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型城市工会组织体系建设：上海的探索与实践

金世育

（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上海 200082）

工会是工人的集体组织，①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4页。其组织结构需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各种具体任务的转换，保障其完成政治任务、经济任务和社会任务，故而组织建设对工会而言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中国工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会组织，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实现全国范围的组织集中统一。②石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制度体系及其优势研究》，载《工会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第18页。城市的产业部门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聚集了大量劳动者，城市工会在中国工会组织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方面，城市工会特别是经济先行地区工会在组织建设方面出现了一些不适应：工会基层组建与企业的快速发展、组织形式多样多变不够适应，工会会员管理与职工队伍的迅速壮大、内部结构深刻变化不够适应，组织运行机制与工作改革发展、守正创新的迫切需要不够适应；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程度高、人口规模大的超大型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工会组织体系尚未覆盖的新业态、新领域、新群体，深刻影响着中国工会组织体制的建设发展。本文立足上海的工会组织体系建设实践，对其进行组织分析，探究超大型城市的工会组织逻辑，以期对当前超大型城市治理相关研究做一点有益的补充。

一、上海工会组织体系建设的探索实践

工会产生的最初目的是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而代之以工人的团结，①《马克思恩格斯论工会》，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也需要通过工会而组织起来。②常凯：《理论工会学概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页。上海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较为特殊，在超大型城市中极具代表性，致力于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比其他城市，上海工会承载着更强、更大的组织建设压力，在其建设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持续推进组织建设，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建构出具有自身特点的超大型城市工会组织体系。

（一）适时推动“总工会”建设，将职工组织起来

地方总工会是当地工会组织体系的领导机关，在经济发达、企业集中、职工众多的地方建立统一的工会领导机构，对提升地方工会工作水平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将职工“组织起来”，上海工会长期重视各级“总工会”建设，在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坚持适时推动建立地方工会领导机构。

1.以“上海市总工会”为组织统领。上海在建立工会组织体系之初就意识到“总工会”的重要性。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总工会顺势成立。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城市经济社会形势严峻，成立工会旨在将全市职工组织起来，建设新上海。1949年5月31日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次年2月全市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此时的上海总工会实行产业原则组织、继而联合的组织体制。1953年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通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工会章程，一改之前的团体会员制，确立了中国的一元工会体制。中国工会仍按产业原则但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组织起来，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企事业单位的层级管理组织体系，地方工会是由产业工会联合组成的，名称为地方工会联合会。故而，上海总工会在1955年上海市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改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1957年中国工会八大对工会组织原则做了两项重大修改，其中一项是将新中国成立前按照产业原则组织工会，修改为按照产业与地区相结合的组织领导原则，做出这样修改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相一致。③李玉赋：《新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版，第415页。为了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1958年江苏所属上海地区的郊县划入上海市。基于上述两个客观情况，为了更好地实施“地方为主、产地结合”的一元工会体制，1959年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将上海市工会联合会改称“上海市总工会”，这一组织名称沿用至今。

2.较早改组区级总工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上海各区级工会的组织形态为上海总工会的派出机构。1949年6月，上海总工会筹委会在职工集中的沪东、沪中、沪西、浦东等区域设立联络站。同年9月，建立沪东、沪南、沪西、沪中、浦东、徐汇、新泾、江湾8个区办事处。1950年三四月间，建立静安、沪北2个区办，将沪南区办分为嵩卢、邑蓬2个区办。同年6月，上海市行政区划调整，上海总工会区办相应调整为黄浦、老闸、邑庙、徐汇、杨树浦等20个区办。之后两年间，又陆续增加吴淞、高桥、龙华等8个区办和江湾、新市联合区办（后称江湾区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工会原有的组织体制经历重大挫折。上海市各级工会的领导权被篡夺，上海市总工会各区办、产业工会工作被迫停顿。①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394页。直到“文革”结束，上海工会在拨乱反正的同时着手清理、整顿组织体系。1978年9月，上海市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成立，同时恢复黄浦、南市、卢湾、徐汇、长宁、普陀、静安、闸北、虹口、杨浦等10个区办事处，在上海、宝山、嘉定、川沙、南汇、松江、青浦等10个县建立总工会。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海各区所辖基层工会数量不断增加，上海工会启动组织改革，各区先后召开第一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成立区总工会，区级工会由派出机关变更为一级“总工会”，匹配现代化城市发展。1988年12月，宝山区总工会成立，是全市第一个成立的区总工会。之后历时数年，上海实现所有区工会办事处改组为区总工会，至1994年12月，上海市总工会所辖区总工会共有14个。②李家齐主编：《上海工运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3.率先建立街道（乡镇）总工会。早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已开始探索在街道（乡镇）建立“总工会”。当时上海的经济部门和职工队伍发生巨大变化，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推开，大批职工从原体制内分流出来，越来越多的“单位人”转为“社会人”，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上海市总工会早在1996年2月就下发加强乡镇工会工作的试行意见，到90年代末，进一步提出将街道、乡镇工会由机关性质的工会改建为地区一级工会。③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志·群众团体分志·工会卷（1978—20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0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进一步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④《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http://www.gov.cn/test/2008-08/13/content_1071062.htm，访问日期：2021年8月13日。这一时期亟须地区总工会组织力量的加强。2002年9月修订后的《上海市工会条例》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明确上海的街道、乡镇工会为一级“地方工会”的法律地位。101个街道、128个乡镇的工会组织全部完成由机关工会向地方总工会的转变，其工作对象为区域内在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就业的职工以及各类非正规就业劳动者。2005年，上海市总工会依据全国总工会《关于开展建立乡镇（街道）总工会试点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推进街镇总工会建设，明确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职能任务、经费投入等。至2010年底，全市210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总工会。⑤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志·群众团体分志·工会卷（1978—20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0-161页。街镇总工会的建立，使得工会组织网络在基层得到进一步延伸，为推进非公有制企业等组建工会提供了有力支撑。

