通过参与商业项目的方式让学生提前成为ICT产业中劳动者队伍构成的一部分。在这种环境下，学生更加关心的问题必然是如何逃避僵化的课程，并在短时间内进行“技术变现”，以此提升自身的交换价值。也正因此，ICT专业学生的精神气质与勇于开拓、锐意创新的“极客”不同，呈现出与其他各产业劳动者相似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趋向。然而，吊诡的是，与美国ICT行业基层程序员20万美元起的年薪相比，中国ICT产业程序员的工资收入并不高，而且还需要面对大规模裁员的风险。面向未来，推动新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推进ICT产业的发展创新，亟须从改善产学研一体化职业训练体系运行的机制出发，真正地赋予技术研发者更多的自主性，以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高水平的经济收入，应该仅仅是挖掘并发挥出其潜能的前提条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