4.分步建立开发区总工会。开发区多采用公司运作或市场化运作方式，开发区工会最初形态为企业工会（开发公司工会），将职工组织起来的效能偏低。自2000年起，上海市总工会提出逐步将开发区工会由企业工会改建为地方性工会，使开发区工会能够有力地领导地区范围内基层工会开展工作，并对区域内非直管的企业工会发挥联合、协调和指导作用。经过十年的努力，上海的开发区工会呈现三种组织形态：开发区工会委员会，比照开发区管委会（管理局）机关工会程序建立，以基层工会形态履行部分地方工会职能；开发区工会联合会，作为区域内企业工会联合而具备地方工会职能，但对未建会企业而言无法开展工作；开发区工会工作委员会，作为区（县）总工会的派出机构，行使地方工会职能，但与区域基层工会无组织隶属关系。①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志·群众团体分志·工会卷（1978—20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62页。2011年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开发区工会工作座谈会”，提出把开发区工会建设成为区域性的一级工会组织，将开发区内所有企事业单位和所有职工都纳入其工作范畴，其组织形态和功能定位进一步接近“总工会”。2014年上海第一家开发区总工会——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总工会成立，正式拉开了上海开发区工会组织形态升级的序幕。作为新型组织模式，浦东新区总工会制定出台了《关于在开发区建立总工会的通知》，明确开发区总工会的职责定位及内设机构要求。

（二）搭建“小三级”架构，实现“组织起来”纵向到底

上海市总工会十分重视组织架构的完善，在持续加强地方“总工会”建设的基础上，对应党政领导体制及本市经济产业布局，形成了“市总工会—区总工会（产业工会）—乡镇（街道）总工会”三级组织架构。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治理重心开始下移，大量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集聚在乡镇、街道，用人单位和职工数量增多，街镇及以下工会对“组织起来”的影响更为显著。上海市总工会把完善基层组织架构作为组织建设重点，在街镇层面逐步形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小三级”基层组织架构（街镇总工会—区域性行业性工会—基层工会）。

1.明确“小三级”架构中街镇工会功能定位。街镇总工会作为基层的“总工会”，在上海工会组织体系的“大三级”与“小三级”之间起到连接作用，主导区域内工会组织建设，根据区域内实际，建立起区域性、行业性的企业工会联合会或联合工会。根据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乡镇（街道）工会建设的若干意见》，街镇总工会承担推动区域内企事业单位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广泛吸收职工入会的责任。2021年上海市总工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工会组织体系建设激发基层活力的工作意见》，要求街镇总工会自觉融入区域大党建，全面承担组织全覆盖、工作全覆盖职责。

2.加强区域性行业性工会建设。上海市总工会较早启动区域性行业性工会的组织探索，以经济园区、产业基地、商务楼宇、项目工地为重点，采用工会联合会的形式，实现对小微企业的工会组织覆盖。2004年，区域性工会联合会的雏形出现，杨浦区总工会试行地区工会的网格化管理。2006年，浦东新区总工会在川沙镇推进行业工会联合会和联合工会建设，将区域内2000余家企事业单位纳入工会组织体系，之后逐步在经济园区、产业基地、商务楼宇、项目工地建设区域性行业性工会联合会。静安、卢湾、杨浦、宝山、普陀、松江、长宁等区级总工会根据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职工队伍的现状，探索出楼宇工会、一条街工会、专业市场工会以及餐饮、信息技术、物业管理、印刷业、木器业等区域性行业性工会。截至2021年4月，上海市共有1094家“小二级”工会。①“小二级”工会包括区域性和行业性工会联合会两种组织类型：区域性工会联合会有863家，主要有园区、楼宇、商圈、网格片区、居村、市场、街面、建筑工地等8种组织形式。其中，园区工会（255家）根据区域经济特点，分为工业区、开发区、创意园区、经济城、孵化基地等多种类型；楼宇工会（240家）在浦东、长宁、静安等区较为集中。行业性工会联合会有231家，除家政、物业、护工护理、餐饮、商贸、制造、建筑、汽修、合作社等传统行业外，还有社会组织、网约送餐、文创、互联网、大数据、动漫、民宿等新兴行业工会。区域性工会一般对应党建片区、社会治理网格、园区、商圈、楼宇、创业孵化基地、科技创新基地等而建立；行业性工会一般根据产业聚集度高、相近或相同行业趋于集中的实际而建立。

3.积极推动非公有制企业建会。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集体企业数量减少，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私营企业大量涌现。为适应形势发展，实现对体制外企事业单位的广泛覆盖，使工会组织体系向非公经济、新兴经济领域拓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市总工会就提出“哪里有企业、哪里有职工，哪里就应有工会组织”的口号，发动各级工会以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为重点，大力推进非公企业工会组建。90年代后期，全国总工会启动一场“建会运动”，②吴建平：《从企业参与治理到地方治理参与——从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看中国工会组织与制度变革》，载《学海》，2011年第1期，第130-137页。中国工会十三大提出“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的要求，2000年工会组建率、职工入会率被纳入党的工作考核体系，2010年全总十五届四次执委会向各级工会提出“两个普遍”的组织建设要求。在这场“建会运动”中，上海工会紧抓企业特别是规模型企业建会。2014年，上海市总工会出台《关于推进实地实体型企业工会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将组建工会、夯实工作的重心放在实地实体企业，即具有实际从业人员和经营地址的正常开业经营的企业法人，以此作为加强基层工会建设最重要的阵地。

（三）注重产业工会建设，推进组织模式创新

产业工会是中国工会的重要组成部分，③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深入推进产业工会工作创新发展的意见》，https://www.acftu.org/wjzl/wjzlzcwj/qzwj/202105/t20210525_780901.html?7OkeOa4k=qAqMcqcmf3Kmf3KmfsA5P_r13.i8fuczUhxIZuaiKTVqqqqqqqqqqqqqf A，访问日期：2021年5月25日。早期中国工会组织体制是按照产业原则组织并进行联合，在同一国民经济部门或性质相近的几个国民经济部门建立产业工会。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上海工会组织的组织架构同样根据产业原则设立，因此产业工会在上海工会组织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的产业工会经历了整顿重建、扩容发展、模式转型三个阶段，最后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依托骨干企业的产业工会模式并延续至今，实现了经济体制改革中产业工会总体稳定。

1.对口计划经济产业管理部门，建设产业工会。1950年上海总工会成立，下设铁路、邮政、电信、海员等27个产业工会，在筹建中的还有针织、影剧、饮食、教育等10个产业工会。根据国家产业划分口径和有利于地方产业工会与全国产业工会对口的原则，1951年底上海总工会下辖的产业工会由成立时的37个调整为23个，将22个小产业工会合并为店员、轻工、纺织等5个大产业工会，撤销军事工业工会，分别成立军需工业、军运修造、舰船修造和民航等4个产业工会。1952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中国开始了计划经济体制时代。1954年重要的国营工业企业划归中央各工业部门直接管理，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时，按照工业行业进行“条条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成形。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各工业局按照行业下设行政性的专业公司，施行“局—行政性公司—厂”三级管理体制。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于1954年12月成立，初设7处4科。1956年初上海出现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上海市委一次性批准了全市近8.8万户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申请），之后大规模裁并重组工业企业，上海的经济进入统一的政策制定与落实阶段。在这个时期，上海总工会对产业工会做出部分调整。1957年底，共辖有一机（原五金）、二机、纺织、轻工等20个产业工会。1958年成都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意见》，较大幅度地调整了全国产业工会，上海工会相应开始紧缩机构。①1958年，上海撤销海员、新闻出版印刷、文艺、二机4个产业工会；1960年，一机、纺织、轻工3个产业工会合署办公并建成市工联生产部（对外仍保持3个产业工会名义），商业、财政金融2个产业工会合并为财贸工会，建筑、市政2个产业工会合并为建筑市政工会；1962年撤销民航工会，新建第二机电工业局工会。1963年底，上海市总工会下辖产业局工会缩减为19个。1964年上海调整工业领导体制，将原属各区委领导的工厂党组织划归市有关工业局党委。同年5月，上海市总工会按照工业局相应建立冶金、第一机电、仪表电讯等7个局工会工作委员会。1966年5月，上海市总工会下辖冶金、仪表电讯、化工等23个产业局工会。1966年7月，上海市国防工业工会工作委员会成立。

2.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创新产业工会组织模式。1978年上海工会组织体系开始重建。上海市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下辖冶金、机电、仪表等44个产业局工会，随后增加救捞局、航道局、三航局等13个产业局工会。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上海原有的产业局重组合并乃至撤销，又新增许多产业局和集团公司，工会组织做出相应调整，总体数量得到提升。1983年上海市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所属的产业（局）工会已达70个。②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志·群众团体分志·工会卷（1978—20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6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任务，并明确指出建设现代企业制度。之后，中央和省级专业部（局）逐步改组为控股公司，实现转变政府职能与建立新体制相结合，并且培育了一批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产权联结为主要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企业集团公司以产权为联结纽带，对成员公司承担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者的职能。1995年，上海市属企业推行现代企业制度。1996年，上海提出要“按照率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政府机构体制改革、国资体制改革相结合的总体框架”，在三年时间内有步骤地陆续组建约80家国资授权的资产经营公司。①林庆苗等：《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在此基础上，国资经营公司按照市场经济法则互相参股持股、竞争兼并、调整重组，形成了20家左右更大规模的国资控股集团公司。历经调整，上海出现许多产业集团，原机电、仪表、纺织三局撤局建办，挂上了控股集团公司的牌子。此后，冶金、轻工、二轻等五个局又相继改制。1996年，医药、化工两局改制后合并为华谊集团公司，至此上海市各工业局全部完成了机制转换。②林庆苗等：《国有企业改革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上海市产业工会的组织模式发生变化，形成依托行政主管部门或骨干企业集团等设立产业工会的组织模式。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局）工会所在集团企业与同产业的非公有制企业之间是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一些集团企业因经营需要开始向新的领域发展，使得原有的产业工会很难担负起地方产业工会职能。针对这一情况，上海探索建立覆盖全行业的市级行业工会，如市容环境工会、信息化工会等在与所依附的行政体制“管办分离”的情况下，适时地转型为覆盖全行业的产业工会。③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志·群众团体分志·工会卷（1978—20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8页。从机构设置情况看，市级行业工会一般与原产业（局）工会合署办公，接受上海市总工会和原产业（局）党委的双重领导，是具有产业工会属性和基本职能的行业性工会组织。市区两级医务工会、教育工会除涵盖体制内的医疗、教育单位工会，还分别在各地区推进民营医院和学校的工会组建。④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志·群众团体分志·工会卷（1978—20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8页。

（四）针对难覆盖的领域和群体，借助多方资源完成组织建设

市场经济发展完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两新组织，其间就业的职工人数多、工会组织基础薄弱、工会对用人单位影响力弱，由此而衍生出一系列工会组织体系建设的“老大难”问题。针对农民工及劳务派遣工等群体入会、外资企业成立工会等组织建设痛点，上海市总工会整合利用各类资源，重点突破建会入会这一组织体系建设首要问题。

1.联合党政力量，促使具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建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非公有制经济占上海经济总量的比例逐步升高，城郊经济规模不断增大。2011年，上海市委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工作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意见》，提出“党建带群建”工作机制建设。根据该意见，以奉贤区总工会为代表的区级工会在推进“两个普遍”工作中注意到有“政治身份”的企业在区域和行业中具有较大的示范性和影响力，有“政治身份”的企业经营者可以有效助力工会建设。“政治身份”具体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商联执委、青联委员、科协委员和企联理事等。奉贤区的做法获得了较好的实践效果，之后上海工会在全市范围内力推这一创新模式。当时，习近平、俞正声、刘云山、李源潮、王兆国、王玉普、韩正等中央和上海市领导先后对《关于上海工会力推企业经营者政治安排与履行社会责任挂钩工作的调研报告》作出重要批示，强调了此项工作的重大意义。①宋钟蓓：《企业经营者政治安排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相关问题研究》，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第29-36页。上海各区委、区政府正式发文，将企业工会建设作为企业经营者申报“政治身份”荣誉的条件之一。

2.借助国有企业工会力量，在劳务公司、产业园区建立工会。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后，尚未组织化的职工主要来自非公有制企业、小微企业，包括劳务派遣工、项目外包工等灵活就业人员。为了尽可能多地将职工组织起来，上海市总工会采用条块结合方式，以地域和人群为导向确定重点，要求各产业（集团）、委局（系统）工会自觉融入基层工会组织建设：一方面，承担园区投资运营的国有开发公司支持园区企业属地建会，并且与地区工会建立区域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具体负责区域内非公企业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与服务，工会联合会所需的日常工作力量由国有企业工会和街镇总工会共同派出；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工会将劳务派遣工、项目外包工、农民工等重点群体组织化任务纳入自身工作范畴，督促所在企业将“成立工会”作为劳务派遣、项目外包业务合作的准入条件之一，进而推动劳务派遣和项目外包人员的组织化。

3.发挥对外服务机构中介作用，推动外资企业建立工会。对外经济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依据“2021上海城市推介大会”信息，上海已有7万多家外资企业、800多家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以及50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②俱鹤飞：《上海效率和速度成为企业“定心丸”》，载《解放日报》，2021年11月7日。故而上海市总工会很早就开始思考外资企业建会工作。2005年，上海市总工会会同市外资委、市台办联合召开“上海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会工作座谈会”，2006年上海市委召开了17个部、委、办、局参加的“上海市外资企业工会组建工作专题会议”，会后建立了上海市促进外资企业工会组建工作联席会议，合力推进外资企业工会组建工作。③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市志·群众团体分志·工会卷（1978—20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51页。上海外服为上海市市属国有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对外服务机构，超过85%的世界500强企业为其客户单位。2007年，上海外服雇员工会在上海市总工会支持下成立，主要职责是在其外资客户中推进工会组建。截至2020年，在上海外服的知名外企客户中已建立工会的达到300余家，其中50%的企业工会经上海外服雇员工会指导帮助成立，40%的企业工会直接隶属于上海外服雇员工会。为了推动外企工会工作再上新台阶，2020年6月上海市总工会推动成立了“上海著名外企工会联合会”，联合会依托中智、上海外服等对外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力量，对已建会的著名外企实现二次覆盖，联合会首批会员单位达78家。

（五）探索企业外入会、网上入会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

互联网产业发展与数字经济兴起，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组织形式和职工就业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先企业建会、再职工入会”的传统工会组建路径出现适用性危机。上海市总工会依据《工会法》提出“围绕职工建会”工作思路，探索企业体制外入会、网上入会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建设。

1.依法制定企业体制外入会程序。灵活就业劳动者人员分散、流动性大、就业方式多样，组织起来难度大。上海市总工会尝试改变传统组织建设思路，探索与灵活就业劳动者相匹配的组织模式，从“围绕企业”建会向“围绕职工”建会转变，全面推进企业体制外职工入会，吸纳未建工会企业职工入会，通过指导各区、各街镇（园区）推进企业体制外职工入会，加大倒逼企业建会的工作力度。

2.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组织化工作中。数字经济对上海就业形态的影响较为明显。上海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聚焦各类流动、分散、灵活就业群体，开展新领域新兴就业群体建会集中行动。为了畅通入会路径，上海市总工会创新企业建会和职工入会方式，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设立网上入会的申请通道。根据职工信息，“申工社”将入会申请分派到各级工会受理，各级工会在办理完成后反馈至“申工社”，大大便捷了体制外职工入会程序。之后，上海市总工会出台了《网上入会工作管理办法》，明确各级工会的工作任务和基本职责，规范网上入会工作。2021年，上海工会启动“扫码入会”，与上海市政府的“一网通办”系统衔接，升级工会数据库，积极应对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劳动关系变化，更好地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3.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建设。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始新业态工会建设探索的地区之一，2017年全国第一家外卖送餐员行业工会在上海成立。之后一年多的时间，上海市总工会依托政府主管部门、地方工会、行业协会等，在网约送餐、医疗照护、物流货运、家政服务等新业态中开展组织建设；各区、街镇总工会根据地区经济业态、产业结构的实际，在本地区的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企业中，推进企业建会和职工入会。针对灵活分散、人员流动的特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加入区域综合分工会或社区、街面工会，进而在区级层面联合为行业性工会联合会。此外，上海市总工会还推进互联网企业、平台公司建会，以之为引领促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2021年7月美团（上海）工会成立，是全国第一家全面建会的平台企业。

二、“全覆盖”：上海工会探索实践的组织逻辑

大工业把互不认识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工会因消灭工人之间竞争以实现团结而生。①常凯：《理论工会学概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中外工会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视组织建设，职工组织化程度反映工会力量的大小。当前，上海工会组织体系由“大三级”和“小三级”组成，在城市内实现组织“全覆盖”，上海市总工会称之为“条块结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作为典型的超大型城市，上海的实践探索包含许多有益的经验，其中蕴含着组织化要素及其逻辑关系。

（一）组织体系以党建为引领

我国工运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中国工会组织体系以党建为引领，使自身组织体系与国家政治体制之间有效衔接。从组织历史沿革看，上海市总工会多次扩容基层组织，党组织在其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区域性工会发展紧跟区域化党建、基层工会网格化建设对标基层党建网格等，展现了“党建带工建”机制效能；从组织体系历次的重大突破看，每当工会组织建设遇到瓶颈，党组织都对难题破解给予了巨大支持，如在非公有制企业建会困难时期，将成立工会作为企业经营者申报“政治身份”的条件、出台加强群团组织建设的党政文件等；从组织目标实现程度看，工会组织建设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服务职工，将工会组织建设融入区域大党建，有助于依托党政资源、利用区域党建平台实现自身组织目标。

（二）组织原则以职工为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为新发展阶段城市建设提供了价值依归和行动指引。城市的核心是人，工会工作的核心也是人。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是工会工作的基础，上海工会组织体系的建设完善过程，正是不断回应职工需求的过程。上海工会在应对大批职工从原体制内分流、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激增等情况时，坚持以职工满意度和获得感为导向完善组织体系。为了更好地应对超大型城市劳动人口巨大、就业形式多样的趋势，上海市总工会在2015年群团改革中尝试延伸手臂，坚持“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不断扩大组织覆盖、服务覆盖，继续发扬开门办会的经验和传统，把工作触角延伸到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领域。

（三）组织策略重在基层

基层工作是工会工作的落脚点，工会职能的发挥主要在基层。2015年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提出面向基层，把力量和资源向基层倾斜投放。上海市总工会将强化基层组织网络作为组织策略重点，把加强工会组织体系建设的重点放在基层，积极探索新模式新思路新方法，基层组织形态动态演进，基层组织架构持续完善，从街道（乡镇）机关工会改建为地方总工会，到开发区公司工会转变为一级地方工会，再到“小三级”工会组织体系的形成及区域性行业性“小二级”工会的建设探索，都体现了对基层建设的重视。上海将“实地实体”型企业作为工会建设重点，紧抓企业工会建设，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只有将职工最广泛地组织到工会中来，工会才能更好地履行基本职责，通过工会源头参与预防和化解劳动争议，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会组织建设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工作目标的上下统一、有效传导，强化基层建设实现有人干事、有钱办事、有能力成事，通过组织路径实现工会资源下沉，把工会服务保障项目融入园区、商圈、楼宇、街面等企业集聚、职工集中的地方，打通服务基层职工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激发基层工会工作活力。

（四）组织形态契合市场主体演变

工会关系又被称为产业关系，其本质是一种劳动领域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关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工会关系亦遵循这一逻辑，工会组织体系改革之所以发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经济因素通常起到决定性作用。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上海是典型的超大型城市，随着经济社会的稳健快速发展，其工会组织的外部环境长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上海工会组织体系在适应城市市场经济发展的各阶段，主动契合市场主体的演变，多次进行组织形态调整和组织模式创新，在中国工会发展史上创造了许多“第一次”，如率先建立街镇总工会、率先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等。上海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工会组织形态也不断调整内部结构，优化组织模式，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五）组织架构匹配市政体制调整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在城市之中，人与城市之间“有机共同体”的关系也将更为密切。自工业社会以来，劳动者组织和加入工会就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工会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其组织体系特别是组织架构，需要与市政体制实现有机衔接。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工会组织体系的众多调整与城市行政体制调整分不开。1950年上海工会因上海市行政区划调整而增设区工会办，20世纪80年代因市场经济初期探索的需要，上海原有的产业局重组合并乃至撤销，产业工会相应做出调整，同时为匹配区级政府增加的经济管理职能，上海工会逐步改组区工会办为区总工会。20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市委、市政府多次提出在上海城区施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体制，重视以街镇为重心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街镇工作的重点在于社区管理，由此工会工作的重心也开始向街镇、社区转移并且逐步建构起相应的组织体系。

（六）组织方法紧跟技术革新

先进技术的运用有利于创新组织方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对传统工会组织体制形成非常大的挑战。上海各级工会通过加大组织创新力度，整合多方组织资源，着力畅通入会渠道，不断创新与劳动关系变化相适应的建会入会方式，特别是针对灵活就业群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探索建会管会新机制，使职工入会更便捷、联系工会更紧密，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将他们组织到工会中来。同时，上海工会结合推进会员实名制工作，摸清各类职工群体基本情况，发挥数据库在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从工会网站到工会App、微信公众号，再到扫码入会、工会数据库建设以及网上职代会等工会工作的数字化探索，上海工会组织建设始终积极拥抱技术革新，致力于运用数字技术改进组织方法。

三、超大型城市工会组织体系“全覆盖”面临的挑战

列宁关于工会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形式根本改变的理论认为，经济政策不改变国家的性质，但会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使工人状况和工会状况发生一些重大变化，也就是对工会提出了新的要求。①冯同庆主编：《马克思主义工会思想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237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我国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这对工会组织体制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在城市治理的精细化、规范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方面，上海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①俞可平：《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若干重要问题——基于特大型城市的思考》，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88-99页。为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在城市发展中仍然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是上海工会组织体系“全覆盖”面临的挑战。

（一）工会组织体系建设需不断适应超大型城市复杂多变的市场主体

上海作为典型的超大型城市，一是经济发展程度高，市场经济体数量多、密度大。上海市全市总面积6340.5平方公里，辖16个市辖区，截至2020年末，共有各类市场主体292.90万户，注册资本（金）28.59万亿元，其中，企业241.91万户。②上海市统计局：《2020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tjj.sh.gov.cn/zdlyxxgk/20210701/fa09ad6c 2b5f4bb6b508ef786cc89c4a.html，访问日期：2021年7月1日。在部分核心经济区域，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市场主体更为密集。二是市场化程度高，企业业态多样。上海经济兼备总部经济、创新型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特征，汇聚了一大批民营龙头企业总部、央企总部、外资跨国公司总部，同时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吸引了很多国内外人才来沪创业就业。在上海，市场主体的出资形式、所有制方式及经营模式千差万别，且其中不乏资本巨头、行业独角兽。三是两新组织数量占比较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和新社会组织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民办非企业（如民办医院、学校、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等不断涌现。在这些市场主体中，劳动关系的协调、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客观要求代表职工一方的工会不能缺位，但其工会组织体系建设刚刚起步，还存在很大的增量空间。

（二）超大型城市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与就业形态对工会组织体系形成压力

生产要素集聚是城市化的显著特征，人口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增长。中国常住人口规模超过一千万的城市有17个，GDP超过万亿元的城市更是高达23个。③陈科霖、胡淑昀、曾林妙：《超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全周期管理路径研究——基于北上广深的比较》，载《特区实践与理论》，2021年第3期，第39-46页。对于超大型城市的工会组织而言，人口高度聚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人口城市化对城郊工会组织体系影响越发深刻。超大型城市为了解决中心城区人口过密和功能不协调的问题，通过建设一批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城郊新城新增大量劳动就业者且有待工会组织覆盖。城郊工会的基层组织网格相对松散，基层组织建设压力增大。二是非户籍外来人口比重大，工会组织体系所承载的联系覆盖压力大。户籍制度作为我国基本社会管理制度之一，不仅关系个人的教育、就业、收入、住房、医疗以及子女的入学和就业等一系列基本权益，还涉及选举等参与社会治理路径。非户籍外来人口因参与社会治理路径受阻，容易成为城市治理问题。超大型城市作为流动人口导入地区，常住人口远超户籍人口，非户籍外来人口约占上海总人口的40%且来沪缘由多为就业。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有责任吸纳外来就业人员加入组织，但较大人口规模影响工会组织体系功能实现。三是就业形态更为灵活化，工会建会入会工作难度加大。20世纪60年代以来，灵活用工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是企业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和技术变革时，所采取的最有效战略之一。①冯喜良、张建国、詹婧、谢丽霞：《灵活用工：人才为我所有到为我所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在人力资源研究领域，灵活用工体现了企业人力资源弹性使用的方式。当前不稳定、不可预测和高风险的灵活用工渐成趋势并构成一种全球性挑战。②Arne L.Kalleberg,"Precarious Work,Insecure Workers: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4（1）,2009,pp.1-22.作为经济先发展地区，截至2021年10月，上海市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300万人左右，③《〈上海市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实施意见〉的政策解读》，https://www.shanghai.gov.cn/202122zcjd/2021112 2/911c47297bde4194ae891b031a52d11d.html，访问日期：2021年11月22日。而其中大多为工会传统工作涉足未深的新就业群体，有待探索行之有效的建会路径。

（三）产业工会组织体系建设滞后于产业融合化发展

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逐步退出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这本身对依托行政主管部门或骨干企业集团等设立的产业工会组织模式造成很大冲击。在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企业产权模式更为灵活，产业融合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一方面，传统的产业工会实际仅是覆盖国企职工的企业集团工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伊始，国有企业就开始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出现了许多产业集团，之后更是围绕产权体制开始国有企业改制探索。党的十八大以后，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因国企改制转变为国有控股集团，原有的产业管理功能逐步消失。这些转制后的企业集团对同产业其他企业不具管理权，久而久之，以之为主体的产业工会容易“自扫门前雪”，存在履职不到位的问题。另一方面，依托骨干企业的产业工会出现“身份”危机。为了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无论国有还是非公有制的大型集团公司，都基于经营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拓展新领域，并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多产业企业集群。产业骨干企业的母体是业态广泛、关联企业众多的大型控股集团，而非单一产业公司。单一产业工会以这类控股集团公司工会为主体运作，在对跨产业职工代表性上存在解释困境，控股集团公司中的非本产业职工存在身份认同困难。再者，产业出现融合化发展趋势，传统产业定义不复存在。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的不同行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合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政府对传统业态有较为清晰的归口管理和系统的管理制度，而产业融合化加速了新产业的产生，对这些新产业的规制尚为缺乏，政府部门与之并不一一贴合、准确对应，产业工会就更难以实现“全覆盖”，很多新兴产业游离于产业工会体系之外。

（四）数字经济发展给建会入会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基于互联网技术运用而产生的数字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作用不言而喻。2018年9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指出，“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以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数字经济对上海经济社会的影响较早显现。在数字经济的强力驱动下，第三产业在上海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2.7%，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增幅明显。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府十分重视数字经济发展，计划到2022年末“将上海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领先的在线新经济发展高地”。数字经济不仅会引发企业组织重组，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更为明显：一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日臻成熟，基于数据和数据技术应用带来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新就业形态由此而生；二是一些传统的制造业流水线被数字技术所替代，机器替代人成为职工队伍建设可以预见的挑战。数字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快速发展，跨越了传统的区域、行业壁垒，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关系和企业组织方式，给工会组建、职工入会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四、精细化：超大型城市工会组织体系建设的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为新阶段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价值依归和行动指引。超大型城市提升治理效能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展精细化建设。作为管理理念，精细化建设包含分工清晰、责任明确、技术先进之意。从上海的实践及当前面临的挑战来看，超大型城市的工会组织体系应匹配城市现代化建设，加强精细化建设，遵循“全覆盖”的组织逻辑，聚焦组织功能性，不断适应产业模式、就业方式、劳动关系和职工队伍结构的发展变化。

（一）发挥“产地结合”优势，持续推动组织体系内部创新

超大型城市工会组织体系整体结构较为完善，当前组织体系建设的困境在于各级工会组织的功能与协作机制如何优化。产业工会和地方工会相结合是《中国工会章程》明确的中国工会组织领导原则。如何做好“产地结合”，发挥“两个积极性”，搞好“两个衔接”，突出各自优势，形成工作合力，是各级工会都在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目前，上海市区两级产（行）业工会历经改革，其“二次覆盖”的作用并没有完全体现，在职责定位、组织关系、制度机制方面仍存在界定不清晰问题。工会组织体系在建设完善的过程中，在街镇以下建立了大量的实体化服务阵地，不断将资源向基层倾斜，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工会与地方工会相互配合、高效调度和使用资源，打好“组合拳”，对深化工会组织体系建设而言尤为重要。

“产地结合”的工会组织体系应从实际出发，以职工为本，科学设定产业工会组织关系，根据不同区域的经济特征、产业结构调整变化、产业经济和职工集聚程度，在市区层面灵活合理地设置产业工会，健全产业工会组织体系。①《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深入推进产业工会工作创新发展的意见（摘编）》，载《中国工运》，2017年第3期，第11-14页。同时，应完善产业联席会议制度，确保产业工会与对口产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建立定期联系，与政府有关部门、行业协会等联合开展具有本产业特色的重点工作和活动。此外，应加大对产业工会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赋予产业工会更多的资源手段，评选表彰全国和地方五一劳动奖的名额分配要充分考虑产业工会，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资源适当向产业工会倾斜，使其具备更多资源服务各街镇新生的行业工会联合会。

（二）细化各级责任规则，应对市场主体形态的创新与变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市场经济主体的发展变化也更为复杂多样。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配置以资源配置效率为导向，不同的产权制度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导致企业成分复杂、业态多样。在此背景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企业数量迅速增加，一些家族式民营企业向现代公司制转型，①张卓元：《深刻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载《经济日报》，2020年12月25日。中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国有企业不断深化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已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为了实现产权有效激励，注册型、商贸型、一照多企型单位屡见不鲜，混改后的国有企业在组织模式、出资方式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局限于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等层出不穷。再者，企业迁移更加普遍、更加频繁。作为超大型城市，上海每天都有大量的企业迁入迁出。因规模扩容、战略调整等原因迁移的企业，往往会出现注册地与经营地分离、市内更换经营地等现象，这些企业虽然更换经营地，但其党群组织关系通常不做变更。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的各级工会在组织架构上呈现金字塔型。资源配置效率导向下的企业产权配置更为灵活权变，在组织逻辑上与工会体系差异很大，这对中国工会基层组织造成很大的冲击。在上海，各种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民营龙头企业、新兴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互联网企业等汇集，不少央企总部也坐落在上海，这给按照产权关系搭建上下级关系工会组织模式带来诸多问题。同时，按照工会属地化管理原则，不少街镇工会对辖区内的大型企业工会开展工作时感到乏力，因此要以职工为本，妥善处理属地管理与组织能效差异之间的关系，按照职工数量、职工需求以及企业工会组织能效，科学设定纵向隶属关系，充分发挥基层企业工会组织活力，服务好职工群众。企业工会根据属地管理要求，其组织关系通常要求附属于城市管理最基层的地方工会即街镇总工会管辖，因此在街镇工会工作中出现了跨区管理乃至跨省协调工作的情况，这既与工会组织原则相背离，也限制了工会组织效能的发挥。导致工会组织关系不能与企业同步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工会组织资源的不均等性：经营地向二线城市迁移的企业，其工会不愿脱离上海工会组织体系；市内迁移的企业，其迁出地和承载地的地方工会工作水平存在差异。为形成企业入驻建会、企业撤迁工会撤转的工作格局，工会组织建设需探索建立地方工会之间会员单位委托管理制度，在地方工会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应理顺组织关系，逐步消除工会组织效能的地区差异，提升工会服务均等化水平。

（三）夯实组织基层基础，注重织密理顺基层组织网络

对于市场主体集聚、职工人数众多的超大型城市而言，工会组织体系建设重点在基层。基层工会组织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应坚持大抓基层、向基层延伸的价值取向，牢固树立落实到基层、落实靠基层理念，把力量和资源充实到基层一线。②王东明：《在全总十七届四次执委会议上的讲话》，载《工人日报》，2021年2月9日。在基层工会工作组织架构形成过程中，如何科学有效地充实基层工会力量，让人、财、物等资源优化配置，是加强工会基层组织建设必须回答的问题。一是继续推动全域覆盖的“小三级”工会组织体系逐步完善，明确建会的责任分工，进一步推动企业工会组建工作取得突破。工会组织建立是第一步，还需要形成与之相配套的服务体系，而服务供给考验组织的承载能力。工会服务体系应与组织体系相对应，在组织体系基础上开展相应工作。二是加强“小二级”工会实体化运作。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工会尤其是街镇区域、行业联合工会等“小二级”工会，联系职工最直接、服务职工最具体。因此，只有健全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体系，充实“小二级”工会，让人、财、物等资源优化配置，有效合理地充实到基层工会中，才能真正达到扩充组织层级、增加组织力量的应有效果。三是推进基层工会规范化建设，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工会是基层工会的主体，要以服务职工为工作重心，以会员满意为工作标准，增强工会组织在职工会员中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具体而言，要按照“六有”标准，即有依法选举的工会主席、有独立健全的组织机构、有服务职工的活动载体、有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有自主管理的工会经费、有工会会员满意的工作绩效，加强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规范化建设，切实做到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

（四）提升自身组织能效，探索工会组织制度与国际劳工公约的衔接

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要求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然而，近年来国际贸易出现与劳工标准挂钩之趋势，劳工标准纳入世界贸易组织体系的态势难以逆转，特别是在WTO陷入困境后，区域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与劳工规则正在加速形成。2021年9月中国正式提交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该协定要求除需要全面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外，还涉及一系列边境后规则方面的改革，劳工标准就是其中之一。①王晓红：《加入CPTPP：战略意义、现实差距与政策建议》，载《开放导报》，2022年第1期，第7-21页。该协定要求缔约国在国内法中接受载明的劳工权利，即纳入有执行力劳工标准，已影响区域劳工规则构建。②李西霞：《论CPTPP有执行力劳工标准及中国的应对措施》，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42-50页。

制度型开放压力最先会在国际化程度高的城市显现，这要求超大型城市工会组织体系具备前瞻性：一是能够与国际劳工公约实现制度对话，特别是尚未被我国批准的劳工公约。我国实行一元工会体制，中国工会是单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有自身的组织特性，但在本质上与劳工公约要求的自由结社权并不违背，仅在组织程序上存在差异，可与之尝试制度对话。二是能够承载贸易协定中劳动争端解决机制要求的相关功能，工会要充分发挥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在统筹推进劳动法领域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中发挥作用，为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落地做好组织准备。三是积极研究区域劳工规则的构建，创新完善中国工会组织建设的理论，在涉外领域中坚持中国立场，表达中国观点，防范西方国家借新的劳工标准解释遏制中国的对外开放。

（五）借助技术力量，推动工会组织体系建设的数实融合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人类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使衣食住行逐渐披上数字技术外衣，数字生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工会与其他传统社会组织一样，组织体系面临数字化挑战，需要运用数据有效连接与智能交互等技术重塑组织流程。数字技术还深刻影响经济结构的改变，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开始参与分配，数据资本的回报率远远高于劳动，对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产生挤压。传统的工会组织体系产生于工业经济时代，工会的组建建立在传统产业关系基础上，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与资本之间不是基于稳定的制度关系，更多的是基于生产逻辑，持有数据要素的一方参与其中，这对工会组织体系建设而言又是一个极大挑战。

工会组织建设要坚持技术赋能，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结合推进会员实名制工作，摸清各类职工群体基本情况，发挥数据库在工会组建和会员发展中的支撑作用。智慧工会的建设方向应从数实结合来思考，一方面建设工会大数据体系，提升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监测能力、对平台算法价值权重赋值的监督能力、构建“以算法应对算法”的维权能力；另一方面促进工会各项工作与数字技术实体化融合，以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工作流程，创新工会工作方式，将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最大限度地运用于工会组织体系优化和工会服务供给，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完善工会组织体系，为职工提供精准的工会服务，让技术造福职工。